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徐迟是新时期文学的标志性作家。在“科学的春天”里，他的科学报告文学夤缘时会，大受欢迎，而《哥德巴赫猜想》则风靡一时，洛阳纸贵，甚至被许多地方的党报争相转载。于是，知识和科学便成为徐迟晚年报告文学创作的核心主题。然而，最终的结果，与他最初的愿望，却大相捍格。他陷入了创作的困境和危机。文学上的困局，与晚年的种种际遇，交织在一起，造成了徐迟晚年人生和文学的双重悲剧。

徐迟晚年危机的造因，固然有时代性因素，但徐迟自己在文学认知上的局限，也是不容忽视的方面。1980年代以来，徐迟沉浸在科学世界中，对科学的认识渐趋片面和极端，最终将他晚年的文学创作引入封闭与僵化。主体认知上的偏失，无疑是徐迟晚年创作陷入危机的重要原因。

谈及“晚年”，我们的观念通常如此：晚年意味着岁月的积淀、阅历的丰富和经验的累积，人会变得成熟而富有更高的智慧，人生信念和价值立场经过时间淬炼而愈发坚定。“庾信文章老更成”，对作家来说，得益于丰富的创作经验，晚年写作往往会更加娴熟、圆融，形成健笔凌云的“晚年风格”。然而，正如萨义德所言，还有另外一种“晚年风格”，“它包含了一种不和谐的、不安宁的张力，最重要的是，它包含了一种蓄意的、非创造性的、反对性的创造性。”晚年徐迟的创作，无疑蕴含了这种不和谐的张力。他放弃了已有的风格，否定了“旧文学”，希望以科学为中心，创造一个与现代化合拍的“新文学”。然而，他的“晚年风格”却不仅没有达到“老成”的境界，反倒显示出严重的混乱和困境。他拆解了既有的创作范式，最终却劳而无功，一无所获。

从徐迟晚年的危机切入，分析他文学观念的转变及原因，有利于深化对徐迟晚年创作的全面理解。不仅如此，在科学技术和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时代，在科技与人文的关系更显复杂的当下，分析徐迟晚年文学创作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思考和把握文学与科学的关系，对我们探索科技时代甚至ChatGPT时代的文学写作，亦大有裨助。

一、晚年的焦虑与危机

1994年6月，上海书店编辑出版了《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一书，收录了徐迟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创作的九篇作品。按照徐迟自己的说法，这是他漫游在科技领域广阔天地的记录。在很大程度上，这本书可视作徐迟晚年科学写作成果的结晶。然而，这本汇集了徐迟晚年心血的文集，却受到冷遇：

我写了一本书，去年出版了，在上海书店的《文史探索系列》中，是柯灵和范泉主编的。但是在这系列的已出版的十七种书中，它却像是踽踽独行的，单身一个。形单影只，孤苦零仃的。因为是光棍一条，它的心里是特别地，冷落地，寂寞的。

这番“冷落”与“寂寞”是徐迟晚年创作危机的缩影。在《哥德巴赫猜想》大获成功之后，信心满满的徐迟响应号召，将书写、弘扬科学作为自身使命。他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我们的国家需要科学，人民需要科学，是他们把我推到那个领域里去了。”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弘扬科学是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此时的文艺工作者，则自然要顺应时势，为科学鼓与呼。正是基于这番认知，徐迟对科学书写的未来寄予厚望：

我们只要紧密团结，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我们一定能实现敬爱的周总理为我们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文学家艺术家，也一定能够反映出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图伟略来，为我们新时期的总任务，贡献出我们的力量。

徐迟的态度积极且乐观，他相信科学写作拥有光明的未来，更相信作家能够为现代化贡献不可或缺的力量。然而，事与愿违，1980年代中期以降，徐迟的科学写作影响日渐式微。徐鲁清晰地记得：

1978年《哥德巴赫猜想》出版时，虽有一部分标明是“非卖品”，却也发行了百万册之多。然而到九十年代《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出版时，却只有寥寥数千册的印数了。徐迟为此百般焦虑。

