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瞌睡虫”小考
一
《西游记》作为一部世代累积而成的作品，其人物与情节多有来源和出处。在其成书之前，取经故事在民间已经传承了九百多年。在这九百多年间，玄奘到天竺取经的本事不断被神化，很多情节与艺术形象不断地酝酿、发展、丰富、完善、整合、定型。至明代百回本《西游记》，是历史上全部“西游故事”的集大成者。基于《西游记》成书的特殊性，学界对西游故事的各项“本事”“源流”“原型”“流变”的考察也已经相当丰富了。但《西游记》中，孙悟空有一样经常使用的制胜法宝——瞌睡虫，学者却鲜有注意。
瞌睡虫不见于中国古代神话。袁珂编《中国神话大词典》可谓收录广博，罗列丰富，但没有提到瞌睡虫。我国古代神话中亦没有专司睡眠的神。那么，瞌睡虫的源头在哪里？它又是在什么时候，出于什么样的契机，融入取经故事的呢？
从《西游记》的成书史来看，现在学界一般把它的成书过程分为史书记载（主要是《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简称诗话）、《西游记》杂剧（简称杂剧）、《西游记》平话（简称平话）、《西游记》百回本小说五个阶段。[1]上述五个阶段中，“瞌睡虫”进入取经故事是较晚的事情，一直到明代百回本《西游记》中才出现。但在这样一部世代累积而成的作品中，“瞌睡虫”的出现并非“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瞌睡虫最早的源头，从现在可以查到的资料来看，当是《正法念处经》中的嗜睡虫。[2]
二
《正法念处经》，又称《佛说正法念处经》，凡七十卷，共两千五百颂，收于《大正藏》第十七册，为元魏婆罗门瞿昙般若流支译，其翻译年代大概是东魏兴和元年（539）。[3]本经起于外道以身口意三业诸问题质问新出家之比丘，世尊乃对此广说“正法念处法门”。有关嗜睡虫的记载，出自其中“身念处品”第七初：
复次修行者。内身循身观。见嗜睡虫。其形微细。状如牖尘。住一切脉。流行趣味。住骨髓内。或住肉内。或髑髅内。或在颊内。或齿骨内。或咽骨中。或在耳中。或在眼中。或在鼻中。或在须发。此嗜睡虫。风吹流转。若此虫病。若虫疲极。住于心中。心如莲花。昼则开张。无日光故。夜则还合。心亦如是。虫住其中。多取境界。诸根疲极。虫则睡眠。虫睡眠故。人亦睡眠。一切众生。悉有睡眠。若此睡虫。昼日疲极。人亦睡眠。观睡虫已。如实知身。[4]
明代百回本《西游记》中的瞌睡虫，与这里的嗜睡虫，两者都是虫形，都能使人致睡，这样的相似当不是偶然。《西游记》以玄奘取经这个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的事件作为题材和故事来源，佛经中的传说故事和经书教义不可避免地对《西游记》产生了重大影响。《华严经》《心经》《坛经》《大乘起信论》等对《西游记》人物形象的影响，学界也多有论及。[5]那么，《正法念处经》是否也影响过《西游记》？
从时间上看，《正法念处经》出自敦煌遗书，敦煌遗书写本的年代，一般依据纸质、尺幅、书法、题记、内容等方面考订，此《正法念处经》写本的年代当属归义军时期（9～10世纪）。[6]其翻译年代甚至更早，上文已述及，大概是东魏兴和元年。这说明远在明代百回本《西游记》成书之前，《正法念处经》就已传入中国，并以敦煌为中心进一步传播到中原内地。
