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引言

估定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价值与作用，既以其功业、道德、文章为基础，也与一个阶段的时代风气、思想潮流、问题意识和接受水平密切相关。在从“晚清”到“五四”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了王国维的身上。世人或依据其自述，将其学术生涯分为“哲学”（1907年之前）、“文学”（1907年—1912年）与“史学”（1912年以后）三个阶段[1]；或以辛亥鼎革，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为界，将之断为“新人物”与“一轨于正”前后两个时期，甚至指为“两个王国维”[2]。无论怎样区分，辛亥以前的王国维多在哲学与文学上用力，而此后的他专注国学研究，则是基本事实。

进入民国的王国维一向少就“文学”问题发言。对于1917年兴起的“文学革命”，他也没有任何公开言说。但从私下场合的记录中，不难获悉在诸如“白话”、“横排”等“文学革命”的根本诉求上，王国维都持有鲜明的反对态度[3]。胡适在1922年完成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是最早对于“文学革命”做出历史叙述的重要论著。在关于晚清时期的“古文学的变化史”部分中，胡适依次写到了“严复、林纾的翻译的文章”、“谭嗣同、梁启超一派的议论的文章”、“章炳麟的述学的文章”与“章士钊一派的政论的文章”，并未提及王国维[4]。但次年胡适为此文日译本作序时，却特意“指出一两处应补充之点”，其中之一便是表彰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与《曲录》等著作[5]。又过了几年，已经远离文坛的王国维“摇身一变”，成为了备受新文学家们推崇的“先驱”，他与“文学革命”的关联开始被由理论而历史地全面建立了起来。待到1927年去世以后，王国维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愈加显豁。

王国维在辛亥以前苦心孤诣探求“文学”义谛时，未有多少反响；而当“五四”之后新文学家们对于他的昔日言论大感兴趣时，他又已经返身离开，无心旧事重提，与之对话。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机缘促成了早年的王国维被高度关注？又是怎样的动因使得王国维之于“文学革命”的“先驱”形象被确立下来进而广泛接受？其间的逻辑是怎样的？对于文学史又蕴含了怎样的启示？这一切大概都需要从“文学革命”过后的“整理国故”运动说起。

一 “文学革命的先驱者”

在学术史上，参与“整理国故”运动者多为北大、清华等高校内外的学人；但从文学史上看，其实也不乏“新文学”作家以社团的力量介入其间。作为第一家“新文学”社团，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在其“简章”中就确立了“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6]。成立伊始，文学研究会就接编了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并且在《改革宣言》中表示“西洋文学变迁之过程有急须介绍与国人之必要，而中国文学变迁之过程则有急待整理之必要”，为此而创设了“研究”栏目[7]。起初，《小说月报》由茅盾编辑，杂志并未特别向“整理中国旧文学”方面倾斜。次年，《小说月报》改为郑振铎编辑，他“更重视发表有关整理中国古典文学遗产的理论探索和研究成果方面的文章”[8]。上任同年，他在文学研究会的另外一家副刊《文学旬刊》上发表了《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主张通过“打破一切传袭的文学观念的勇气”与“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来“整理中国文学”[9]。郑振铎的这一姿态“明显可见‘整理国故’的影响”[10]。

1923年，郑振铎编辑的首期《小说月报》出版。该期不仅头题即其长文《读〈毛诗序〉》，还推出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专题。郑振铎说，专题中的文章“都是偏于主张国故的整理对于新文学运动很有利益一方面的论调”[11]。如此一边倒的声音足以说明文学研究会同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立场[12] 。

在“新文学”最为主要的阵地上为“整理国故”发声之后，郑振铎还有更为宏大的计划，即组织《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专号[13]。经过认真筹备，皇皇两巨册的《中国文学研究》终于在1927年以《小说月报》“号外”的形式出版。郑振铎在“卷头语”中写道：“这是一个初步的工作，这是艰难而且伟大的工作；我们的只是一个引子，底下的大文章，当然不是我们这几个人所能以一手一足之能力写成了的”[14]。郑振铎谦称这“只是一个引子”，但收录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多篇论著其实可谓学术史上的“大文章”。吴文祺的《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安先生》（以下简称《先驱者》）便是其一。

