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关于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坊间多有传说。2022年6月，陶亢德的《陶庵回想录》出版，其中讲到金性尧有一次“忽然问起鲁迅同他失和到底是什么原因时，他的面色突然显得异乎寻常的严峻，低声而坚定地说这是拿鲁迅XX了。XX这两个字我没听清楚，不能胡说”。陶氏的回忆欲言又止，徒增读者好奇之心。然而，虽然如此，关于兄弟失和的原因，周作人虽自称闭口不谈，但其晚年仍有一些隐约之词，来交代他所认为之事情真相。

一、周作人晚年关于兄弟失和的讲述

（一）《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下）》云：

这回讲到一九二三年与鲁迅失和的事件，……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的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记上七月十七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有十个左右，八月二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六月十一日的冲突，也只简单的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的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茀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事件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不过他有一句话却是实在的，这便是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他说这是鲁迅的伟大处，这话说的对了。鲁迅平素是主张以直报怨的，并且还更进一步，不但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说过这样的话（原文失记，有错当改），人有怒目而视者，报之以骂，骂者报之以打，打者报之以杀。其主张的严峻有如此，而态度的伟大又如此，我们可不能学他的百分之一，以不辩解报答他的伟大乎？而且这种态度又并不是出于一时的隐忍，我前回说过对于所谓五十自寿的打油诗，那已经是那事件的十多年之后了，当时经胡风辈闹得满城风雨，独他一个人在答曹聚仁杨霁云的书简中，能够主持公论，胸中没有丝毫芥蒂，这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到的了。……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关于鲁迅以外的人我只有对许季茀一个人，有要订正的地方，如上边所说的，至于其他无论什么样人要怎么说，便全由他们去说好了。

周作人的这段文字常见，但仍有一些蕴含其中的信息，值得我们仔细推敲：一是关于兄弟失和，除当事人以外，许寿裳、张凤举、徐耀辰是他首肯的三位知情人，而在这三人中，张、徐二人事实上都没有关于此事公开的发表，独许寿裳撰文有所提及，以此，他又直言，除了对许寿裳一个人的说法有需要订正的地方，“其他无论什么样人要怎么说，便全由他们去说好了”，就是说，全不在意；二是对于许寿裳的文章，周作人需要订正的地方，乃只是关于张、徐二位“外宾”身份的表述。这就是说，除了张、徐二位“外宾”的身份需要纠正，许寿裳关于周氏兄弟失和原因的描述，周作人并没有“要订正”的地方。那么，关于周氏兄弟失和，许寿裳怎么说呢？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西三条胡同住屋》中云：

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倘使无此错误，始终得到慈兄的指导，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这所小屋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鲁迅毕竟是伟大的，他受了种种的污蔑委屈，搬出了八道湾住宅，又生了一场病，而对于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记上却一字不提。这是我在他死后数个月，为的要赶撰年谱，翻阅他的日记才知道的。

许寿裳这段文字的核心意思有两点：一是将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归结于羽太信子的歇斯底里性，以及周作人的“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这种“轻听”甚至在许氏“竭力解释开导”之下，竟也“无效果”；二是明确指出，在兄弟失和事件中，鲁迅“受了种种的污蔑委屈”。对于这两层意思，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都没有加以“纠正”，反而是就许寿裳“鲁迅毕竟是伟大的”的判断，作出了“这话说的对了”的肯定性表述，并由此延伸开去，讲到1934年五十自寿诗风波时鲁迅对他诗歌的理解，因而事实上持一种因理解而感激的态度。也正是在这样的情感下，接下来才说“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情感郁结。这样，通过有限度的修正，周作人是不是在一个侧面曲折地揭示出了关于兄弟失和事件的真相呢？

（二）周作人1964年10月17日致鲍耀明函：

昨日收到《五四文坛点滴》，谢谢。现已读了十之八九，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但文中也有误解，鲁迅日记原文“招重久”底下，作者添注“案乃一日人”五字，这原没有错，但这并不是毫无关系的日人，实在乃是我的内弟，在鲁迅日记中常有说及，如甲寅日记四月九日及十一日均写道“得羽太重久信”就是一证。

