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鲁迅对于新学人的警惕与质疑
一
现代性的理念是被新知识人构建起来的。吕思勉曾说，影响20世纪中国学术的外来思想有两个：一是进化论，二是马克思主义。鲁迅恰恰受益于这两种学说，虽然后者还仅仅是一般性的领悟，但这使他对于文化的思考，一直有一种批判的思维。与许多有影响的学人比，除了文学史研究外，他很少有专门的文章讨论儒道释的经典，所以研究传统文化的人，仅仅将其视为作家，而不太注意他的旧学功夫。不过，那些研究经学与历史的人，有时候却不能回避鲁迅的疑问，因为他的文字对于传统的攻击力是最强烈的。而同代的学者中，抵得上鲁迅在文化领域影响力的为数不多。
说了传统许多坏话的鲁迅，其实很少有专门的文章作学理的阐述。一个特别的现象是，他对于旧的遗产的批评，多是通过对于知识人的批评来进行的，要清理的是知识人身上旧的精神形影。他的批评对象是两类人，一是保守主义者，二是新知识群落的绅士。对于保守主义者的批判，无疑存在进化论的元素，其间也有科学主义精神。而对于绅士阶层的对话，则含有个人主义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遗风，不仅道出了对手的认知的偏颇，也发现了其立足点的限度。这些言论涉及旧遗产的研究，也关乎现代性理念的建设。脱离这两个方面讨论鲁迅的国学观，往往会将问题简单化。
最初，鲁迅是与保守主义战斗的，许多言论针对的是反新文化的势力。后来，是与新文化阵营的旧友战斗的，质疑的是这些人身上暧昧的态度。前者显得比较从容自如，且身边有许多同一立场的人。后者则指向曾经同营垒的人，纠葛在一些复杂的语境里，要理清其间的逻辑，需要细细分析才是。鲁迅对于旧文化的批判，是从对知识人的警惕入手的。这可以说是一箭双雕，也体现出他四面进击的特色。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对手，他要切断的是非健全文化的那道灰色之影。
与新文化诸君思想大相异趣的“学衡派”，是五四后一个重要的学术团体。1922年，《学衡》杂志在南京创刊，这被后来学界认为是保守主义的大本营。主要学者吴宓、梅光迪、胡先骕都有留学经历，且都有美国名校的光环。他们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影响，对于激进主义颇为反感。这些人在学术趣味上有一点古典学之风，且许多人具有“对于原典精神崇拜倾向”。这其实是古典学的一种精神在中国学界的反射，鲁迅、胡适对于此种精神并不排斥。像胡适这样的人，甚至与“学衡派”人士有诸多交往。但从“学衡派”的文章与价值态度上看，这些人多是在知识论层面讨论问题，而落脚点却在道德哲学里。20年代初，他们讨论的多不是具体问题，而是一个较为宽泛的理念，将丰富复杂的存在简化为几个符号。鲁迅与陈独秀都发现了这些留洋归来者的简单与浅薄，因为他们认识问题的出发点与现实中国的现状的隔膜是显而易见的。
1922年，梅光迪在《学衡》创刊号写的《评提倡新文化者》，就讽刺《新青年》诸君“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彼等非创造家，乃模仿家也”“彼等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也”“彼等非教育家，乃政客也”。梅光迪与胡适是老乡，也是留美时期的朋友，他们在美国时，就曾围绕白话文是否可能产生过争论。有学者以为此文针对胡适的攻击最多，也是确实的。我们从梅光迪的文字中可以发现，他认为新文化是一个伪概念，矛头直指这里的批判意识和西化的理念，在文章的最后，他说道：
故改造固有文化，与吸取他人文化，皆须先有彻底研究，加以至明确之评判，副以至精当之手绩，合千百融贯中西之通儒大师，宣导国人，蔚为风气，则四五十年后成效必有可睹也。今则以政客诡辩家与夫功名之士，创此大业，标袭喧攘，侥幸尝试，乘国中思想学术之标准未立，受高等教育者无多之时，挟其伪欧化，以鼓起学力浅薄血气未定之少年。故提倡方始，衰象毕露，明达青年，或已窥底蕴，觉其无有，或已生厌倦，别树旗鼓，其完全失败，早在识者洞鉴之中。
文字中的讥讽与嘲弄之意，有失雅量。这引起了新文化人的注意。对鲁迅而言，“学衡派”要做的研究以及趣味，无可厚非，就基本观点来说，不失一家之言。中国人对于古代经典需要研究的问题甚多，倘深入挖掘、总结，也不失为一个重要的选择。但细细看这些欣赏古代文明的人的文章，便觉得他们的学问尚未过关。短短行文，已经硬伤累累。提倡古代文化的人，连古文的基本辞章运用都未掌握，按照旧学的规则，是大为悖谬的。鲁迅便写了《估〈学衡〉》，道出梅光迪等人的可笑：
我在二月四日的《晨报副刊》上看见式芬先生的杂感，很诧异天下竟有这样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这地步，还来同《学衡》诸公谈学理。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所以，决用不着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
《弁言》说，“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籀绎”如此，述作可知。夫文者，即使不能“载道”，却也应该“达意”，而不幸诸公虽然张皇国学，笔下却未免欠亨，不能自了，何以“衡”人。这实在是一个大缺点。看罢，诸公怎么说：
《弁言》云，“杂志迩例弁以宣言”，按宣言即布告，而弁者，周人戴在头上的瓜皮小帽一般的帽子，明明是顶上的东西，所以“弁言”就是序，异于“杂志迩例”的宣言，并为一谈，太汗漫了。
