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07年，26岁的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发出震撼人心的一问：“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1]从那时起，对于“精神界之战士”的呼唤与寻找，以及用文学方式进行的思考与塑造，就成为贯穿鲁迅一生思想与写作的重要话题之一。同时，这一声呼唤中所表现出来的深沉热切的使命感也堪称是鲁迅精神的核心，体现出他对于自身道路的追求与构想。

鲁迅从一开始就以“战士”的称谓来命名“精神界”的先行者，突出体现了他对于反抗性、行动性乃至战斗性的强调。这一点，从他对摩罗精神——“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提炼中亦可看出。在他看来，真正的“精神界之战士”不仅要具备“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不惧权威，不跽金帛”等品质，更重要的是，他要能将反抗精神与实践行动结合起来，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产生真正“撄人心”的摩罗之力，才能完成精神启蒙的使命。

《摩罗诗力说》时期的鲁迅，带有更多的浪漫气质和理想主义光彩。从那以后，随着阅历的丰富和对现实认识的不断深入，他对“战士”问题的思考也在走向深化，不仅是思想日渐深沉，更多则表现为对于战斗实感的呈现和对斗争方式的反省。

一

事实上，关于“战士”，鲁迅几乎没有明确提供过一个现成的标准形象。他的想象与塑造多是以相对隐晦的方式传达的，所以，他的小说中几乎没有出现真正的战士形象，反而是在其它形式的写作中，“战士”问题会通过象征等方式得到间接呈现。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也体现出鲁迅思想的动态形成过程。

1924年9月，鲁迅在“华盖运”中开始写作“野草”系列，从首篇《秋夜》开始就表现出某种“自画像”的意味[2]。其中，在《秋夜》篇首以奇特方式出场的两株枣树就极具象征性，它们既是一种战士类型的象征，又被视为鲁迅本人性格、精神及当时处境的写照，表现出“一种执拗的反抗绝望的顽强性和倔强感”。[3]

在秋夜的园中，小粉红花和小青虫被用作枣树形象的参照，各自对应着时局中不同的人物类型。小粉红花“冻得红惨惨地”，但仍“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这是鲁迅所谓的“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4]；扑火的小飞虫虽不免“乱撞”，但其投身光明之举“可爱、可怜”，是值得“敬奠”的“苍翠精致的英雄”。在它们的映衬下，落尽果叶甚至带着“皮伤”的枣树则像“荷戟独彷徨”的鲁迅本人，更孤独倔强，也更冷静清醒。他像小花一样期冀“秋后面有春”，却也更知道“春后还有秋”，知道希望与绝望的交织轮替。因此，在肃杀的秋夜里，枣树不做梦，不乱撞，只擎住“最直最长的几枝”杆子，“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正是这个倔强笃定的姿态让读者看到了鲁迅本人的影子。同时，枣树在孤寒受伤的状态里仍感到“欠伸得很舒服”的情绪，也体现了鲁迅本人虽然绝望孤寂但仍坚持着的一种战斗的状态。即便没有眼前的胜利，却也自有一种清醒倔强的悲壮与快意。

对于枣树的理解与阐释多年来大致如此，但在我看来，可能有一部分更为复杂深刻的内涵被长期忽视了，那就是鲁迅对于战斗的姿态、方式和具体实效的特殊思考。事实上，与枣树对阵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无物之阵”。天空“奇怪而高”，月与星也都遁得很远，枣树虽然逼视着他们，但他铁似的枝干却并非真正可以投出去制敌死命的武器，而对面的阵营里也并不存在真能被击倒或消灭的实实在在的敌人。因此，客观地说，秋夜里的双方更像是一种持久但却无法真正分出胜负的对阵，而枣树的战斗也终归只能是一个战斗者的准备姿势，或是一种战士的精神剪影。1924年的鲁迅，已不像早先那样浪漫，他一定深深懂得这种对阵中的无奈与悲剧感。在我看来，这或许正是鲁迅写作《秋夜》的初衷，也构成了《秋夜》最具力量的部分。

