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如何在研究者的“历史”与研究对象的“历史”之间取得某种平衡，是每一个处理“历史”的研究者都要面对的问题。如果从材料中跳出来，容易给人没“贴着”的印象；如果深陷其中，以研究对象的是非为是非，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于是，我想到了古希腊悲剧中的“提词人”这个角色。原意是担心戏中演员在演出时忘记台词，所以在舞台侧面安排一个提词人，这样就避免了尴尬。引入“提词人”这个概念，是想与研究材料保持一点距离，用另一种声音，谈一点对材料的看法。虽然可能不成熟、也许会误解了它们的原意，然而这样一来，在材料叙述中就隐隐出现了一种“研究的声音”。

本文对郭小川干校年表的整理，依据的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郭小川全集》。由于收录材料的整全和编者“不为亲者讳”的坦率和勇气，《全集》一时备受好评，被认为具有超越对象本身的历史文化意义。但仔细研读其中书信、日记和交代检查，仍可发现一些删节、修改的痕迹。为弥补不足，论文另增若干其他下放干部的日记、书信、回忆等旁证材料，以期在参照比较中，对《全集》内容有所修正、补充，对传主在特定年代的真实心境有所厘清。

本文将“年表”置前，“提词人”放后，按照年段分别叙述分析。

一、“编外”人员

郭小川1955年调作协、1961年转组织关系至《人民日报》，“文革”爆发后，原作协造反派把他揪回作协批判。后来作协全体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郭小川欲回人民日报社，没人接收。无奈，他跟着人稀里糊涂地来到了咸宁，成为此地的“编外人员”。郭小川在咸宁干校度过了漫长的1970-1974年，后转至天津团泊洼静海干校。下面是他1970年、1971年的年表材料：

1970年

1月5日：与冰心一起从北京出发。

1月9日：车送至干校五连，编入三班。

1月10日：开始投入干校建筑房屋、围湖造田等劳动。

2月1日-2月10日：武汉治牙，住咸宁地区招待所。

2月11日：连开大会，张政委报告，进一步深挖五一六。

2月12日：随连队修、挖子河。

2月24日-3月2日：武汉治牙。

3月3日：从咸宁步行回连队，遇开批判极左思潮排会。

3月4日：上午，批判臧克家。下午，到甘棠镇背粮食，郭小川背50斤。

3月5日：上下午开会准备，晚上斗阎纲。

3月6日：未下雨，继续修桥。

3月9日-4月18日：武汉治牙，住旧时同事原天津日报经理、文化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已解放）王友唐家。其间完成抒情长诗《长江上》初稿。

4月19日：回干校第二天，休假，整理内务。

4月20日：七时多起，到水田劳动。至月底，一直下湖劳动，修水沟、打坝。

4月22日：军宣队动员批判极左思潮。

4月28日：到咸宁为连队购买节日食品。

5月1日：开生产动员大会，次日开始插秧。5月6日，郭小川选入插秧快组。5月29日，干校插秧结束。

6月2日：干校发生草荒，全员被动员抢拔。中央专案组来干校了解郭小川与方纪的关系问题，结论为无关系。“天津问题”澄清，干校领导口头、书面报告中央有关部门。

6月3日：开始收麦。

6月24日：干校军宣队、革委会宣布郭小川解放。不久，军宣队找郭小川谈话，希望他能暂留一段时间、协助此处的大批判与报道工作。

6月：创作五言诗，“原无野老泪，常有少年狂。一颗心似火，三寸笔如枪。流言真笑料，豪气自文章。何时还北国，把酒论长江”。

7月5日-7月21日：武汉修牙，住咸宁招待所。其间，写下引起麻烦的抒情诗《万里长江横渡》。

7月22日：参与干校抢收早稻、抢插晚稻劳动。

7月30日：军宣队看望郭小川，告知《人民日报》已决定让他回去。但因咸宁干校人员调动需经国务院批准，应耐心等待。

8月：干校由隶属北京军区的军宣队交由武汉军区代管。郭小川从连队调四大队队部做专案工作，较少劳动。完成工作笔记《干校李政委传达三支两军会议精神》（8月23日）《刘剑青传达聂鸣九讲话、军代表李副政委讲话》（8月29日）《干校十四连、十六连情况介绍》（8月底）《干校李政委谈当前运动》（1970年秋）。