《评提倡新文化者》文中说，“或操笔以待。每一新书出版。必为之序。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顾亭林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序。其此之谓乎。故语彼等以学问之标准与良知。犹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原来做一篇序“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便有这样的大罪案。然而诸公又何以也“突而弁兮”的“言”了起来呢？照前文推论，那便是我的质问，却正是“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了。
《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中说，“凡思想学说之发生。皆有其历史之背影。决非悬空虚构。造乌托之邦。作无病之呻者也”。查“英吉之利”的摩尔，并未做Pia of Uto，虽曰之乎者也，欲罢不能，但别寻古典，也非难事，又何必当中加楦呢。于古未闻“睹史之陀”，在今不云“宁古之塔”，奇句如此，真可谓“有病之呻”了。
《国学摭谭》中说，“虽三皇寥廓而无极。五帝搢绅先生难言之”。人而能“寥廓”，已属奇闻，而第二句尤为费解，不知是三皇之事，五帝和搢绅先生皆难言之，抑是五帝之事，搢绅先生也难言之呢？推度情理，当从后说，然而太史公所谓“搢绅先生难言之”者，乃指“百家言黄帝”而并不指五帝，所以翻开《史记》，便是赫然的一篇《五帝本纪》，又何尝“难言之”。难道太史公在汉朝，竟应该算是下等社会中人么？
《记白鹿洞谈虎》中说，“诸父老能健谈。谈多称虎。当其摹示抉噬之状。闻者鲜不色变。退而记之。亦资诙噱之类也”。姑不论其“能”“健”“谈”“称”，床上安床，“抉噬之状”，终于未记，而“变色”的事，但“资诙噱”，也可谓太远于事情。倘使但“资诙噱”，则先前的闻而色变者，简直是呆子了。记又云，“伥者。新鬼而膏虎牙者也”。刚做新鬼，便“膏虎牙”，实在可悯。那么，虎不但食人，而且也食鬼了。这是古来未知的新发见。
《渔丈人行》的起首道：“楚王无道杀伍奢。覆巢之下无完家。”这“无完家”虽比“无完卵”新奇，但未免颇有语病。假如“家”就是鸟巢，那便犯了复，而且“之下”二字没有着落，倘说是人家，则掉下来的鸟巢未免太沉重了。除了大鹏金翅鸟（出《说岳全传》），断没有这样的大巢，能够压破彼等的房子。倘说是因为押韵，不得不然，那我敢说：这是“挂脚韵”。押韵至于如此，则翻开《诗韵合璧》的“六麻”来，写道“无完蛇”“无完瓜”“无完叉”，都无所不可的。
还有《浙江采集植物游记》，连题目都不通了。采集有所务，并非漫游，所以古人作记，务与游不并举，地与游才相连。匡庐峨眉，上山也，则曰记游，采硫访碑，务也，则曰日记。虽说采集的时候，也兼游览，但这应该包举在主要的事务里，一列举便不“古”了。例如这记中也说起吃饭睡觉的事，而题目不可作《浙江采集植物游食眠记》。
以上不过随手拾来的事，毛举起来，更要费笔费墨费时费力，犯不上，中止了。因此诸公的说理，便没有指正的必要，文且未亨，理将安托，穷乡僻壤的中学生的成绩，恐怕也不至于此的了。
总之，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
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
鲁迅的文章，直逼要害，可以看出其旧学修养之深。其实新文化人写作，也是要破律的，有时候逾越了古代辞章的底线，表述出旧词语里没有的意象，这样的创新，是可以的。但旧式文章，应有自己的范式，倘要讲究起来，许多方面应有所遵循。鲁迅深味此径，但又不以为然，所以能写旧的文章，也会创出白话文的新路。由旧而新，水到渠成，暗的功夫是可以感受到的。但“学衡派”这些人，对于古文的运用，显得生硬，他们不知道《新青年》阵营其实是国学修养很深的一群人。细细分析，周氏兄弟等人的学识远远在“学衡派”人士之上。梅光迪等人不知道，新文化人的选择，并非文化虚无主义，而是觉得旧的文化已经走到死路上，需重新激活，另觅新径才是。就知识积累和思想敏锐性而言，《新青年》同人是走在思想的前沿的，他们对于生活与文化的判断，有着精神的质感，是从现实里觅得一种感受，由感受而进入学术的思考里。而“学衡派”的人物，多从知识到知识，文字里几乎看不到思想者痛感的存在。而这痛感，恰恰是思想与学问的一种酵母。
在《学衡》杂志不多的文章里，鲁迅发现，热爱与研究旧学的人，有一点故作深刻之状，文字中不免非平民的绅士之意。就《学衡》的特色而言，所标志的“人文主义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和文化精英主义”。《新青年》同人是主张平民性的话语方式的，他们对于民俗学的提倡和写实精神的认可，都是试图把思考问题的方式从士大夫视角，转为有血有肉的个人视角。《学衡》杂志上许多人的文章，都属于书斋的独语，他们在知识论层面的儒雅气是外饰的，并无彻骨的体验里的热力。无论是吴宓的诗还是梅光迪的文，对于汉语的表达来说，新意寥寥。新文化人并不是如今一些新儒家所认为的那么单一，他们提出新的文章变革与文学变革的主张，是基于对旧的文明思考的基础上的。而一些基本思路，都衔接了古代文化有生命力的部分。又因为对于旧的传统的黑色记忆犹深，所以批判的锋芒毕露，击中的要害亦准。新文化人的国学观与保守主义者的国学观，并不在同一个时空中。