吴文祺很早就是文学研究会成员[15]。从1921年开始，他就在《文学旬刊》上发表文章了[16]。1923年，吴文祺的名字出现在郑振铎编辑的《小说月报》上[17]。1925年，在郑振铎创办的《鉴赏周刊》创刊号上，吴文祺发表了《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主张“国故学和文学的性质，绝对不同”，“但是中国文学的研究和整理，却完全建筑在国故学的基础上”[18]。《先驱者》一文，即他个人从事“国故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正可以看作他以“科学精神”整理“新文学”历史的发现。

吴文祺是王国维的浙江海宁同乡，其在1920年代的文学与学术活动大都与文学研究会有关。毫无疑问，吴文祺是在“新文学”与“整理国故”的双重视野中打量王国维这位因为地缘而拉近距离的前贤的。当然，其研究领域与王国维的交集[19]，也使得他对于王国维格外关注。而由“文学革命”传播开来的新的“文学”观念以及在“整理国故”运动中大行其道的文学史研究的思路，更让他对于王国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了独到而深入的认识。

需要说明的是，吴文祺的《先驱者》虽是1927年才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发表，但写作却是在1924年。郑振铎组织《中国文学研究》专号的想法起于1923年，而在其接办的首期《小说月报》上，便已在“读书杂记”栏目中发表过他自己所写的关于王国维的《曲录》的两则札记，对于王国维称赞有加[20]。所以可以想见，郑振铎对于吴文祺的《先驱者》一文必然持有欢迎态度。只不过受到《中国文学研究》整体出版进度的影响，此文三年以后才得以发表。而就在吴文问世的当月，王国维自沉，恰好错过。

有感于当时流行的几种重要的学术史著与文学史论——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与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都未曾提及王国维，蔡元培的《五十年来世界之哲学》与樊志厚的《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尽管说到了王国维，可介绍的是他在哲学与史学上的成就，以及陈独秀虽然表示“王静安所长是文学”，但缺乏论述[21]，吴文祺认为“系统的介绍”王国维的文学思想很有必要，于是写就了《先驱者》一文。而此文正是最早对于王国维的文学史地位做出勾勒的文章。

吴文祺写作《先驱者》时，《人间词话》的标点本尚未问世[22]，所以其立论主要依据的是《静庵文集》与《宋元戏曲史》。吴文祺开篇谈到漫长的中国文学传统不能“彻底明白文学的真谛”，即“文学”的独立价值。可就在他撰文的二十年前，“酸化了的中国文坛里”，“居然有一个独具只眼大声疾呼地以小说戏曲为‘文学中之顶点’的人”。在吴文祺看来，此人“见解之卓越，较之现代的新文学家，有过之，无不及”。这便是王国维[23]。可见，吴文祺是在中国文学史的背景中定位王国维的文学思想的，而他依据的标准则是“现代的新文学家”提供的观念，也就是“文学革命”对于“文学”的定义。

吴文主体部分有三，分别论述了王国维文学思想的三个主要方面。其一，是王国维在中西比较视野中对于“文学”本体的发现。王国维认为，文学在中国历史上主要是一种“载道”工具，而真正的“文学”应当“以描写人生为职志”，是纯粹的而非功利的。其二，是王国维主张以“自然”为“文学的试金石”，也循此看待文体更替的现象。王国维主张“文体之解放”与“文体之自由变化”是“文学上的一大进步”。其三，是王国维更为看重文学的美学价值。而由于他以“自然”为最高的美学尺度，对于“白话胜于文言，俗语胜于古语”的规律当然也就加以肯定[24]。

