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郁达夫文迹
最初的新文学作家，许多是有些前卫性的特点的，因了对于旧道德的偏离、表现手法的大胆，也颇受了讥讽。新式作家被目为不道德者甚多，因为雅正的面孔消失到里巷的箫声中去了。比如郁达夫背上了黄色、颓废作家的骂名，属于绅士与士大夫的逆子，不仅为旧文人所不容，一些新作家也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与宋代柳永这类文人的吟哦相比，似乎更等而下之，因为他把域外私小说的灰暗照搬了过来。
熟悉郁达夫的人都知道，他在日本生活了多年，并不喜欢那里。但又是日本这个岛国，影响了他的思想、情调，所以谈及他，总和东瀛这块土地，多有联系。他在日本时写下过许多文章，都很凄苦，有点压抑。他说自己恨这个岛国，又感激在那里学到的东西，所以情感方面，比周作人、钱稻孙诸人，复杂得很。看他写下的《沉沦》，真真是悲楚之作，现在的留学生读到它，恐怕也有同感的。
民国的许多青年赞美过他的著作，印象是真切、实在，又富有文采。他的文章总像被一层乌云罩住，冷冷的，没有明朗的时候。就像晚秋时节，叶子落下了，劲风缕缕，吹得人周身寒彻。他的文字有一种抓人的力量，一下子将你拽到深深的河谷里，心就那么坦然地对着上苍。没有什么掩饰的，率真地自语着，像一个知心的朋友，精神之河无拦地流着，古中国士大夫的含蓄、委婉之态被域外感伤的现代性表达的句式代替了。
他身上有一点颓废的东西，灰蒙蒙的让你难受。可那难受之余，并不讨厌，倒觉出了一种真与美。他一生热爱鲁迅，但我以为他欣赏的不仅是鲁迅的金刚怒目的一面，倒是先生身上的黑暗面，那黑暗，和他是相近的吧。鲁迅之吸引郁氏，大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自饰，像一头受伤的狼，在暗暗的旷野里吼叫。鲁迅曾写过小知识分子的绝望，内心有无边的苦楚。郁达夫呢，则把那苦楚，变成肉身的痛楚，完全自我化了。所以，我们看鲁迅那么欣赏他，那是心灵相通的缘故。野气与真人气，在读书人那里向难保住，可二人却深含此气，后人常常念及于他们，不是没有道理的。
郁达夫有几篇文章，我很喜欢，比如离别日本的那篇《归航》，写得百转千回，是中国学子感伤的独语。《雪夜》描述日本清冷的日子，如诗如画，令人过目难忘。我尤其感动于他的坦率和真挚，从不向读者撒谎，原原本本写出自己的灰色经历，让人一唱三叹，感到了一种真的人的生活。郁达夫是个很感性的人，他的小说也好，散文也好，都没受各种理性的暗示，完全是心灵的闪光，精神是自由放荡的。读他的文字时，心常常可以松弛下来，不必有任何紧张。那真是一种精神的漫步，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读起来是有趣的。他不擅长写热闹的场面，孤独感与清幽，倒是文章中的底色，可见出他真的性情。文章乃生命本质的外化，郁达夫也许天生就是一个忧郁的诗人，他的感人之处，或许也正在于此。《归航》的开首写道:
微寒刺骨的初冬晚上，若在清冷同中世似的故乡小市镇中，吃了晚饭，于未敲二更之先，便与家中的老幼上了楼，将你的身体躺入温暖的被里，呆呆的隔着帐子，注视着你的低小的木桌上的灯光，你必要因听了窗外冷清的街上过路人的歌音和足声而泪落。你因了这灰暗的街上的行人，必要追想到你孩提时候的景象上去。这微寒静寂的晚间的空气，这幽闲落寞的夜行者的哀歌，与你儿童时代所经历的一样，但是睡在楼上薄棉被里，听这哀歌的人的变化却如何了?一想到这里谁能不生起伤感的情来呢……[1]
这样的文字很美，很性感，是可以使读者兴奋起来的写作。有朋友就说过，在沉闷时候偶与他的书相遇，就会有一种冲动，心里想，如果和他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是一定要结识一下的。当下的文坛上，这一类人的，也是殊难遇到的。