翻阅《学衡》上的文章，能与时代沟通的通道殊少，与《新青年》带着热气的文字和鲜活时代感的陈述比，年轻的《学衡》作者多的是一种暮色。他们沉浸在空泛的学理世界，问题意识也建立在别人的著述里，自我的生命感受是微弱的。我们看柳诒徵、胡先骕、邵祖平的文字，都缺少新文化作家的敏锐度，能让多少读者引起共鸣都是一个疑问。从杂志刊发的译文看，趣味都没有《新青年》同人广泛。而对于时代问题的应对，也是极为轻弱的。胡先骕《文学之标准》说：“写实主义之失，在知人性之恶，而不知人性之善”，只是一种浮光掠影的印象，不知道像鲁迅作品表面黑暗其实内心慈悲，对于新文学的无知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对于《新青年》高扬新思想也是不屑的。胡先骕《论批评家之责任》说新文化人“好奇立异”，都没有说到根本。新文化人对于《学衡》的回击，也多少打到了诸人的痛处。就辞章修养而言，《学衡》中人的文字，都在周氏兄弟之下，就修养与文章之道而言，彼此不在一个层次，而《学衡》上的内容，也仅仅局限于小的圈子里的传播，对于大众而言，影响甚微。从吴宓后来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已经意识到，面前的对手，实在是强大的。
二
坦率说来，“学衡派”在学术理念与审美方式上，都非谬说，许多地方也成一家之言。我们看《学衡》上的文章，都是有一定国学基础的青年学者所作，涉及内容也较为广泛，哲学、史学、文学都有。吴宓、梅光迪、柳诒徵、胡先骕的论述，与《新青年》同人形成很大的反差。他们的许多文章，都是在东西方文明的大的背景里开始的，有很深的文化景观。他们的文章不是建立在反思故国文明的基础上，而是融合的思维的产物，在风格上也尽力避免极端主义的表述。吴宓认为审美存在一个规律，学问之道也有规律，迅猛与峻急均为大忌。他认为辩驳之文存在一个问题，“将原文之作者，加以戏侮轻鄙之词，以自逞快于一时，而不知评其文非论其人也”。这是在一个圆圈式的模式里讨论问题，而非在流线中撞击思想。《论新文化运动》主张的是融合东西文明之思，而非批判意识里的精神独思：
盖吾国言新学者，于西洋文明之精要，鲜有贯通而彻悟者。苟虚心多读书籍，深入幽探，则知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诚能保存国粹，而又昌明欧化，融会贯通，则学艺文章，必多奇光异彩。
这个论述并非不对，与今天国人倡导的古典学的理念是一致的。从学术研究角度说，是进入精神王国的另一种方式。不过就后来“学衡派”的治学成就上看，并非都有厚度，平平之处甚多，文章上独创一体者甚少，而思想能够影响现代进程者亦甚为寥落。而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著述，则既保持了古风，又衔接了域外文化有意味的部分。无论是《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还是《中国小说史略》，在学术史上的光芒，是别人难以企及的。
鲁迅对于“学衡派”的不以为然，还因为他们的述学文体缺少批评性的灵光，对于古代文明缺乏一种辨析力。他所注意到的西方学者的文字，是一直在质疑既有的成见中发现思想的可能性的。章学诚、章太炎、梁启超在讨论思想与历史话题时，都有一种论辩之力。这种论辩的过程，对于历史的认知的深度也自然有了可能。反观“学衡派”的述学姿态，对于古代文明的辨识力是弱化的。他们不能站在更高的角度审视文学与历史文献，而要在其文体里感到现代性的气息是大难的。
像林纾这样的遗老文人，批评起来很是容易，但“学衡派”的维护旧的传统，就有一些正当性。鲁迅后来没有再去关注“学衡派”的活动，倒是胡适与吴宓、梅光迪一直有着交往。他们彼此有一些纠葛，路径还是颇为不同的。胡适与鲁迅相同的地方在于，对于旧的遗产有一种批判的选择的心理。即便是那些鲁迅不喜欢的学者如郭沫若、顾颉刚等，鲁迅对于他们的研究也是留意的，毕竟属于新文化视角的国学研究，还是影响了人们对于文化的认识的。郭沫若的学术思考，鲁迅未必都十分认同，但从郭沫若后来对于鲁迅的藏品的看法说，他们却有一致的地方。那原因，还是批判意识起了某种作用的。
鲁迅欣赏的王国维、章太炎的述学文体，都有内在的张力。他们的研究带有一种未曾见过的冲击波，使蒙尘的旧迹露出了另一种形态。王国维的考据，地上文物与地下文物悉被关注，文献背后的人事与文事浮出水面，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甚多。章太炎讨论经学与史学，是有着辨伪精神的。在《訄书》等著作里，他的国学研究起于一种批判意识，无论是对于儒学传统的审视还是对士大夫心态的剖析，都始于辨析，终于新解。可以说，对于已有的存在作了重新的描述。《诸子略说》讲到孟子与荀子说：
孟子论性有四端：恻隐为仁之端、羞恶为义之端、辞让为礼之端、是非为智之端。然四端中独辞让之心为孩提之童所不具，野蛮人亦无之。荀子隆礼，有见于辞让之心，性所不具，故云性恶，以此攻击孟子，孟子当无以自解。然荀子谓礼义辞让，圣人所为。圣人亦人耳，圣人之性亦本恶，试问何以能化性起伪？此荀子不能自圆其说者也。反观孟子既云性善，亦何必重视教育，即政治亦何所用之。是故二家之说俱偏，惟孔子“性相近，习相远”之语为中道也。
可以发现，章太炎讲学中所呈现的思路，是现代学人中最为有灼见的一种。倘若讲学术研究，这种态度是鲁迅、胡适等人所推崇的。因为明显的是，这里有着现代性的波光，其中批判性的思维占了重要的地位。反观“学衡派”的表达，他们虽然也批评时风，但对于古代遗产的判断是缺少锐气的，不能够以更为开阔的眼光凝视遥远的思想。与章太炎的辨析中的研究和批判性研究不同，“学衡派”的文字多为认可性的研究。梅光迪《孔子之风度》面对儒家思想，是带有某些敬意的，全无章太炎式的态度：
自来注《论语》者，于孔子一言一动，大慎重视之，反失去孔子之真面目。实则孔子乃一富于天趣而雅善谐谑之人，特其天趣与谐谑之流露，皆极有节制，如善画者之轻描淡写，含蓄不尽，故读者恒不之觉耳。观其与门弟子问答周旋，和易悱恻之致，无不在在可见。诸弟子侍坐时，则令其言志，即不令言志，而默察诸人之性情气象，亦喜形于色。有所训戒，皆以微婉出之，而意在言外。