以后见之明来看，吴文祺所总结的王国维的文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与“文学革命”倡导的理念若合符契。但作为首位就此问题做出论述的学者，吴文祺想要厘清其中的关节却并不容易。所以在行文过程中，他很注意勾连王国维的具体论述与“文学革命”的关系。比如，在论及“我国之重文学不如泰西”时，吴文祺强调“王氏于二十年前已能撕去这传袭的自傲的膜”，而二十年的距离，连接的正是王国维与“文学革命”；再如，在说到王国维“自然”的文学取向时，吴文祺提示“近年来的新文学运动，只是一种解除文学上的一切镣铐枷锁的运动，只是一种出文学于做作的牢笼而复返于自然的运动”，王国维显然已经就此发出先声；而“在王氏的文体愈自由愈进步的标语之下，一切足以伤自然之美的典故、对偶、韵律……等人工雕琢法，应该绝对地排斥”[25]，这也就和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事”关联在了一起[26]；还有，在述及王国维对于白话的看法时，吴文祺说“王氏是很知道白话的价值的”[27]。

在文章的最后，吴文祺又通过一连串的对举，展示了王国维的文学论述与胡适等“近来的新文学家”的主张是何等一致，从而概括道，既然王国维与“新文学家”的见解“不谋而合”，“我称他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似乎不是过分的夸大的尊号吧！”[28]王国维的“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形象由是被建构起来。

吴文祺构筑的“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形象及其论述思路，深刻影响了此后的学界。此文一经发表，迅速引起关注。此中既有《中国文学研究》作为“新文学”阵营重要的学术成果本身具有的加持效果[29]，也与文章问世时恰好遭遇王国维去世带来的巨大新闻效应多少相关[30]。但更为主要的，恐怕还是由于该文的问题意识切中了文坛关切。

吴文祺写作《先驱者》时，“文学革命”已经初战告捷，同时高潮消歇。可在他看来，“其实误会的绷带，仍旧很牢固地很普遍地缚在大多数人们的眼上”。具体而言，一是“他们对于白话文，始终没有明确的认识”，二是“一般站在新文学旗帜底下的人，在理论上虽然常常发出反对文以载道的主张的呼声，而在实际上有时却不免走到他们自己所反对的主张的牛角尖里去”[31]。吴文祺所描述的，是整个“新文学”阵营的同感。对此，不同的作家选择不同的角度、资源与方式加以回应。吴文祺发现了王国维早年的文学思想的重要价值，特别是他对于“文以载道”观念的彻底反拨，并且有力地论述了其与“文学革命”先行后续的历史与理论关联，这是他提供的方案。此举一方面说明了“文学革命”其来有自，另一方面也通借助王国维的国学重镇身份为“文学革命”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做出论证。后者在具体语境中尤其具有现实针对性。而这正是“整理国故”运动创造的条件，即达成了“新国学”与“新文学”的辩证。

吴文祺意欲表明，“今日”从事国学研究的王国维与“昨日”探索文学革新的王国维可以相通，甚至其本来就是“新文学”中人：“王氏有这样的高超的见解，若是继续不已地在文艺的园地里尽力，那末我国的文艺之花，或许要开得格外鲜艳些，也未可知。”[32] 不过，如果以为吴文祺只是借用王国维的学术声望为“新文学”背书，那么则有些“买椟还珠”了。吴文更为重要的贡献是把一段此前未曾为人瞩目的“文学革命”的“前史”清理了出来，特别是为“新文学”观念、理论与批评的发生补充了一条至为关键的思想脉络。在吴文祺看来，王国维“关于文学上的论述”，“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而他早年的这些“和当时的思想界不曾发生过什么关系”的论著[33]，之所以值得认真开掘，是因为“前无古人”的思想，此时已然“后有来者”。

二 “不要忘记了王静安先生”

吴文问世的次年，浦江清发表《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在此继续上继续展开讨论，认为王国维的历史眼光、“古雅”美学以及对于“屈子文学之精神”的阐发，也是其文学思想的重要贡献。“至于先生提高文学艺术价值之论，推崇悲剧之说，对于《红楼梦》之批评等等，则某君于《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特号》述之已详，余故略而不论”[34]。其实，非独浦江清一文，此后学界对于王国维文学思想及其文学史地位的论述，也多从吴文祺的《先驱者》出发。