9月：为庆祝国庆二十一周年，《人民日报》编辑部让郭小川采写一篇反映干校下放干部精神面貌的通讯或特写。11日，确定对象，每日跑七八里外采访。21日完成任务，寄走稿件，后因事迹不够突出未被报社采用。

9月21日：被咸宁县汀泗区革委会借调，搬至甘棠阁公社撰写老雇农杨佳大英雄事迹。白天了解情况，晚上回公社。10月9日，又搬至汀泗桥区革委会改写第三稿，后完成《杨佳大传——一个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一生八十二年的主要业绩》。此间，创作诗歌《雨大松青》（报道杨佳大英雄事迹的诗歌，未刊发）《欢乐歌——江南林区三唱之一》《花纹歌——江南林区三唱之二》《楠竹歌——江南林区三唱之三》。

10月：考虑在内蒙古莫旗插队的女儿郭岭梅、郭晓惠的参军问题。后因郭岭梅身体较弱，郭晓惠近视，未果。

秋，创作《贺喜歌》（残篇）。

12月7日：回京探亲。次日，找《人民日报》军宣队负责同志谈工作事宜。据回答：已请示过中央，暂不允许郭小川回报社，原因未讲。

本年，创作《新路歌——新工业区三唱之一》、《新房歌——新工业区三唱之二》（残篇）、《祖国颂》（歌词）。

1971年

1月7日：送妻子杜惠至光明日报邢台干校，归来作《赠友人》。

1月17日：回咸宁干校，继续作专案工作。写工作笔记《干校部分连队情况介绍》（1月19日）《李副政委讲话》（2月4日）《专案工作会议简记》（2月5日）《干校校部会议记录》（2月22日）《专案会议记录》（2月23日）《学习札记》（2月24日）《“五一六”十五大罪状》（2月）。

春节：利用假期修改旧作《万里长江横渡》。

3月-5月：被武汉军区借调，为部队落实“五一六”指示的大型纪录片《前进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撰写歌词、解说词和片头序诗。4月，又帮武汉电影制片厂修改反映武钢四号高炉的记录片《高炉战歌》的歌词和解说词《高炉夜景（外二首）——为纪念影片<高炉战歌>写的解说词》。其间，随武汉军区前往西安、延安等地收集素材，得知延安驻军为自己老部队（三五九旅）后，于4月29日-5月3日访问故地。在延安创作《忆延安》（歌词，二重唱，残篇）《手捧小米献给毛主席》（歌词，残篇）。5月6日，纪录片后期处理工作完成，武汉地区已初步通过审查，拟于五七在部队内部放映、等待北京方面修改意见。5月15日，工作突然发生变化，领导暂停工作，郭小川回干校待命。

5月16日：随三位研究中草药专家至武汉，治疗高血压、肝炎、神经衰弱等慢性疾病。

5月23日：回干校参加批修整风学习班，6月19日结束后在校部改写大批判文章（两篇批判先验论，两篇批判人性论）。

6月：郭小川女儿梅梅、小蕙，从内蒙古转至河南林县插队。

7月28日：临时回京。检查病情，为写大批判文章了解情况。

8月3日：收兰州军区急电。次日，又收兰州军区电报、长途电话，拟向武汉军区、湖北军区借调郭小川协助修改同类影片的解说词和歌词。8月12日飞往兰州，工作七天，完成《纪录片<光辉的五七道路>歌词三首》。8月19日，离开兰州。

8月20日：回京，等干校复示。接到后，31日离京。其间创作《友谊之歌》初稿（8月30日）、歌词《海岸哨兵》（8月30日，与后期创作的《空军战歌》《海军战歌》《常备不懈》合为“解放军组歌”）、《中国的秋天》初稿。