不妨说，达夫先生是一面镜子，照着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我们世间的人自己的写作，常有种虚伪的东西，不敢像他那样如实招来，坦荡得惊人。第二呢，是觉得他心底极其友善，很少伤害别人，总是以美好的爱意，去衡量他人，不恶言恶语。我觉得他的悲悯心很强，因为看到了大家都在可怜的人间，是社会的动物，所以就能宽容地对待一些非常态的现象，私以为和自己一样，不得不在社会里挣扎。他一生写了许多书，都挺凄凉，把自己与时代，就那么感伤地记录了下来。有时候，我们要了解那个时代的人与事，读读他的书，是会有大的收益的。
谈及郁达夫，不能不提及创造社，他是这个团体的干将，出力甚多，不过后来脱离了这个团体。创造社成立于1921年6月的日本，主要成员是郭沫若、成仿吾、郑伯奇、张资平等。他们提倡浪漫主义，精神颇为激进，大有横扫一切的气概。在1922年《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上，郁达夫有篇《艺文私见》的文章说：
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不可以规矩来测量的；所以严沧浪的诗话，是第二义的文艺……目下中国，青黄不发，新旧文艺闹作了一团，鬼怪横行，无奇不有。在这混沌的苦闷时代，若有一个批评大家出来叱咤叱咤，那些恶鬼，怕同见了太阳的毒雾一般，都要抱头逃命去呢！[2]
看得出，郁达夫很看重批评，希望有伟大的思想者诞生。而创造社那时候的确也看重批评的力量。郭沫若、成仿吾、郑伯奇、冯乃超、彭康等都写过有影响力的批评文字。他们的主要核心点是注重天才，倾于浪漫，好发奇思，又能于主我的冥思里造出审美的幻影。那时候中国的文学受写实主义影响很大，郭沫若、郁达夫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他们觉得国内的文学还是太沉闷了，希望吹出一股新风来。郭沫若翻译过《少年维特之烦恼》，穆木天推出《王尔德童话集》，郁达夫则译介过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作家的文字。这些青年都有才子气，文字也不拘一格。郭沫若天马行空，穆木天内倾而有韵致，张资平多性感的表达，成仿吾则果决而明快，一时间形成很大的阵势。郭沫若后来回忆那时候的文艺时说：
创造社这个团体一般是称为异军特起的。因为这个团体的初期的主要分子如郭，郁，成，张对于《新青年》时代的文学革命运动都不曾直接参加，和那时代的一批启蒙家如陈，胡，刘，钱，周，都没有师生或朋友的关系。他们在当时都还在日本留学，团体的从事于文学运动的开始应该以一九二〇年的五月一号《创造》季刊的出版为纪元（在其一两年前个人的活动虽然是早已有的）。他们的运动在文学革命爆发期中又算到了第二个阶段。前一期的陈，胡，刘，钱，周主要在向旧文学的进攻，这一期的郭，郁，成，张却主要在新文学的建设，他们以“创造”为标语，便可以知道他们的运动的精神。[3]
关于这个团体，世间的评论一直存在分歧。我最初注意这个团体，是因为1980年代对于“左倾”文化的思考，寻根寻到了创造社诸人。我觉得文化上的激进主义与政党文化的结合，是改变了中国文化生态的，除了《新青年》某些同人对此推力不小外，创造社的存在也与此关系甚深。当我编辑《被亵渎的鲁迅》时，就较系统地将创造社、太阳社诸君批判鲁迅的文字汇聚起来，阅读材料时，众人的形影也渐渐清晰起来。
比较一下创造社诸人的文与人，我自己一直偏爱郁达夫的文字，觉得他的写作是切入我们的肌体的。他了解“五四”前后知识青年的内心情况，他笔下的人物系列与意象，都是不可多得的。那批青年都有才华，理论上已有一定新意，但因为多为舶来品，落到笔上，与现实不免隔膜。倒是郁达夫在小说世界刻画了一个时代的行迹，且与人性的隐秘连在一起，阅之每每有感伤浮来。