对比“学衡派”与《新青年》诸人的学术文字，可以发现在精神领域存在很大的反差。胡适、陈独秀、鲁迅在反省旧迹中建立自己的表述空间，“学衡派”诸人是有一种暧昧意识的。前者面对现实困境说话，后者在一种超然的知识论层面静思。于是就会感到，一个是带着生命的痛感重建文章的秩序，另一个是书斋里纯然的思想演绎，社会的云烟被过滤掉了。其实从先秦诸子，到晚明学人，没有一个思想者不是在生命困顿与社会矛盾的旋涡里审视存在的，他们的思想也都带着现实里的挣扎与搏斗的某些痕迹。孔子的飘然，只是性情中温润可爱的一面，其实没看到他的忧思与绝境里的苦楚，对于其描述也就简单了。今天看《新青年》诸君与《学衡》一些作者的冲突，他们各有千秋，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对视，而是文化生态的一种反射。只是在一个昏暗的年代，鲁迅等人的言说更能刺激国人的自省，那些象牙塔里的独语，对于转型时期的文化建设，分量还是轻的。
三
不错，新文化人并不反对研究国故，他们对于传统的兴趣也并不亚于那些守旧的读书人。只是觉得，青年一代有自己的使命，还坐在旧车上吟诵着老调子，大约是有问题的。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就写道：
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
这段话显然是对遗老式的读书人说的。但同样的是，对于新式学人，也有类似的看法，即不相信以一种或几种传统的学术理念，即可解决中国的内部问题。比如，世上是否存在一种可以万古不变的真理，或者说基本指导青年的书，他也是持怀疑态度的。一切将旧学说凝固化出来的方式，在他看来都存在可疑之处。典型的例子是“青年必读书”事件。在问卷中，他交了白卷。
1925年1月，《京报副刊》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各十部的书目。胡适、周作人、钱玄同等人都作了认真回答，鲁迅与许多人不同，没有回答记者的提问，而是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在附注栏目里，鲁迅这样写道：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文章发出后，很快受到一些读者的批评，有人将此看成是文化虚无主义的论调，或者是过于哗众取宠了。这里有两层意思值得关注，一是鲁迅强调的是输入学理和思想的重要，要建设新文化，输入新的思想是第一要紧的事，余者均在其次。二是鲁迅的文字背后，延续了同时期另一个思想，就是青年不必去寻找什么导师，要靠独立摸索去走自己的路。整理国故，在当时是易做的事，旧式士大夫和旧式文人，还有相当的数量，但他们很少具有新的思想。在鲁迅看来，古气浓浓的地方，精神是不欢快的，也没有多彩的魅力。
王富仁在分析《青年必读书》事件时认为，鲁迅的观点，不是针对学界而言，而是对于社会青年的一种提示。这看到了鲁迅的一个重要逻辑点。《新青年》解体后，队伍的分化，导致学术观念的对立。在为学术而学术与文明批评、社会批评之间，路径已经十分分明。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如果从学院派的理念看，鲁迅的言论未必中正，看法偏执的地方很多。但考虑到鲁迅的出发点还在启蒙与大众解放领域，那么他对于传统的态度便能够得到读者的理解。阅读鲁迅的杂文，不可把一些涉及古代文化的言论看成学术观点，而应视之为一种直面现实的斗士之文。鲁迅将批判性的思维引入与现实和古人对话之中，目的不是对于古人理解之同情，而是剔除杂质，绘出新的、没有奴性的文化之图。在这个层面理解他的一些文字，就不会得出今天国学研究者对于鲁迅的简单化的印象。
“学衡派”与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在讨论文化时，有一点相近的地方，就是要在古今之间找到平衡。审美上也有均衡之意。“学衡派”以为古希腊遗产与古中国文明有相似之处，彼此融合才是。但鲁迅是主张偏正结构的，取新思想于文坛与学界，落脚点在当下，且改变社会的文化风气。这一点在《热风》里的文章中表露无遗。他认为新的东西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平衡的意识可能弱化新文化的势力。保卫新文化的成果显得异常重要。取激进的态度，并非彻底告别旧的文化，而是清除一切阻拦新文化的旧物。这种批判态度有两种，一是学识辨析中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学术的梳理中，也就是对于虚妄的东西的警惕。二是对于现实风气的批判，而许多风气都留在文人墨客的积习中。对于文人积习的揭示与冷思，在鲁迅那里是一直没有停止过的。
鲁迅提倡多读外国书，其实也是增强青年免疫力的需要。他知道国粹过于强大，倘没有免疫力，会被旧文学里陈腐的遗存缠住，这是危险的。外国的书，有一些是直面存在的尴尬的，乃睁了眼的审视。像莎士比亚、雨果、契诃夫、托尔斯泰，总要让读者冷静面对自己与社会的问题。而古代士大夫文字面对真的问题的表述殊少，青年要寻觅有意味的文字，要花费很大的精力。鲁迅极端的表述后的爱意，不细细体察是感受不到的。
20世纪20年代中期，鲁迅目睹了复辟、读经、打压学潮的闹剧，越发感到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对于国人的重要。这些外来的思想，对于国人精神来说都是一种解药。他在翻译厨川白村和有岛武郎的作品时，就发现，日本的进化，多少是因了引入域外学术与艺术，表达的空间拓展了。而那些翻译作品又是怎样鼓舞了寻路者们。日本的现代史，就经历了西化、复古、新旧整合的过程，而在中国，引入外来思想的时间，还是太短了。
