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场的在场者：“鲁迅”与第一次文代会
第一次文代会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其相关表述和安排显示了当代文学的基本政策和方向。虽然鲁迅是一位“不在场者”，但第一次文代会存在着诸多与“鲁迅”相关的因素和表述。从第一次文代会的相关状况来看，如何解释“鲁迅”，颇具有值得分析的历史内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文学对鲁迅以及五四文学的态度，以及当代文学在确立其资源和传统时的矛盾和难题：在当代文学确定的“唯一方向”之下，如何定位作为“旗手”和“圣人”的鲁迅，如何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时代新潮流中确认鲁迅的合法性，同时更好地利用他作为“名人”的声名和威望。本文尝试以第一次文代会为论述起点，旁及第二次文代会以及相关纪念文章，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名人”的鲁迅，其“当代”内涵是如何被建构的，其与当代文学体制之间又呈现出怎样的复杂关系，并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探讨当代文学在确定传统和资源时所利用的“名人机制”。
一、 “鲁迅”的两种时间
鲁迅逝世后，其名声和威望并未因此而受到损伤，反而一直作为“不在场的在场者”出现在二十世纪中国，并在诸多历史时刻扮演着重要角色。194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召开了第一次文代会，作为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时间，其中自然会有较多的“鲁迅”元素，比如在参会代表提交的提案中就有五条和鲁迅有关：
筹建鲁迅博物馆将西山改为鲁迅山，改浙江绍兴县为鲁迅县（市），上海福州路为鲁迅路建立鲁迅广场（公园），树立铜像或纪念碑并请考虑以适当方式纪念大思想家文学家瞿秋白同志（冀东、华中、艾青、古元、蔡若虹等）
举办全国性的定期展览会，会后并将作品巡回各地展览案（时间定在鲁迅逝世日，今年间开始举行）
设立鲁迅美术奖金案
设立美术作家福利基金案
建议废止三月二十五日为定之美术节。以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日为美术节案[1]
但在这些和鲁迅相关的提案中，较少涉及鲁迅自身和鲁迅文学，而更为看重鲁迅的象征价值和纪念意义。就像茅盾说的：“有一些过去办不到的事情，现在有可能办到了；例如文代大会上就有不少提案谈到如何建立鲁迅纪念馆，鲁迅图书馆……以至提议将绍兴县改名为鲁迅县等等。当然这一些都是纪念的方法，都有意义，如果简便地追求形式，把一所现成的图书馆换上一块招牌，把一间屋子陈列起来，——或者就把鲁迅故居挂上一块‘纪念馆’的招牌，那不是轻而易举？”茅盾看到了文代会中的“鲁迅”偏重“形式”的问题，同时他也进行了委婉地辩护：“自然，我也明白，作那些提议的朋友们的用意是严肃的，他们绝对不会有追求形式的动机，或以形式主义为满足。纪念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人民的文学家，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系列的纪念方式；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大概要逐一办起来的。”[2]
除了提案之外，更为典型的形式是会议会徽的设计。会徽由鲁迅和毛泽东的头像构成，毛泽东在前，鲁迅在后，其象征性内涵不言而喻，这也和第一次文代会的“大团结”“大会师”的主题吻合。会徽被悬挂在会场内外，并制成可以佩戴的像章，也印在了大会的各种文件资料中，比如代表证、纪念文集。会徽究竟是何人设计，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但从整个会议的召开过程来看，会议的每一项活动都有中共的参与和指示，因此会徽设计也不会是随意的，它一定是得到了中共中央认可的。虽然有学者认为，这个会徽“十分明显地表达了号召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在鲁迅的旗帜下，开创文艺事业新局面这样一个意思。当然，也又一次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鲁迅先生的极力推崇”[3]，但是这一判断还需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作进一步检验。
中国共产党对鲁迅的推崇由来已久，延安时期举行过四次对鲁迅的纪念大会。[4]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做了讲话，指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个，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5]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6]