与许多同代人比，郁达夫的视野要开阔得多。只要看他所写的《诗论》《小说论》《卢骚传》《德国以后的德国文学举目》《萧伯纳与高尔斯华绥》《屠格涅夫的〈罗亭〉问世以前》《英文文艺批评书目举要》《纪念柴霍夫》《左拉诞生百年纪念》等，便感到其知识的来源之丰富，而他对唐宋以来的诗文，亦多熟悉，烂熟于心的古文是丰厚的。他从众多审美文本中，看到了各种流派的限度和自身不可忽视的价值，故对于古今文人能有理解之同情，但又知道，好的作品一定是自我的表现，绝无符合外在世界虚妄之尺的必要，只要直逼内心和大胆反映现实就是。他在《文学概说》中谈到了近代文学的经验，一方面肯定了浪漫主义，一方面描述了理想主义：
第一，当人心稍觉衰落，感着一种倦怠的时候，这时候会发生很和浪漫主义近似的理想主义。第二，当一时代的生活全体极端的压迫个性的时候，这时候个性因为不能与现实妥协，所以非要把现状打破，全力倾注在未来的理想上不可。现代欧洲的凡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文学，都系从这个状态里发生出来的。[4]
阅读郁达夫，其实也有类似的特征，始之于感伤，终之于抗争。而他早期文字中飘动的哀苦，低沉的曲调，散着无边的寂寞之感，尤让人久久不忘。
《沉沦》作于1921年9月，小说描写的是一位留学生来到日本，显得格外孤独，渐渐染上了忧郁症。那主人公正在青春期，性的苦闷伴随着寂寞浓烈起来。他在一家旅馆偷看了异性，自责、恐慌接踵而来，后来搬进了山上梅园之后，又遇见了热恋中的青年男女，愈加不能自已了。他便跑到一个酒家见到一个侍女，本有爱的冲动，却发现被当成下等人而待之，内心受到大的冲击。沮丧、痛苦、不安伴随其间。“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
如此表达人在异域的陌生环境里的情欲冲突，虽然过于单薄，然而现代人的感受，还是生动得很。文字间的脉息跳动着，也可说是创造社式的浪漫理念的外化。按照佛洛伊德的理论，这作品是对于人的内部世界的赤裸的呈现，有着一种阳光下的幽暗。文学就是表达日常性里被压抑的东西，内面世界的本原得以流露，刺激人们去反顾自身的隐秘之所。许子东认为郁达夫的性欲描写，背后另有拓展之意：“之所以读者作家的感觉是紧张郁闷而非兴奋快乐，是因为‘性’在这里，总是伴随着道德的张力。虽然异域场面、伤感语气都有点夸张做作，带几分激动，有几分麻醉，但郁达夫笔下的‘性’苦闷，从来是和‘生’的苦闷紧密相连的，生命现象同时更是生活现象，有时还是社会现象。在这个地方，郁达夫显示了他与‘狭邪小说’家的质的不同，也显示了他与张资平等人的明显差异。”[5]这确是知人明性之论。
郁达夫在1927年脱离了创造社，这是被研究者常常追忆的一幕。创造社诸人对于他的选择，是有微词的。郑伯奇就批评他精神暧昧，给社团带来了困难。而他与鲁迅这样的“落伍者”为伍，在一些“左”转的青年人眼里也都是有问题的。郁达夫的出走，一方面说明创造社内部出现了危机；另一方面，乃其自身思想与创造社诸君的隔膜所致。他的矛盾体的辞章表达， 使其脱离了相对单色调的团体，与更多的知识群落有了对话的可能性。
初期白话文作者的知识谱系色调各异，作品的审美都是与他们各自所钟情的域外思潮有关。上文说到郁达夫的知识趣味广泛，所涉猎的域外小说风格多样，文学上的造诣高于创造社的许多人。周氏兄弟欣赏他，可能是他内面世界的丰富性冲击了旧有的文学韵致，精神是开阔的。他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在表达人性的方面突破了旧文学的框架，而且在审美中保持了一种不确定性的张力，冒犯了庸常思维，但又处在无所依傍的迟疑里。这消解了正襟危坐气和道学气，使诗文在自然、坦诚的节奏里获得酣畅的书写。