这种意料之外的反差，令徐迟极为不解。在他看来，为了迎接新时代，科学写作应当得到积极响应。然而，事实却残酷如斯：

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直到今天，我是一直在期待有更多的文学家和写作者来读一点科学、科技方面的著作，来写一写科学家、写一写科学的。文学和科学应该有所结合。而事实上，我这番话语，愿意听的人是很少的。我很奇怪，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有时不免觉得万分孤独。自己所做的努力，所写的科技方面的文章也吃力不讨好。

徐迟对科学的推崇不仅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反而还面临着愈发严重的接受危机。珠流璧转之间，徐迟从困惑不解，逐渐变为心灰意冷。1996年6月，在与好友郁风的通信中，徐迟失望地感叹：“我的时间不多了，还能写多少字呢？世界观改变了，许多东西不想写了，没有多少话是值得写的。”此时的徐迟，已深处于思想的危机之中。

徐迟的危机与他晚年创作的变化同声相应。自《哥德巴赫猜想》之后，徐迟创作的大量科技题材报告文学，逐渐从书写科学家移至科学本身，凸显出愈发强烈的“技术性”特征。当然，在文学作品中展现科学并非不可。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徐迟也有意罗列了三大段抽象的数论推导公式。这些公式对普通读者来说有如天书，但由于整篇文章凝心聚气在人物上，这些公式反而成为凸显科学魅力的亮眼点缀。

然而，徐迟此后的科学创作，在这方面却日趋极端，越来越沉溺于直接书写科学。在报告文学《结晶》中，徐迟用大量笔墨介绍胰岛素和“肽链”的相关内容。在《刑天舞干戚》里，关于葛洲坝工程中处理大坝基岩的泥化夹层技术的介绍，占据了大量篇幅。在《来自高能粒子和广漠宇宙的信息中》，徐迟更是不厌其烦地介绍基础物理学概念、量子力学发展历史。比如其中对辐射公式的介绍：

它就叫作辐射公式或辐射定律：“能量子等于h乘以频率”。说明是一块物质变热就是它吸收了能量，变冷就是它释放了能量。当这块物质释放热能和光，它释放的是无数个（有如飞鸟拍翅膀似的）有节奏的（又如枝头小鸟似的）雀跃着的微小粒子。E就是这些微小粒子的能量子。普朗克将他们命名为量子（Quantum）。v是它每秒钟上下跳动的次数，叫作频率。而h是一个基本量，是一个极小极小的数，小到几乎没有法形容和想象。它竟是这样小的一个数目：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624尔格·秒-1。简称6×10-27尔格·秒-1。实在不可思议。

不仅如此，文中还有大量的量子力学发展史介绍：

然而量子力学在本世纪前三分之一的一些年里，纵横驰骋于原子粒子领域，揭开了许多奥秘。一九一一年卢瑟福展出原子的行星模型。一九二二年玻尔找到了电子绕原子核运动的一组轨道，电子在上面跳来跳去，光子从中跃进跃出。一九二四年德布罗意跟光的粒子说对阵，提出电子波动说的假设，竟受到胸怀坦荡的爱因斯坦的坦率称赞，后来大家都同意了波粒二象性。一九二五年乌伦贝克和古兹密特提出，绕核子旋转的电子，自身也在绕陀螺似的自转。一九二七年海森堡提出了测不准原理：不可能同时测定一个例子的空间里的位置和时间上的速度，测准了这个便测不准那个，测准了那个便测不准这个，从而奠定了量子力学的新基础。一九三二年安德逊发现了正电子；查德维克发现了中子；海森堡等提出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