四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他与“后甲寅派”主编的冲突，此事件，对于他后来思想的转变，是一个关键点之一。《甲寅》最初由陈独秀、章士钊创办，在晚清曾引起不少人的注意。章士钊留学日本、英国，对于逻辑学颇多心得。他自幼喜读柳宗元文章，留学后对于逻辑学、翻译学都有研究。辛亥革命前后，是思想的先锋者，建树颇多，《甲寅》也因此受到读者的追捧。胡适在谈论辛亥革命前后的知识人的杂志时，认为：“《甲寅》派的政论文在民国初几乎成一个重要文派。”他自己善写政论文，古朴而老到，风格受到唐代文章影响。不过章士钊等人的文字滞于文言文的地方甚多，读者有限，限制了他们的新的学术思想的传播。辛亥革命后，他渐渐身居要位，价值观变化，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与陈独秀在文学观上已经不同，彼此不在一个营垒了。
章士钊对于近代思想与学术，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他翻译的作品带有不少人文主义意识，那时的青年对其有着良好的印象。他后来所著《中等国文典》《逻辑指要》《柳文指要》，在学界都有一定地位。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思想，溢出了时代之轨，他的反对新文化运动，主要在所谓后《甲寅》时期，主张读经，反对个性主义。曹聚仁将“后甲寅派”与“学衡派”都看成新知识人中的守旧者，并放在一起加以描述，不是没道理的。关于此段历史，曹聚仁这样写道：
1925年，那正是段祺瑞的执政时期；民初，那位逻辑文学家章士钊得位行其道，做了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忽然要重新办起《甲寅》杂志来反新文化，反文学革命，做起卫道的战士来了……章氏舞文弄墨，颇沾沾自喜。胡适在武昌公开讲演新文学运动，便说章氏之论，不值一驳；他揭穿了章氏所以由前《甲寅》变成后《甲寅》的因由，说：“行严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他却又虽落伍而不甘心落魄，总想在落伍之后，谋一个首领做做，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反动派，立志要做落伍者的首领了。”
章士钊在《甲寅》上的文章，透出一个旧式文人的老气，以权力者的身份提倡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就将学理问题变成政治工具。他其实与胡适还是好朋友，跟陈独秀也有深交，但对于文学与经学的看法上，则大相径庭。他在《甲寅》上所刊发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无论是在思想走向还是趣味走向上，都与陈独秀、胡适相去甚远。那文章说：
古之圣人知其然也。乃创为礼与文之二事以约之。一之于言动视听。使不放其邪心。著之于名物象数。使不穷于外物。复游之以诗书六艺。使舒其筋力而瀹其心灵。初行似局。浸润而安。久之百行醇而至乐出。彬彬君子。实为天下之司命。默持而善导之。天下从风。炳焉如一。……吾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弃。
胡适在《老章又反叛了！》一文，回击了章士钊的观念，谈到了白话文与新思想存在的理由。但对于章士钊批判最力者，是鲁迅。鲁迅与章士钊的冲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其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不以为然，觉得价值观滑到了过去的老路；二是对这位总长的尊孔读经提出质疑，以为通过权力推广旧说，会压抑民间思想的正常生长；三是鲁迅参加了支持学运的活动，被撤销职务，受到迫害，便以维权的方式，与这位上司公开对峙。撇开个人恩怨不提，鲁迅在与这位有学养、古今之学都略有建树的人的矛盾，其实纠葛着一种思想的问题和学术的问题。不过，无论是学术还是思想，鲁迅对于章士钊评价都不高。他说：
《甲寅》第一次出版时，我想，大约章士钊还不过熟读了几十篇唐宋八大家文，所以模仿吞剥，看去还近于清通。至于这一回，却大大地退步了，关于内容的事且不说，即以文章论，就比先前不通得多，连成语也用不清楚，如“每下愈况”之类。尤其害事的是他似乎后来又念了几遍骈文，没有融化，而急于寻撦，所以弄得文字庞杂，有如泥浆混着沙砾一样。
在《十四年的读经》一文，鲁迅讥笑了章士钊主张读经的无用。在鲁迅看来，提倡读经者，如果是自上而下的行为，是阔人的事情，与百姓无关。二十四史所载的，有许多是与孔子思想相悖的东西，改变世界的力量，往往在儒家训条之外。阔人主张读经，可是“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在鲁迅看来，提倡读经的人，自己并不都相信读经是可以救国的，不过要维持古老的旧的形态而已。这个看法，是被几千年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回望民国初年的环境，我们可以这样说，新的知识人面临两个话题：一是怎样向古代提问题，二是如何向当下提问题。“学衡派”与“后甲寅派”，既不能以别样的眼光看过去，也不能用现代的眼光看面前。前者是迂腐，后者是自负，与新文明的距离是殊远的。而章士钊身上的官僚气，在鲁迅看来更具危险性。
