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明：我文学上的第一位恩师
初识草明老师，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 那时我23岁，在京西木城涧煤矿当岩石掘进工。我扛过风锤，和过水泥，主要干的是调度装渣的矿车——嘴上叼个哨子，在矸石车之间蹿来蹿去。干活儿是卖力气的，“偷奸耍滑”的念头也偶有发生。比如，当时的党支部书记让我替他写一篇宣传报告，这于我倒不难，文章无趣，可总比下井干活儿强很多。为此我决定不能给领导留下“倚马可待”的印象——文章是花半天时间就写完了：从公开文件中借来的豪气，设问句反问句多多益善，最后再来一句昂扬振奋的唐诗宋词，就是“沉舟侧畔”“病树前头”之类。完事以后，把那讲稿塞到床褥底下，剩下的时间做自己的事。直到书记前来询问“讲稿好没”，才把褥子底下那稿子奉上。“偷得浮生半日闲”，无非也就是看看当时传来传去的“禁书”，《红楼梦》《孽海花》、莎士比亚、杰克·伦敦之类。于是，就计划着自己的未来要从事文学创作。固然“平生志气运未通”，但“时来风送滕王阁”那梦想，已经怀揣上了。
“风”终于来了。
1973年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遍地开花“赛诗会”， 田间地头打谷场上，尽显工农兵文艺的豪迈。近日从网上读到一篇文章，作者回忆当年回到乡村，为了“赛诗会”，替失明的母亲写顺口溜。才发现，彼时家家诗歌大都文采斐然，原来都出自一个老地主的手笔。那老地主倒是饱读诗书的，只是当时早已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了一只脚”。村里的干部催诗债比催公粮还急，贫下中农们就骂，说这是逼着瘦驴拉硬屎。诗债交不上，只好找“老地主”代笔。“老地主”受宠若惊，却也灵感爆棚风流尽呈——非但把诗歌写得精神抖擞斗志昂扬，而且还量体裁衣，无论鳏寡孤独、瞽叟聋婆，各个都拿捏有度、身份熨帖，不少佳句甚至被新闻稿所引用。这位倒霉的“老地主”，不敢想命运自此转圜，居然渐渐为乡亲们尊崇，里闾相逢，不再避之唯恐不及，而是远远便怯怯地喊：“九爷……”看到这故事便想笑，想我自己当年或也类似，都是那荒诞岁月里“蒙恩”的人。
那天，矿上负责宣传的领导找我，问：“你会写小说吗？”我说：“我爱看，没写过。”领导说：“那给你两天公出，去城里北新华街北口那儿，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开个会。”那时渐渐复苏的出版单位，都以此命名。参会后我才明白，是当时的北京市委指示，要召集重要厂矿的业余作者，让工人阶级出手，创作并出版一本工矿题材的小说集。我就这么混进了“业余作者”的行列。这本小说集要展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产品，担任本书责任编辑的是李炬，一位永远笑眯眯地讲话，却对每篇稿子永远忧心忡忡的老大姐，多少年之后我们才理解她的恐惧。
其实她心里有自己的主意，她和颜悦色、苦口婆心地宣讲着几条样板戏的“经验”——“三突出”“三陪衬”等，却在某一天忽然对我们几个说：“要不然我找一个写工业题材的老作家给你们看看稿子？草明同志那本《乘风破浪》，应该没问题了吧？”李炬老师像是喃喃自语，又像是要给我们解释什么，她说：“《乘风破浪》是写‘鞍钢宪法’的，草明算是新中国工业题材文学的开拓者。听说她已经到‘一机床’体验生活去了，还开始辅导他们的工人创作组……”我们忙说：“那还怕啥呀，您就领我们去。”李炬说：“好，我联系一下草明。人家还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呢！”我们越发觉得被“壮了胆儿”。
算起来，草明应是我文学上的第一位恩师。
那时草明的家，在东城史家胡同南侧一个窄窄的巷子里。院门也是窄窄的，看起来像是那种很随意的边门。后来才知道，这里旧称“官学大院5号院”。院子不大，一栋二层小楼，草明只住一层。客厅很局促，书柜书桌满围着一对单人小沙发，草明和李炬分别坐在小沙发上，刘渊、王尚成、李正、梁向东和我，几个来自工矿基层的作者，有搬椅子的，有坐马扎的，已经把客厅填得满满当当了。