11月7日函又云：

鲁迅事件无从具体说明，唯参照《五四点滴》中所说，及前次去信约略已可明白乎。

周作人10月17日致鲍耀明函中说及他“与鲁迅的问题”，系读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一书的感想，其所下的判断是“去事实不远”。略为补充辩解的，只是羽太重久作为他“内弟”的身份。11月7日函谈及鲁迅，则是因为鲍氏10月26日致周作人函中直截地有“关于先生与树人先生发生龃龉事，海外学人间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相信其中定有内幕，局外人不得而知也，能请见告一二乎”的询问，周作人不愿多说，但仍指示“唯参照《五四点滴》中所说，及前次去信约略已可明白乎”。

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1964年6月由香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初版，其中收《鲁迅与周作人》一篇，直接谈及兄弟失和事件：

鲁迅与周作人，谁都知道他们哥儿俩不和，但谁也不知当初是为甚么事翻了脸的。鲁迅生前绝口不提，鲁迅死后，周作人写过几篇《关于鲁迅》的文章，但都未及此事。最近买到刚在香港出版的一本周作人的《过去的工作》，是他在抗战胜利后入狱之前写的一些散文，里面也没有追忆此事的文字。许寿裳曾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在一道住。……搬家后，他回到老宅去取书，兄弟俩又闹起来了，周作人夫妇甚至打骂他，还打电话叫人来助威。鲁迅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记云：“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杂器，比进西厢，启孟（案即作人之字）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案乃一日人）及张凤举、徐耀辰（案二人皆日本留学生任教北大）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完(圆)之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终)取书、器而出。”此后日记中即永不见“二弟”或“启孟”字样了。这次鲁迅受的刺激很深，害了一场大病，他死前（一九三六年九月）给他母亲的信上说：“男所生的病……是肺病，已经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湾赶出后的一回，和章士钊闹后的一回，躺倒过的，就都是这病。”此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也有记载，但不如鲁迅自己在日记里记得真确，故为摘出。一母同胞，过去非常亲爱的，为甚么突然仇深似海，至今仍然无人能解，除非问周作人自己。

在《日记里的鲁迅》一篇中，赵氏在提到鲁迅被章士钊免除教育部佥事职务一事时也说，“当时把他气得肺病胃病齐发，跟被周作人夫妇打骂他那次一样，受刺激很大”。

赵聪的这些说法，其实都不新鲜，关于兄弟失和的原因，只是复述、演绎了许寿裳的意见，说“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在一道住”。赵的文章如果说有些个人意见的话，就只是突出了兄弟失和事件所带给鲁迅情感和身体上的伤害。对于这样的描述与强调，周作人不但不反感，反而给以“亦去事实不远”的评价。这种评价，在他10月30日给鲍耀明的信中，再次确认：“《五四文坛点滴》据我所知道的来说，大抵去事实不远，著者似尚年轻，唯下笔也还慎重，这是很难得的。”

（三）1966年5月23日日记云：

下午偶阅许氏所作《回想录》第四章记鲁迅事，意外的述原信中语云：请以后不要进后边院子里来。关于此事，雅不欲谈，乃许氏自愿一再发表，由此一语略可推测全事矣。妾妇浅见亦可哀也。昔记回想，但以不辩解为辤词，今知亦可不必耳。

这应该是周作人最后一次提及兄弟失和事件，三个月以后的8月24日，红卫兵就查封了周家的房子，此后他就再无条件写作。而这最后一次的叙说，乃是明示就“请以后不要进后边院子里来”一句可以“推测全事”，并说以往写《回想录》以“不辩解”为辤词，“今知亦可不必耳”，曲折地说出了失和的原因乃是在鲁迅对于羽太信子的不敬，而其背后，则仍隐含有维护鲁迅名誉的意思。

通过以上诸种史料，可以得出一点，就是对于鲁迅，周作人晚年应持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自始至终对于羽太信子的言说，都深信不疑，这从1923年7月的绝交信，到1966年5月的日记，态度、立场都是明确的；但另一方面，虽然如此，在面对许寿裳、赵聪文章对鲁迅抱以同情的态度，甚或为鲁迅辩护时，他竟也持认同的态度，他对这两篇文章所要提出的修正意见，都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琐碎细节。然而，对许、赵文章主体的认同，与对羽太信子言说的深信，两者之间其实不可兼容。这样一种不可兼容性，实在不是一句简单的“不辩解”所能轻易打发的。