浦江清关于王国维文学思想的发凡，首推王国维的历史眼光。在他看来，“千百年来，能以历史的眼光论文学之得失者，二人而已”，“其一江都焦里堂氏，其又一则海宁王静安先生也”。浦江清认为，历史眼光是王国维全部文学论述的起点，由此他在“文体盛衰”的过程中更加看重一种文体“当其初起之时”的“自然的美、朴素的美、白描的美”，具体到宋元戏曲而言，则“明其极端其倾向白话也”[35]。而“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正是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核心观点[36]，对于白话文学的提倡更是“文学革命”的根本主张。浦江清承认，其后“创文学革命之论，变天下之文章而尽为白话者”是胡适而非王国维，但他同时枚举了胡适对于王国维文论在各个向度上的发展，令“胡氏生后于先生，而推先生之波澜者也”的关系一目了然，说明“凡先生有所言，胡氏莫不应之、实行之”，“一切之论，发之自先生，而衍之自胡氏”，“胡氏莫不尽受先生之影响”[37]。此种论证方式本自吴文祺的《先驱者》。但较之吴文，浦文显然更具深度，也更为辩证[38]。在建构王国维的“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形象方面，浦江清又夯实了一分。

浦文发表的同年，《小说月报》发表了赵万里辑录的《〈人间词话〉未刊稿及其他》[39]。1934年，郑振铎与章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在北平创刊。创刊号上又刊登了两篇专论王国维文学思想的文章：一是李长之的《王国维文艺批评著作批判》，一是吴文祺的《再谈王静安先生的文学见解》。吴文是对于《先驱者》一文的“补遗”，主要根据其此前未曾得见的王国维早年发表在《教育世界》上的系列文章撰写。吴文祺的结论是：“其能以西洋的文学原理来批评中国文学的，当以王静安为第一人。”他呼吁“如果有人编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话，我希望他们不要忘记了王静安先生”[40]。吴文祺的判断，其实也是时人的感受。

与吴文同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的李长之的《王国维文艺批评著作批判》一文，较之浦江清又有推进。而靳德峻在朴社标点本基础上完成的《〈人间词话〉笺证》、赵万里辑录的《〈人间词话〉未刊稿及其他》与吴文祺的《先驱者》，都是他的主要参考文献。可见，李长之得以进行此项研究，与“新文学”阵营在“整理国故”运动中对于王国维文学思想的一再开采直接相关。而李文不仅更加系统地勾勒了王国维文学批评的要点，还重申了其与“文学革命”的关系。他认为，王国维“承了传统的中国式的批评的方式，颇又接受了点西洋的思潮，有他独到的见地，而作了文学革命的先驱”，其“确乎是后此的人的导师”，而且“截至现在论，也还没有人及他”[41]。值得一提的是，李长之写作《王国维文艺著作批判》时，正在清华大学哲学系读书，对于德国哲学用功尤勤。研究者认为，李长之“对德国近代哲学、思想有相当的研习功夫”，使得他与王国维具有相近的气质，因此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可以视为“同类”[42]。而这样的经历对于理解王国维当然多有助益。

也是在1934年，李长之又在郑振铎的启发下，为《静庵文集》撰写了一篇书评，评述王国维早年在“文学”以外的哲学与教育论著。他指出，王国维“顶大的贡献”在于“用了西洋的哲学的思索”来研究中国哲学的重大问题[43]。李长之从王国维的学术源头上揭出了其治学的一大底色，这与王国维去世以后诸家对于其学术新意的认识可以互相参照，也与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对于“新思潮”的本质乃是一种“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的态度”互相关联[44]。在这一意义上，王国维就不仅是“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了，称之为整个“新思潮”的“先驱者”大概已不为过。

讨论王国维与“文学革命”乃至“新思潮”的关系，“从王国维到胡适”是一条主要的论述线索。这一脉络由吴文祺在《先驱者》中奠立，浦江清等人续予发挥。同样是在1934年，正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读书的任访秋写作了《王国维〈人间词话〉与胡适〈词选〉》一文。任访秋提出，“王，为逊清之遗老，而胡，为新文化运动之前导，但就彼二人对文学之见地上言之，竟有出人意外之如许相同处，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堪耐人寻味的事”。任文具体比较了两人在“词体之演变”、“时代之批评”、“批评之标准”以及“咏物词之见解”等方面见解的异同，认为他们的观点大同小异。而“他们相同的地方，即批评的方向还算一致，比较重内容而轻格律”。在任访秋的理解中，“这是新文学运动一个新的趋向”，“但静安在十年前即有此见解，竟能与十年后新文学之倡导者胡适见解相同，即此一端，已不能不令我们钦佩他的识见之卓越了”。他以吴文祺的说法为全文作结：“吴文祺君称王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信哉斯言！”[45]