从内容上看，《正法念处经》的核心思想是“因果”。佛经普遍宣扬因果，但《正法念处经》尤为典型。《正法念处经》依十善业道品、生死品、地狱品、饿鬼品、畜生品、观天品、身念处品等次第，观六道生死之因果而详说出离之道。[7]《西游记》也是一部大“因果”，其中的“因果”比比皆是。如，朱紫国国王病了三年，与王后分别三载，缘于观音菩萨的坐骑金毛犼妖怪为报国王射伤孔雀大明王菩萨子女之恨，来此拆散国王鸾凤；又如，玉兔精摄藏了天竺国王之公主，自己假冒公主，缘于这公主原是蟾宫中之素娥，十八年前她打了玉兔一掌，玉兔怀那一掌之仇，于旧年走出广寒，抛素娥于荒野；再如，文殊菩萨的坐骑青毛狮子下界变作乌鸡国国王的样子，把真正的国王推入井中泡了三年，缘于乌鸡国国王曾经不识文殊菩萨化身，把文殊菩萨浸在御水河里泡了三日……“《西游记》中的故事，大多都是因果报应的叙事。”[8]
由此看来，《西游记》作者很有可能受到《正法念处经》里嗜睡虫的启发，创造了一个爬到人身上（鼻子内）就能让人入睡的虫子的形象——瞌睡虫。但《正法念处经》中的嗜睡虫，与明代百回本《西游记》里的瞌睡虫之间，又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只具备佛教赋予它的属性，还不具备《西游记》小说中瞌睡虫的神力和“神格”。
《正法念处经》中的嗜睡虫，是细微如尘的小虫，遍存人体周身。其住在人的骨髓内、肉内、骷髅内、颊内、齿骨内、咽骨中、耳中、眼中、鼻中、须发中。如果嗜睡虫病了，疲劳了，它就会爬到人心里休息。而人的心，就像莲花一样，是昼开夜合的，到了晚上就要合上休息了。所以“诸根疲极。虫则睡眠”。虫睡了，人也就睡了。可见，嗜睡虫与人体是依据生物钟自然同步的， “虫睡人睡，虫醒人醒”。与百回本《西游记》中的瞌睡虫相比，这里的嗜睡虫没有神力，它能使人入睡是人体自身疲累的结果，所谓“诸根疲极，虫则睡眠”。
这种自然同步，亦见于人身体里的其他虫子。据《正法念处经》所载，除了嗜睡虫以外，人体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其他虫，这些虫都住于人体的某一部位或者组织，若虫病了，人体相应的部位或者组织也同样会生病或不舒服：
复有发虫。住于骨外。食于毛根。以虫瞋故。令发堕落。复有耳虫。住在耳中。食耳中肉。以虫瞋故。令人耳痛。或令耳聋。……复有诸虫。名曰食涎。住舌根中。以虫瞋故。令人口燥。复有诸虫。名牙根虫。住于牙根。以虫瞋故。令人牙疼。……见醉味虫。行于舌端。若虫得味。我亦如是。得此食味。若虫忆食。我亦忆食。……或以天眼。见憎味虫。随所憎味。我亦憎之。随虫所嗜。我亦嗜之。[9]
可见，这些虫子不仅寄生于人体中的各个组织器官，而且还具有与这些组织器官息息相通的特点。嗜睡虫只是这些名目繁多的虫子中的一种，其“嗜睡”与人体睡眠同步，严格说并非其致人入睡。它不具备任何的神力和神格。
从《正法念处经》里的嗜睡虫，到《西游记》中的瞌睡虫，中间还缺乏重要的一环，那就是使人致睡的神力。而这种神力，在敦煌变文《八相变》里“瞌睡神”身上已经具备了。
三
敦煌变文是指在敦煌发现的隋唐以来民间说唱文学的底本。“寺院僧徒讲经说法时，有意借助佛教文学中故事性譬喻性的题材，以宣教辅教，示现化导，这一方式导致了唐五代时期俗讲变文的产生。”[10]其“多以佛经故事等敷衍为通俗浅显的变文，用说唱形式宣传一般经义”[11]。《八相变》是敦煌变文中的代表作之一，历来颇受研究者关注。在《八相变》中，出现了一个专司睡眠的神——“瞌睡神”:
其夜子时……太子忽从睡觉……即时空中报曰：“我是金团天子，遣助太子修行。正是去时,何劳懈怠。”太子答云“我大王令五百宫监，守伴三时,不离朝终，如何去得？”天人答言：“我交（教）一瞌睡神下界，令五百人尽皆昏沉，即便相随，有何不得！”言之已了，宫人并总睡着。彩女五百睡着，只留车匿醒悟，被（鞁）得朱骔白马，牵来直近皆（阶）前。[12]
《八相变》中的“瞌睡神”，与《西游记》中瞌睡虫故事之间的关系，已有学者关注：
关于偷蟠桃与施放瞌睡虫故事。二者最早均见于唐代写本的两篇敦煌变文。一篇是《前汉刘家太子变》……一篇是《八相变》：“其夜子时……天人答言：“我交一磕睡虫神下界，令(五)百人尽皆昏沉，即便相随，有何不得。”这两个故事原型,亦见于《西游记》第五回。[13]