礼赞战士精神是新文学的常见主题之一，但是，在礼赞之外，自觉反省战斗方式与实践结果的作品却为数不多，因而也显得尤为可贵与重要。鲁迅在“荷戟独彷徨”的状态中，既清醒又无奈，他不再空洞地礼赞战士和战斗精神，而是切实地思考如何在复杂严酷的形势下进行有效的斗争。他以委婉的方式表达了内心的怀疑与批评，他对战斗姿态的有限性和空洞感表示了警惕，同时更体现出对于战斗的策略与实效问题的强调。

不久之后，在《死火》中，鲁迅又一次表达了类似的思考。“死火”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意象，是一个并不真实存在的理念，但它被赋予了深邃的涵义。凝固的火焰并没有真正燃烧，它只是一个燃烧的姿态，而死火不能——也不甘——保持在这个姿态中，因此，在面对“冻灭”或是“烧完”两个选择的时候，死火选择了后者，以“烧完”的方式助“我”走出冰谷。可以说，死火的选择就是鲁迅本人选择的一个寓言，他选择燃烧、选择行动、宁愿为之牺牲也不甘于只作为一个姿态存在。当然，鲁迅在《死火》的结尾还是拒绝了大团圆式的安慰，让“我”与大石车同归于尽，而死火则如红彗星一样爆发并燃尽。全文以一种令人略感费解的结尾收束：

“哈哈！你们是再也遇不着死火了！”我得意地笑着说，仿佛就愿意这样似的。[5]

如果结合鲁迅对于战士姿态与斗争策略的思考，就不难理解这个结尾。无论是“我”还是鲁迅本人，的确已在自觉超越某种对于斗争的抽象理解，不满足于将斗争停留在姿态的层面。1924至1925年间的鲁迅，在经历女师大学潮和与“正人君子”的论战中，多次呼吁要进行真正有效的斗争和实际的行动。这是鲁迅在艰苦实战中逐渐认识到的，哪怕最后只能是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悲壮结果，也胜过空洞无力的姿态。

二

1925年10月，鲁迅完成了短篇小说《孤独者》。这部小说非常重要，正如竹内好所说，“如果理解了这部作品也就能够理解鲁迅了。可以想象，他为了创造这个人物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痛苦挣扎的。《在酒楼上》和《野草》中的《墓碣文》直接与此相关。而且整个《野草》都为研究这部作品提供了注释。”[6]

小说主人公魏连殳的经历与鲁迅、范爱农等人相似，“是‘吃洋教’的‘新党’”，也是在新旧文化相撞击的时代空怀理想却处处碰壁，只能孤独地肉搏周遭的黑暗并一再败下阵来的“孤独者”。最终，魏连殳以一种极为特异的自暴自弃的方式走向死亡，他的内心是清醒而痛苦的，他始终都想要“还有所为”，甚至“愿意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但是命运和时代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最后，他只能“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他痛心疾首地说：“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魏连殳心中的胜败与世人的标准是颠倒翻转的，他终于牺牲了理想，过上了热闹阔绰的生活，而那其实正是他因为彻底的孤独与绝望而选择的自杀之路。小说写到魏连殳在最终入殓时的状态，至死都是倔强的、与外界格格不入的样子：他穿着不得体到荒诞程度的军服，“很不妥帖地躺着”，“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7]这个到死都不肯真正屈服于现实的孤独者，内心既赤诚激烈又清醒倔强，堪称是一类悲剧性战士形象的典型代表。

对魏连殳形象的理解历来并无太多分歧，鲁迅寄托在这个人物身上的理解、尊重、惋惜甚至负疚，都已得到充分阐释。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其实鲁迅在这一人物形象身上同样寄寓了对于战斗精神与斗争策略的特殊反思。