毋庸讳言，这些大段的说明性文字，其实是对科学资料的通俗化“翻译”。在徐迟晚年的创作中，这些技术与理论的介绍与说明，占据了作品的大量篇幅。

面对徐迟这一阶段的创作，作家洪洋曾这样感叹：“徐迟的《神机妙算小型机》，技术性太强，文学感较差。”徐鲁也对徐迟的这些作品很不满意：“到最后，别说读者，就连徐迟自己也承认，‘写起它们来实在太吃力了’，有些内容简直无法形诸文字。”这显然表明，这种充斥着理论概念的创作方式，影响了读者的阅读与接受。在很大程度上，这是诱发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徐迟对技术性写作的问题并非毫无察觉。事实上，他完全能够意识到接受危机与创作方式之间的关联：

近年我把很大的力气放在“要懂得一点科学”上，常在深夜读科技书，也写了更多一点儿科技内容。关于电子计算机，我已写了好几篇，《大海之中一滴水》写华中电网局如何应用电子计算机的小型机管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个省的电力和这四个省的供电，效果并不够好。去年我写了一篇《神机妙算小型机》，也是写到了比之一般微机更有作用的小型机的，效果稍微好些。最近又写了一篇《攻主战场者谓主力军》，还是写小型机如何用集散型控制系统改进抚顺石化公司和吉林化肥厂这些大企业的。发表以后，一片沉默。我感到奇怪，是否后来的那个公式出了毛病了。

随着科技内容的增加，徐迟已经察觉到作品效果欠佳，他也开始对自身的创作公式产生怀疑。所谓“公式”，其实是徐迟所秉持的书写范式。在《我的不解之缘》中，徐迟详细介绍了“公式”的由来：

那时我说过“我不懂科学，但我可以懂得人，懂得科学家的为人，也就可以写一点科学了。”这似乎是对的，我的作品也受读者的欢迎。后来我却改口了，我说：“我不懂科学，但我可以懂得科学家，所以写了几篇科学家和科学。现在，为了更好地写科学家，我想还是最好要懂得一点科学。”这个公式一变为“要懂得一些科学”。在我接着写《结晶》这个胰岛素的科技项目时，我就写科学家又多写了一点儿科学。在我接着又写《刑天舞干戚》的葛洲坝水利工地的水电工作者时，我硬是写了两大段的大坝基岩和河势的科学内容，结果读者就有点纳闷了。效果就不怎么好。

这个“公式”的形成过程，正是徐迟作品“科学化”程度不断提升的过程。而在“一片沉默”中，徐迟显然已经认识到，接受危机与他的科学书写之间有所关联。

按照常理推断，徐迟此时显然应当适时调整，迎回读者，“也许我应该回到我原来的公式上，不要再写科学了，但可以写科学家其人及其事。”然而，徐迟最终的选择却令人如堕五里雾中，他表示：“我当然是可以这样做的，但这样做，我会感到气沮的。”既然已认识到科学写作得不到欢迎，为何还要继续坚持呢？徐迟随后的表述，揭示了矛盾背后的真实逻辑：“我们国家在电子科技发展上，是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我们不能不在这上面努力奋进。现在文学艺术界很少注意这些事，‘搞活大企业’这件火烧眉毛的急事，很少得到报道，报道了它又如空谷之音。”在徐迟看来，文艺创作是提升我国科技水平的重要手段。正因为这样，即便科学内容不被接受，但为了推动科技发展，他还是要继续写下去。显然，徐迟此时创作的核心出发点已非为了读者，而是为了令电子科技“努力奋进”。在此基础上，他的认知也发生了偏移：“拥抱信息时代和高科技时代，本是件火烧眉毛的事儿，可为什么似乎都不那么着急呢？即使偶尔有人报道了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却又总如空谷之音，响应者寥寥呢？”很显然，徐迟已经凌驾读者之上，将科技写作奉为圭臬。他无视了读者的主体性，简单地默认科学写作必定能召唤万千读者走向新时代。

这种反差无疑表明，危机背后有着不可忽视的观念因素。如果说，徐迟之前的创作还是以文本为中心，以读者接受为目的。那么，此时的他则已完全被“科学”统摄，被预设的观念牵引，他的文学观念体系已发生了整体性变动。晚年的徐迟在创作上遇冷，在期待中受挫，与这种变化有着莫大联系。