二、处于鲁迅与羽太信子之间的周作人

在兄弟失和事件发生之前，对于周氏兄弟之间的关系，许寿裳用了“兄弟怡怡”一词，是说兄弟之间亲密无间。此后学界多沿用此种说法，仿佛已成定论。然而，稍一思索，可知事情并不如此简单。

1923年7月19日，鲁迅在收到周作人自己送交的绝交信后，曾邀弟弟面谈，周作人“不至”。而在这之前，鲁迅已于14日晚“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八道湾周家的空气已然紧张。17日，周作人得知事情的“真相”，18日写绝交信，19日亲自送交鲁迅。即便从17日开始算起，此事前后也已经三天时间，但这三天时间的缓冲，并没有使他激烈的情绪稍为缓和，以致当鲁迅“邀欲问之”时，也没有给予哥哥这个面谈的机会；而鲁迅，则从周作人的这一态度中，直接地搬离八道湾——这从一个层面说，也是不再给事件的缓和以机会。如果此前一直都是一种“兄弟怡怡”的和谐关系，那么，这个转折，也未免太猛烈了些，尤其是在朋友如许寿裳等的劝导下，也丝毫没有缓和的机会。从这个角度看，周氏兄弟之间的关系，毋宁说是有其脆弱的一面，当不起真正“怡怡”的描述。因此，在重新考察周氏兄弟失和事件时，有必要重新审视之前周作人和鲁迅、羽太信子之间的关系，盖在兄弟失和事件中，问题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羽太信子说了什么，而在于周作人本人对此所持有的态度。

周氏兄弟与羽太信子的初次见面是在1908年4月8日，时周氏兄弟应许寿裳之邀由中越馆迁居本乡西片町十番地吕字七号“伍舍”，羽太信子为“伍舍”女佣。

在遇到羽太信子之前，周作人与鲁迅的关系，可以说是追随与被追随的关系。这并不是简单的血缘上弟弟对于哥哥的追随，而内蕴着周作人想要与当时生存环境决裂的内在情感，包含着他或明或暗的对于将来的自我期待与憧憬。就是说，在早期的追随与被追随的关系中，周作人处于主动地位，对他来说，鲁迅既作为血缘上的哥哥存在，同时也作为自我想象的标的存在，带有偶像的性质。这在1901年他从绍兴到南京、1906年又从南京到东京的两次道路选择中，都是这样的。

在1901年去南京前，周作人的日常生活形态是准备科举考试、到佃户家收租、穿长衫挎苗篮到菜市场买菜。由于科举不利，又由于祖父对他穿长衫买菜的特殊要求，使他产生一种“逃脱”绍兴地方环境以及通过科举获得自我发展的反抗意识，而这种反抗的具体形态，就是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所说的，“走异路，逃异地”。这种意识在1901年5月21日他给鲁迅的信里就已经很明显了。周作人当天日记云，致函鲁迅，“托另图机会，学堂各处乞留意”。到6月5日日记辄云：“连日郁郁不快，故日记亦多絓漏，未知何时得乘长风，破万里浪，作海外游也。毛锥误我，行当投笔执戈，从事域外，安得郁郁居此，与草木同朽哉！”13日日记又云：“在家无事，闲坐阅书，闷人殊甚。小雨打窗，声蔌蔌然，然人闻之，忧心百结，欲致江南函而未得鸿雁，辄复中止，今只得权作罢论矣。”在这样的情感氛围中，周作人对于鲁迅的追随，完全是主动的，他愁肠百结的情绪，与他对绍兴地方文化环境的不满意、对新学堂的期待，以及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憧憬，完全交织在一起；而鲁迅，则是他前行的榜样，也是他解决自己内在心理困境的借鉴。