这是在新民主主义政策下对鲁迅的高度肯定，鲁迅的名声和威望也达到了顶点，众多作家也视鲁迅为偶像。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新民主主义政策进一步明确指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政策的背景下，鲁迅的“时代性”已经减弱了。虽然鲁迅和毛泽东同时出现在会徽上，但会徽作为“名人机制”的重要传播手段，本身体现了两种时间，“一种可称之为‘纪念章上显示的时间’，一种是事件发生的时间”， [7]和毛泽东不同，鲁迅的两种时间——“现代”和“当代”之间的关系要更为复杂。在第一次文代会中，以往对鲁迅的高度推崇和评价并没有表现出来，和“鲁迅”相关的表述大多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在诸多报告中，“鲁迅”要么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要么是与解放区文艺进行对比的对象，凸显的反而是其缺点或者尚未“成功”的地方。这当然不难理解，第一次文代会是要确立解放区的正统地位和方向性意义，不可能允许存在另外的方向，就像周扬讲的，“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8]。所以在对鲁迅的态度上必然也是这样，不可能再树立另外一个方向。
当代文学的唯一方向预示着鲁迅与五四文学的关系在进入当代之后是需要重新认定的，因为二者之间并不完全统一。据牛汉回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跟冯雪峰一起住牛棚。我是一躺下就睡着，他睡不着，老推我，说：‘醒醒，我要喝咖啡。不加糖。’他很寂寞。他说：‘讲话的基本精神与五四精神和鲁迅的基本精神恰恰是相反的。’这是冯雪峰一辈子憋在心里的话，到晚年说出来了”[9]。
二、“被跨过去”的“鲁迅”
在胡风看来，1949年以后一直试图削弱鲁迅的影响，他在1984年2月13日给贾植芳的信中说，“多年来，或者说，三四十年来，就要树郭、茅两位为偶像。一则，即使压不倒也要削弱鲁迅的影响。二则使作者和青年们崇拜这两位尊神，因而崇拜树立这两位尊神的威信的权威者们”[10]。胡风认为有很多人视鲁迅为“过时”的人物，他在1965年9月9日至11日写给梅志的信中说，“对于大多数党员文化战士和进步文化人，鲁迅是过时了，应该被跨过去，或已被或正被跨过去，这是不用说的。但像我这样的人，还绝无资格把鲁迅埋掉的”[11]。
对鲁迅的“贬低”在第一次文代会的报告中确实有所体现。周扬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中有几处提到鲁迅，其中指出了在解放区文艺的参照下，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的缺陷，比如：
“五四”以来，以鲁迅为首的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为文艺与现实结合，与广大群众结合，曾作了不少苦心的探索和努力。在解放区，由于得到毛泽东同志正确的直接的指导，由于人民军队与人民政权的扶植，以及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改革的配合，革命文艺己开始真正与广大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先驱者们的理想开始实现了。自然现在还仅仅是开始，但却是一个伟大的开始。[12]
在周扬看来，大众化、与群众结合的问题是在解放区得到真正解决的，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虽有尝试，但并未成功。五四文学和解放区文学被处理为一种等级关系，后者是对前者的超越，这种关系构成了此次文代会的基本结构，也构成了当代文学在建立之初的基本结论。另外，周扬也指出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已经“过时”，新的“国民性”已经诞生并成长，人民身上显示出了“新的光明”，因此“人民文艺”在对人民的态度上也要进行相应调整：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最伟大的启蒙主义者鲁迅曾经痛切地鞭挞了我们民族的所谓“国民性”，这种“国民性”正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长期统治在人民身上所造成的一种落后精神状态。他批判地描写了中国人民性格的这个消极的、阴暗的、悲惨的方面，期望一种新的国民性的诞生。现在中国人民经过了三十年的斗争，已经开始挣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所加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发展了中国民族固有的勤劳勇敢及其他一切的优良品性，新的国民性正在形成之中。我们的作品就反映着与推进着新的国民性的成长的过程。对人民的缺点，我们是有批评的，但我们是抱着如毛主席所指示的“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热情态度去批评的。我们不应当夸大人民的缺点，比起他们在战争与生产中的伟大贡献来，他们的缺点甚至是不算什么的，我们应当更多地在人民身上看到新的光明。这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新的群众的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特点，也是新的人民的文艺不同于过去一切文艺的特点。[13]