因了个人的和主我的诗学趣味的浓烈，他在初期白话文中展现了一般人少见的内觉。这些是与矛盾和带有内在紧张的精神一起渗透在文本里的。郁达夫自我经验的诗人性特点，使其对于世俗社会的理解带有布尔乔亚气，看人的和生活的视角多是单一的。这自然导致审美观内在的冲突，我们从文本的内在结构里，能够感受到其单纯里的波动和波动里的单纯。在自虐和自讽的篇什里，爱意也深藏着呢。
显然，郁达夫的个体经验与国家意识间的对接存在缝隙，浪漫主义的否定意识覆盖了审美对象，精神飘动在空中，对于现实的透视流于感官化的层面。他在《艺术与国家》中说道：“现代的国家是和艺术势不能两立的。”[6]但《沉沦》结尾的爱国之思，则祈求于国家之于个人的护佑。这里看出他面对弱者时的国家意识，而在强调审美时，则有点波特莱尔式的痉挛和屠格涅夫式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是有很强的叛逆意识的。他的作品专注于生命体验，但涉及国内战争与动乱生活时，不能立体处理内面世界与外面世界的差异，韵致上流于私小说的传奇意味。这也让想起日本小说对于他的影响，都市里畸形的、灰暗的角落里的颤音，原也夹杂在纯然抒情的词语里。
小说《南迁》也写了一个留学青年伊人的不快的经历， 伊人大正八年入东京帝国大学，因为早期在国内没有过正常的家庭生活，父亲早逝，母亲又不爱他，致使他有了一点忧郁的性格。在在日本的日子，深感国家的孱弱，在许多地方还不及东瀛的环境，但岛国的一切也没有给他带来精神的慰藉，反而陷入更深的迷惘里了。“你要救日本的劳动者，你何不去救救自己的同胞呢？在军人和官僚的政治的底下，你的同胞所受的苦楚，难道比日本的劳动者更轻么？”伊人南行到海边一个小岛中，遇见了基督徒C夫人，她身边有几个日本男女青年，每日朗读《圣经》并定时祷告。他很快加入了这个团体，但不久就感到与这个团体间的差异，内心的病态又复发了。在受了M的骗后，他内心五味杂陈，后来爱上了O，但一切并不如意。“名誉、金钱，妇女，我如今有一点什么？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我…… 我只有我这一个将死的身体。”弱国的青年的自卑，就这样浓郁地闪现在读者面前。
在爱国意识的背后，现代意识与士大夫情感的纠结，给文本带来一种颓废感和无望感。这是他许多小说的一种散不去的情绪。《迷羊》的主人公与谢月英的爱恋是新旧杂糅的。自由恋爱中的旧文人气跃然纸上。叙述方式与语态都带有一丝明清文人之调，压抑的氛围里，精神的照耀微弱，颓废感还不能转化为现代性的紧张。这造成內蕴的空虚。他在旧体诗中体现的古雅之气，也带出读书人的积习。从这种纠结可看出他的率真与犹疑，其矛盾的地方也有现代新知识人普遍的特点。以鲜活的文字记载这种精神困顿，那动笔的内因也能让读者了解一二。
在许多作品里，郁达夫写到主人公身边的戏曲、绘画、诗的背景，那些古老的幽魂带着哀怨纠葛着人物，不是飞腾的思想的闪动，而是沉迷不醒的衰微。而他的作品里出现的西洋诗人歌德的文字和思想家卢骚的独语，这便使作品平添了几分苍茫。郁达夫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是孱弱和病态的，他们属于新知识人，思想已经接受域外学说，却无力面对世间的难题。青春的躁动、爱情的失意，连带出故国的衰微之音，每一次都驶不出无望的苦海。《南迁》通篇是压抑之调，美丽的岛国，读经班的男男女女，基督教语境没有提升人的灵魂，反倒沦落更深了。德国歌德的诗文和法国卢骚的独语，在中国浪子那里成了病苦的依傍，小说不经意流露出丰沛的学识，但那些西洋知识与审美没有使主人公成为强者，反而变为哭泣的琴弦，使其精神更为迷离了。