1906年赴日前的情绪也是一样，只是更为激烈。周作人于1901年9月抵达南京，开始一段新的生活。1902年起，他通过各种途径，尤其是通过鲁迅，开始大量阅读新学书籍。在新知识的启蒙下，周作人开始形成一种混合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成分的思想立场，并坚定了自己拒斥科举之路的态度。与这种立场相一致，到1903年1月，他又萌生了赴日留学的想法，并同时对他所处的南京地方的文化环境，发出了激烈的批评。1903年3月20日日记云：“（下午）见汉文讲堂内挂灯并有倚物，闻明天魏光涛等公宴张皮，在此设席，吾等又须为皂役奴隶，站班磕头，可恨。晚至伯文叔谈良久，彼阻予东游，予含糊应之。我志已定，不可复夺，徒喋也。在此处如在荆棘丛莽中，予早蓄振脱此难之志，倘东游消息的确，吾志遂矣，人言不可恤也。”4月18日日记又云：“嗟乎，大丈夫生不得志，乃为奴隶、受压制之苦乎？我誓必脱此羁绊。倘事可成，则亦已而；不然，必与之反对，不甘伈伈伣伣，久居于此也。予在此希望，只此一举，今若不成，吾复何望？行当退学返里，志已决矣。吮笔书此，愤气填膺。”在这样的情感表述中，周作人的自我价值期待更为清晰，因而“逃脱”的情感也更为强烈；而在这两次“逃脱”的道路选择中，鲁迅都是像光源一般的存在，是他情感与自我前途想象的归结之点。这种情感与自我前途想象结合在一起的情感形态，在1906年秋天随鲁迅抵达东京以后，使他迅即融入到了鲁迅设定的文学救亡事业之中，因而在兄弟之间形成一种“情感—文学”共同体的生活、事业样态。这是“兄弟怡怡”样态的情感、思想基础，它以鲁迅的道路选择为方向，而以周作人的主动追随为保障。

在此形态下，我们来看周作人在遇到羽太信子之前（1906年秋—1908年4月8日）所做的日常工作：

1906年秋天刚到东京，他即协助鲁迅创办《新生》杂志，虽然杂志最后并没有出版，但周氏兄弟是为这一事业并肩战斗到最后的“同人”；

1907年3月，译成《红星佚史》（共十万字左右）；

1907年冬，与鲁迅共译大托尔斯泰的《劲草》（十多万字）；

1907年7—11月间，在《天义报》发表《绝诗三首》《妇女选举问题》《妇女选举问题续》《读书杂拾（一）》《读书杂拾（二）》诸篇；

1908年，在搬住“伍舍”之前，译完匈牙利作家育珂摩尔的小说《匈奴奇士录》（六万多字）。

这就是说，在抵达日本的最初一年半时间里，周作人差不多译成了三部小说约26万字，还间写诗文，学习俄文，等等。

从1908年4月8日搬住“伍舍”起到这年初冬又迁居西片町十番地波字十九号，这8个月左右的时间，应该是周作人与羽太信子之间的恋爱期。在这一时段，他们从相识到相恋，而且应该也是在这一时期，确定了彼此的婚约。其间，周作人主要的工作是在《河南》杂志发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哀弦篇》及译作《庄中》《寂寞》，又在《民报》发表译作《一文钱》《西伯利亚纪行》，工作业绩大大下降。译著成绩下降的原因可能有多个方面，比如天气、译稿卖不出去等等，但恋爱应该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现在没有证据表明当时鲁迅对周作人的恋爱是否知情，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对弟弟这样一种工作、学习的状态，极不满意。在《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记录了兄弟俩在“伍舍”时期的一次冲突：

大概我那时候很是懒惰，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他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付，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便由许季茀赶来劝开了。

周作人的性格中有极其坚韧的一面，能吃苦，这从他1950年代以后的著译情况便可知一斑。他之所以在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很大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恋爱的缘故；而从另一个侧面看，这样一种“不想做工作”的情感形态，也说明他对鲁迅从幻灯片事件、检查讲义事件等实际生活中得出的以文学、立人救亡的方案，在根底上来说，不如鲁迅那么真切、深厚。

1908年初冬搬离“伍舍”以后到1909年3月18日结婚之前，在这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应该处于分别的状态，而他的工作业绩则有：1909年3月2日，《域外小说集》第一集由东京神田印刷所印行，内收波兰显克微支《乐人扬珂》、俄国契诃夫《戚施》及《塞外》、俄国迦尔洵《邂逅》、俄国安特莱夫《谩》及《默》、英国淮尔特（王尔德）《安乐王子》共7篇，而大约与此同时，周作人也译完显克微支的小说《炭画》（约四万字）。工作状态有所回升。

结婚以后（1909年3月18日）到1911年7月底前回国，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周作人的主要工作有：