任访秋与胡适多有联络。《王国维〈人间词话〉与胡适〈词选〉》发表以后，他寄赠了一份给胡适。胡适很认真地给任访秋回了信。虽然他认为任文“太着重相同之点”，而且花了不小篇幅向任访秋解释他与王国维词学观点的不同，但依旧表示此文“使我很感兴趣”，“我很觉得我们的见解确有一些相同之点”[46]。由于胡适对于吴文祺、浦江清与李长之等人的文章并无直接回应，他在给任访秋的回信中表达的意见也就格外值得关注。胡适认可将他与王国维进行比较研究的方式，更肯定了两人“确有一些相同之点”。这也就意味着作为当事人，他同意“从王国维到胡适”的论述脉络，以及王国维的“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地位。

至此，由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新派学人在“整理国故”运动中对于王国维的推崇首开其端，使得其“现代的”与“科学的”文学研究论著备受关注[47]，进而在文学研究会同人的推动下，其文学思想也被置于“文学革命”带来的新的观念视野与问题意识中加以认识，并且其本人也被逐渐建构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的过程，大致完成。此番发明的结果，很快便被以文学史书写的形式确认下来。吴文祺呼吁的“不要忘记了王静安先生”，马上就在实践中得到了回应。

三 新文学史书写中的王国维

随着“整理国故”运动的不断推进，也因了1920年代中期以后政局与时局的激变，文坛与学界对于“整理国故”的评价更趋复杂。到了1920年代后期，胡适本人曾经一度表示“深深忏悔关于研究国故”[48]，郑振铎等文学研究会同人也多有检讨[49]。“整理国故”造成的多个方面的复杂效应的确值得关注，但不应忽略的是，如是表态更多针对的是作为一种“思想事件”的“整理国故”。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上，胡适、郑振铎，甚至鲁迅都从未中断研究国故，作为“学术志业”的“整理国故”在1930年代以后继续进行[50]。

由“整理国故”与“文学革命”的关系问题带来的启发，也在继续促使“新文学”阵营思考。1934年，吴文祺发表了《考证与文艺》一文，主张“考证学与文学的性质不同，但不一定相反”。他认为当时的许多论争都因为昧于二者关系而起。在他看来，非但“作者的生平时代及环境，以及作品本身的演变，各种版本的异同”离不开考证，对于文本内容的理解，同样也需要多得考证之助。而王国维的论著正是“以极严密的考证方法来研究文学作品的好例”[51]。吴文祺在此彰显的，是一种“国学”与“文学”彼此辩证、相互成就的思路。这正是“整理国故”运动的一大积极价值，即在一种“新学”的立场上实现了“国学”与“文学”的对话与互动。而王国维的范式意义，便系于此。这自然使得“新文学”阵营对于王国维的接受几乎没有任何障碍，并且乐于通过文学史书写的方式将两者的关系确定下来[52]。

最早修正了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遗漏王国维的疏失，而把其写进了“新文学”历史的是王丰园。1935年，王著《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出版。该书第一章为“戊戌政变与文章的新趋势”，共计八节，分别是“维新运动与文体解放”、“维新前后的新诗运动”、“章炳麟先生的文学见解”、“文艺批评家王国维先生”、“章士钊派的政论文章”、“严复西洋近世思想的介绍”、“林纾西洋近世文学的介绍”与“小说的提倡与发展”。与《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相比，王著在叙述“新文学”的“前史”时，最大的不同便是不但写入了胡适当年没有提及的王国维，而且还为其列了专节。该节主要参考了吴文祺与李长之等人对于王国维的文学思想的论述，明确提出“王氏可以说是最先彻底明白文字价值之一人”，“影响于文学革命最大”。王丰园认为：“有人把他和梁启超并称为新时代的先趋者，实不为过分。他虽则不曾正式高举文学革命的旗帜，积极提倡这个运动，可是他却种下了文学革命的种子。”行文及此，他特别感慨：“胡适、梁启超诸先生论近代文学，没有论及王先生，未免太‘殊属非是’了。”王丰园援引了吴文祺的话：“如果有人编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话，我希望他们不要忘记了王静安先生。”[53]可见，将王国维的“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地位写进《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对于王丰园来说是一种高度自觉的选择。这也是吴文祺的呼吁首次在文学史书写中被落实下来。