在毛泽东、周扬等人看来，鲁迅在对待农民的态度上存在一些问题。早在1939年11月7日毛泽东给周扬的信中就说过：“我同你说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14]
相比于周扬的报告，茅盾代表国统区的报告《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是从1937年谈起的，并没有涉及鲁迅。这个报告的总体基调是对国统区文学的检讨，引起了很多作家的不满。绿原说：“原国统区作家们议论纷纷：就用这份报告来‘欢迎’我们么?”[15]凤子认为：“当年，我们这些来自国统区的代表，虽然一直在斗争着，可那时总觉得我们矮人三分。我们觉得自己是过时的人物，需要重新学习。”“重庆的雾，上海的阁楼，南京的城垣和延安的窑洞相比，显得多么卑微，多么渺小。”[16]这无疑显示了解放区和国统区文学之间的关系，“虽说关系十分复杂，其实也不怎么复杂，主要是从解放区来的为一方，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为一方，甲方自命代表工农兵方向，轻视后者；乙方认为国统区也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与解放区来的作家并无轩轾”[17]。
第一次文代会表现出的这种矛盾意味着解放区文学和国统区文学被视作五四文学发展的不同方向。虽然没有提及鲁迅，但茅盾所批评的国统区文学的不良倾向，又隐现着鲁迅的影子。茅盾在报告中的批评虽然没有指名，但多处指向胡风，比如“主观”问题等。有学者指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精神奴役的创伤’等，其思想资源就是来自鲁迅的启蒙思想，只不过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18]。 但茅盾自然不能把矛头指向鲁迅，只能归结于胡风等人机械地学习鲁迅，而没有真正地、全面地学习鲁迅。在文代会结束不久，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的时候，茅盾多次提出这个观点。他在《学习鲁迅与自我改造》一文中写道： “近十年来，有过一些青年从鲁迅的前期思想中得到了启蒙，却可惜能入而不能出，终于在思想上犯了重大的时代错误。更有人则在鲁迅的前期思想中拈取二三论点，便自诩为独得其秘，以自误误人。”[19]他在《认真研究 认真学习》一文中指出，“何况事实上也有不善于学习而成为鲁迅的不肖弟子的人？”[20]很显然，这些“不肖弟子”中是包含胡风的。
这种论断在此后的历次文学运动中得到延续，在对萧军、胡风、冯雪峰等人批评中，许广平等人极力撇清鲁迅与他们的关系，基本观点是这些人误读、欺骗了鲁迅。在1949年鲁迅逝世十三周年的时候，许广平就批评萧军滥用鲁迅思想，“鲁迅活着时的‘现在’，‘有害’的事物太多，须要他‘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倘若所攻击的时弊已经消灭了，那就不需要仍然漫无目标地乱骂。例如萧军在东北人民政府之下，昧于这政府和社会已不是反动的，不是可诅咒的地方和时代了，却还故意歪曲事实，滥引鲁迅的话作为他自己的护身符。但是他却没有看到鲁迅另外的几句话：‘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他的生命存留中，也就证明着病菌尚在。’这不是很明显地说出，没有了时弊的地方，白血轮也无须使用了吗！为此，所以我们研究鲁迅著作，是不能忽略了那时间与空间的情况，用客观的，辩证的眼光去辨别的”[21]。胡风遭受批判时，许广平认为胡风“丝毫没有学到鲁迅的思想和精神”，是“背离了鲁迅道路的叛徒”。她认为，“如果胡风真的愿意向鲁迅学习，学习鲁迅的随时代发展而发展、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地做，今天就绝不会在思想上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划清界限，胡风绝无丝毫似鲁迅。胡风只不过是鲁迅的叛徒。胡风梦想歪曲鲁迅以抗拒改造，已达到拖转历史巨轮后退的目的，这是万万做不到的”。[22]但是，划清鲁迅与萧军、胡风、冯雪峰之间的界限并不容易。对于这种状况，有学者就发出这样的疑问：“毛泽东、周扬等主将以及茅盾等参与人对师父鲁迅恭敬有加，将其捧上神坛，却反过来将屠刀对准弟子胡风等，让人真是有些莫名其妙。”[23]可见，鲁迅与当代文学之间的错位是存在的。
可以说，第一次文代会对“错误倾向”批判的背后，潜藏着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的警惕。比如1949年11月何其芳在《一个文艺创作问题的争论》中指出：“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艺作品，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在数量上很多（或甚至是最多），但其中优秀的一部分也主要还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内容。它们在过去曾经或多或少地起了推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走向革命的作用，但要用来教育今天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却已经十分不能胜任了。”