1909年7月27日印行的《域外小说集》第二集，内收芬兰哀禾的《先驱》、美国亚伦坡的《默》、法国摩波商的《月夜》、波思尼亚穆拉淑微支的《不辰》《摩诃末翁》、波兰显克微支《天使》《灯台守》、俄国迦尔洵《四日》、俄国斯谛普虐克《一文钱》共9篇。

1910年7、8月间在《绍兴公报》上发表《文明之基础》《古希腊之小说》。

1911年1月，译完育珂摩尔的《黄蔷薇》，三万多字。

成绩不多。这样，通过周作人工作状态的起伏，我们事实上可以看出：一方面，在鲁迅与羽太信子两极之间，鲁迅的一极是代表了严肃而艰苦的工作，而羽太信子的一极，则代表了相对自主且舒适的生活；另一方面，在这两极之间，周作人的平衡能力似乎并不是太好，以致鲁迅一度对他老拳相向。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在羽太信子出现以后，周氏兄弟之间的“情感—文学”共同体松弛了，盖从周作人的角度说，关键并不是他能不能够吃苦，而是从他对鲁迅的消极对抗中可见，他对鲁迅所处的决定性地位，有了反抗的意味。这是从绍兴到南京、又从南京到东京时期作为追随者的周作人，所没有过的情感形态。就是说，在羽太信子出现以后，在周作人的思想、情感视野中，鲁迅不再作为理想之光而存在了。

那么，从鲁迅的一面分析，情况又如何呢？恐怕也不乐观。我们现在不清楚，当周作人恋爱，以及将要结婚的消息公开以后，鲁迅的态度究竟如何？但结合现有少数的资料，一个大致的判断是：他当然应该不会激烈地反对，盖假如鲁迅反对，周作人就不可能这么顺利地与羽太信子完婚；但要说十分支持，那也未必，原因殆在于周作人结婚以后，家庭的经济开销大增，仅靠周氏兄弟俩的留学经费，显然不能敷衍。也正由于此，5个月以后，到8月份，鲁迅就结束了自己的留学生涯，回国谋事。对此，鲁迅应该是深感无奈的。许寿裳在《关于〈弟兄〉》中说：“鲁迅在东京不是好好地正在研究文艺，计划这样，计划那样吗？为什么要‘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呢？（一九九）这因为作人那时在立教大学还未毕业，却已经和羽太信子结了婚，费用不够了，必须由阿哥资助，所以鲁迅只得自己牺牲了研究，回国来做事。”而鲁迅自己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也说：“终于，因为我底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所谓“因为我底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就是说，他自己是不太愿意回来的，而这“几个别的人”，就是指周作人夫妇。这就很明显，至少在回国谋事这件事上，鲁迅并不情愿。这种不满的情绪在1911年更为明显地展露出来。

1911年3月，周作人在日本想要学习法文，未获鲁迅支持。鲁迅在这月7日给许寿裳的信中说：“卖田之举去年已实行，资亦早罄，迩方析分公田，仆之所得拟即献诸善人，事一成当即为代付刊资也。……起孟来书，谓尚欲略习法文，仆拟即速之返，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使二年前而作此语，当自击，然今兹思想转变实已如是，颇自闵叹也。”这信透露出来的意思是，鲁迅靠自己一己之力，仍然难以维持大家庭的生活，故绍兴老家不但变卖田产，而且已经“析分公田”；而他自己当时的工作状态，则在4月20日给许寿裳的信中，有简要却十分清晰的描述：

仆今年在校，卒卒鲜暇，事皆琐末猥杂，足浊脑海，然以饭故，不能立时绝去，思之所及，辄起叹喟，与去年在师校时，课事而外更无余事者，有如天渊。而协和忽以书来，命赓前译，且须五月中告成，已诺之矣。然执笔必在夜十时以后，所余尚二百余叶，未知如何始克告竣，惟糊涂译去，更不思惟以乱心曲矣。

这是白天上班“卒卒鲜暇”，且“事皆琐末猥杂”，而“夜十时以后”还要译稿的生活。然而即便这样，老家也还是变卖田产、析分公田，经济并不宽裕。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但周作人学习法文的计划无法获得鲁迅同意，而且他继续留住日本的现状，鲁迅也已无法支持。他需要周作人回国共同承担家庭的生计。以此，4月12日，还是在给许寿裳的信中，他透露说：“拟杜门数日，为协和译书，至完乃走日本，速启孟偕返。”就是说，他要亲赴日本，敦促周作人夫妇回国。