让很多读者印象深刻并难免好奇的是魏连殳这个名字。鲁迅在主人公的名字中使用了这样一个不常见的“殳”字，显然不会是随意为之。鲁迅旧学功底深厚且曾师从章太炎系统学习过《说文解字》，在文字学与训诂学方面的造诣已成为他的一种特殊的“暗功夫”。同时，他也喜欢在写作中玩玩文字游戏，把一些不便直说的意思隐藏在用字或拆字之中，著名的如“宴之敖者”“且介亭”等，都是熟悉他的读者和研究者能够会意的。那么，魏连殳这个特殊的名字里是否也同样藏有一种复杂而曲折的思考呢？换句话说，这个“殳”字会不会正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性细节？

殳为五兵之一，古文作“杸”。《说文解字》云：“殳，以杖殊人也。”段注：“杖者，殳用积竹而无刃。”毛传：“殳长丈二而无刃是也。殊，断也。”即“以杖殊人者，谓以杖隔远之。”《说文·殳部》：“以杸殊人也，又兵器。”《释名·释兵》：“殳矛。殳，殊也，长一丈二尺而无刃，有所撞挃于车上，使殊离也。”《周礼·夏官·司戈盾》注：“殳如杖，长寻有四尺。”据上述材料可知，作为古兵器之一种的殳，是一种很长很大的杖，有力但无锋刃，其主要作用就是在战场上当两辆兵车相遇时，一方车上的士兵用殳来推挡对方的战车，而不是真正用于作战杀敌的武器。1977年9月在湖北随县出土有七柄自铭为殳的兵器，为今人了解古殳的形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熟悉古代文化史且对博物学颇有兴趣与研究的鲁迅，当然非常了解殳的特征与用途。殳的有力无刃的突出特征，或许正是对孤独者魏连殳性格与命运的一种隐喻。在小说中，魏连殳也并非庸庸碌碌、默默无闻之辈，在乡人眼中，他“古怪”“异样”，常有惊人之举，但作为一个空有抱负和能力的新文化人，时运与现实并不能给他提供哪怕一次实践的机会和斗争的战场，令他至死都壮志难酬。而这，却正像是巨大有力却没有利刃、能抵御却无从进攻的殳。鲁迅在这个名字即这个人物身上，显然寄托了他特殊的情思。人与殳是有着相似的特征与命运的，他们孔武有力却无法杀敌，这个隐喻恰好昭示了魏连殳的悲剧。

曾有研究者以“‘文字反刍’与物象锤炼”概括鲁迅在《秋夜》中对枣树的书写，认为枣字中包含着“拆字造句”的“游戏笔墨”，体现出鲁迅“有意识地发挥了语言的机能”。在《说文解字》中被释为“重朿”的枣字，可被还原为“一根暗沉、锋利、坚硬的‘刺’”，并进入到周氏兄弟笔下常见的荆棘系列之中。如果说，“‘棗树’最终生成的‘刺’之意象恰恰是以字形层面的‘游戏笔墨’发端”，“在五四时期触及‘语言文字’层面的‘文学革命’发生之后，‘怪句子’和‘古字’仍然以既有的历史形态因应着激变的历史”。[8]那么，应该说，鲁迅对殳字的使用也同样是在这个意义上发挥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殳与枣树、死火一样，都是战士姿态的塑造，也是战斗精神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它们也都同样具有在战斗中力不从心的无奈和彷徨，以及实践意义上的空虚。当我们将这一系列作品放在一起看，就能明白鲁迅的想法不是偶然的一时兴起，而是一个不断反省、走向深入的过程。从枣树到死火再到魏连殳，鲁迅的笔下不断出现战士形象的变体或象征，并在此基础上推进思考和反省，寻找解决的策略。结合1925年前后鲁迅本人的经历则不难想象，他是怎样在斗争实践中反思和探索着斗争策略的问题的，在这样的时刻，凝视枣树、想象死火、回顾范爱农、虚构魏连殳……，都既是对辛亥革命经验的反省，也是对新形势的研判与回应。