[24]所以鲁迅与五四文学在当代中国并非天然具有合法性，但鲁迅的偶像意义和名人效应所具有的象征价值和动员功能仍然是其他作家不能取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鲁迅”相关的举措也陆续开展，比如鲁迅故居的修缮、《鲁迅全集》的编纂，鲁迅纪念大会的多次召开、电影《鲁迅传》的拍摄等。李长之认为，“一九四九年华北高教会颁布了大学里文学系课程的要点。鲁迅的故居得到了人民政府的修葺，新华书店出版了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这些事情或则表现着大学里文艺教育的正规化，或则表现着政府对人民文艺作家的重视，或则表现着解放区的文艺作品的一部分总结，性质虽不同，但都是值得记的”[25]。但是鲁迅合法性和权威性的重新获得，同样需要通过再阐释并赋予其新的“当代性”，协调两种时间的裂隙，使其从“现代鲁迅”顺利过渡到“当代鲁迅”，为新的时代命题服务。
三、“名人修辞学”：“鲁迅”的功能化
牛汉曾回忆，“记得解放后不久，《人民日报》收到一位读者的来信，问假如鲁迅活着的话，党对他怎么安排？编辑部不好回答，把信转给当时的文委主任郭沫若。我看到过郭回的信。郭沫若说，鲁迅如果活着，也要看他的表现，再分配适当的工作”[26]。在胡风看来，周扬实际上一直都在否定鲁迅：“解放以来，周扬同志是从来不把五四传统、鲁迅、现实主义的原则放在考虑之内去对待实践问题的，到不能不提到一下五四传统和鲁迅的时候，也不过是用的一些装饰性的不接触问题实质的词句，提到现实主义的时候更不过是一个名词而已。那实质上是否定了五四传统和鲁迅，是用庸俗机械论代替了对现实主义及其发展情况的理解，代替了现实主义对于文艺实践的广泛的领导作用和推动作用的。五四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而已，‘前期’的鲁迅也是小资产阶级，一九四二年以前和解放区以外的文艺是由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所领导的。”[27]
胡风的说法显然是有依据的，相比于第一次文代会，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上的报告虽然对鲁迅的叙述有了一些变化，但这个变化并非自觉的。第二次文代会报告起草完成后，周扬等人把报告交给毛主席等人审阅，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大会的几个报告中提到对文艺发展的估价，都追述到1949年或1942年。毛主席感到这个提法有缺点。好像无产阶级文艺只是从1949年开始。毛主席说，从共产党成立以来，从五四以来文艺的主要倾向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尽管在这方面还有不足。应从五四以来谈起，特别是鲁迅。几个报告对鲁迅提得太少。”[28]周扬也据此指示做了修改，增加了相应的内容，比如：
毛泽东同志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指出工人阶级的作家应当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创作方法。从“五四”开始的新文艺运动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这个运动的光辉旗手鲁迅就是伟大的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在他后来的创造活动中更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伟大先驱者和代表者。我们杰出的作家郭沫若和茅盾，都是三十几年来新文艺运动战线上的老战士。他们对革命文艺的创造是作了很多贡献的。毛泽东同志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运动的成就给了很高的评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就在毛泽东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在“五四”革命传统的基础上，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新的巨大的成就。[29]
第二次文代会确认了五四文学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重新确定鲁迅的“起点”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通过“传统的发明”（即鲁迅与当代文学的内在关联），进一步证明当代文学的必然性。但是，新的解释并非要确立鲁迅为方向，因为毛主席的话是有所保留的：“尽管这方面也有不足。”因此，重提鲁迅，很大程度上为了寻找并阐释“鲁迅”的当代价值，给当代文学寻找更为深厚的历史根基。