9月1日：抵达汉口，拟继续参与武汉军区纪录片后期制作，因军区未获得摄影机未果。其间创作《丰收歌》初稿（9月5日）。

9月7日：回干校，在校部修改大批判文章，清查五一六工作。

9月10日：完成歌词《南海哨兵》初稿。

9月17日：完成歌词《长江赞歌》初稿。

9月26日：完成歌词《北京颂》初稿。

9月29日：儿子郭小林到郭小川处。完成歌词《空军战歌》初稿。

10月1日：完成歌词《海军战歌》初稿。

10月3日：完成《常备不懈》初稿。

10月：因大女儿郭岭梅频繁来信谈及郭晓惠参军问题，郭小川主张有学习外语能力的郭晓惠等待知识青年考大学的机会。

年秋：创作《太阳颂》。

11月中旬：干校整党建党，郭小川从大队回五连，积极参与斗私批修运动，完成检讨书《为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进行斗私批修》。

12月5日：郭小川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记工作笔记《恢复党组织生活的五连（作协）党员名单》，创作诗歌《祝福》。

12月30日：经连队批准，与连里十几人一同到湖南韶山瞻仰毛主席旧居，归途游览岳麓山、爱晚亭、橘子洲头、第一师范等处。

“提词人”的看法：郭小川1919年生，应属于我们“95后”的爷爷辈。我们和他之间，不仅隔着一代人，也缺少了一代人的历史记忆。从“常识”层面讲，我们很难理解半个世纪前让数千名对国家文学艺术有突出贡献的优秀知识分子，在五七干校白白浪费几年时间，干他们既不擅长、也不能体现其人生价值的繁重农活的行为意义；也很困惑让64岁、已届古稀的诗人臧克家去背粮食，还批判他的原因。更大多数人，则是一边接受批判、做检讨，一边还积极地投入劳动。这种体验在他们那代人的平生经验里，从出生到成长、从读书到写作，恐怕也是前所未有的。

但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中，我们却看到了郭小川“疏于管理”、以至于放任其自由的一组镜头：

2月1日-2月10日：武汉治牙，住咸宁地区招待所。

2月24日-3月2日：武汉治牙。

3月9日-4月18日：武汉治牙，住旧时同事原天津日报经理、文化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已解放）王友唐家。其间完成抒情长诗《长江上》初稿。

6月：创作五言诗，“原无野老泪，常有少年狂。一颗心似火，三寸笔如枪。流言真笑料，豪气自文章。何时还北国，把酒论长江”。

7月5日-7月21日：武汉修牙，住咸宁招待所。其间，写下引起麻烦的抒情诗《万里长江横渡》。

7月30日：军宣队看望郭小川，告知《人民日报》已决定让他回去。但因咸宁干校人员调动需经国务院批准，应耐心等待。

……

3月-5月：被武汉军区借调，为部队落实“五一六”指示的大型纪录片《前进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撰写歌词、解说词和片头序诗。4月，又帮武汉电影制片厂修改反映武钢四号高炉的记录片《高炉战歌》的歌词和解说词《高炉夜景（外二首）——为纪念影片<高炉战歌>写的解说词》。其间，随武汉军区前往西安、延安等地收集素材，得知延安驻军为自己老部队（三五九旅）后，于4月29日-5月3日访问故地。在延安创作《忆延安》（歌词，二重唱，残篇）《手捧小米献给毛主席》（歌词，残篇）。5月6日，纪录片后期处理工作完成，武汉地区已初步通过审查，拟于五七在部队内部放映。

……

8月3日：收兰州军区急电。次日，又收兰州军区电报、长途电话，拟向武汉军区、湖北军区借调郭小川协助修改同类影片的解说词和歌词。8月12日飞往兰州，工作七天，完成《纪录片<光辉的五七道路>歌词三首》。8月19日，离开兰州。