二、观念的陡转

徐迟的危机折射出他晚年文学观念的重大转变。在曾经的创作中，徐迟非常重视作品中的人物、情节、构思和语言，反对“通篇不见一人”的文学作品，也极为摈弃“技术性的无法理解的文字”。在《1956年特写选》的序言中，徐迟集中地表达了他的文学观念：

……有的特写没有描绘任何形象，不记录生动的语言，常常通篇不见一人。偶然也提到几个人名了，还作了一些叙述，也悭吝的很。较大的篇幅给了技术性的无法理解的文字和政治性的尽人皆知的文字。这种特写，写得四平八稳，可是内容乏味，文字枯涩，读者不读它们，它们不能到达读者中间……特写既是文学形式的一种，特写的语言也应该是文学的语言，精炼的语言，漂漂亮亮的。特写的思维也应该是形象的思维，为了把读者引导到现场去，特写要鲜明地描绘环境……特写要鲜明地描绘环境，特写要精心地塑造人物……所以特写有像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一样的构思、布局，可以有高潮、有伏线，或有出奇制胜的结尾……此外，还必定要有行动，还可以有情节、有戏剧性等等。

在1950年代，徐迟强调语言的生动形象，强调文学作品应描绘环境、塑造人物、构思布局，强调作品要充分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到达受众中间。彼时，在这种文学观念影响下，徐迟的作品有着优雅的诗性特质——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细节丰富鲜活，语言风格优美流畅。这集中体现在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代表的一系列广受欢迎的作品中。

然而，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徐迟的创作却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在这一阶段的作品中，描绘环境、塑造人物已不再是中心，而对技术与理论的介绍，则逐渐占据了大量篇幅。在《谈夸克》一文中，徐迟完全沉溺于对“夸克”的介绍。作品全篇没有环境、更没有人物，通篇皆在转述量子力学的发展史以及相关科学知识。再如《大海之中的一滴水》，这篇文章重点放在了对华中电网局供电管理流程的介绍，堆砌了大量文字资料，几乎是“通篇不见一人”：

按照规定，50±0.2周波是正常的；49.50以上、50.50以下属于合理周波。一到50.50或49.50就是紧急周波，情况不妙了。49.00以下的周波，或51.00以上的周波，如持续十五分钟，即作为一次事故论处。就电网来说，周波是关键性的，含糊不得。

这样的叙述作为文本内容的补充扩展固然可以。但遗憾的是，徐迟无视读者的感受，孜孜不倦地陷入对技术的呈现之中。

此外，徐迟往常重视的语言也大为失色。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徐迟这一阶段的语言几乎不再通过联想、比喻来触发情感，而是成为了直指客观存在的逻辑符号。在《攻主战场者谓主力军》一文中，徐迟用一段缠绕的语言，表达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细节：

他到抚顺时又次日之晨，零下二十度，觉得足底心太冷。他在小摊上买了一双羊毛毡鞋垫。他垫上鞋垫，以保护他的脚底心，免得寒气从脚底心上升。照他的经验，只要脚底心不冷，全身就不会冷。

这篇文章中的大量语言乏味枯涩，往常巧妙干练、富于灵气的语言通篇难寻。此外，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篇文章没有分段，全文密密麻麻地堆在一起：流水账式的布局，枯燥干瘪的语言，毫无情节可言的结构，整篇作品几乎难以卒读。

再次，徐迟这一阶段的创作逐渐省却了精妙构思，他曾追求的“高潮、伏线、出奇制胜的结尾”，在文本中纷纷遁形。《刑天舞干戚》《大海之中的一滴水》《汽车城观感》《这里是特殊的战场》《新概念的中华自行车公司》《神“计”妙“算”小型机》等作品大多结构平铺，内容直叙，没有任何情节与细节，更遑论所谓的高潮与伏线。这些作品重点放在了对客观实存的介绍与描摹上，凸显出强烈的“报告”特性。《刑天舞干戚》以时间为序介绍葛洲坝建设情况，几乎是面面俱到地介绍了工程的建设情况。《这里是特殊的战场》则是徐迟探访武汉钢铁公司的采访记录，记述了高炉改扩建工程的始末。《新概念的中华自行车公司》是对中华自行车公司业务的介绍。《神“计”妙“算”小型机》则是介绍了深圳赛格电子集团公司的相关情况。为了更好地达到创作的现实目的，徐迟在作品中大量堆砌资料，文本也因而成为了运输知识的载体、搬运概念的工具。