其实，就在王丰园写作《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的同时，吴文祺本人也在撰写一部叙述“新文学”历史的著作。1936年，这本未能完稿的《新文学概要》出版。在导言部分中，吴文祺指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产生，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新文学的胎，早孕育于戊戌变法以后，逐渐发展，逐渐生长，至五四时期而始呱呱坠地”，“胡适、陈独秀等不过是接产的医生罢了”。而在“新文学”的结胎过程中，尤其值得一提者有三：一是梁启超在文体解放上的贡献，二是林纾的翻译小说与李伯元等人的谴责小说，三是王国维的文学批评[54]。与胡适和王丰园对于这段历史的叙述相比，吴文祺将之大为精简。王国维在其中占据三分之一，其文学史地位得到了空前凸显。吴文祺此处对于王国维的论述，因为有《先驱者》与《再谈王静安先生的文学见解》两篇专文打底，所以游刃有余。

接连问世的两部“新文学”史著都突出了王国维的“文学革命的先驱者”身份，也都以《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与《宋元戏曲史》为其最为重要的文学论著，这就基本奠定了王国维的文学史形象。也是自这一时期开始，从诗学角度讨论王国维的文学思想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现[55]。其文学创作，也被认为参与了为“新文学”开辟道路[56]。

或许对于吴文祺来说，《新文学概要》未完是他的一大遗憾。1940年，他再起炉灶，终于完成了一部《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57]，全面诠释了“文学革命”的发生。在《新文学概要》中，他已经显露了受到苏联弗里契理论影响的痕迹[58]。待到写作《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时，他更是明确了马克思的主义立场。所以，此书不仅是对于其自家《新文学概要》后出转精式的最终写定，也是对于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一种“重写”。

《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的正文部分计有五章，依次是“古文学的余波——桐城派与文选派”、“戊戌变法与文学改良运动”、“王国维的文学批评”、“民族革命者章炳麟的文学主张”以及“五四运动与文学革命”。与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两篇王国维专论相比，吴文祺写作于1940年代的“王国维的文学批评”一章更为纯熟。该章以“王国维的文学批评，是戊戌的文学运动前进一步的路标”总领，认为“王氏对于词曲和小说，都有极深切的研究，极透辟的批评”。吴文祺此前两文都没有涉及王国维“论词”的部分，而这次写作，他首先介绍的便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然后才是对于《宋元戏曲史》和《红楼梦评论》的讨论。在三者中，吴文祺论述《人间词话》的篇幅最多，这既是他对于旧文前说的某种补正，也代表了此时综合考察王国维的文学思想时得出的判断。一如当年撰文时一再为王国维“二十年前”的识见击节，这回他也不忘点出文中征引的乃是王国维“三十年前”的观点，“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卓见”。在对于王国维的词学、曲学与小说评论分别钩玄提要过后，吴文祺写道：“中国的文学批评，盛于齐梁，以后便衰落下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真不胜萧条寂寞之感”，“至王国维出，开始以西洋的文学原理来研究中国文学，常有石破天惊的伟论，使中国的文学批评，摆脱了旧的牢笼，而走上了新的途径”。此章最后，他以“在黑暗的中国文艺批评界，王国维是一盏引路的明灯”论定[59]，呼应了自己数年以前所作的“不要忘记了王静安先生”的倡议。

吴文祺三论王国维，每次皆有新境。概而言之，他不仅为在文学史的视野中定位王国维逐渐寻找到了恰当的坐标，而且日益褪去了评论品格，著史的意识更加浓烈。经由一再调整与提升，王国维作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的结论也从一种时代创见，开始转化成为历史共识。