行文至此，需要对周作人夫妇在日本的生活形态做一补充说明。《知堂回想录》抄录了一篇周作人写于1910年11月7日的写生文：

庚戌秋日，偕内人、内弟重久及保坂氏媪早出，往大隅川钓鱼。经蓬莱町，出驹入病院前，途渐寂静，隘但容车，两旁皆树木杂草，如在山岭间。径尽忽豁朗，出一悬崖上，即是田端。下视田野罗列，草色尚青，屋宇点缀其间，左折循崖而下为大路，夹路流水涓涓然。行未十丈许，雨忽集，以雨具不足，踌躇久之遂决行。前有田家售杂品，拟求竹笠，问之无应者。重久言当冒雨独行，乃分果饵与之使去，而自先归。遂至田端驿乘电车至巢鸭，欲附马车而待久不至，保坂媪请先行。未几车至即乘之。意媪去未远，留意观之，见前有人折裾负包而行，呼之果媪也，令同乘。至铃本亭前下车，雨已小霁，归家饥甚，发食盒取团饭啖之甚旨，其味为未尝有也。未几雨复大至，旁午重九亦返，言至川畔而雨甚，因走至羽太家假伞而归，所持饵壶钓竿，则已弃之矣。是日为月曜，十月顷也。

这篇文章不但透露出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在日期间悠游的生活形态，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在日本期间的经济开销。周作人结婚以后，不但要单独地租住房子，而且，从这篇文章来看，似乎羽太重九是和周作人夫妇居住在一起的，而“保坂氏”如果是他们雇用的保姆，那么，这个小家庭的开支，应该不小，而这期间周作人的经济来源，除了留学的经费，其他基本上就只能靠鲁迅资助了。这就是说，鲁迅一人，要承担起绍兴、东京两处的生活，而东京的生活，如果我们前面的分析不差，那么对于当时周家的经济状态来说，简直是奢侈的。

对于周作人夫妇在日本的生活细节，鲁迅当然无法了然，但对于自己身负的经济压力，他应该如鱼饮水。于是到这年5月，鲁迅前往日本，敦促周作人夫妇回国，其7月31日致许寿裳函云：“两月前乘间东行，居半月而返，不访一友，亦不一游览，厪一看丸善所陈书，咸非故有，所欲得者极多，遂索性不购一书。闭居越中，与新颢气久不相接，未二载遽成村人，不足自悲悼耶。”这愈发证明，对于自己中断学业返国，“卒卒鲜暇”地陷于“琐末猥杂”的事务中独立承担家庭开支重任，鲁迅是颇有些怨气的。在此前提下，对于鲁迅5月亲赴日本敦促周作人夫妇回国之事，我们就不妨将之视为鲁迅与周作人夫妇之间的一次小冲突，盖如果不是鲁迅态度坚决，周作人夫妇还是希望居留日本而非回国的；而且，即便回国了，他也还是怀念日本时期的生活——不但在回国大约3个月左右的时候抄录了那篇写生文，而且还在1911年10月22日写下一段文字，其中说：

居东京六年，今夏返越，虽归故土，弥益寂寥；追念昔游，时有怅触。宗邦为疏，而异地为亲，岂人情乎？心有不能自假，欲记其残缺以自慰焉，而文情不副，感兴已隔。用知怀旧之美，如虹霓色，不可以名。一己且耳，若示他人，更何能感？故不复作，任其漂泊太虚，时与神会，欣赏其美，或转褪色，徐以消灭；抑将与身命俱永，溘然相随，以返虚浩，皆可耳。所作一则，不忍捐弃，且录存之，题名未定，故仍其旧。

到10月28日，又在这篇文字的后面题诗一首，云：“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寂归三田道，衰柳徒苍黄。旧梦不可道，但令心暗伤。”留恋之情，溢于言表。在这样一种情感怀念中，是羽太信子，而不是鲁迅，成为情感共鸣的指向。