这种迷离造成了一种辞章的分裂性，在他那里，游离于浪漫主义与绅士式的审美，造成新奇的效应。一方面是很西化的小说韵致，另一方面又带有京派文人的儒雅之风。这使他的表达显得比创造社诸人更有弹性。散文集《闲书》明显带有“苦雨斋”主人式的风格，京派的儒雅成了一种欣赏对象。他既喜欢鲁迅，也亲近周作人，与林语堂、徐志摩关系亦佳，哈姆莱特的脆弱性也在作品里有所表现。这里看出他的包容性，也能感到在寻找艺术路径里的犹疑和不稳定性。非革命的与革命的，京派的与海派的，旧文人与新文人的意象纵横交错，一定意义上看出现代性话语在其身上纠扯的苦境。
郁达夫其实知道自己钟爱的浪漫主义和身上残留的旧文人气存在问题，有时候也适当调适其间的曲直，力求从天地之间未被异化的存在中寻找治愈自己的方式。小说《迟桂花》虽然照例带着爱的苦闷和情欲的坦诚，但也出现了新文人与旧式士大夫没有的另一种形象，那就是乡野的女子，自己的同学翁则生的妹妹。作品写“我”去山里参加翁则生的婚礼时，巧遇其妹妹莲，莲死了丈夫，无奈回到娘家。“我”一下子被其气质所吸引。莲陪“我”到山里走了一趟，一路上“我”发现这个女子那么健美、开朗，对于各种植物颇为熟悉，自然间的花鸟草虫多能说出一二，便爱上了这个原野间纯然的女子。当“我”的欲望涌动的时候，霎时又生出一种罪感：“对于一个洁白得同白纸似的天真小孩，而加以玷污，是不可赦免的罪恶。”
在小说《东梓关》里，郁达夫对于乡村社会的古风不无赞叹之笔，一个肺病患者文朴回到老家寻医，在村里遇见心仪的徐竹园先生。这个中医的平和、儒雅、与世无争的样子和村子里的祥和之气，让文朴一时心动。东梓关虽是老家，他却没有什么印象，常年在外漂泊，对于故土有着些许隔膜之感。但他一到那里，便感动于都市里没有的安宁和幽静，人的心态与表情安抚了他的心。徐竹园既是医生，也通旧学，他收藏的明版书和傅山的手迹，都说明那趣味的古雅。于是他叹道：“大约像他老先生那样舒徐浑厚的人物，现在总也不多了罢？这竹园先生，也许是旧时代的那种人物的最后一个典型。”
在知识世界之外寻觅美的性灵，看得出是阶级意识的一种萌动。他很早就注意到了知识人的盲点问题，虽然还不能深入了解，但毕竟意识到了知识阶级面临的考验。他在作品里对于阶级问题揭示得不多，但倾向还是有的。他那篇《文学上的阶级斗争》，表面看是革命文学的萌芽式的表达，其实也依然停留在浪漫主义审美的层面。他借用了阶级斗争学说，而辞章里流动着雪莱式的激情。他对于革命的理解还在思想思索阶段，作品里的工人阶级还是一种表层的点染，并不能像写知识人那样从容。比如《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她是一个弱女子》，对于工人命运与女性命运的写照，都还是单线条的。
《春风沉醉的晚上》明显带有一丝“左倾”化的表达。病态的都市、病态的“我”，唯有邻居的那位女工有的几许健全之态。小说写到知识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无力感，《沉沦》主人公式的灰色依然是主要调式。小说写多余的人，往往逼真得很，但一落笔到工人，就有些模糊，流于表层了。郁达夫意识到知识人在这个世界的局限性，可他又不能深入到底层社会中，所以也造成其审美上的飘忽，这类“左倾”化的小说，还带有过渡性的痕迹，他终于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左翼”作家。
1930年代上海“左翼”作家对于他的不满，也是有一定道理在的，在郁达夫的众多小说里，耻辱感和罪感不时出现，人的精神是脆弱和无助的时候居多。从整体看，他的写作以内倾性、主观性、矛盾性再现了知识分子世界叛逆迷离的一隅，这结果是，不仅后来的创造社同人不认可他，“左联”一些批评家也与之有隙。这使他处于一种孤独的状态。他无法融入任何一个团体，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审美空间。人生艺术化与艺术化的人生都把自己置于一个别于他人的世界。个体的真与学识的深，给文学史留下一道神秘的风景。