8月20日：回京，等干校复示。接到后，31日离京。其间创作《友谊之歌》初稿（8月30日）、歌词《海岸哨兵》（8月30日，与后期创作的《空军战歌》《海军战歌》《常备不懈》合为“解放军组歌”）、《中国的秋天》初稿。

建制初期，干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按营-连-排-班对各单位人员进行编排。除去每两周一次的休息日可前往咸宁县城买些点心、改善生活外，大多数学员的日常活动一般不可越过营地的边界范畴。在此严密的管制状态下，郭小川多次前往武昌治病镶牙，并于7月间写下日后招来大麻烦的《万里长江横渡》。尽管，在干校以外的更大社会范围里，他依旧被视为干校人员的一个，承受着被歧视和无栖身之所的悲惨境遇。

之于文字，同时代的人已不敢轻易留下。在自提为“练笔集”的小本上，郭小川记下了他在1968-1971年间构思的30多篇诗稿。对于他这种肆无忌惮地写诗行为，周围人一面是敬佩，一面是不解与担忧，“作家协会已经砸烂，江青说了，不仅作协的干部不要，连桌椅板凳也不要，写东西还有什么用？再说，过去的‘罪行’，不就是写东西吗？小川为什么那么固执，还硬要往里面钻？”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进入郭小川这些写于“文革”时期的诗歌呢？是将其简单地视为特殊时期的概念化作品？还是因其有违于《团泊洼的秋天》《秋歌》树立起来的诗人形象、有悖于新时期文学对它的历史定位，而忽视其价值？亦或是意识到它对“全面”了解五七干校这一特殊历史时段、“全面”认识和研究郭小川创作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事实上，与郭小川同辈的韦君宜早已慧眼识别出依稀存在于诗人七十年代创作行为和诗歌精神里的四十年代理想主义微光。她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指出，“我觉得应该作个见证人，帮着证明这本集子里最后这部分乐观的诗，坚强的诗，勇敢的诗，是在什么环境下写出来的”“他就是这样子，回宿舍放下镰刀就拿起笔来写作的。劳动，相当艰苦的生活，毫不使诗人退缩沮丧，却唤回了诗人的少年豪气”。这些以诗人早期“少年豪气”、以四十年代理想激情为基底的乐观、坚韧的诗，既如牛汉所说，在没有任何希望的时刻给予了诗人“舒畅的呼吸”，也使他们得以与当时的现实拉开一定的距离，在美好信念的支撑下走完那段冰冷火烫的道路。

至于1971年被三大军区创作组频繁借调的行径，干校人员谐谑地称之为“来无影，去无踪”。张僖对这一会儿乘火车回来，一会儿又坐飞机出去，有一次又意外听闻他不久前去过延安的“非常活跃”的行为，解释为“社会关系很多”，“因为他认识许多电影厂的同志，又因为他原来是中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他在湖北有许多熟人。他一会儿跑到甘肃去搞个纪录片，一会儿跑到武汉去写个解说词”。要不是被江青及时发现，这种“非正常”的行动恐怕要持续更久。

郭小川种种与干校严肃、压抑氛围不合拍的出行、创作、借调（临时工作）行为，既可能与诗人单纯、乐观的性格有关，也可能与当时宏观的社会管理方式相连。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实现对社会的有效调控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城市自上而下建立了严密的单位体制。但单位“纵向贯通、横向闭合”的“伞状”特点，却把社会分割成众多相对独立的公共空间。随数千名干部下放到咸宁的郭小川，其实并不是“文化部”和“作家协会”的人，他是一个另类的“编外人员”。按照解放后的单位管理体制，“文化部”所在的咸宁干校管理层实则“无权”管理从人民日报社揪回来的郭小川——尽管报社也拒绝他返回就职，但它终究是郭小川行政、人事的所在地，并为远在咸宁的他按月发放工资。这种“单位间隙”，可能是造成郭小川这段“法外生活”的主要原因。

二、郭小川的“等待”