这些创作上的转变，鲜明地反映出徐迟观念的变化。新时期以来，徐迟的思想观念与创作实践大踏步地奔向科学。在《哥德巴赫猜想》之后，他开始由科学家而深入至科学领域。1979年，徐迟跟随巴金率领的代表团访问法国。两国之间的巨大差异，令他深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紧迫性。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徐迟主动将科学视为时代最主要的特征与方向，进而作为了自身认知和价值评判的重要核心。

在1980年代，徐迟多次公开表明他对科学的认识：“曾经有过一个时代，其主要特点是工业革命。已经超过了并将远远超过工业革命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科技革命。这个时代主要特点是科学。”与此同时，他更是明言：“科学，科学史，科学家，科学家之于人类……这样一些问题，仍然在我的头脑里挥之不去。不，我可以说，我的大脑几乎是整个儿被它们占据着的。”此时的徐迟，已经将科学作为自身思考和认知的核心基点。这种强烈的科学中心倾向，不仅在根源上影响了徐迟对文学的多方面认识，更直接促成了他文学观念的转变。

徐迟将科学视作时代的重要特征。在他看来，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文艺形式也必然要发生新的变化。经济现代化与文学现代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性的关联。“一切文艺都不可能不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文艺家心灵的反映”。在科技时代，文艺必然要以书写科学为中心，“我们的文艺要有出息，为我们的时代而服务。”在徐迟看来，当人类的生产力水平进入更高阶段之后，也必然会有与之匹配的新文艺。科技是未来的必然方向，而科学书写则必然其道大光。

在此基础上，徐迟还更进一步，以科学为量尺重新定义了文学。他认为，“今后的人类历史离不开科学的历史，今后的文学也将离不开科学家和工程师。”只有书写科学，与科学相结合的文学才是富有生命力的“新文学”：“科技写作是具有进攻性的充满生命力的新文学，它将来要替代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新潮派旧文学。”在徐迟看来，1980年代重启的先锋派文学、新潮派文学已赶不上时代的潮流，已经是“旧文学”了。只有与1980年代的科学大潮相结合的文学，只有反映科学的科技文学，才是代表未来的“新文学”。查世铭曾在文章中这样回忆徐迟的话：

我们的老人对不少的作家在涉及科学成就时，顶多只礼貌地碰一下科学的帽沿，说不出所以然来而深感遗憾。对于另一些作家，还抱着过去的老东西去搞文学，搞艺术，深深地感叹道：“太没有意思了！”

在徐迟看来，科学是此时文学“新”“旧”之分的重要标志。在追求“进步”的巨大思想惯性中，未能反映科学的“旧”文学，瞬间便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徐迟的这种激进认识，无疑是他推崇科学的突出体现。

以科学为中心的认知倾向，促使了徐迟对“感性”“情感”认识的转变。作为科学精神的重要代表，理性思维得到了徐迟的格外推崇。他曾指出：“人只能靠思维来意识到感觉的东西。感觉的错误太多，全靠思维来纠正感觉的错误，引上正确的道路。……当初不知道有许多我们的感觉器官根本不能感觉的东西。”这种对理性思维的推崇，也影响了他对文学中“感情”的看法。刘富道曾回忆，有一次拜访徐迟时，看见他正在写《谈夸克》一文。谈话间，徐迟便感叹道，“不再写什么了。”刘富道大为惊奇：“你刚才不是说写了5000字的文章吗？”徐迟接下来又补充道：“不写感情的散文了。”这时，刘富道才反应过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散文，他还是要写的。”这虽不能表明徐迟完全放弃了“感情”，但却也真实反映了徐迟的认识。在徐迟看来，人的感情有局限，而科学理性却是比较完美的，代表了先进与进步的新认识。因此，文学中“情”的要素，要让位于理性的科学。于是，在徐迟晚年的创作中，不见了“现场”，没有了“环境”，更没有了生动的“形象”。作品中唯一剩下的，只有高度“理性”的科学要素。