三

《孤独者》完成之后两个月，在这一思路的延长线上，鲁迅又以一篇题为“这样的战士”的短文做出了一次更加直接显明的表达。开篇第一句——“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9]——是一声动情的呼唤，也是一句清晰笃定的宣告，既体现出他的真切，也流露出他对“战士”问题进行集中思索与表达的迫不及待。

此时的鲁迅正深陷女师大风潮之中。自1924年8月起，他为支持女师大学生反抗杨荫榆治校与复古思想的斗争，经历了辞职、代拟《呈教育部文》、起草《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加入校务维持委员会等一系列实际斗争，在女师大被停办解散后，他宣布为解散的学生义务授课，最终与学生一起光复了女师大。可以说，这是鲁迅第一次也是最直接的一次参与到斗争实践之中，在此过程中，他撰写多篇杂文一面披露事件真相一面反思斗争经验。其中，《忽然想到·七》《“碰壁”之后》《流言和谎话》《女校长的男女的梦》《碎话》《“公理”的把戏》《这回是“多数”的把戏》等都是重要篇章。许广平后来在回忆中说：“女师大事件，就是当时北京的革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卖国的军阀政府之间斗争的一个环节”，“这个斗争，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之后，走向分化的具体反映。鲁迅当时反对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评论派，有些问题常常隐蔽在个别的，甚至私人的问题之下，然而这种斗争，在原则上的意义，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却越来越明显了”。[10]瞿秋白后来也说：“不但‘陈西滢’，就是‘章士钊’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作社会上的某种典型。”[11]也就是说，这次斗争无论对鲁迅本人还是对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界，都具有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因而，鲁迅对这次具体的实战经验的思考和表达，也绝非就事论事，而是在总结教训积取经验的同时，思考着即将到来的更大的斗争。

《这样的战士》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撰写此文的当天，正是“北洋女子大学”宴请教育界名流，宣布成立《教育界公理维持会》的日子。这个“公理维持会”的成员正是所谓“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鲁迅在与他们斗争中写下的多篇杂文都同时包涵着积塞于心的愤懑与关于斗争策略的思考，《这样的战士》就是其中之一。

“这样的战士”是在多次“碰壁”之后彻底认清了“无物之阵”的，他的武器不是先进的“毛瑟枪”“盒子炮”或杀人不见血的炮弹，“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12]这正是鲁迅彼时对自身处境的一种深切感受。孤独、勇猛，无可依仗，但却有一种简单有效的武器，可以真的“有所用其力”，与敌人展开肉搏。那武器是投枪，是匕首，落实在文学上，正是他逐步走向自觉的杂文写作。

在与“正人君子”等对手缠斗的过程中，鲁迅认识到“无物之阵”中的敌人的虚伪与狡诈，他们有各种“旗帜”“外套”“好名称”，难于捉捕、不易对付。也正是因此，“这样的战士”必须在无论何种情况下，顽强地、一再地“举起投枪”，坚持不懈地用杂文写作的方式去撕破对手的“旗帜”与“外套”，即便无法制敌于死地，但至少能揭露他们的真面目。鲁迅清醒地意识到，“这样的战士”或将“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但即便如此，他仍然继续“举起了投枪！”——这里，在全文的最后一句，鲁迅罕见地使用了惊叹号，表现出一种极为鲜明强烈的态度。

与枣树的悲凉相比，“这样的战士”是悲壮的。这个变化显示了鲁迅在斗争实践过程中思想情感的转变与深化。投枪比枣树多了“脱手一掷”的可能，也比殳多了可以制敌的尖刃，虽然无物之阵仍是不易战胜的，但对于战士而言，掌握了锋利的武器，投入了实际的行动，就是一种重要的进步。

