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诗圣杜甫的名字，对于每个中国人都不陌生。我们在孩童时期就被“两个黄鹂”启蒙，长大一些后又在课堂上诵读过“国破山河在”，知晓《石壕吏》和《秋兴八首》。时光变迁，代际嬗替，在无数读者的心中，生出了一个颠沛流离的病叟形象，却也与真实的杜甫逐渐远去。人们崇尚他忧国忧民的伟大精神，但又对这个高度脸谱化的历史人物倍感疏离。推开自宋以降浩繁的卷帙，我们恍忽间发现，对于杜甫的真实人生，我们其实所知有限。“千家注杜”的盛况之下，是对杜甫生命史的忽视。这个生命史，并不仅仅指杜甫本人的生命历程，还包括他所看到的历史景象，以及他所关涉的历史暗流。而其中最为含混的，则是杜甫前四十四年的人生。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杜甫存世诗作的分布特点不无关系。杜甫流传下来的诗歌大约有一千五百首，如果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把杜甫五十九年的人生分成前四十四年和后十五年两个阶段，我们会发现他的作品绝大部分创作于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占去杜甫七成以上生命历程的“前半生”，直接对应的诗作反倒极为有限。《旧唐书·文苑传》将杜甫归入“天宝末诗人”，仅记其安史之乱后的事迹，已然为后世读者对杜甫生命史的认知定下大致基调。千百年来，人们谈论最多的，仍然不外乎草堂、夔州、湖南以及“三吏三别”这些固有的意象与符号。

历史人物的事迹普遍存在前期简略而后期详实的特点，并且史料记载往往堆叠于某些特定的历史事件上。这是宏大历史叙事投射到个体之上的必然结果。再造大唐的郭子仪，在《旧唐书》的列传里被归为代宗朝人物。代宗是玄宗的孙子，他即位时安史之乱已行将结束，而郭子仪早在玄宗朝末年就是朔方军高级将领，一手擘画了唐后期北方重镇天德军的创建。将他列于代宗朝大臣，是因为在官方的历史建构中，郭子仪属于中兴之臣。这位生前便已位极人臣的历史人物，归根结底仍然是宏大叙事中的一个要素，他人生前五十九年（安史之乱爆发时郭子仪已五十九岁）的事迹，在正史的模式下并无意义。相较于郭子仪，杜甫在现实中的权势与地位几乎无从谈起，在唐朝国史的叙述中，他的行状更是被浓缩为救房琯、佐严武几件事，无非是大历史的一个注脚。而这些有限的“注脚”式事件，其实也湮没在了历史的大潮下，很难显露出真实的事件脉络和内在因由。传统的叙事模式加上存世诗作的分布特点，使得杜甫的个体生命史尤其偏重于人生最后十五年。但对生于712年的杜甫而言，他是不折不扣的玄宗朝同龄人，他的历史形象与实际人生间存在明显的偏差。探寻杜甫早年的生命史，需要回到杜甫及其家庭、家族之中，而杜甫在他的诗里，也确实为我们留下了无处不在的各种“暗号”。这些暗号包含了人物的关系、事件的因缘以及时代的指涉。对它们的解读，足以打开一个完全不同的杜甫生命史，重绘杜甫早年的历史图景。

这种重绘，首先是将杜甫放回到中古士族的家庭中去。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一生有两次婚姻，共育有四男五女。他的父亲杜闲同样有两次婚姻，生了五男一女。两代家庭从规模来看，都与现代史学研究得出的唐人“五男二女”家庭模型颇为吻合。与我们生活的时代相比，中古家庭在内部张力与外在形式上都有明显不同，然而，家庭之于人的意义却未曾改变。杜审言死于中宗复辟后的景龙年间，彼时杜家的命运一如朝中政局般变动不定，两年后杜闲初婚，但他的原配夫人杜崔氏在生下杜甫后便溘然长逝，随后的续娶夫人小杜卢氏，其实是杜闲继母老杜卢氏的娘家人。在继母老杜卢氏和长子杜闲的共同维持下，杜家渡过了杜审言死后的家庭危机，避免了过早分家，以唐代常见的“同居共活”的大家庭模式存活了下去。这个庞大的家庭在开元十年左右，随着杜闲最小的孩子杜占的出生而最终稳定下来。这是杜甫出生和幼年成长的现实环境，也是探讨他早年内心世界的关键。