此前大约一周，李炬早已把我们的作品送过来了，原稿潦草的，还嘱咐我们誊抄清楚。
我誊抄后送上的是短篇小说《“铁扁担”上任》。又过了近50年，我在2022年10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的散文《落英缤纷忆故人》里，记叙了这篇誊写稿的故事：
几天前，有位青年文学研究者来访，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找到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铁扁担”上任》的誊写稿。捐赠人叫吴纳嘉。立刻想起，所说的就是1973年我登门求教时，特别认真地誊抄的那篇。
从那时到2002年草明老师逝世，已近30年。难得的是，老师居然把这稚嫩的文稿保留到辞世，而后才由她的女儿吴纳嘉捐赠到了现代文学馆。
初见草明老师，发现她已经细细读过我们送来的稿子了。她一篇接一篇给我们分析，又告诉我们写小说的基本要求是什么。谈到我那篇小说，她鼓励甚多，特别问我怎么积累了那么有趣的语言。我说：“大概因为挖煤的人都爱苦中作乐吧！”草明老师说：“对，我到工人中间去，也感受过他们的语言真是新鲜有趣。”告辞出来的路上，同去的朋友啧啧而叹，有点儿羡慕嫉妒恨的劲儿，我嘴上连连说“哪里哪里”，心里还真是挺得意。
作家们有句时髦的话，叫“不悔少作”，许多人之所以“不悔”，大抵因为那“少作”里毕竟能露出以后的神气。而我后来哪儿还有胆量重读这“少作”？尽管它写的不是与“走资派”的斗争，但那种“三突出”“三陪衬”模式的肤浅和僵化，回想起来还有什么可得意？草明老师当然不可能就这话题和我们说得过深。在那个年代，刚刚获准到工厂“深入生活”的草明和战战兢兢回来当编辑的李炬，应是同一心态。因此，一篇篇说过我们的习作之后，更多的则是循着我们的好奇，闲话起来。
客厅里挂着一幅窄窄长长的会议合影，黑底白字的通栏写着“毛主席和延安文艺工作者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开会期间的合影”。我们当然一眼就认出了前排中间位置的毛泽东和朱德，又试图在那密密层层的人群里找草明。草明指着毛泽东右侧隔过的一个人告诉我们，她在这。30年前的草明，应该是30岁，虽然现在看她身材瘦小，那时却裹在厚厚的棉服里，加上一头浓密的黑发，不经她自己指点，是认不出来的。我暗暗吃惊她为什么会坐在如此重要的位置，她看穿了我的心思，说：“那时候延安的文艺家和首长间也都随便得很，就是在文艺座谈会上，也不论资历，争来吵去的呢……那时我还年轻，听人家喊‘照相啦’‘照相啦’，也不懂什么规矩，就挤到田方身边坐着去了，他挨着毛主席呢……”我这才知道，在她和毛泽东中间的是田方，就是《风从东方来》里那个王德民、《英雄儿女》里那个王文清政委。那时候我甚至没读过《讲话》全文，顶多只算是读过高中课本里的一段节选。这段由合影引出的故事，似乎更令我觉得有趣。
那天引起话题的，还有“鲁迅和青年木刻家在一起”的照片。大约一拃多长的照片，镶在镜框里，摆在柜橱上。那照片我以前在一本杂志里见过的，也略知鲁迅先生和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关系。照片中的鲁迅背靠藤椅，仰面向上，双臂交叠，右手掐着烟，四围坐着的是四个青年的木刻家。鲁迅先生的面庞，显得格外瘦削，倔强的一字胡，加上那身姿，愈显冷峻和傲岸。草明老师见我们都俯身往照片上看，说：“这照片照了才11天，鲁迅先生就逝世了……”
随后几次去草明老师家拜望，才知道这照片是摄影家沙飞送给她的，其实沙飞还送过她鲁迅先生逝世之后摄下的遗容照和鲁迅殡仪游行的照片。已经记不得是不是因为草明老师的介绍，我才和沙飞的女儿王彦有了1996年的一面之晤。因此，我才更多地了解了沙飞，凭他拍下的鲁迅、古长城和八路军、白求恩、聂荣臻和日本孤女，无疑是中国摄影史上、世界战地摄影家中闪光的名字。
关于草明老师所存沙飞拍摄的三张照片的来历，后来我从王彦的文字中读到了：
三张泛黄的照片都是父亲沙飞拍摄、放大、制作，在广州、桂林展出后，1937年8月带到华北抗战前线，1946年春在张家口赠送来自延安的老朋友草明。草明珍藏至离世，其女吴纳嘉保存至今。