三、主、被动关系倒置的从绍兴到北京

现在我们再来讨论1917年周作人的从绍兴去北京，在周氏兄弟的研究中，这通常被认为是周作人对于鲁迅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追随。然而和前两次相比，这一次的情形其实已经大为不同。最主要的是，前两次周作人的追随鲁迅，都是基于他对自己当下生存环境的不满而发起的主动行为，而这一次的从绍兴到北京，显然出于鲁迅对于整个家族发展的规划，是鲁迅居于主动的位置，而周作人对于自己在绍兴的生活，则并没有太多的不满。

周作人返居绍兴以后，除了最初对于日本生活的恋念外，很快就安定下来。这里一个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现象是，鲁迅1911年5月敦促周作人夫妇回国的原因，乃是家庭经济上的困难，但周作人回国以后似乎并不急着谋事，也没有因为经济原因而呈现出某种情绪上的焦虑。他的生活相对安逸。先是帮助鲁迅抄录《古小说钩沉》和《会稽郡故书杂集》等材料，到1912年3月左右，朱希祖介绍他到浙江军政府教育司任职，他也“因为家里有事，始终没有能够去，一直拖延到大约六七月中，这才前去到差”。但其实这时周作人在绍兴并没有具体的工作，所谓“家里有事”，应该就是5月周丰一的出生。他可能是对羽太信子怀孕在家不放心，所以延宕了去杭州就职的时间。等周丰一出生，周作人又将羽太芳子从日本接来绍兴照顾羽太信子，一切都安排妥当，才于6月初到杭州任职。但也就是一个月略多几天的时间，他就以疟疾为由请假回绍兴，从此不再回杭州上班。周作人真正结束这种闲居的生活，一直要到1913年的3月，也就是回国一年又八个月以后。这一月，他接受浙江省立第五中学聘书，任二、三年级的英语教员，月薪五十元，又当选绍兴县教育会会长，每月职务津贴也是五十元。就是说，周作人是在回国一年零八个月以后，才开始正式地领受工资，对家庭经济有稳定的贡献。但无论是否领受薪水，总体上来说，绍兴期间的周作人（从1912年到1917年赴京为止），其生活是充实而舒适的，其间即便是像袁世凯复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样的大事件，也都没有对他的生活与情感，构成太大的冲击。这期间，他的日常生活除了到校授课、主持绍兴县教育会日常工作（如组织小学校成绩展览会、审定教科书、主编《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等）以外，主要就是向日本的书店（如相模屋）购读新出的图书、寻访古砖、拓片、览胜、会议、为《月刊》撰写书评及考释性文字，等等。如果不是后来去了北京，周作人留给我们的，很可能就是一个绍兴地方乡绅的形象。

描述这样一个进程，是想要说明，结婚以后，包括从日本回到绍兴以后，周作人生活的稳定点，或者说支点，是以羽太信子为中心而展开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羽太之所在即周作人之心安处。在这样一种心理转变中，文学的事业退居二线。绍兴时期的周作人，有些英雄气短。

这种状态因1916年12月7日鲁迅的返绍而打破。鲁迅这一次的返回绍兴，一方面是因为鲁瑞的六十寿辰，另一方面，恐怕也已经有了他对整个大家庭将来发展的成熟考虑。回到绍兴的当天晚上，兄弟俩“谈至二时睡”，谈什么？恐怕迁居北京的话题已经到了深入交换意见的阶段。18日，鲁迅寄龚未生函，嘱为周作人“谋事”。周作人在绍兴已经“有事”，为什么还要“谋事”？显然是为离开绍兴计划了。到22日，兄弟俩又“夜共谈良久，至十二时始睡”，23日则“下午共商家事”。23日的“共商”，很可能周建人他们都参加了，而在这之前，鲁迅与周作人应该已经就北迁诸事（至少是周作人的北上就业）达成一致意见。然后，1917年1月3日，鲁迅返京。次日蔡元培到北大视事，正式就任北大校长。10日，鲁迅即往访蔡元培，为周作人到北大工作寻求帮助。18日，鲁迅又往访蔡元培。2月24日，周作人发快函予鲁迅，谈赴京任职事。到3月5日，周作人向时任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校长的徐晋麒通报了“北行”的消息，诸事大定。