传统的文学很少这样剖析人的内在欲求，郁达夫却是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可以说，他是新文学里倾斜度很高的人。他的文字给读者有时候带来不适，色欲的表述颠覆了伪道学的各种逻辑。内心的起伏和难言之苦，被毫无保留地裸露出来。这无疑是对于儒家传统的一种冒犯，也亵渎了绅士阶级的道德经纬。他的作品有时候像一幅幅油画，阴郁的色彩里是重重叠叠的幻影，以及空幻之思。我们可以从弗洛伊德学说里找到一种解释，但那社会学式的意象，又带着批判意识的光泽，由此可以看到词语间内在的张力。他的笔触流出的是主观的感觉与无助的叹息，但也内含着走出自我藩篱的渴望。而那些词语背后的叔本华与艾略特式的隐喻，也使苦闷的人物获得一种思想的价值。
阅读郁达夫的作品，荒凉里的美虽然是破碎的，但也夹杂着些许人性的微火。他写那些不幸的青年，用了残酷的笔，活生生的生命在厄运里已经没有希望，但叙述者“我”的悲悯，却那么浓烈地吸引着读者。他的作品一般都写“我”的外乡奇遇，才子佳人，苦苦相爱，男主人公由旧式的士大夫，换成了新式知识青年，旧的伦理在那里倾斜了，主人公很快陷入爱的深渊，似乎无法把握自己。作品不是撕碎这个世界，而是撕碎了主人翁自己，叙述者“我”成了被拷问和凝视的重心。这个时候，被儒教压抑过的情感发大潮涌动起来，色欲代替了雅态，罪愆置换了爱心。失败的“我”的挣扎和死灭，将传承审美的藩篱撞破了。
在《茑萝集》自序里，郁达夫说：
人生终究是悲苦的结晶，我不信世界上有快乐的两字。人家都骂我是颓废派，是享乐主义者，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我何以要去追求酒色的原因？唉唉，清夜酒醒，看看我胸前睡着的被金钱买来的肉体，我的哀愁，我的悲叹，比自称道德家的人，还要沉痛数倍。我岂是甘心堕落者？我岂是无灵魂的人？不过看定了人生的运命，不得不如此自遣耳。[7]
这真是夫子自道，其间的复杂体味，周氏兄弟是理解的。只要看鲁迅对于他的态度，就知道彼此内心的某些相通。周氏兄弟之所以欣赏郁达夫，与他的率性和反骨有关。而审美上，他也有别人没有的风格。他有两套笔墨，一是感伤的灰色之句的流淌，二是浸润了现代性的士大夫辞章的闪烁。前者是肉欲的恍惚和沉浮，后者则未尝没有肃穆的静思，而有时候二者又渗透在一起，互为存在，造成一种情感的共振。《沉沦》写男青年的性意识，笔法让人想起浮世绘的画面：
原来日本的妇人都不穿裤子，身上贴肉只围着一条短短的围裙。外边就是一件长袖的衣服，衣服上也没有纽扣，腰里只缚着一条一尺多宽的带子，后面结着一个方结。她们走路的时候，前面的衣服每一步一步的掀开来，所以红色的围裙，同肥白的腿肉，每能偷看。这是日本女子特别的美处，他在路上遇见女子的时候，注意的就是这些地方。他切齿的痛骂自己，畜生！狗贼！卑怯的人！也便是这个时候。[8]
除了这种浮世绘式的意境的点化，郁达夫还保留着不得志的士大夫诗文的孤傲之美。他的文章，腐儒的老气是没有的，每每可见非正宗的儒家风骨，六朝的奇崛和唐人的潇洒也偶可见到。小说《采石矶》写黄仲则在文坛不得志的孤苦形状，呼应了李白的狂士传统。不过他笔下的黄仲则虽然欣赏李白，却没有飘然之气，而是有悲慨之韵。黄仲则满腹学识，又不与世俗为伍，思想也不免异端者流。小说写了他的失败感，但他内心的信念则颇为坚定，那思想被郁达夫写得颇为真切，对话里也多了学识与卓见，他对于戴东原等人并不以为然：
周秦以上并没有考据学，学术反而昌明，近来大名鼎鼎的考据家很多，伪书却日见风行，我看那些考据学家都是盗名欺世的。他们今日讲诗学，明日弄训诂，再过几天，又要来谈治国平天下，九九归原，他们的目的，总不外乎一个翰林学士头衔，我劝他们还是去参注酷吏传的好，将来束带立于朝，由礼部而史部，或领理藩院，或拜内阁大学士的时候，倒好照样去做。[9]