在与章士钊的对抗里，鲁迅同时面临着“现代评论派”的挑战。喜欢章士钊的陈源，对于《甲寅》好感颇多，而面对鲁迅则是另一种态度。陈源留学英国，回国后在北大教书。他的文化观与鲁迅有一些交叉的地方，主张向西方学习，相信文化的进化之力是不可挡的。不过在对于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方面，他与绅士阶级和官僚阶级有一种暧昧的关系。围绕女师大学潮，他却站在了权力者的一边。在鲁迅与其论战中，锐气和智性的一面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原来新式学人，亦有官家之气，从章士钊与陈源的身上，鲁迅看到了知识界的另一种面孔。
关于那场论战，学界早有不少的梳理，与其说是学问间的差异，不如说是思想的冲突。最有名的是鲁迅发表的《学界的三魂》，对于新知识人的旧思想进行不客气的数落：“所谓学界，是一种发生较新的阶级，本该可以有将旧魂灵略加湔洗之望了，但听到‘学官’的官话，和‘学匪’的新名，则似乎还走着旧道路。”鲁迅对于“现代评论派”诸人与“后甲寅派”的合流，感到滑稽和不屑，对于他们的学问和思想的嘲笑是不寻常的。这也遭到陈源等人的挖苦，陈源与顾颉刚造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学者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他们对于鲁迅的造谣与攻击，在胡适看来都有点胡闹，他后来专门在文章里，为鲁迅洗刷了污名。不过在这个过程中，鲁迅对于北大的一些知识人的认识也出现了偏差，放大了“现代评论派”的问题，将胡适也看成自己的对立者，就多少有些偏执了。这一次冲突使鲁迅深感，新式学人的欺骗性与灾难性，不亚于旧式的文人，他们与保守主义者比，更是该警惕的一族。这个倾向，也是他后来导向左翼队伍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
考察彼时鲁迅的系列文章，他对于新式学人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所经历的生活，就有许多活的教训。比如严复是影响过鲁迅那代人的学人，最初介绍的《天演论》颠覆了人们的认知。他的辞章理念是来自桐城派的，在晚清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鲁迅在回忆文章里，写过对于严复文字的印象，那些译作是怎样地拓展了自己思想的空间。但后来严复的思想趋于保守，对于尊孔读经是认可的。鲁迅从严复的变化里感到，民国之后，接受新知识易，在知识论层面讨论西学，似乎没有大的问题，但在价值论层面，消化西学里的基本思想是困难的。他后来从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人身上，也看到类似问题。于是感受到，前一代学者与同代学者，依然残存着旧的幽魂。而希望或许在更年青的一代身上吧?
从前辈学者严复的滑落，到曾经的好友暮气的增多，鲁迅对于学界是失望的。像自己的二弟周作人身边的朋友日趋与现实隔离，学问呈现出背离《新青年》宗旨的倾向，在鲁迅看来是一种退步。周作人在学识的丰富性上，有同代人没有的气息，他对于古希腊文明的推崇和对于人类学的偏好，都刺激了思想的增长。但他后来对于儒学的态度，以及对于现实问题的判断，在鲁迅看来都存在谬误。鲁迅觉得，这是一个消极的信号，知识人也有一个不断超越自我的可能，生命感觉到鲜活与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当周作人沉浸在温文尔雅的古典意味的文字的时候，鲁迅却照例带着喷火的文字与世间对话。在鲁迅看来，艺术或思想发生的时候，本来是有光与热的，偏偏被后来的文人高贵化、典雅化。知识界与现象界隔着窗户纸的时候，他们的文字有时是可疑的。
我们在一些信件和文章里能够发现，鲁迅对于周作人、胡适肯定的同时，也不乏嘲讽。周氏是见识上偶见昏眼，胡适则是学问秀，有时不免有外在的表演，而钱玄同则越来越乏善可陈。鲁迅对于新旧知识人的态度，是一种哲人般的气韵的流转，令人想起苏格拉底和庄子，对于任何确定性的表述都有存疑的目光。从《两地书》可以看出，他对于学人不问政治、空谈思想是不以为然的。周作人当年提倡“新村主义，鲁迅对此是沉默的，何以没有表态，后人一直众说纷纭。我以为周作人的文字可能也属于知识人自身的独语，对于国人的有效性自然会弱。鲁迅后来与周作人分手，彼此互为讥讽，并不都是兄弟恩怨，还有学术理念的差异。其实新文化人之间，彼此是坦诚相见的。胡适与周作人有许多分歧，钱玄同和胡适亦有冲突。不过这些在鲁迅看来是温和的差异，而他与诸君有着本质的区别。鲁迅的批判意识的彻底性，也表现在对学界的疏离中。在经历了北京后期生活，以及厦门大学与中山大学短暂的教书生涯后，他发现象牙塔里的日子不符合自己的性情。离开了与现实对话的空间，文字的表述是无力的。
以鲁迅对于刘半农的态度而言，能够看出特殊的价值尺度。在《新青年》时代，彼此是互为鼓励，关系较为密切。刘半农与钱玄同的双簧戏，对于旧文明的批判，鲁迅都是喜欢的。但后来沉浸在古文里，且露出游玩的士大夫意味，鲁迅就不太认同了。“做打油诗，弄烂古文”，染有酸腐之风，那是不好的。古代文化研究是今人的任务之一。问题不在于该不该研究，而是如何研究，知识人的眼光应是怎样的。鲁迅批评刘半农的时候，看似对于玩古董的不满，其实是对于玩古董的人的姿态的厌恶。绅士气与士大夫气，会罩住研究对象世界的本真。以雅趣与悠然之姿审视历史深处的遗存，远离本色是自然的。