上文引述的《八相变》中，“我交一磕睡虫神下界”其实有误：原文是“瞌睡神”而非“瞌睡虫神”。一字之差，意思却大不相同。“瞌睡神”当是专司人睡眠的神，“瞌睡虫神”则是能爬入人体给人施睡的虫子，后者当是受《西游记》中瞌睡虫的影响而在此文中出现的笔误。
学者竺洪波在考察敦煌变文与唐僧取经故事之间关系的时候，也提到了《八相变》：
现存与唐僧取经相关的敦煌变文相当丰富，主要有《降魔变文》《大目连变文》《唐太宗入冥记》《破魔变文》《前汉刘家太子变文》《八相变文》等。这些变文作品与《西游记》存在“互文”关系，在人物和情节上对《西游记》发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兹将具体情况胪列如下（前者为变文，后者为《西游记》相关情节）：《降魔变文》——孙悟空与二郎神、牛魔王斗法；《唐太宗入冥记》——唐太宗入冥故事（取经缘起）；《大目连变文》——二郎神劈山救母故事；《前汉刘家太子变文》——王母举办蟠桃盛会；《八相变文》——孙悟空变化瞌睡虫故事；《破魔变文》——佛法伏魔，女妖逼迫唐僧婚配的故事。[14]
上文不仅提示了《八相变文》与瞌睡虫故事的关系，而且总结了现存与唐僧取经相关的敦煌变文，这正可说明，敦煌变文是《西游记》由历史事件向神话小说演变过程中的重要的一环。“变文与诗话、宝卷、说唱、戏曲等唐代通俗文艺共同构成明代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源头。”[15]通过考察敦煌变文,可以发现《西游记》最早的故事原型及其演变的线索。
如前文提到的《前汉刘家太子变》就有这样的故事，“七月七日，西王母头戴七盆花，驾云母之车，来在殿上”，“西王母将桃五枚，在殿上奉帝”曰：“此桃种之，一千年始生，二千年始长，三千年始结花，四千年始结子，五千年始熟。”“……当此之时处，有东方朔在于殿前见过，西王母指东方朔曰：‘此小儿三度到树下偷桃，我捉得系著织机脚下，放之而去之，今已长成。’”[16]这个故事已经具备了《西游记》中孙悟空偷蟠桃故事的基本情节。除此之外，敦煌变文中还有《唐三藏诗》《祇园因由记》等同《西游记》关系密切，它们同《唐太宗入冥记》《降魔变文》《破魔变文》《大目连变文》等一起构成了孕育《西游记》的敦煌变文系统，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语言特点等方面，都对明代的百回本《西游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笔者认为，《八相变》里的瞌睡神，或许是《西游记》里瞌睡虫故事演变史上的重要一环。瞌睡神是能使人瞌睡、入睡的神。从上述记载来看，瞌睡神住在天上，他要下界来方能发挥神力（致睡），并且能使为数众多的一群人很快睡着，可见其神力非凡。虽然《八相变》里提到瞌睡神仅此一处，也缺乏有关瞌睡神的详细描写，但于我们而言，可以确定在唐五代的佛经故事里已经出现了司人睡眠的神，这一点意义重大。这里的瞌睡神跟后来的百回本《西游记》中的瞌睡虫做一对比，可以发现，两者都具有使人致睡的神力，都具有超凡的神格。
此外，晚唐诗人曹邺的《故人寄茶》中，也出现了“睡神”：
剑外九华英，缄题下玉京。开时微月上，碾处乱泉声。半夜招僧至，孤吟对月烹。
碧沉霞脚碎，香泛乳花轻。六腑睡神去，数朝诗思清。月余不敢费，留伴肘书行。
此诗说的是作者收到友人从剑外（剑阁以南的蜀中地区）寄来的名茶“九华英”，邀僧友共品，喝到口里， “睡神”即去，精神一下子焕发起来，诗思如泉涌发，几天都收不住。