鲁迅逝世后，鲁迅的丧事就是一场政治运动[30]，此后在纪念鲁迅的活动中，都把鲁迅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资源，但相关阐释却是有选择性的。毛泽东的相关论断，比如鲁迅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是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阐释鲁迅“成长道路”的出发点。[31]很多文章延续了瞿秋白的“两阶段论”，阐明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人生历程， 茅盾多次在文章中强调鲁迅的这条道路对当时知识分子的典范意义：“他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直至呼吸停止的一瞬前，他坚决不移地认清了为共产主义而斗争也就是为祖国的解放而斗争，他无时无地不为中国工人阶级事业的胜利而奋斗。在1930年代，鲁迅所走的道路，不仅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具有典型的意义，对其它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知识分子说来，也具有典型的意义；而且在六十年代，这也依然具有典型的意义：真诚地谋求祖国人民获得真正解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知识分子必将走着象鲁迅那样走过的道路。”[32]
因此阐释鲁迅的基本逻辑是对鲁迅的前期与后期作出区分，否定前期的同时肯定后期的转变，以此为当代知识分子思想转变和成长道路提供范例：“今天我们提出向鲁迅学习，除了一般的意义外，还有特殊的意义，就是在今天，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尚停留在鲁迅早期的进化论的阶段者，颇亦不少，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对于他们将是一种大力的指引。如果把研究鲁迅，学习鲁迅看作只是和文艺工作者有关，那我们是把问题缩小了。”[33]作为1949年以后重要的时代命题，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也时常借助“鲁迅”加以推动。鲁迅也被树立为不断进行思想改造的榜样，而改造的核心是与时代结合，处理好个人与社会、大众的关系。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就说，“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34]。
许广平在1949年鲁迅逝世十三周年时甚至说：“鲁迅还号召‘现在的’文艺工作者们要自己参加到社会去，甚至‘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这是多么深刻的字句呀），不要像以前的文艺‘隔岸观火’似的。他说：‘以前的文艺，好像写别一个社会，我们只要鉴赏；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现我们自己；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这虽则是一九二七年写出来的文字了，岂不就如同今天大家所说的要文艺工作者 ‘下乡’‘下厂’一样的吗？因为真理只有一个，从这里可以证明无误。”[35]茅盾有同样的判断，他指出，“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鲁迅“不可能象我们今天那样接近工人群众，和工人生活在一起，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了解工人阶级，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感情和工人阶级没有共同之处；不，事实不是如此。所以然之故，在于鲁迅对当时中国广大的劳动人民（农民、手工业工人等等）的生活、思想、情感是十分熟悉的，而尤其重要的一点是鲁迅在他的思想发展的过程、从战斗的经验中，认识了人类（包括中国人民）的前途依靠着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36]。
就像冯雪峰所说的，在当代中国，鲁迅被当成了“门神”：“这门神就是钟馗，相传他会捉鬼，能辟邪。现在鲁迅也被当作了捉鬼的钟馗。什么棘手的事，都得把鲁迅请出来。”[37]“当代鲁迅”的功能化，意在充分发掘鲁迅的精神以进行政治动员，以服务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建设。“鲁迅”的适用性也被无限扩张，延伸到日常生活领域：“鲁迅式的战斗精神、工作精神和学习精神——这是医治我们中间的懒懒散散、嘻嘻哈哈、无事奔忙而又敷衍了事的最好药方。更多地传布和使用这个药方吧！让我们更多地温习鲁迅，让我们有更多的老作家和新青年在政治的热情和艺术的严肃性方面赶上鲁迅吧，——这绝对不是什么苛求，这是鲁迅的后继者不可逃避的天职，而且在我们今天做起来比鲁迅多了不知多少的有利条件，因此我们不但应当这样做，也一定能够这样做，也已经有不少人这样做着。”[38]茅盾在1956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则借鲁迅的观点来作为解决文学创作问题的药方，他说，“为了克服文学作品的公式化和概念化，鲁迅在那时就提出了作家必须熟悉生活的问题。他以为作家必须熟悉生活的问题。他以为作家所写的，不尽是本身的经验，也可以有体察，‘所以要写偷，他不必亲自去做贼，要写通奸，他不必亲自去私通。但我以为这是因为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39]。这些说法都是借助于“鲁迅”的功能和激励机制，服务当时的各种诉求，最终培养出更多符合时代需要的“新鲁迅”，就像胡乔木所说的，“当我们注视着遥远的前方的时候，让我们欢呼：活着的和将要活着的一切大大小小的鲁迅们万岁”[40]。