潜藏在诗人看似云游四海的潇洒身影中的，是内心焦灼的等待。由《文艺报》老编辑沈季平抄写在食堂墙报上的《长江边上的五七路》，在表现“五七战士”在“五七道路”上“战天斗地”的“壮志豪情”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诗人潜在的生活感受和内心情绪，“我们剧烈跳动的心脏——这整个机体的中心枢纽，直通着伟大祖国的心脏——北京街头”。

其实，“等待”并不是郭小川独有的“内心隐秘”，也是许多干校下放干部普遍的心理状态。某种意义上，“等待”可构成若干年后重返“干校世界”的关键词之一。据前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先生回忆，当年在河南潢川五七干校，跟他在一起的一位新时期十分开明的领导人，虽在日常生活、在大家面前表现出十分豁达的态度，但暗里也担心“北京”忘记了他。这种心情，在当时虽不便公开，却属于人之常情。

以下是郭小川1972、1973、1974年的年表材料：

1972年

2月10日-3月12日：在组织鼓励干校人员回京过节的政策下，郭小川回京探亲。

3月13日：回干校，仍搞专案。

春，创作五言诗“春来风更暖，心壮步难行。长吟成久痼，黑线染洁容。日边云有色，窗下笔无声。当年越溪女，何不采芙蓉!”

4月29日-5月3日，武昌养病，认真思考运动以来围绕自己发生的事情。

5月：中央专案组来干校了解“天津问题”，结论为郭小川与方纪无联系。

6月：干校稻田发生草荒，全体学员被动员拔草。郭小川与女儿郭岭梅感情破裂后又弥合。

7月：干校分配工作。郭小川在分配表上填“长影”和“西影”。

9月下旬：借《新体育》复刊契机，国家体委主任王猛借调郭小川写风云人物庄则栋通讯，直至1974年4月。在此期间，写工作笔记《访庄则栋》（一）（12月13日）《访庄则栋》（二）（12月14日）《唐树志谈庄则栋》（12月16日）《葛士祺谈庄则栋》（1972年底）《徐寅生谈庄则栋》（1月20日）《国家体委主任王猛指示》（2月24日）《庄正芳谈庄则栋》（3月14日）。在初稿（1972年1月8日）、二稿（1月31日，凌晨四时）基础上，国家体委核心小组开会通过第三稿《“笨鸟先飞”——记少年庄则栋的训练生活》，并在《新体育》1973年四月号上连载。

12月：创作《秋收歌》。

1973年

1月：因郭小川工作调动未定，未能处理女儿回京、升学事宜。

4月：随庄则栋赴南方访问。郭小川先于4月6日赴河南林县在杨晓杰带领下参观红旗渠（4月8日-4月15日），后与庄则栋在广州汇合。4月18日，前往广州，住9天，见华山、红线女、李普、沈容。4月26日，抵达昆明，住5天。5月3日，前往成都，住4天，见戈壁舟、安旗。5月8日，飞抵武汉。后又至上海、无锡，于5月21日下午返回北京。

6月：庄则栋出国，为期一个多月，第二篇庄则栋通讯的写作计划被搁浅。

6月11日：赴京郊怀柔水库修改八一厂和青年艺术剧院以乒乓球为主题的剧本，每周六回京。

7月5日：修改初创于1970年7月间的《万里长江横渡》。

7月20日-8月23日:随国家乒乓球队前往北戴河东山重工业疗养院，协助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修改剧本《友谊的春天》。8月17日，完成诗歌《向海洋》。8月20日，创作《密密的青纱帐》（残篇）。

7月：中央广播电台播报庄则栋通讯，香港方面刊发相关消息和读物。

8月23日：从北戴河返京。次日，在《体育报》的工作被叫停。有关郭小川是“香港安进体委的钉子”“修正主义分子”等传言四起。

9月12日：王震找郭小川谈话，传达纪登奎关于不要为中央委员写传记文章的指示。

9月17日：郭小川致信纪登奎，检讨庄则栋通讯事宜，并提出到河南农村长期落户的要求。报告由王震亲自呈送。此后，郭小川一直在京等待批示，将精力放在“批林”“评红”文章的阅读上，作一些诗歌爱好者的读者与“助产士”。