综上，至迟在晚唐， “瞌睡神”或者“睡神”已经在佛经故事和文人诗作中出现。瞌睡神具有神格和使人致睡的神力，如果将瞌睡神的神格和《正法念处经》里嗜睡虫的虫体结合起来，具有无穷神力的、精彩绝伦的瞌睡虫就诞生了。《西游记》中的瞌睡虫，虽然限于材料并不能直接证明是来自《正法念处经》或是敦煌变文《八项变》，但在文学想象的语境中，以“嗜睡虫”与“瞌睡神”为代表的前人创作和积累对《西游记》“瞌睡虫”的创作应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可贵的是，在嗜睡虫和瞌睡神的基础上，《西游记》作者进行了多方面的拓展和开掘，提升了其审美品格，完成了瞌睡虫艺术形象的升华。
四
首先，在《西游记》中，瞌睡虫成了孙悟空斗争的工具，具有了法宝的性质。
孙悟空身上有三大法宝——如意金箍棒、救命毫毛和瞌睡虫。如果说如意金箍棒是进攻型的，救命毫毛是防御型的，那么瞌睡虫则既可进攻又可防御。瞌睡虫只要被孙悟空弹到对方脸上，就会爬入对方鼻子里，很快就能让人入睡。在小说的渲染和描写中，瞌睡虫被赋予了超凡绝伦的神力，与孙悟空叛逆性和斗争性格结合在一起，成为《西游记》腾挪变化的法术、法宝描写中的重要一笔。
瞌睡虫在《西游记》琳琅满目的法宝中，显得特别生动。小说中的法宝，最有名的要数太上老君的金刚琢，观音菩萨的玉净瓶、杨柳枝，托塔天王的照妖镜，铁扇公主的芭蕉扇，平顶山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的紫金葫芦、羊脂玉净瓶、幌金绳，小雷音寺黄眉老佛的金铙、人种袋，狮驼山青毛狮子怪的阴阳二气瓶，唐僧的锦襕袈裟、九环锡杖，紫阳真人的五彩霞衣，广目天王的辟火罩，灵吉菩萨的定风丹等等。但是，这些法宝都是无生命形态的，只有瞌睡虫例外，它是具备活形态的灵物，是这些法宝中唯一的“生物武器”。这种“活”形态，给瞌睡虫增加了几分生气、活性与灵气，富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这正是因为从源头上（《正法念处经》中的嗜睡虫），它就是以“活”的形态存在的。瞌睡虫与嗜睡虫一脉相承，其“活形态”使它在《西游记》众多的法宝中格外引人注目。
其次，作者对瞌睡虫的描写融于《西游记》谐趣的叙事中，具有浓郁的世俗生活气息，想象奇特，富于趣味。
1.天庭神仙也赌博，赌资就是瞌睡虫。
《西游记》第二十五回，孙悟空在五庄观偷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师徒三人被两个童子锁住，为了脱身，孙悟空使用了瞌睡虫。小说写道：
行者复进去，来到那童儿睡的房门外。他腰里有带的瞌睡虫儿，原来在东天门与增长天王猜枚耍子赢的。他摸出两个来，瞒窗眼儿弹将进去，径奔到那童子脸上，鼾鼾沉睡，再莫想得醒。[17]
这里交代，瞌睡虫是孙悟空“在东天门与增长天王猜枚耍子赢的”。在下文，第七十七回过狮驼岭，三个魔王把唐僧师徒捉住，放在蒸笼里蒸，孙悟空再次使用瞌睡虫，小说里写道：
（孙悟空）忽想起“我当初做大圣时，曾在北天门与护国天王猜枚耍子，赢得他瞌睡虫儿，还有几个，送了他罢”。即往腰间顺带里摸摸，还有十二个。
据此，瞌睡虫又是孙悟空在北天门从护国天王那里赢来的（按，护国天王不属于四大天王系列，四大天王里有个持国天王，有人认为这里是持国天王的笔误）。孙悟空的瞌睡虫到底是来自东天门增长天王，还是北天门护国天王，还是两者兼具，小说中无从得出确切信息。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瞌睡虫在神仙圈子里被广泛当作赌博时输赢的筹码。这里的瞌睡虫，不仅反映了神仙也赌博，也具有凡夫俗子的性情，而且是用这小小的灵物作为赌资。作者用调侃的口吻写来，既生动可感，又颇具世俗生活的趣味性。
2.瞌睡虫分公母，可以进行有性繁殖。
还是在七十七回里，小说写：
孙悟空即往腰间顺带里摸摸，还有十二个。“送他十个，还留两个做种。”即将虫儿抛了去，散在十个小妖脸上，钻入鼻孔，渐渐打盹，都睡倒了。