其实，知识人为学术而学术，也是探索精神无限可能的一种，这些无可厚非。如果独自沉潜其间，通古今之变，留一家之言，也没有问题。其实，那时候的各派知识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倾向，鲁迅对于“研究≠系”“现代评论派”都有警惕，批判的语气是重的。在“北师大风潮”中，国民党与“研究系”之间的斗争是激烈的，知识人在那时候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立场。但后来国民党在1927年立场发生变化，鲁迅与许广平受到的冲击亦可想而知。从他们的交流中可以看到，鲁迅曾希望革命党人开拓一个新天地，所以对于守旧的“研究系”颇多反感。而那时候的知识人，倘有良知，不能没有自己的现实态度。所以鲁迅说，“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顾颉刚虽然声称不谈政治，但看他与胡适的通信，也不无趋时之言，胡适不是想专心著述么，看他后来的文章，与政治的纠葛也是深的。但是一面把玩学问，一面又要做青年的导师，或者在公共平台发出指点江山的声音，以为别人可能都是错的，唯我独尊，那是值得警惕的。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他的那些犀利的文章，很少针对国故自身，而是指向研究国故的话语方式，即我们该如何描述国故。或者说，我们该怎样看待已有遗产与现实之关系。
对于新式学人的近于挑剔的态度，使鲁迅在知识界变得异常孤独。既是遗老的敌人，也成为许多新式学人的对手。在新文化运动过去不久，他就已经意识到，影响未来社会走向的，可能不再是遗老们，而是披着西服或带着洋人背景的新文人。与“学衡派”的一些学者一样，白话文作家有许多在思想深处有一个本质主义的惯性。鲁迅与新旧知识人的纠葛，使他树敌甚多。他最好的朋友后来多在文坛，在一些青年作家身上，他倒是看到了某些希望。
在北京居住的后期，鲁迅身边的青年多为文学爱好者，或者有一点学术抱负。在文学与学术研究之间游弋的人，思想往往有灵性的一面。他所译介的日本作品，也是介于学术与诗之间的。夏目漱石擅长写小说，但他的理论文字，也是颇有力度的。有岛武郎既有文论，也有小说。他关注的俄罗斯作家，也多是有学者气质的。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有欧洲文化的流脉，他对于英国、法国文化的描述，并不亚于大学里的学者。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从尼采到海德格尔，都是诗人。也因为此，刺激了他们的哲学思考。鲁迅身上有一种文学的学问化的背影，或者说，学问的诗化也是有的。
他喜欢的竟是那些草根气味的诗人与小说家。因为他们身上的非规则化的、带着生命热气的表述，“属于别一世界”在鲁迅看来才是新思想与新精神生长的地方。鲁迅觉得文艺除具有审美的锐气外，还有带动学术思考的可能性。文学文本可以催生哲学观念，对于形而上学不无益处。小说与诗的感受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从冯至的回忆文字可以看出，鲁迅对于青年诗人与小说家是有所期待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偶与学界的对话，不是内部的、等量性的、同色调的对话。他和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学人都不在一个语境里。新旧学人看似不一，但有时候的生命状态惊人的相似。这些人多少染有儒家的某些遗风，在杂乱中倾向于和谐与某种秩序化。但鲁迅不是这样，他是飞动于苍穹间的精灵，并未久栖于安宁之树。他在草丛中看到皮下的腐水，于湖泊中发现诡秘的暗区。中国的历史太长，许多用血换来的经验告诉世人，在精神惯性以巨大的潮涌奔腾的时候，中流砥柱的意义才凸显出来。鲁迅就是那中流砥柱，他立在潮水中，没有被泥沙卷走，而因此让世人知道了旋涡与暗区在什么地方，以免重蹈前人之覆辙。
六
1933年10月，施蛰存在《申报·自由谈》上写文章，向青年推荐了《庄子》《文选》，以疗救写作词汇不够丰富的弊病。施蛰存是翻译家，亦写小说，与鲁迅也有过一些交往。但施蛰存也受周作人影响，把玩古董的意思也偶在文章出现，这引起了鲁迅的警觉。他批评了此种苗头：
有些新青年，境遇正和“新老党”相反，八股毒是丝毫没有染过的，出身又是学校，也并非国学的专家，但是，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劝人看《庄子》《文选》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版了，新诗也写成方块了，除掉做新诗的嗜好之外，简直就如光绪初年的雅人一样，所不同者，缺少辫子和有时穿穿洋服而已。
鲁迅在施蛰存这些人身上，感受到雅士的某种得意，“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庄子》《文选》事件，本质上是警惕旧的思想的复活。所以，问题不是国故是否需要研究，而是不要成为旧式的绅士和士大夫。黄裳先生认为，鲁迅批评施蛰存，与京派海派的争论有关。这是对的。施蛰存受周作人的影响，编辑过明代小品，趣味是士大夫式的。虽然他的小说有现代主义的痕迹，但审美深处的旧式文人趣味，鲁迅并不喜欢。施蛰存晚年回忆那时候自己的趣味就说：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在上海做亭子间作家。职业是书局编辑，业余工作是写小说，翻译外国文学。阅读的也多是外国文学，偏重于苏联、东欧诸国和美国。读书没有计划，得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知识面广了，眼界开了，可就是说不上研究。在周作人、林语堂的影响之下，也曾有一二年热衷于明人小品文，把公安、竟陵派的几十部诗文集看了一遍。