三张照片的背面，都留有草明的笔迹：
草明珍藏 1936年12。
关于鲁迅殡仪游行，王彦考据甚详。她写道：
鲁迅先生丧仪：1936年10月22日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欧阳山（右），蒋牧良（左），“鲁迅先生殡仪”张天翼写，后面紧跟着的是由20名作家签名的“敬献鲁迅先生”祭联，祭联首位签名的，是草明。
草明老师没有和我提过这件事，只有一次谈话提及鲁迅时，我说看到了巴金、胡风、萧军等作家为鲁迅抬棺的照片，真的好感动。她浅浅地笑着，说：“我可不够格，那次我在接待的台子旁，负责签到和花圈挽联的登记。”
初次见面以后，我每月从京西矿区回城，都会到史家胡同拜望草明老师一次。熟稔之后，我曾向她诉说当矿工的艰辛和苦闷，把希望“挪动”的心思向她吐露。她听后沉默片刻，似乎听出了我改变命运的愿望。她坦言相告，做文学不是为了做官，也不是为了谋利，更不要迎合什么以改变命运。她告诉我，年轻的时候她也差点成为一名缫丝女工，尽管最终未能如愿，但她觉得自己的心始终是属于她们的，最初的作品写的就是她们的苦难和呐喊。她说：“你当个矿工不容易，当上了，别老想着逃跑。多和工友们打成一片，借文学传递他们的声音吧！”此后没过几个月，我因工伤而入院。出院没多久，老师从城东赶到西郊我的家中看我。我记得她摸了摸我因骨折而凸起的脊椎，对我父母说：“现在我在想，那次我是不是说错了？他伤成这样，伤成这样啊！”随即她又对我说：“不过你不是逃跑的，你是伤病员，不能不下火线了。你骨子里还是和矿工们连在一起的，好好养伤，找机会好好写他们吧！”
此后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读了文学专业。读了文学史才知道，草明老师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作家。作为新中国工业题材创作的开创者，她塑造了一系列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工人形象。她青年时代即怀抱着“和工人打成一片，借文学传递他们呼声”的渴望，投入左翼文学运动。为此她曾被羁押判刑，又经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的营救而出狱。而后，她的理想非但没有被挫伤，反而如春草萌生，越发生机勃勃。且看她出狱后写的中篇小说《绝地》，既充满了写实主义的真切，更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激情。她借人物之口，毫无顾忌地赞美那支“爱护穷人的奇怪的军队”，一支“神话一般的军队”。她憧憬着“苏区”：“……那儿有一大片地方，通福建、江西，那儿有正直的人。呵，将来那儿能通到广州，能通到全中国，唉，那时候我们过的日子才是人过的日子哩……”抗战胜利后，草明老师又沿着缫丝女工时代的情感轨迹，来到了解放区的工人中间。她走进了宣化龙烟炼铁厂，走进了镜泊湖发电厂，走进了皇姑屯铁路工厂，走进了大连十八机床厂，一直走到新中国时代的鞍钢和机床厂……她的代表作从《原动力》《火车头》到《乘风破浪》，成为了新中国早期工业生活的缩影。古稀之年，草明老师壮心不已。她的步履，又出现在长江三峡、华北油田、浦东开发区。更为难得的是，直到晚年，她还为读者奉献了长篇小说《神州儿女》，再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四人帮”斗争的壮阔画面。
在我认识的工人作家中，不少人都说自己是草明老师的学生。后来我才发现，在鞍山，在一机床，几乎在其足迹所到之处，她都组织过工人写作组或办过写作训练班，经她培养而成为工人作家的大约有200人之多。直到她去世以后我才知道，她多次把自己的稿费和工资，送给生活困难的工人家庭以救急。想起她朴素的衣着、简单的饭菜，又想起她当年坐着公交车斜跨整个北京城，看望我这个受了伤的青年矿工、这个普普通通的习作者，那暖意是永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