对鲁迅的这种解释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早在1945年10月17日给舒芜的信中，胡风就说，“后天有纪念会，但这照例对我是灾难，与那些诸公合伙纪念死人，无聊之至”[41]。胡风在1951年10日与19日的日记中也曾记载，“下午，在首都电影院开纪念会。郭沫若当主席讲话，说鲁迅学习了毛泽东思想。陈毅讲话，说鲁迅由旧民主主义发展到马列主义。沈钧儒讲话，说鲁迅认真写日记，例如《狂人日记》，茅盾讲话，说鲁迅为了翻译一个花名写了许多信”；“参加文联举办的文艺晚会，有京剧、越剧女演员唱《祥林嫂》，未终席退出。因为后面是‘舞会’纪念鲁迅”。[42]而周作人把纪念鲁迅看作对鲁迅的“戏弄”，他在1958年5月20日给曹聚仁的信里曾说：“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的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算是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即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假使陈西滢辈画这样的一张相，作为讽刺，也很适当了。”[43]
胡风对当时解释鲁迅和纪念鲁迅方式的不满，源于他看到了塑造“鲁迅”过程中的选择性和功能化，他对鲁迅思想的理解呈现明显的不同：“读鲁迅，是为了体验反映在他身上的人民深重的苦难和神圣的悲愤；读鲁迅，是为了从他体验置身于茫茫旷野、四顾无人的大寂寞，压在万钧闸门下面的全身震裂的大痛苦，在烈火中让皮肤烧焦、心肺煮沸、决死对敌奋战的大沉醉；读鲁迅，是为了耻于做他所慨叹的‘后天的低能儿’，耻于做他所斥责的‘无真情亦无真相’的人，耻于做用‘欺瞒的心’、‘欺瞒的血’出卖廉耻、出卖人血的人，耻于做‘搽了许多雪花膏，吃了许多肉，但一点什么也不留给后人’的人；读鲁迅，是为了学习他的与其和‘空头文学家’同流合污，不如穿红背心去扫街的那一份劳动者的志气，是为了学习他的绝不拉大旗作虎皮或借刀杀人的那一点大勇者的谦逊，是为了学习他的为了原则敢于采用表面上和原则正相反的反击法（例如说和某某斗争是为了‘报私仇’），置身败名裂于不顾的那一腔战斗者的慷慨……”[44]虽然胡风在信中也提及对鲁迅“骨头最硬”等评价，不过其对鲁迅的阐释的异质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他在鲁迅的解释权的争夺上最终失败了，在王富仁看来，“胡风当然失败了，但胡风用他的失败传承了这种精神”[45]。
结语
“当代鲁迅”的塑造借助了名人效应，而“与自己原本形象的剥离”是“名人机制”所带有的异化机制，因此作为“名人”的“鲁迅”与鲁迅之间是“既对立又相似”的。[46]这意味着“当代鲁迅”和鲁迅之间的关系是多元的，兼容了对立和相似两种内涵。因此一方面有学者指出，“所谓鲁迅被利用，实际上是被歪曲地利用，把他思想中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民主性和进步性的本质的东西淘汰掉了。这样鲁迅便成了一个空架子”[47]。“对鲁迅首先不仅仅是利用他，而是管制他，不让他，通过作品，乱说乱动。”[48]这体现了名人修辞学的重要特征，即和那个真正的鲁迅“截然不同”的“鲁迅”诞生了。但另一方面，“名人”的制造也不会脱离自身，“当代鲁迅”并非和鲁迅完全无关，它同样携带着鲁迅的某些思想特质，就像程光炜所说的，“表面上，鲁迅被确定为新文化的‘方向’是出于新中国对他的需要，但实质上，鲁迅之‘走进当代’乃是他个人文化性格和追求使然。一般而论，鲁迅的思想世界是极其复杂和矛盾的，但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色的激进主义文化态度，却是贯穿其一生各个时期的一条主要的思想脉络”[49]。这也正说明“名人机制”固有的异化和分裂特质，它会带来“名字的闻名和人物形象的扩散”以及“与本人无关的浪漫神话之间的关系”的紧张。[50]多种因素导致的紧张关系决定了只有用一种综合性的视野，看到鲁迅与“鲁迅”之间的多种关系，兼顾外部时代诉求和鲁迅自身，才是思考这一问题较为妥帖的方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第一次文代会与当代文学发生研究”（项目编号：22BZW155）、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左翼文艺的历史经验研究”（项目编号：23&ZD286）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参见王秀涛：《代表的政治：第一次文代会〈大会提案总目〉注解》，《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5期。
[2][20][23] 茅盾：《认真研究、认真学习》，《光明日报》1949年10月19日。
[3] 甘晓骥：《第一次文代会会徽》，《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12期。
[4] 参见潘磊《“鲁迅”在延安》，广西师范大学2008年版。
[5] 毛泽东：《论鲁迅》，胡采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文学运动·理论编二），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880页。