这几句话，是“五四”那代人喜欢的表达，我们在《新青年》杂志中也感受过类似的观念。不过郁达夫写黄仲则，并非气宇轩昂的斗士，而是忧郁、孤独的感伤者，这与作者的状态也不无关系。他的文字之所以带有美感，绵软而通达，乃因为失色而不失重，背后有着绵绵情思和生命的顿悟，学者的才子气也历历在目。这演绎成一种清俊的雅言，在几经变形的词语里，生长着温润的诗。周氏兄弟欣赏他，或许也缘于此处。而在他的小说语言与散文句式里，偶尔也能够感受到周氏兄弟的某些痕迹，笔体多是从古文中转化而来，词语委婉多变，长则长之，短则短之，有时湍急而下，水溅四野；有时则安宁如月，清辉散落的时候，夹带着无边的幽情。郁达夫无疑也是好的文体家，他的白话文与旧体诗都好，古人的文气，与新文学的文气，都摄取甚多，又能独成一体，实在为民国作家中不可多得之人。
民国作家中，郁达夫的名声起起伏伏，其悲壮的死，比他的作品更为震动人心。1938年，他远赴南洋，在新加坡编报，参与抗战活动。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保持了新知识人的可贵品质。曾有《抗战以来中国文艺的动态》《犹太人的德国文学》《忆鲁迅》《欧战扩大与中国》等文传世。辗转之间，忧患依旧；笔墨之中，情怀漫漫。1945年郁达夫被日军杀害，成为世界文坛的大事件。一个天才的、自由的作家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真实的人生，那死灭更让人怀念他当年对于故国的天地无私的馈赠。后世学者每每忆及他的风采，无不扼腕。陈子善曾说郁达夫的死，与德国失去了本雅明，奥地利失去了茨威格，英国失去了伍尔夫，法国失去了圣-埃克苏佩里等人一样，“是20世纪全人类的共同损失”。[10]此语甚为妥帖，他以个人的方式给了世界一道惊奇之光，现代作家有此分量者不多。郁达夫不是一个道德说教者，但却告诉了我们什么是道德之美；不是炫耀大词和洪声袭人的显要之人，却暗示世人如何回到自身，获得生命的内力。他的那篇《写作的经验》很好地为自己的个性和品质作了勾勒：
人家的毁誉褒贬，一时的得失进退，都不成问题；只教自己能够自持，能够满足，能够反省而无愧，人生的最大问题，就解决了。做人当然先要在求己，然后再为人；我一向的被人骂作个人主义者，而同时也能够入污泥而不染，抗环境而有余的最大强处，就在这里。或者也许是弱者的强处，但这一点我却总想固执着到死。[11]
2023年11月16日改
注释：
[1] 郁达夫：《归航》，《郁达夫散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2] 郁达夫：《艺文私见》，《创造季刊》1922年第1卷第1期。
[3] 麦克昂：《文学革命之回顾（摘录）》，饶鸿競等编：《创造社资料》（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59页。
[4][6][7][11] 郁达夫：《郁达夫文论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45页、59页、68页、724页。
[5] 许子东：《张爱玲·郁达夫·香港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页。
[8][9] 郁达夫：《郁达夫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116页。
[10] 陈子善：《代序 陨落星辰中最耀眼的——在郁达夫遇害6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说郁达夫》，华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