强调家庭在杜甫生命中的重要意义，需要复原他的生活环境，析出家庭生活中的伦理和经济两重要素。中古士族本就重视姻亲，身为士家大族的杜甫，他最初的社会关系同样是由此规训的。由于生母早卒，出生不久的杜甫被寄养在二姑母小裴杜氏家中，和裴家刚出生的男孩一起接受哺育。在两个孩子同时生病的情况下，小裴杜氏选择保全了杜甫，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多年后杜甫为已故的小裴杜氏撰写墓志，盛赞为比肩古人的“义姑”，实具深意。与杜家类似，裴家的婆媳两代也是同宗，小裴杜氏嫁给了裴家长子裴荣期，她为保全娘家侄子而失去的这个男孩，本应是裴家长孙。此事在婆婆老裴杜氏心中无法释怀，老裴杜氏人生的最后岁月选择了跟随次子裴昌期生活，甚至卒于次子官舍。但即便如此，裴家仍然与杜家保持了长久的互助关系，杜甫为二姑母服丧并撰写墓志，从根本上看是对杜、裴两个家族代际往还的肯定。这种基于家族与家庭的人伦宗亲因素，遍布于杜家整个亲缘网络，对杜甫的成长至关重要。相关研究不能仅满足于梳理姻亲关系，而是要触及亲缘背后的社会规训力量。

与或亲或疏的伦理关系始终相伴随的，其实是家庭生活更为根本的经济考量。父亲杜闲对于杜甫前半生的影响，集中体现出经济因素重要性。杜甫在初试不第后之所以能拥有“快意八九年”的青春时光，背后正是杜闲的经济支持。他著名的回忆体长诗《壮游》，其实是一种选择性的回忆，让读者产生了盛世壮游的虚幻图象，甚至由此认为四处漫游是当时士人的一种风尚。事实上，杜甫自己就说得很清楚了，叫作“黑貂不免敝”，家里的老本花光了，才去了长安。况且，杜甫也不是无目的地浪荡数年，其间行踪，其实是他父亲的仕宦轨迹，他是作为家属陪奉的。只有搞清楚这些问题，才能明白杜闲死后杜家发生的分家剧变，以及杜甫陡然担负起的家庭重担。凡此诸种，杜甫其实都给了读者充分的暗示。

如果我们顺着杜甫的这些暗号不断深究，就会看到他的诗中同样频繁出现的隐喻符号，由此进入他更为广阔的精神世界。其间有他的政治态度，也有心灵依托。这些大量存在的符号化隐喻，需要我们不惮絮繁地去比照与解读。

晚年杜甫在夔州别驾元持的府上对少年时代的回忆，可以看作杜甫式隐喻的集中体现。他在欣赏了精妙的舞蹈后与舞者交谈，得知这位李十二娘是当初名动天下的公孙大娘的弟子，一刹那杜甫的思绪回到了开元五年，他随家人在郾城观看剑器浑脱舞的场景在记忆中重现。诗中的“开元五年”也有版本作“开元三年”，无论何种，它的功用其实是一种历史隐喻。彼时，宋璟取代姚崇成为宰相，政治气候由刚猛尚吏转向温和崇文，对唐强硬的突厥可汗默啜死去，继位的毗伽可汗相对亲唐。四海升平，万象更新，开元盛世自此启幕。杜甫已经长到六岁，学会了用自己的双眼来观察世界。次年，他将赋诗歌咏凤凰，写出第一首完整意义上的诗歌。这是杜甫对他幼年生命架构的搭建，当我们将这些散落在他晚年诗歌中的暗号拼接起来时，会发现他对于玄宗朝政治的发展，其实有着自己独特而完整的认知。杜审言晚年在秘书省和国子监为官，属于武周以来中央政治里的“文学派”，与姚崇所代表的“吏治派”关系紧张。杜甫眼中的“开元全盛日”，其实是文学派如日中天的时代。而他“往昔十四五”出游的“翰墨场”以及与张垍等人的“山阳会”，同样是一种政治隐喻，那是玄宗封禅泰山的前夜，象征着文学派的极盛。