结论

“新文学”阵营建构了王国维的“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形象，而这一形象也将王国维与“新文学”的关系从一种发明的“传统”确立为历史与理论双重层面上的实际联结。此后，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基本都是以此为前提，继续向前推进的。王国维被以或总或分、或实或虚、或明或暗、或正或反的形式把王国维纳入了“新文学”的内部，成为“新文学”的内在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参与了“新文学”和“新思潮”的建设。

“新文学”的发生史叙述由是改写。不过，这一事件却并非仅是一个形象学或者文学史课题，此中辐射所及，还有“晚清”与“五四”、“文学”与“国学”、历史与历史书写，以及“新文学”的内涵与外延等一系列问题。从不同的文化立场与知识资源出发，对于文学史上的王国维形象或有不同想象[60]，但王国维的治学心得——“吾侪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无疑可以提示我们[61]，通过对于诸种形象的建构过程的考掘，能够尽可能逼近一种实事求是的认识。

注释：

[1] 参见王国维《自序二》，《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第121页，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传》，《王国维全集》第二十卷，第228—229页。

[2] 此说由张尔田发端，参见《张尔田覆黄节书》，《王国维全集》第二十卷，第263—264页。续有罗钢长文加以发挥，参见罗钢《两个王国维》，《传统的幻象：跨文化语境中的王国维诗学》，第1—6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3] 参见王国维《致顾颉刚（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第844页；神田喜一郎等《追想王静安先生》，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第33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4] 参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全集》第2卷，第260—261、273—31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5] 胡适：《日本译〈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序》，《胡适全集》第2卷，第344页。

[6] 《文学研究会简章》，《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号，1921年1月。

[7] 《改革宣言》，《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号，1921年1月。

[8] 陈福康：《郑振铎传》（修订本），第94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

[9] 西谛（郑振铎）：《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文学旬刊》第五十一期，1922年10月。

[10] 罗志田：《从正名到打鬼：新派学人对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31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11] 西谛（郑振铎）：《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发端》，《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一号，1923年1月。

[12] 对于“整理国故”运动，文学研究会同人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但就总体而言，文学研究会仍属支持“整理国故”最力，也是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贡献最多的“新文学”社团。

[13] 郑振铎：《通信》，《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二号，1923年2月。

[14] 西谛（郑振铎）：《卷头语》，《中国文学研究》（《小说月报》第十七卷号外）上册，第1页，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

[15] 参见苏兴良《文学研究会会员考录》，贾植芳、苏兴良、刘裕莲、周春东、李玉珍编：《文学研究会资料》上卷，第24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

[16] 参见吴文祺《对于旧体诗的我见》，《文学旬刊》第廿三号，1921年12月；《驳“旁观者言”》，《文学旬刊》第廿五号，1922年1月；《“又一旁观者言”的批评》，《文学旬刊》第二十八期，1922年2月。

[17] 参见《通信》，《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三期，1923年3月。

[18] 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鉴赏周刊》第一期，1925年5月。

[19] 1923年，吴文祺发表了《“联绵字”在文学上的价值》（《责任》第十二期，1923年2月）。这是吴文祺写出的首篇重要的学术文章。而无独有偶，王国维在此前一年致信沈兼士，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开列了四项研究课题，其中之一即“古文学中联绵字之研究”。参见王国维《致沈兼士（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日）》，《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第853—858页。王国维致沈兼士的信，以及与何之兼等同学的来往书信，以《研究所国学门关于学术之通信》之名在1923年公布（《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1923年7月）。

[20] 西谛：《曲录（读书杂记）》，《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一号，1923年1月。

[21] 陈独秀：《寸铁·国学》，《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第10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此文原刊《前锋》第一期，1923年7月。

[22] 1926年，俞平伯标点的《人间词话》由北京朴社出版。

[23][ 24 ][ 25 ][ 27 ][ 28 ][ 31 ][ 32 ][ 33 ] 吴文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国维》，郑振铎编纂：《中国文学研究》（《小说月报》第十七卷号外）下册，第1页，第3、7、10页，第3、7、8页，第10页，第12页，第12—13页，第12页，第13页。

[26][ 38 ] 参见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全集》第1卷，第4—15页，第6页。