几个月之后，又一个“这样的战士”出现在鲁迅笔下，他就是《铸剑》中的黑色人。《铸剑》是一个根据古代神话复写的历史小说，1927年首次发表于《莽原》时题为《眉间尺》，至1932年才改题《铸剑》。在情节上，《铸剑》与《列异传》《搜神记》《楚王铸剑记》所载的几乎一致，但经过鲁迅的复写与铺排，整个故事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其神怪色彩被复仇精神所取代，复仇战士黑色人的形象也得到了凸显与强调。如果说，这个故事中有什么特质促动了鲁迅的创作欲望，我以为必是黑色人无私的复仇精神与人剑合一的斗争方式。小说的题目从“眉间尺”改为“铸剑”，也说明了作品的重心从塑造人物变为了对战斗本身的反省。

《铸剑》的开头以相当大的篇幅详写了眉间尺戏弄落水老鼠的过程，动作细节丰富、心理描写也极为细腻，这一段看似与主题无关的铺垫，除了为眉间尺的成长做铺叙之外，更重要的是突出了眉间尺的性格特征。在成为一个战士之前，眉间尺是个优柔不成熟的孩子，“不冷不热地”，不果断也不坚定，以至于母亲忍不住问他对待老鼠“在做什么？杀它呢，还是在救它？”但是，自他肩负起复仇任务的那一刻起，他改变了“优柔的性情”，即便被仇恨将“全身都如烧着猛火”，也能“沉静”下来，“决心要并无心事一般”，“从容地去寻他不共戴天的仇雠”。这巨大的转变就始于剑的出现。小说专门描写了那柄传奇的宝剑：那是一柄“纯青透明”的剑，它让“窗外的星月和屋里的松明似乎都骤然失了光辉，惟有青光充塞了宇内。那剑便溶在这青光中，看去好像一无所有。”剑“长五尺余，却并不见得怎样锋利，剑口反而有些浑圆，正如一片韭叶。”[13]这柄剑外表平凡，剑口反而有些浑圆，是有意的藏锋，它的利刃和威力来自内在的剑气，以透明之气发出青光，在看去“好像一无所有之处”，发出真正“撄人心”的力道。

故事的真正展开即是一个人剑合一的过程。一夜之间变得果敢无畏而又沉静从容的眉间尺，完成了生命的成人礼，具备了佩剑复仇的资格，成为一名战士。但是，要真正完成艰苦残酷的复仇行动，还要借助于一位理想的战士——黑色人。这位黑色人没有具象的外表，更像是一个幽灵或一种精魂。他替眉间尺复仇，不是为了“仗义”或“同情”，他说：“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因为“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14]也就是说，黑色人的行动超越了个人层面的恩怨情仇，就像瞿秋白所理解的鲁迅本人那样，没有私敌，他的敌人“就是社会上的某种典型”。黑色人的话让人也不禁想起《过客》中那位同样是一身黑衣的主人公的话：“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15]事实上，这正是1920年代中期鲁迅本人的生命体验。他借由过客和黑色人的言行，表达的正是他自己的心境与认识。据后来许广平的回忆，鲁迅曾亲口告诉她宴之敖者的含义是：“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图片，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16]鲁迅再次用一个字谜透露了内心的秘密，这谜底指向他自己，说明黑色人宴之敖者正是他本人的投射，因而可以说，这位复仇之神也代表着鲁迅关于自己战士身份的某种想象。

鲁迅曾数次对友人说，《故事新编》中“除《铸剑》外，都不免油滑”[17]；而《铸剑》“确是定得较为认真，但是出处忘记了，因为是取材于幼时读过的书”[18]，而对于原典，“是只给铺排，没有改动的”[19]。对于这样一个记忆中的故事，鲁迅如此严肃认真地铺排和重写，其动因必然来自当时实际斗争的感受与反省，而这个铸剑与奇异的鼎内激战的故事之所以能触发鲁迅的相关思考，我以为多半源于作为战斗者的黑色人形象。在这个故事中，黑色人有公心、无私念，懂策略、讲实绩，正体现出鲁迅心中一个理想的战士所应具备的品格和特征。