不断强化的科学认识，令徐迟把科学推崇到了极致。他曾激动地断言，这是人类最高的智慧，其他的一切都是过眼烟云。只有物理学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此时的徐迟，显然已经将科学视作至高无上的圣物。在这种认知倾向下，文学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主体，而是完全沦为了科学的附庸。

三、科学主义的偏至与困境

徐迟晚年的严重危机，表明他以科学为中心的创作实践并未如愿。观念的转变事实上让他晚年的创作之路愈发促狭，最终难以为继。徐迟的文学观念究竟有何问题，为何会走向极端，带来无可避免的危机？

徐迟以科学为中心的认知，模糊了文学自身的特性，他对文学与科学的认识被高度统摄在“工具论”框架下。在实用主义的基础上，“工具化”的文学与“技术化”的科学，被顺畅地组合在一起。然而，文学是一种高度复杂的艺术表现。它的核心更多地依托在丰富的经验与感觉上，是一种精神领域无目的的审美解放。《哥德巴赫猜想》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并非是因为其中的抽象概念，而是陈景润作为“人”体现出的经验与感觉。而至于科学，它更多地意味着严密的逻辑与抽象的概念。它不是模糊而开放的朦胧情感，而是高度收敛的具体认识。然而，徐迟却以工具化的认识统摄两者，以文学直接作为科学的传声筒。这直接令文学丧失了主体地位，最后变成了技术的枯燥说明。

徐迟晚年的文学观念之所以日趋极端，根源上与他对科学的片面认知密不可分。科学在认识和改变世界过程中展现的巨大威力，全面改变了人类社会。这种前所未见的能量，能够轻易地将人们征服。科学以及它代表的思维方式，极易自然地成为人类推崇和向往的对象。作为近代以来饱受屈辱的民族，国人对科学技术在崇拜之余，又有着更为虔诚的信仰。在大潮的席卷下，科学的魅力让徐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眩晕”。他有些近乎极端地推崇科学，他笃信只有高科技才能拯救民族、国家甚至世界：中国和世界都处于势不可抑的大动乱和大变化之中。只有电子计算机可以救中国，只有高科技可以拯救人类，从各种各样的大灾难中脱颖而出。

这种情况在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中并不鲜见。科学与理性的巨大威力，一定程度上驱逐了“旧神”而塑造了“新神”。20世纪以来，西方世界爆发的一系列战争与危机，加深了人们对于科学理性局限的反思和警惕。正如吉莱斯皮所言：“20世纪初的一些事件使现代方案的信念和进步观念遭到了动摇。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揭示了，人类力量的渐进式发展并非只有建设性，而且可能有可怕的破坏性，技术进步并不等于道德进步或人类幸福的增长。”然而，同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却未行进到这一层次。甚至到了1980年代，徐迟对于科学的认识和理解，很大程度上仍停滞在能够改天换地、富国强兵的技术层面。这种片面认识，无疑会无限地放大对技术的万能想象。而这种万能的想象，最终极易变成不容置疑的科学霸权。

对科学技术层面的过分关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对科学精神本质的理解。相对于虔诚的相信，科学的本质特征更是一种不懈的怀疑。如果说科学在物质层面体现为威力巨大的技术，那么在精神层面则是一种求真爱智、冲破权威的质疑。这种精神层面的“科学”，恰恰是对物质层面“科学”的制衡。只有通过不断地自我反思，科学才能通过扬弃而不断冲破定式，不断调适和完善。而不容置疑的虔信，恰恰会封闭认知拓展的可能性。这种致命的封闭会令认识陷入僵化，进而走向难以自拔的极端。