1974年

1月10日-2月26日：在纪登奎与王震的帮助下，离京至女儿插队的河南林县访问。写工作笔记《王某谈河南兰考第十次路线斗争》（2月4日）、《兰考县公社干部谈第十次路线斗争》（2月6日）、《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谈批林批孔》（2月13日）。本拟创作一本有关焦裕禄的叙事诗，后因批林批孔高潮的到来以及工作的调动（中央已批准郭小川到河南工作）而暂停计划。此间收干校来信，动员郭小川回干校参加批林批孔斗争。

2月27日：回京。次日，打电话至干校留守处，得知中组部已通知留守处办理郭小川调河南工作手续，不必回干校，在京等候通知。

3月29日：接干校通知，立即回干校参加运动。并告知这不是干校的意见，而是有关领导的指示。

3月30日：于会泳在批林批孔大会上指出“中国话剧团的话剧本《友谊的春天》，是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大毒草”，郭小川被点名批评。

4月15日：回干校，至本年12月，在干校劳动、学习、写交代材料。5月1日，初步写完剧本《友谊的春天》创作修改的交代材料。5月27日，完成《关于我参与炮制毒草剧本<友谊的春天>的交代材料》。7月15日，将《笨鸟先飞》交代材料交支部。

6月、7月，两次向干校书面申请到林县治病，均未被批准。

7月28日：江青读国务院文化组内部刊物《文化动态》有关郭小川活动简讯，说“这个人可是个修正主义分子”。

8月13日：中央专案组宣布再次对郭小川进行专案审查，至1975年10月问题澄清，历时14个月。此间个人信件被查看、上厕所被跟随，不许与人交谈。

9月：向干校提出与旅行结婚的儿子（郭小林）的见面请求，未被批准。从此月起，至1975年1月，完成长篇书面检查交代《我的初步交代》。

10月：得知开办6年的咸宁干校将要撤销，猜想自己随时可能离开干校。

11月：确定干校结束，相信自己将回北京。

12月11日：在几位干部的陪送下，郭小川被转至文化部天津团泊洼静海干校。在丰台转车，不许进京。

“提词人”的看法：

在郭小川最初的计划里，咸宁干校只是他人生旅途的一个短暂中转站。一经“解放”，即回《人民日报》。他甚至没有带齐足够的衣物，在超过预期返京日期后，他还写信委托尚未离京的女儿寄来一些度夏的用品，并表示“希望今冬或明春能见到你们，我们可以多谈谈”。但在下放干部都有原单位（例如文化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都在北京有留守处），郭小川原单位《人民日报》是“文革”中炙手可热之地，他又与周扬一伙有矛盾、“周扬案”牵连不到他的情况下，他却在一直苦苦“等待”调京。

这在平常年代里顺理成章的问题，何以会令郭小川如此惴惴不安？带着不解的心情，我重新注意到一些原先看着没感觉、现在却觉得颇有深意的材料：

7月：干校分配工作。郭小川在分配表上填“长影”和“西影”。

9月下旬：借《新体育》复刊契机，国家体委主任王猛借调郭小川写风云人物庄则栋通讯，直至1974年4月。

……

1月：因郭小川工作调动未定，未能处理女儿回京、升学事宜。

4月：随庄则栋赴南方访问。郭小川先于4月6日赴河南林县在杨晓杰带领下参观红旗渠（4月8日-4月15日），后与庄则栋在广州汇合。4月18日，前往广州，住9天，见华山、红线女、李普、沈容。4月26日，抵达昆明，住5天。5月3日，前往成都，住4天，见戈壁舟、安旗。5月8日，飞抵武汉。后又至上海、无锡，于5月21日下午返回北京。