与眉间尺相比，黑色人对于战斗方式是有一套深思熟虑的策略的。他借取了眉间尺的头颅与宝剑，佯装进宫为王演示把戏，这是经过了周密计划的。而当眉间尺与王的头颅在鼎中激战的危急时刻，他“也仿佛有些惊慌，但是面不改色。他从从容容地伸开那捏着看不见的青剑的臂膊，如一段枯枝；伸长颈子，如在细看鼎底。臂膊忽然一弯，青剑便蓦地从他后面劈下，剑到头落，坠入鼎中，淜的一声，雪白的水花向着空中同时四射。”[20]他的头颅入水加入激战，在合力取胜之后，他与眉间尺的头颅“四目相视，微微一笑，随即合上眼睛，仰面向天，沉到水底里去了。”整个过程既有计划又有应变，虽然最后是同归于尽的结局，但与“死火”和大石车的同归于尽不同，这次不是偶然，也不是命运的安排，而是两位战士主动的选择。在最终制敌于死地之后，黑衣人的微笑似乎表明了他终于完成了复仇的使命，也牺牲了让自己“憎恶”的生命，像“死火”一样，“仿佛就愿意这样似的”。

对于最终的胜利，鲁迅是从不盲目乐观或心存侥幸的，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始终坚持战斗的姿态和战斗的行动。从早期相对浪漫抽象的理解，到深入实践后带着经验与反思的写作，鲁迅以其特有的方式，写出了对于战士及其战斗的多方位多层次的思考。无论是枣树、死火，还是殳与剑，鲁迅借由各种诗意的意象，一再呼唤“这样的战士”，同时，他深切地认识到，合格的战士要掌握有效的武器，用利刃，想办法，真正投入到实际战斗的行动中去，才有可能取得实绩，哪怕需要付出同归于尽的代价。

四

诗性意象的背后是鲁迅关于斗争方式的严肃思考。在殳、剑、投枪之外，他在杂文中提及最多的还是匕首。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在与小品文论争时指出的，“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文学应该“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也“不必怎样精”。“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21]可以说，这是鲁迅对于“大时代”中以杂文为代表的新文学美学风范做出的明确判断与期待。

与殳、剑、投枪相比，匕首不仅锋利而切实，更代表着一种在短兵相接方式中的斗争策略。匕首之优势，一在其利，二在其灵活。鲁迅曾在和朋友的通信中说到对小刊物的看法，也使用了匕首的比喻：

现在的各种小周刊，虽然量少力微，却是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在黑暗中，时见匕首的闪光，使同类者知道也还有谁还在袭击古老坚固的堡垒，较之看见浩大而灰色的军容，或者反可以会心一笑。在现在，我倒只希望这类的小刊物增加，只要所向的目标小异大同，将来就自然而然的成了联合战线，效力或者也不见得小。[22]

这里虽是谈刊物，但其实完全适用于更大问题的讨论，况且事实上，办刊与撰文一样，都是鲁迅文学行动的一部分，所以道理也相同。杂文与小刊物一样，锋利灵活，短兵相接，如匕首在黑暗中闪光，数量多了，“成了联合战线”，也可以形成实效，胜过那些态度暧昧、姿态空洞的“浩大而灰色的军容”。可以说，这里体现的其实就是鲁迅走向“杂文的自觉”的内在原因。

随着“大时代”的迫近，鲁迅关于斗争方式与策略的思考也在不断调整。以匕首为喻，体现出鲁迅越来越重视实战、重视短兵相接中的灵活应对，同时，也是强调随处战斗、随时行动的重要性。这种行动性，在1920年代中期日渐严峻的现实状况下，是极为重要的。鲁迅高度警惕一些知识分子在日益高压的专制统治下遁入独善其身的书斋，回到冷嘲和空洞的“废话”，因而，他在广州时期明确重提介入“实生活”“实世间”的必要性，防止各种因恐惧或绝望而导致的消极逃避，重提实践斗争的重要性并重振投入革命的勇气。[23]