他留了两个做种，这说明这瞌睡虫是有性繁殖，雌雄异体。这样的描写，充满人间烟火味，读来妙趣横生。
但或许因为有性繁殖太麻烦，在取经路上，孙悟空更多地是用毫毛变出瞌睡虫对付敌人，比如，在孙悟空偷吃天庭蟠桃和御酒时：
他就弄个神通，把毫毛拔下几根，丢入口中嚼碎，喷将出去，念声咒语，叫“变！”即变做几个瞌睡虫，奔在众人脸上。你看那伙人，手软头低，闭眉合眼，丢了执事，都去盹睡。（第五回）
3.更有趣的是，这个虫子也要根据人的体质来调节用量。遇到抗“药”性比较强的，就必须加量。在狮驼岭时：
有一个拿火叉的，睡不稳，揉头搓脸，把鼻子左捏右捏，不住的打喷嚏。孙悟空想：“这厮晓得勾当了，我再与他个双掭灯。”又将一个虫儿抛在他脸上。“两个虫儿，左进右出，右出左进，谅有一个安住。”那小妖两三个大呵欠，把腰伸一伸，丢了火叉，也扑的睡倒，再不翻身。（第七十七回）
作者描写瞌睡虫用的是“游戏笔墨”，与小说轻松谐趣的叙事风格融为一体。从《正法念处经》里只具备宗教意义的嗜睡虫，到《八相变》中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瞌睡神，再到《西游记》中的瞌睡虫，瞌睡虫形象最终下沉到世俗态层面，具有了生活情趣和人间乐趣。而这一点与《西游记》的宗教主题有直接关系。一直有学者在指出，《西游记》的宗教思想非常复杂，有佛家的，有道家的，还有儒家的。《西游记》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世俗宗教思想。作者将严肃的宗教主题下沉到世俗态的层面来描写，才好随意地进行嘲弄、揶揄、讽刺。[18]作者描写瞌睡虫的游戏笔墨，正是《西游记》基本美学原则的体现。
再次，瞌睡虫显示了一种“人性化”的斗争哲学。
《西游记》中瞌睡虫的构思非常富于人性化。这样的瞌睡虫，不损敌人健康，不费自己兵力，不用拼得你死我活，也没有血腥暴力；效果却是极好的，在敌人美美睡一觉的过程中，棘手的问题已解决。在小说中，孙悟空无数次使用瞌睡虫化解危机：在朱紫国，为了骗观音坐骑金毛犼的铃铛，孙悟空用毫毛变了一个瞌睡虫放在侍女春娇（狐狸精）的脸上，一边让其睡去，一边自己变成她的样子，悄悄偷走了金铃。在灭法国，孙悟空为了拯救被屠杀的和尚，用右臂上的毫毛变成瞌睡虫催眠君臣，并把他们剃成了光头。在隐雾山，清剿南山大王艾叶花皮豹子精及手下小妖时，孙悟空用毫毛变成瞌睡虫把他们弄睡着，然后捉了豹子精……相比起那些冷冰冰、血淋淋的兵器，瞌睡虫不仅多了一分神秘和灵性，而且体现出一种富于人文情怀的斗争哲学。
同时，作者没有无限放大“瞌睡虫”的神力，反而对其进行了限制。细读《西游记》，发现瞌睡虫只对一般的对手有用。孙悟空使用瞌睡虫的对象多是童子、小妖、布置蟠桃会的天庭众人、侍女、君臣、火头僧等，这说明瞌睡虫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其实，这样写才是符合情理的，毕竟西天路上，一路艰难， “九九八十一难”如果都能用瞌睡虫轻松搞定的话，《西游记》就不好看了。作者一方面赋予孙悟空轻松制胜的法宝瞌睡虫，另一方面又限制了瞌睡虫的作用范围，时时把悟空放置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背景中，孙悟空需要不断地挑战自己，克敌制胜。在这个过程中，生发出一系列精彩的情节，想象极其丰富奇特，善于铺陈场面，情节起伏跌宕，引人入胜。
五
《西游记》中的瞌睡虫，其创作并非“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以《正法念处经》中的嗜睡虫和《八相变》里的瞌睡神为代表的前人创作和积累可能都对瞌睡虫的创作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但《西游记》中的瞌睡虫，并不是前人创作的简单复制和相加。《西游记》通过对“嗜睡虫”“瞌睡神”等前人创作的吸纳、兼容和改造，充实内容，丰富情节，赋予了瞌睡虫多方面的特有属性和精彩构思，从而创造出了具有经典性文学意义的瞌睡虫。