6月11日：赴京郊怀柔水库修改八一厂和青年艺术剧院以乒乓球为主题的剧本，每周六回京。

北京近在咫尺，虽然回人民日报受阻，但凭借郭小川的人脉关系，随便找个单位落脚应该不成问题。可蹊跷之处在于，他何以跟着一个乒乓球队转来转去？我心头的疑云，终于在以下材料中找到答案：

1973年8月23日：从北戴河返京。次日，在《体育报》的工作被叫停。有关郭小川是“香港安进体委的钉子”“修正主义分子”等传言四起。

9月12日：王震找郭小川谈话，传达纪登奎关于不要为中央委员写传记文章的指示。

9月17日：郭小川致信纪登奎，检讨庄则栋通讯事宜，并提出到河南农村长期落户的要求。报告由王震亲自呈送。此后，郭小川一直在京等待批示，将精力放在“批林”“评红”文章的阅读上，作一些诗歌爱好者的读者与“助产士”。

原来是在写庄则栋的报告文学时犯了忌！还因为不小心，卷入了三五九旅老领导和“四人帮”的是非之中。所幸王震仍冒险关照这个老部下，以落户农村为由让其早日远离北京这个风暴口。七十年代后期，随着林彪事件引发的极左思潮受挫，曾被排挤的一批老干部重新跻身国家管理层，新矛盾掩盖了旧分歧。“四人帮”与王震等老干部的冲突正在无声处潜伏、酝酿着。

牛汉亲眼目睹了郭小川第二次来干校时的悲凉场景，“衣衫褴褛，瑟缩发抖，流着清鼻涕”……他不免联想，自己大概也要在此终老一生。舒芜在离京前便有预感，特意带小女儿方竹到天坛一游、以意诀别，“北京所有的园林当中，我最喜欢的是天坛，特别欣赏祈年殿的那个建筑，百看不厌。我认为祈年殿的建筑风格，最能代表北京宫殿艺术的建筑特点。什么特点？它高而不危，跟欧洲哥特式建筑恰恰相反。哥特式建筑并不高，但底盘较小，直判苍穹，顶端都是尖尖的，整个建筑拔地而起，表示超凡脱俗，向往上帝的那么一种意思。而中国的宫廷建筑就不一样，一般都很高，可那是整体的高，因为它的底盘大，跟纵向的高度相比，横向占地面积更为宽阔”。传闻林彪和江青都决意下放干部，永不回城，他不禁悲从中来，“像我这个身份，恐怕一离开北京就再也回不来了，将来就只有终老在外地了”。

随着接触材料的增多，越逐渐感觉到，对同时代的人是不能笼统处理的。因为出于种种原因，他们已被“分类”、归入了许多种“不同的人”的档案之中。比如，有“历史问题”的、“现行问题”的、“死老虎”的等等。只是相较于牛汉、舒芜一类“死老虎”连一个朦胧的目标也没有的状况，郭小川的等待还有一个朦胧而遥远的渴望。尽管前者遥遥无期，但也平淡如水，远不像郭小川这么一波三折、“波涛汹涌”。

9月17日，郭小川致信纪登奎，检讨庄则栋通讯事宜，并提出到河南农村长期落户的要求。至此，郭小川应已自知，自己至少在短时间内无法调京，所以才被迫提出到“河南农村长期落户”的请求。而在这不久前，与他同为老干部的韦君宜已调回人民文学出版社，虽在军宣队的监管之下，但也是临时负责人之一。

1974年2月27日：回京。次日，打电话至干校留守处，得知中组部已通知留守处办理郭小川调河南工作手续，不必回干校，在京等候通知。

3月29日：接干校通知，立即回干校参加运动。并告知这不是干校的意见，而是有关领导的指示。

连去河南农村自食其力的权利也没有，更遑论个人自由：

6月、7月，两次向干校书面申请到林县治病请求，均未被批准。

9月：向干校提出与旅行结婚的儿子（郭小林）的见面请求，未被批准。

由此可知，“等待”的焦虑，源自总是没有定数的结果。尽管表面四处借调、出行，但背后却是始终没有正式安排工作的苦恼与焦虑，“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虽然撤销了曹振峰的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但在档案中仍有‘参与颠覆报社红色政权’和‘文艺黑线’问题的材料。所以部队迟迟不予安排正式职务，只是临时借调帮助工作，孩子们的上学问题越来越突出了”。只是相较于他人，郭小川更多了一层在两个地方人为造成的折腾。