愈是在严峻的形势下，冷静坚强、敢于面对困境和失败的战士就愈加可贵。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24]这些坚韧孤勇、不惧失败的真正的战士，其共同点正在于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实战意识。无论战况多么残酷，他们都会顽强地“举起投枪”、坚持行动。因为他们明白：“坐着而等待平安，等待前进，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虑的是老死而所等待的却终于不至；不生育，不流产而等待一个英伟的宁馨儿，那自然也很可喜的，但可虑的是终于什么也没有。倘以为与其所得的不是出类拔萃的婴儿，不如断种，那就无话可说。但如果我们永远要听见人类的足音，则我以为流产究竟比不生产还有望，因为这已经明明白白地证明着能够生产的了。”[25] 可以说，这就是鲁迅的行动美学的核心，也是他斗争哲学的原则。

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鲁迅对斗争策略与实效问题的思考就始终没有停止。他反复提到的有三个重要方面，即“韧性的战斗”“血如金钱”论和“壕堑战”。这三方面各有侧重又互相关联，其核心都指向战斗的实效问题。

“韧性的战斗”是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提出的。他说：“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26]虽以“无赖”的天津青皮为例，但他谈的其实是斗争中的坚持问题，即不管在何种阻力和困境下都要坚持下去的态度。同时，这个“韧性的战斗”也是相对于牺牲而言的，鲁迅说：“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不讲策略地轻易付出牺牲的代价，不如策略地保护自己、减少伤亡。所以他对年轻的学生们说：“血书能挣来的是什么？不过就是你的一张血书，况且并不好看。至于神经衰弱，其实倒是自己生了病，你不要再当作宝贝了，我的可敬爱而讨厌的朋友呀！”[27]其实，这里已包涵了“血如金钱”论。他在《空谈》一文中说：“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28]也就是说，无论是“韧性的战斗”还是“壕堑战”，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保存战士、减少牺牲、注重战斗的实际效果，避免徒劳的牺牲。在这个思想基础上，鲁迅多次强调“壕堑战”的重要性。他说：

至于现在似的发明了许多火器的时代，交兵就都用壕堑战。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买卖相当。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交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29]

在与许广平的通信中，他也多次谈到：

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逼到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做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30]

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滋味，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这就是我之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

子路先生确是勇士，但他因为“吾闻君子死冠不免”，于是“结缨而死”，我总觉得有点迂。掉了一顶帽子，又有何妨呢，却看得那么郑重，实在是上了仲尼先生的当了。仲尼先生自己“厄于陈蔡”，却并不饿死，真是滑得可观。子路先生倘若不信他的胡说，披头散发的战起来，也许不至于死的罢。但这种散发的战法，也就是属于我所谓“壕堑战”的。[31]

到1934年之后，在文网日渐苛酷的环境中，鲁迅的“且介亭杂文”以其“含胡”的笔法和“借古讽今”的方式与报刊审查制度进行着周旋和抵抗。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说，那时“凡是发表的，自然是含胡的居多。这是带着枷锁的跳舞”[32]。此话说出了他身处围剿的写作之难，更说出了他顽强的“壕堑战”精神。“含胡”固然是一种被动和不得已，但也不失为一种主动的策略，即面对审查删禁时的“壕堑战”。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在强调匕首投枪式杂文的战斗性的同时，也强调，“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33]在他看来，真正的战士是把斗争和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斗争渗透进生活之中，而不是脱离生活的特殊行动，更不是一时一地的姿态或表演。只有当战斗成为生活本身，“深沉的韧性的战斗”才能真正实现。

直至去世不久前，鲁迅仍在这样说：

战士如吃西瓜，是否大抵有一面吃，一面想的仪式的呢？我想：未必有的。他大概只觉得口渴，要吃，味道好，却并不想到此外任何好听的大道理。吃过西瓜，精神一振，战斗起来就和喉干舌敝时候不同，所以吃西瓜和抗战的确有关系，但和应该怎样想的上海设定的战略，却是不相干。这样整天哭丧着脸去吃喝，不多久，胃口就倒了，还抗什么敌。然而人往往喜欢说得稀奇古怪，连一个西瓜也不肯主张平平常常的吃下去。其实，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34]

