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海蓝：回忆我的姥姥草明
在外八栋文化街五号的家中一共有六间房子，而我们最喜欢待着的地方就是饭厅和客厅了。因为，这两间房子是我们能有机会和草明姥姥相处交流更长时间的地方，我们有很多的生活道理和文学常识都是在这两个房间中从姥姥那里偏得的。
草明姥姥喜欢读书，应该说她的一生都情系书中。多年来，她以自己惊人的记忆力始终保留着对所读书目的内容和人物的清晰印象和深刻的感觉。她也经常在饭桌上和客厅里与我们这些晚辈们平等地在一起讨论这些作品中的人或事：那种信手拈来的熟稔，那种从容不迫的分析，那种声情并茂的描述，那种水到渠成的结论，都让我们这些小毛孩子们受益匪浅、茅塞顿开。这些谈话不但逐渐提高了我们的审美意识和理论水平，而且也进一步提高了我们的艺术修养和鉴赏能力。
草明（中）与友人在北京寓所合影（1983年）
记得有一次，大家在一起不知为什么忽然谈起了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姥姥突然问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书中男女主人公的最后分手？特别是对女主人公丽莎这个人物，你们应当怎样来看待？”姥姥问我们的问题，出自我们看书时深深被感动的章节之一，可是这么深奥的文学论题，就凭我们几个初中生、小学生怎么答得出来？所以尽管书我们是看过，可是谁也没有更深入地考虑过这类问题。于是我们异口同声地反问起姥姥来：“姥姥您先说说，您是怎么认为的？”
姥姥并没有责怪我们的唐突，她很认真地像是在和成年人交谈似地说道：“丽莎的拒绝是一种爱，离开也是一种爱，不过这两种爱都是勇于牺牲自己、真正替对方着想的更有道德的爱。正因为如此，她才能感动人，才有艺术魅力，才会是经典人物，因为她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了俄罗斯妇女崇高而美好的形象。还有像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中的达吉雅娜，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复活》中的玛丝洛娃，都是俄罗斯妇女的美好形象……”
我们很喜欢这种平等的讨论和谈话，尽管当时还不一定完全听得懂，但毕竟让我们对原本还很朦胧的人类的爱情观问题，突然有了很清醒的新鲜认识。
在饭桌上还有一件让我们特别高兴的事情，可以经常听到姥姥给我们讲解分析电影和故事，其实这是姥姥的一种讲课方式，也是我们家里一个非常难得的优良传统。无论我们这些孩子们看过了什么小说或者电影，姥姥都会在饭桌上先让大家说说自己的感想或者看法，然后再由她来做分析总结，从而帮助我们不断地提高鉴赏水平和认识能力。
当时一部英国电影《红菱艳》正在中国走红，引得我们很感兴趣，七嘴八舌地议论了许多，不料一直在静静地听我们说话的姥姥突然发问：“你们认为那个男主人公莱蒙托夫怎么样啊？”
这一回我们可是有准备的，大家的讨论又热烈起来：有的说他过于冷酷无情；有的说他嫉妒心太强才最终酿成悲剧；有的说他的工作态度一直都很认真很敬业，简直够得上一个先进工作者；还有的说他不是墨守成规，而是敢于改革芭蕾舞剧，从而让大胆创新的《红菱艳》一炮打响，大获成功。
而当我们终于静下来的时候，却没有想到姥姥竟然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你们讲的都很有道理，我也很同意你们的说法，说明大家都真正动脑筋思考问题了。不过我以为莱蒙托夫还有一个特点很有意思，那就是这个人特别严肃，而且严肃得十分可爱！”我们都听得睁大了眼睛，而混沌的心灵不知不觉地又洞开了一扇智慧的窗户。可惜的是，能够听到这样精彩地分析电影和小说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因为姥姥总是把更多的时间都慷慨无私地留给了她的工人学员们。
我们经常在客厅的门缝中看到姥姥在为青年工人业余文艺创作班上课：她在娓娓道来地讲述着、耐心细致地辅导着，而学员们则是在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一丝不苟地记录着。这种情景和我们上课时的状况大不相同，我们的课堂上只有老师在讲课，而姥姥的课堂上却是大家都可以讲，允许畅所欲言地自由讨论。说实在的，我们真的是好羡慕这样的课堂呀！
在客厅的南面是一排有着明亮宽大玻璃窗户的台面，这里是姥姥存放她订阅的各种报刊杂志的地方，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每每让我们大开眼界。这个地方也是我们业余生活的最爱，是我们开拓视野、增强精神文化营养的宝库。所以，我们几个孩子每当做完作业的时候就会自动跑到这里来阅读，而且一站就是大半天。姥姥如果见到了，她就会一声不响地悄悄在我们每人身后放下一个小板凳，当我们发现了非常感动时，姥姥却一脸严肃地叮嘱道：“别忘了走时要把报刊都归放整齐，把小板凳摆回原来的地方去！”
别看姥姥总是这么严肃，其实她还是很愿意和我们谈论文学的。她喜欢听我们无拘无束地胡说八道，更喜欢听我们天真无邪地振振有词，但更多时候是我们在听她敞开心扉、袒露胸怀，其中有许多话让我们感到惊奇而且终生难忘。
“毛主席和延安文艺工作者在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开会期间的合影”（前排左起第9位为草明） 吴印咸 摄
姥姥告诉我们，她在初中的时候，曾经对读高尔基的作品在感觉上是很矛盾的：她喜欢《伊则吉尔老婆子》这一类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给她的心灵带来的那种震撼和感动，却受不了《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这一类自传体的小说在她的心里形成的那种莫名的压抑感。她觉得这些小说中的好多内容就像是在写她自己童年的遭遇，在揭开她情感上的伤疤，让她的心又在流血。而对《母亲》她却倍感熟悉、亲切，只是遗憾自己的母亲没有尼洛夫娜那么勇敢地走上妇女解放的反抗斗争道路。