[6]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胡采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文学运动·理论编二），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885页。
[7] [英] 彼得·伯克：《制造路易十四》，郝名玮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页。
[8][12][13]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70页、69-70页、75-76页。
[9][26][45][47][48] 王得后等：《人间鲁迅》，《读书》1998年第9期。
[10] 胡风：《致贾植芳、任敏》，《胡风全集》（第9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
[11][44] 胡风：《致梅志》，《胡风全集》（第9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6页、416-417页。
[14] 黎之：《关于首次发表毛泽东致周扬的信》，《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4期。
[15] 绿原：《试叩命运之门——关于“三十万言”的回忆与思考》，《绿原文集》（第3卷），武汉出版社2007年版， 第274页。
[16] 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17] 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之二·雄鸡一声天下白》，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页。
[18][23] 商昌宝：《“道不合，不相与谋”——茅盾与胡风论》，《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1期。
[19] 茅盾：《学习鲁迅与自我改造》，《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9日。
[21][35] 许广平：《从鲁迅的著作看文学》，《文艺报》第1卷第3期。
[22] 许广平：《与胡风思想划清界限》，《文艺报》1955年第9、10号合刊。
[24] 何其芳：《一个文艺创作问题的争论》，《文艺报》第1卷第4期。
[25] 李长之：《关于一九四九年的文艺动态的几个考察》，《李长之文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80-381页。
[27] 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胡风全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8-399页。
[28] 黎之：《胡乔木在第二次全国文代大会党员会上传达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扬报告的意见（附几点说明）》，《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9页。
[29] 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7-248页。
[30] 参见王彬彬《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鲁迅丧事》，《往事何堪哀》，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31][39] 茅盾：《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文艺报》1956年第20号附册。
[32][36] 茅盾：《联系实际，学习鲁迅——在鲁迅先生诞生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文艺报》1961年第9期。
[34]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7页。
[37] 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页。
[38][40] 胡乔木：《我们所已经达到的和还没有达到的成就》，《文艺报》第3卷第1期。
[41] 胡风：《致舒芜》，《胡风全集》（第9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17页。
[42] 胡风：《胡风全集》（第10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
[43] 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563页。
[46][50] [法]安托万·里勒蒂：《公众形象：名人的诞生(1750～1850)》，宋玉芳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04页、217页。
[49] 程光炜：《“想像”鲁迅——当代的鲁迅研究及其他》，《南方文坛》200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