这就涉及《西游记》作者了。关于《西游记》的作者究竟是谁，目前学界尚无一个明确的共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作者不管是谁，学者们对他的创造性和文学天才关注不够，有关于此的研究显得薄弱。传统的《西游记》研究中，人们过于关注故事和情节的来源或原型，似乎作者只是做了一个加工整理的工作。事实上，作者个人的美学思想、天才构思和生花妙笔很值得我们关注。笔者抛砖，意在引玉，希望能引起学界共识。
注释：
[1]竺洪波：《敦煌变文与〈西游记〉的互文性考察——以〈降魔变文〉和〈唐太宗入冥记〉为中心》，《平顶山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2]最早对此进行考察的是学者李天飞。参看李天飞：《〈西游记〉可以这样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52～653页。
[3]刘腾：《敦煌本〈正法念处经〉写本考和异体字研究》，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4]［元魏］瞿昙般若流支译：《正法念处经》第六十四卷，福建莆田广化寺，2017年。
[5]参见周固成：《古典戏曲中的孙悟空形象演变》，《文化艺术研究》2020年第2期。
[6]方广：《中国散藏敦煌遗书目录（一）》，《敦煌学辑刊》1998 年第 2 期，
[7]刘腾：《敦煌本〈正法念处经〉写本考和异体字研究》，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8]张同胜：《〈西游记〉的成书与俗讲、说话》，《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第七辑，2010年。
[9]［元魏］瞿昙般若流支译：《正法念处经》第六十四卷，福建莆田广化寺，2017年。
[10]俞晓红：《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11]张同胜：《〈西游记〉的成书与俗讲、说话》，《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第七辑，2010年。
[12]李时人编校：《全唐五代小说》第六册，中华书局，2014年，第3315页。
[13]汪泛舟：《西游记源流别考——以敦煌文学为例》，《思想战线》1992年第2期。
[14]竺洪波：《敦煌变文与〈西游记〉的互文性考察——以〈降魔变文〉和〈唐太宗入冥记〉为中心》，《平顶山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15]竺洪波：《敦煌变文与〈西游记〉的互文性考察——以〈降魔变文〉和〈唐太宗入冥记〉为中心》，《平顶山学院学报》2020 年第6期。
[16]参见《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62页。
[17] 本文所引《西游记》，均出自黄永年、黄寿成校点：《西游记》，中华书局，2005年。后不一一出注。
[18]参看陈文新、阎东平：《佛门俗影——〈西游记〉与民俗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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