她喜欢屠格涅夫小说文笔的细腻，也欣赏契诃夫小说文笔的犀利，但是却“往往读了之后感到很压抑，所以总是看看停停，停停再看看”，并且认为“假如作者还活着，我真想问问他，那些书中的人物的出路呢？”
姥姥还曾经告诉我们，那时候她最不喜欢看的书是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因为小说从开篇就在写书中的主人公奥勃洛摩夫清晨睁开了眼睛要起床，可是小说一直写了几十页的篇幅，这位奥勃洛摩夫还是连自己的被窝都没有离开过，只是懒洋洋地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着，如果没有仆人的帮助，他恐怕是连自己的衣服、鞋袜也无法穿上了。姥姥说当时她并不喜欢这样冗长的慢节奏的表述方式，因而对书的思想内容也缺少了兴趣。
可是若干年后她才得知，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却给予这本书极高的历史评价，说它“真实地再现了19世纪40-60年代俄国封建腐朽的农奴制度逐渐被进取的资产阶级所替代的社会演变的客观过程。”这就是我们的姥姥，她是有名气、有成就的作家，在我们这些孩子们面前又是这样的率真和坦诚，不但勇于正视自己曾经的幼稚和无知，而且敢于解剖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这让我们感受到相形见绌、羞赧惭愧，从此以后，再也不敢骄傲自大、目空一切，不敢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做学问”几乎成为我们一生践诺的座右铭。
姥姥很喜欢普希金的抒情诗，常常在散步的时候，听我们几人朗诵普希金的名篇《海岸上旁有棵绿橡树》。诗中那些神奇美妙的童话故事让我们心驰神往，更吸引着其他路人驻足聆听。他们是否也在和我们一起分享着这份文学的快乐与感动？我们是很难猜测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却是很清楚的：就是从此在我们居住的那条街道上，吵街骂巷的动静少了许多，而琅琅的读书声却渐渐多了起来……
因为草明是专门从事工业文学题材创作的，所以很多读者也一直都以为她只喜欢写那些大气磅礴、粗粝、冰冷和坚硬的东西。其实草明也很喜欢那些短小精悍、细腻、温柔，充满了美好健康人情味儿的作品，这种审美偏好与坚定地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意愿没有冲突。
草明认为，写作需要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力，这是应该从娃娃抓起的，首先要训练孩子们由此及彼、触类旁通、善于联想的特殊能力。本来中小学生的视野就比较狭窄有限，但是有了丰富的、巧妙的联想能力就会使孩子们有了神游世界、纵观宇宙的本领，有了天高地广、任尔驰骋的感受，有了拥抱祖国、拥抱自然的热情，有了初步的、健康的认识真善美、欣赏真善美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
我猜想，这或许应该是姥姥为什么会如此喜欢普希金优美诗歌的重要原因之一吧？记得有一次，我曾把一朵在野外采撷的花儿夹进了我的日记本里。这是女孩子们常做的傻事，原本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想法或含义。可是却让姥姥看到了，她笑着向我推荐了普希金的一首小诗《一朵小花》：
我发现忘在书中的一朵小花，
它早已枯萎，失去了芳妍，
于是一连串奇异的遐想，
顿时啊充溢了我的心田。
它开在何处？何时？哪年春天？
是否开了很久？又为谁刀剪？
是陌生人的手还是熟人的手？
又为什么夹在书页里面？
可是怀恋柔情缱绻的会面，
或是对命定的离别的眷念，
也许为了追忆孤独的漫步——
在静谧的田野，在林荫中间？
可那个他抑或她，尚在人寰？
如今，他们的栖身处又在谁边？
或是他们早已凋谢，
如同这朵无名的小花一般？
草明认为，这首小诗好就好在诗人由一朵被人遗忘在书页中的枯萎了的小花，引起了一连串关于奇异故事的遐想。他对想象中故事的主人公们的命运，寄予了那么多的真诚、热情和体贴入微的关心，从而也使读者们深刻地感受到了作者对生命和生活、对爱情和友情的那份执着的热爱与眷恋，对命运无常、造化弄人的惋惜和哀叹。诗人对生活的细腻感受是通过丰富的想象力传达给读者的，在深沉热烈的感慨中时时表现出一种亲切的柔情和苦涩的乐观。突然间，我觉得自己也有了一种脉脉温情般的亲切的感动，有了许多浮想联翩的遐想，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诗中两个不知名的男女主人公，开始情不自禁地关心起他们未知的命运，牵挂起他们多舛的爱情，惦记着他们可能的遭遇，更担忧着他们脆弱的未来。而这一切都缘于一朵小花的提示，让人与人之间开始愿意相互沟通、相互友爱、相互了解、相互关怀。我突然明白了姥姥的用心良苦，她在平日里从一些细微小事中培养我们富于想象、勤于联想的能力，希望我们能够更加关心自己周围的人和世界，多用眼睛和爱心去关注我们的社会、国家和人民。
和草明姥姥在一起切磋文学艺术的写作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只言片语，信手拈来，都是一些难忘的、亲切的，如涓涓细流似的教诲。她讲述的虽然只是一家之说，不一定那么宏观和权威，甚至也未必特别符合时尚和潮流，但是却成就了那么多的工人业余作者，滋养着我们这群小孩子的心灵。
（作者系草明外孙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