[29] 《中国文学研究》1927年6月出版以后，颇受文坛与学界欢迎，1928年4月便再版。

[30] 参见王润泽、徐诚《从“国故之争”到“王国维之死”：近代报刊空间中的五四新文化思想转型》，《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34][35][ 37 ] 浦江清：《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张耀宗选编：《浦江清文存》，第133页，第127、128页，第12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此文原刊《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十三期，1928年6月。

[36]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全集》第1卷，第6页。

[38] 吴文祺的文章重在呈现王国维的文论与“文学革命”的诸多主张一致的一面，而浦江清的文章既深化了这一方面的讨论，同时也直面了王、胡毕竟不同的问题。

[39] 王国维著、赵万里辑：《〈人间词话〉未刊稿及其他》，《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三号，1928年3月。

[40] 吴文祺：《再谈王静安先生的文学见解》，《文学集刊》创刊号，1934年1月。

[41] 李长之：《王国维文艺批评著作批判》，《文学集刊》创刊号，1934年1月。

[42] 参见李振声《王国维：一份隐性的遗产》，《重溯新文学精神之源：中国新文学建构中的晚清思想学术因素》，第198—1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43] 李长之：《王国维静庵文集》，《李长之文集》第七卷，第20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此文原刊《大公报·文艺》第二十七期，1933年12月。

[44]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全集》第1卷，第692页。

[45] 任访秋：《王国维〈人间词话〉与胡适〈词选〉》，《任访秋文集·古典文学研究》中册，第943、954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此文原刊《中法大学月刊》七卷三期，1935年6月。

[46] 参见胡适《致任访秋》，《胡适全集》第24卷，第226—227页。

[47] 参见李浴洋《“现代的”与“科学的”——“整理国故”运动与王国维文学论著的接受》，《文艺争鸣》2022年第2期。

[48] 《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纪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一卷第一号，1926年10月。需要说明的是，研究者多以胡适此语作为其“整理国故”观念转变的标志，但胡适发言的主旨实为对于“整理国故”的“辩诬”。

[49] 参见郑振铎《且慢谈所谓“国学”》，《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号，1929年1月。

[50] 譬如，1934年出版的《文学》第二卷第六号即郑振铎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号”。这一专号与《小说月报》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当然有所不同，但作为“民国时期文学史上的第二个这方面的专号”，其间的承传之意十分明显。参见陈福康：《郑振铎论》（修订本），第212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

[51] 吴文祺：《考证与文艺》，《文史》第1卷第3号，1934年8月。

[52] 早在1930年，钱基博就在其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论及了王国维。不过，他不仅没有将其置于“新文学”部分，而且也未对于王国维与“新文学”的关系做出任何论述。参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212—22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53] 参见王丰园《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第18、21页，新新学社1935年版。

[54] 参见吴文祺《新文学概要》，第1、13页，亚细亚书局1936年版。

[55] 以《人间词话》研究为例，朱光潜等人从1930年代开始相继写出了就此进行诗学研究的文章。参见姚柯夫编《〈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彭玉平《解说与辩难：三四十年代〈人间词话〉的范畴研究》，《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上卷，第473—489页，中华书局2015年版。

[56] 缪钺认为，王国维的诗词“含有哲学意味，清邃渊永，在近五十年之作家中，能独树一帜”，其“以欧西哲理融入诗词，得良好之成绩，不啻为新诗试验开一康庄”。缪钺：《王静安与叔本华》，《诗词散论》（增订本），第392、39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此文原刊《思想与时代》第二十六期，1943年9月。

[57] 参见吴文祺《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学林》第一、二、三辑，1940年11月—1941年1月。根据吴文祺的提示，“近人李何林君所编之《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其第一编颇采余说”。同年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李著日后传播广泛，不过吴著直到1944年才在重庆开明书店出版。

[58]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第4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9] 吴文祺：《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学林》第二辑，1940年12月。

[60] 以“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形象主导的，是一种将王国维作为“新文学”原点的叙述。学界另有一种以阐释其“境界”学说为核心，将之塑造成为传统诗学的集大成者的努力。

[61] 王国维：《再与林博士论洛诰书》，《王国维全集》第八卷，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