我们还需看到，徐迟极端化的认知有着时代深沉的烙印。徐迟对科学写作的效果有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想象。在他看来，通过写作传播科学，便可直接推进全国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这种想法是高度一体化时代遗留的认知，是以政策为中心的动员模式下形成的观念。然而，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改革，很大程度上拆解、颠覆了之前的固有认知。随着一体性框架逐渐消解，文学的影响也渐不如往日。在新环境下，意图以科学写作牵动社会认知，进而提升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养和水平——这样的愿望很大程度上已无法实现。此外，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迅速扭转现状，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时代的共识。这种急于转变现状、恨不得“减去十岁”的迫切愿望，不能说对徐迟绝无影响。以科学为核心，一日千里的发展图景，一定程度上让深沉的思索与冷静的旁观滞后。作为热情书写时代、积极拥抱时代的先锋，激流勇进地走进科学、引领潮流，确实是徐迟顺理成章的选择。

这种时代的烙印，更深层次上也是20世纪上半叶时代意识的承续。20世纪以来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赋予了文化领域广泛存在的激进观念。作为深受五四精神影响的一代人，对“旧文化”彻底打倒与否定，正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因此，当科学成为了面向未来的“新文化”，那么对“旧文化”的全盘否定，便是极为自然的选择。这种文学领域的发展观，反映出一种片面化的进步观念：将复杂的发展问题，化约为以时间为坐标的线性路径。它依据时间的先后，划分“新”与“旧”，并以“过去”与“现代”为区分，直接赋予了价值的标签。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新”与“旧”之分，变成了以“科学”为核心的价值判断。“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观念，很大程度上是一代人对世界的本质化认知。具体对徐迟而言，他对文学的认知，则无疑受到这种进步观的影响。纷繁复杂的文学发展，被置于了线性迭代的方向性进程中。这种忽视文学自身演变规律，依靠单一标准和逻辑理念而推演出的认知，必然会在现实中遭遇重重挫折。

此外，以科学为中心极端认知，让徐迟观念中的文学逐渐成为了精英的产物。精英化的姿态，同样封闭了以反思而至革新的路径。这不仅加剧了创作的僵化与危机，更加剧了作品与读者的疏离。李传锋曾明确指出徐迟的这种精英观念：

徐老是一个视文学为生命的人，他希望的是一种很纯净的精英文学。我当年主编《今古传奇》，想探索文学真正走向大众的路子，在作家协会从省文联分立时，曾有一种意见认为《今古传奇》属于文学，应分给作协，但徐迟先生坚决不要……徐老不喜欢通俗文学是众所周知的。

与精英文学相比，通俗文学无法有力地发挥动员、宣传等工具性职能。徐迟对通俗文学的排斥，恰恰表明他对文学宣教价值的高度期待。这种期待在宣扬科学的强烈意愿中，严重扭曲了徐迟与读者之间的关系。1940年代以来，徐迟曾放逐了现代派文学，力图走向现实与大众。在1950年代的创作中，徐迟高度贴近大众，强调通过形象“引导读者到现场”，通过细腻的表达“到达读者中间”。然而，当宣扬科学成为使命，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很快被单向的“输出”替代。此时的徐迟毫不迟疑地认定，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引领大众走向“四化”新世界。知识分子成为了科学的布道者，而读者则应当成为科学“福音”的倾听者。作者与读者之间复杂的关系，在徐迟的潜意识中就高度简化为了单向的“传播—接收”和“引领—跟随”的模式。在1980年代以来的多元社会环境中，这种强烈的精英意识和“引领”姿态，几乎必然受挫。

极端化的科学主义认识，带来了极端化的文学观念，这最终令徐迟晚年的创作走向了文学的“反面”，也让他的文学认知趋于封闭和僵化——放逐了人物，淡化了感情，丧失了诗性。徐迟笔下的文学创作，已然完全成为了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的“传声筒”。在这种近乎狂热和僵化的认知状态中，危机的出现似乎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