当我们将这种细致而微的生命史重新放置到时代中去，会发现很多问题变得更加深刻了。对于杜甫，我们总觉得他与他所处的时代存在种种关联，却很难说得清这种关联究竟如何真正产生。这是因为，任何一个人和他所处的时代，都不是“两张皮”的状态。与郭子仪这样站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人物相比，杜甫确实微不足道；但相较于千千万万普通的唐朝百姓，杜甫却无疑是“手可通天”的，他与文坛名流、当朝权贵甚至几任皇帝，都存在种种或深或浅的关联。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个案，它其实为我们提供了有别于传统正史模式的微观生命史的绝佳案例。能够进入历史研究视野的人物，无论身份高下，总会存在一种权力关系。如何将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人物放回他所应从属的权力网络中，是微观生命史得以成立的关键。

杜甫一生经历了三位皇帝，而这三个人他都亲眼见过。天宝十载他曾获得“天子废食召”的殊荣，在中书堂上面试文章时或与玄宗有一面之缘。安史之乱期间，他在肃宗身边任左拾遗，几乎每天都能见到肃宗，同时也见到过当时尚为太子的李俶（即后来的代宗）。他写出“鹤驾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这样直白描述宫闱关系的诗句，其实是他政治观点的一种表露。皇帝身边的近幸之臣中，早年的太常卿姜皎、后来的驸马张垍都与杜家存在交往，杜甫赋诗赞美姜皎留在绵州的画迹，追忆他与张垍的“山阳之会”，都有昔年交游的深意所指。至于临晋公主和驸马郑乾曜，更是杜甫西入长安后的首任幕主。他在“三庶人”事件早已定性、杨贵妃又新承恩宠的天宝五年，为临晋和鄂王李瑶的生母皇甫德仪撰写碑文，无异于选择站到李林甫反对派一方的阵营。至于朝中高官，杜家更是从杜审言开始便广为交结，具体因缘各有不同，但总体却秉持着文学派的政治立场。杜甫与李邕、贾至、严武这些人的交往，背后无不是两个家庭甚至家族之间的代际关系，而他本人也从“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的虚假光环中走出，逐渐感知到了“二年客东都”“朝廷故旧礼数绝”的社会现实，最终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杜家第三代人际圈层，拥有了高适、李叔明这些杜家前两代交际圈之外的挚友。他晚年寄语姨兄狄博济的“干谒王侯颇历抵”以及写给表亲李乂的“愿子少干谒”，怎么看都更像是写给少年时代的杜甫自己，是他在盛唐的红尘世界中广为交结却又踽踽独行的写照。

在个体生命的成长过程中，杜甫借助诗歌，筑造起一个远超自身活动范围的宏大世界。对一个唐代人来说，杜甫足迹所至已经足够广阔，东至齐、兖诸州以及江左、浙东，南及湖南，西至秦州、成都，往北及于鄜州、洺州。但在他的诗歌世界里，这个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可以看到葱岭的雪山、交河的层冰、辽海的巨帆，以及交趾的丹砂和铜柱。杜甫诗中的殊方意象，大都源自作者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指向具体的人物与事件，其中既有世所熟知的历史掌故，更有仅此独见的原始记载。他曾在夔州亲历荆南水军溯峡而上直抵白帝城的甚嚣阵势，并被兵马使炫耀展示一把大食弯刀，由此写下“太常楼船声嗷嘈，问兵刮寇趋下牢”“白帝寒城驻锦袍，玄冬示我胡国刀”的奇险诗句，在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安史乱后荆南政局宝贵史料的同时，也展示出了唐朝社会高度发达的对外交流。这是杜诗历史性的更高层次的意义，突破了政治斗争与人事纠葛，反映出了整个时代的风尚与面貌。

考虑到“诗圣”所具有的普遍文化意义，以及“诗史”所蕴含的丰富历史价值，我们不妨承认，对于杜甫生命史的研究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微观的个体首先需要在大时代之下获得自身意义，然后才能在个体的视角下反观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个体生命史又何尝不是一种宏大叙事，只不过它的主线换成了特定的个体，注脚则是与之息息相关的整个时代。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