查找所有关于郭小川的材料，他“历史清白”，可谓根正苗红的干部。在王震等老干部与四人帮的矛盾中，因属外围，也未深入。因此不理解他的命运为何如此下沉，以致成为在几位干部陪送下转至团泊洼，在丰台转车、不许进京的一个？可能还是没有发现关键材料的缘故，否则，于情于理也不好解释。但也许，正是被逼到这么一个历史的角落，才令他恍然醒目，偷偷写下了传诸于后世的诗歌名篇《团泊洼的秋天》与《秋歌》罢。

三、需要补充的一两个小问题

与大部分下放干部相比，郭小川的命运并不具有典型性。因为他所在的《人民日报》没有整建制地下放外省的干校，他在作协的所谓“问题”，在办报纸的人看来，也无非是文人之间的意气之争。因此，郭小川在年表中的“命运”，多少带有一些历史“偶然性”，是不常见的个例。

因此，怎样走出“干校文学”研究的共性，揭示出郭小川身上的独特性，就成为这篇文章面临的一个小问题。查阅他的家书、日记，其女儿整理的检讨书等，均无支持这一疑问的扎实材料。不知是传主或家人的有意忽略，还是本来就不存在造成他个别性的致命因素。所以，本文根据现有材料整理出来的年表，更像是放在大多数下放干部身上都会呈现出的大同小异现象。杨犁先生在为《郭小川家书集》撰写的“序”文中写道，“这一册《郭小川家书集》是他给妻子儿女书信的汇集，有不少也是谈诗的，但更多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洞悉他的诗创作历程”。从书信内容看，对于自己的苦闷和忧思，“他没有掩饰地向他的亲人倾诉”。既然郭小川没有向亲人隐瞒，那么是谁在刻意隐瞒，究竟要隐瞒什么？

另一个小问题，是郭小川被揪到文联大楼陪斗后，想回《人民日报》而不得的始末。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只有陈徒手老师的《人有病，天知否》一书中相对完整地提及：

1969年9月，作协大部分人开赴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只把郭小川和少数老弱病者留在北京。留下郭小川，是想让他等“解放”后回《人民日报》。对这个安排，郭小川比较满意，因为他在武汉工作过，不喜欢当地炎热的气候。而《人民日报》的干校选在河南，他个人觉得河南比湖北好多了。

尽管此期同在作协的涂光群、杨匡满对此亦有回应，“诗人李季和郭小川都是在1969年6月份宣布解放的，我们同住在王府井大街36号文联大楼的401室。记得将要宣布解放时，小川情绪高昂地对我们说：‘我想马上回《人民日报》，然后去中苏边境。叶夫图申科不是写了《乌苏里江上的红雪》吗？我可以写一篇与他针锋相对的诗。’但是小川的愿望完全落空了。‘四人帮’亲信把持的《人民日报》竟将他的档案材料退回”，“现在一切都理解了，原来对这个才华横溢的诗人，江青一伙早就制定了既定方针：不许郭小川回北京，不许郭小川回《人民日报》，不许郭小川发表作品，即使在墙报上发表也不行。后来事态的发展一一证实了这点”，但仔细分析其叙述逻辑，似有知道历史结果向前追溯原因的嫌疑。涂光群关于郭小川解放年份的记忆，也存在对传说信以为真的问题。

在向陈徒手、郭晓惠老师的请教过程中，他（她）们也表示未曾对此细节特别留意。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已难以记清当时的具体细节。但倘若没有郭小川回报社被拒这一事，就不会出现他随作协人员稀里糊涂到咸宁的经历，也不会有本文编撰出的这一“干校年表”。同样道理，郭小川在六七十年代的命运，也将是另一番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