应当说，施蛰存的状态，并非旧式文人的，还有一点新潮意味。鲁迅对于他的印象，大约是过于主观了。不过此事可以感受到鲁迅对于新文学作家的一种期待，就是思想应当摆脱旧影的束缚，走一条全新的精神之路。如果是学者治学，深入研究《庄子》《文选》自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新文学作家要在多种角度和多维度里思考母语的写作，仅仅靠古代基本经典来支撑自己的表述，大概是不行的。古语虽然是修养的不可缺少的部分，但鲁迅以为方言、大众语、翻译语都是可以借鉴的遗存。作为指导青年的号召性的文字，如果仅仅以古代经典来作为范本，还是完全不够的。
那时候主张读古书的学者的理由之一，凡是白话文写得好的，古文也都不错，或者说，有很好的古文的基础。这个观点，现在看来并非不对。鲁迅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与自己的弟弟的文章好，确实与古文修养深有关。但鲁迅为什么拒绝这个观念，且竭力反对之?我觉得是他的苦涩经验所致。他认为身上的一些黑暗之色，许多来自古书，希望青年人不要再被压抑的色调所束。古书的优秀的地方，都含在文本的深处，而毒素是多的。所以倘没有辨别力，会滑入无底的黑洞。他不认为自己的文言文的背景是一种优长，反倒是存在诸多累赘。在翻译时努力摆脱文言文的挣扎感，能够体现觅出新径的渴念。这里，他与自由主义文人都进入了一种悖论之中。那些具有绅士意味的自由主义学者，对于审美却有着不少框子，眼里有许多的禁忌。而没有禁忌的鲁迅，却讥讽那些提倡古文阅读的学者，也有了一个框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人之争，在今天看来都值得重新讨论。鲁迅的偏激之言，现在想来也并非句句都是真理。
不过有一点鲁迅是对的，无论是京派学者还是海派文人，他们描述古人的那种欣赏态度，有时候是在一种幻象里的。比如林语堂礼赞晚明的文人，随着周作人说几句漂亮的讨好古人的话，鲁迅就以为是过了。鲁迅觉得，从周作人到施蛰存，都把古文与古人想得很好。就文章而言，确实也是不错的。但他们对于历史的想象，也未免太天真了。《古人并不纯厚》云：
古今的心的好坏，较为难以比较，只好求教于诗文。古之诗人，是有名的“温柔敦厚”的，而有的竟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你看够多么恶毒？更奇怪的是孔子“校阅”之后，竟没有删，还说什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哩，好像圣人也并不以为可恶。
至于文人的小品，也非周作人、林语堂、施蛰存感到的那么散淡、平和。在《杂谈小品文》里，鲁迅就说：
《史记》里的《伯夷列传》和《屈原贾生列传》除去了引用的骚赋，其实也不过是小品，只因为他是“太史公”之作，又常见，所以没有人来选出，翻印。由晋至唐，也很有几个作家；宋文我不知道，但“江湖派”诗，却确是我所谓的小品。现在大家所提倡的，是明清，据说“抒写性灵”是它的特色。那时有一些人，确也只能够抒写性灵的，风气和环境，加上作者的出身和生活，也只能有这样的意思，写这样的文章。虽说抒写性灵，其实后来仍落了窠臼，不过是“赋得性灵”，照例写出那么一套来。当然也有人预感到危难，后来是身历了危难的，所以小品文中，也时夹着感愤，但在文字狱时，都被销毁，劈板了，于是我们所见，就只剩了“天马行空”似的超然的性灵。
深悟此语，可以发现鲁迅见识的超凡，此非空泛之谈，既有乡邦文献的支撑，也有野史的对照。而现实感受也告诉他，在没有自由的国度，知识人的写作，是潇洒不起来的。以今视古，经纬相似；从古验今，面目如一。鲁迅不是在一个线条里审视历史，而是在大的时代格局里把握实在。文学不过是大的社会结构里的一环，超然于社会的形态，很少有过。这也引申出一个问题，作为现代的知识人，我们该如何看待古代的遗产?如果只见树木，没有森林，那认知大概是有缺失的。所以，问题不是要不要继承传统，而是要如何认识传统，以及怎样衔接传统有意义的部分。鲁迅对于国故的认识与别人不同之处，也恰是其思想生长之处。他的表达有许多颠覆之力，剥落了罩在旧文化遗产身上的层层光环。他告诉我们，昨日如斯，今日如斯，明日当不该如斯。新文化运动要做的是古人未能做也不曾想做的另类事业。
显然，这自然是大难的，没有冲破牢笼的勇气，断不能改变旧有的面目。而新文化人竟然一步步走了过来，颠覆了以往的道路。五四一些新学人与新式作家，在汉语最为凝固的时期，激活了古老的文脉，他们不是葬送了传统，而是重新延续了中国旧的文化最有活力的部分。读彼时的一些文章，会感到那时候的思想者不是以温情脉脉的方式面对身后的存在，而是以批判的目光重审旧的文明。带着沉重的忧思和痛感，剥掉了身上的伤痂，这是阵痛中的自审。鲁迅在面对旧的遗产时的批判意识和积极摄取精华而创造新文学的选择，成为了民族文化史悲壮的一页。其实从孔夫子到王阳明，每个时代的思想者都是以批判的意识开始自己的精神之旅的。治国学者倘不明了文化发生学里的隐秘，对于历史的阐释不免和对现实的判断一样，流于表层。鲁迅那代人在五四前后的探索，是现代知识人自我解放的一次疾走。他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一起，以自己的思想，影响了后来的学术之路与艺术之路。现在我们说这些人与孔子、老子、庄子、墨子一样，乃中华文明史永远伫立的路标，是确确实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