对于“实际上的战士”而言，战斗本身“也是生活”，或者说，战士的斗争就是其生活本身。这段写于鲁迅生命尽头的话，正是他一生经验和智慧的积累和体现。他本人就是“这样的一种战士”，高度务实、不做姿态、不发空论，保存战斗力、目标明确、讲求实效。就像战士既要战斗也要休养一样，作为“精神界之战士”和职业作家，鲁迅写作杂文的时候，也是采用这样一种以写作为生活的方式，随时出击、随时应战，同时也随时休养生息，必要时以“壕堑战”的方式坚持“韧性的战斗”。因而，鲁迅的杂文也必然是面向和应对着现实中的一切现象与问题的，杂文之“杂”，就是内涵了现实斗争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也成为最真切意义上的“诗史”。

1927年“四一五”前夕，鲁迅在广州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时说：“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35]那时的鲁迅，正自觉成为一个“革命人”。从某种意义上说，“革命人”也是他20年前呼唤的“精神界之战士”的某种回响。经过多年的斗争实践，鲁迅必然认识到，浪漫高蹈的“精神界之战士”在现实中终将淬炼成为生活中的“革命人”，这些革命人将生活与革命融为一体，必能摆脱空谈或无效的姿态，造就真正的革命文学。而这样的革命文学也才能真如匕首一样，切实、锋利、灵活应战，成为与革命人浑然合一的理想武器。

注释：

[1]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10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2]参见张洁宇：《审视，并被审视——作为鲁迅“自画像”的<野草>》，《文艺研究》2011年第12期。

[3]孙玉石：《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第17-18页，上海书店，2001年。

[4]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42页。

[5]鲁迅：《死火》，《鲁迅全集》第2卷第201页。

[6] 【日】 竹内好著，靳丛林编译：《从“绝望”开始》第11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7]鲁迅：《孤独者》，《鲁迅全集》，第2卷第111页。

[8]李哲：《革命风潮转换中的文学与“汉字”问题——<秋夜>“棗”字释义》，《文学评论》2022年第2期。

[9]鲁迅：《这样的战士》，《鲁迅全集》第2卷第219页。

[10]许广平：《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许广平文集》第2卷，第210—215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

[11]何凝（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杂感选集》（钱理群编），第108页，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年。

[12]鲁迅：《这样的战士》，《鲁迅全集》第2卷第219页。

[13]鲁迅：《铸剑》，《鲁迅全集》第2卷第436页。

[14]鲁迅：《铸剑》，《鲁迅全集》第2卷第441页。

[15]鲁迅：《过客》，《鲁迅全集》第2卷第196页。

[16]许广平：《欣慰的纪念·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第327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17]鲁迅：《360201致黎烈文》，《鲁迅全集》第14卷第17页。

[18]鲁迅：《致增田涉》，《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王世家、止庵编）第20卷第101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

[19]鲁迅：《360217致徐懋庸》，《鲁迅全集》第14卷第30页。

[20]鲁迅：《铸剑》，《鲁迅全集》第2卷447页。

[21]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第591页。

[22]鲁迅：《通讯（二）》，《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王世家、止庵编）第6卷第142页。

[23]参见【日】鹤见佑辅：《书斋生活与其危险》，《鲁迅译文全集》第3卷，第179—180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

[24]鲁迅：《这个与那个》，《鲁迅全集》第3卷第153页。

[25]鲁迅：《这个与那个》，《鲁迅全集》第3卷第154页。

[26]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第169页。

[27]鲁迅：《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第52页。

[28]鲁迅：《空谈》，《鲁迅全集》第3卷第298页。

[29]鲁迅：《空谈》，《鲁迅全集》第3卷第298页。

[30]鲁迅：《250311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11卷第462页。

[31]鲁迅：《250318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11卷第467页。

[32]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鲁迅全集》第6卷第479页。

[33]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第593页。

[34]鲁迅：《这也是生活……》，《鲁迅全集》第6卷第625-626页。

[35]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第4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