从这个过程来看，周作人这一次追随鲁迅的步伐到京任事，鲁迅是主动方。是鲁迅出于周家整体发展的考虑，提出了变卖绍兴家产、在京购置房产、三兄弟共赴北京发展的方案建议。从周作人的方面来看，虽然他在绍兴生活充实安定，但对于到北京发展的建议，应该也不会拒绝，这是他同意北迁的大前提；只是内心的冲动，即像前两次那样，希望通过空间的转移来实现自我的价值，或者说，实现他对于将来的憧憬的情感，也并不强烈，这从他在北大谋事略遇挫折即声称放弃返绍的举动中，可见一斑。

但鲁迅的意志应该要坚定得多。在他关于举家北迁的计划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重启他和周作人在留学时期中断的文学事业。就是说，这一次，是鲁迅，对于将来，对于他自己的事业与整个家庭的发展，有着设想甚或憧憬；而周作人，则是被再度带入到了这样一种设想，以及与这种设想相匹配的生活、工作轨道之中。正是这样，周作人一到北京，兄弟俩就毫无违和地进入到译著事业之中。和在绍兴期间悠游的生活状态相比，北京时期周作人的生活与工作，很明显地，又被卷入到了一个充满激情的思想场域之中，整个节奏陡然增快。这是鲁迅的节奏。而从周作人1917—1919年间的著译工作来看，除了与北大教学直接相关的希腊、欧洲文学史撰写，这一时期他的工作重心，仍在对于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这显然延续了留学时期的文学思想与视野，在鲁迅的核心关注之内。就是说，从1917年4月抵京到1919年7月访日为止，在这两年多时间里，周作人的工作与生活，乃再度呈现出以鲁迅为中心的样态；而这，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一幅“兄弟怡怡”的美好画图。

1919年8月，周作人结束访日，羽太信子随同返京，鲁迅为租用会馆边上之“曹姓家外院”。12月，鲁迅携眷自绍返京，阖家入住八道湾，周氏兄弟三人的“文学合作社”，乃得以完全开张。这是鲁迅的理想，既是兄弟之间永不分家、共侍母亲的理想，也是延续东京时期未竟文学事业而将其扩大为兄弟三人的理想。我以为，在鲁迅关于举家北迁、兄弟三人共同发展的计划中，他心目中所谓“发展”，除了各找一份谋生的职业以外，三兄弟合作开展文学工作，恐怕是更为核心的部分。而事实上，他也是全力推进着相关的工作。一方面，对于兄弟三人之间的合作分工，鲁迅应该有所规划。在1921年8月17日给周作人的信中，鲁迅这样安排两位弟弟的工作：“我想：老三于显克微支不甚有趣味，不如不译，而由你选译之，现在可登《新青年》，将来可出单行本。老三不如再弄他所崇拜之Sologub也。”而分工之中又有合作。同年7月，周建人从英国班纳克（E.C.M.Benecko）所译《波兰小说选》中选译什曼斯基（Adam Szymański）《犹太人》一篇。译成后，周作人据世界语《波兰文选》、鲁迅据洛普商斯奇（S.Lopuszánski）德译本又各为校订一过。这之间，鲁迅起着居中协调的作用。他在1921年7月16日给周作人的信中说：“《犹太人》略抄好了，今带上，只不过带上，你大约无拜读之必要，可以原车带回的。作者的事实，只有《斯拉夫文学史》中的几行（且无诞生年代），别纸抄上；其小说集中无序。这篇跋语，我想只能由你出名去做了。因为如此三四校，老三似乎尚无此大作为。请你校世界语译，是狠近理的。请我校德译，未免太巧。如你出名，则可云用信托我，我造了一段假回信，录在别纸，或录入或摘用就好了。德译虽亦有删略，然比英世本似精神得多，至于英世不同的句子，德亦往往不与英世同，而较为易解，大约该一句原文本不易懂，而某女士与巴博士因各以意为之也。”译、校、译后跋语的写作与署名，甚至如何呈现世界语、德语之间互校的技术安排，鲁迅都处理得细致而妥帖；而这样一种兄弟合作的关系，恐怕也是鲁迅所期待并追求的。

另一方面，对于兄弟三人译稿的发表安排，鲁迅也有着总体的安排。1921年，周作人因肋膜炎住院，继而往西山休养，文章产量大减，一众杂志乃都借助于“编辑按语”之类的形式向周作人致意并约稿。《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二号《记者附白》云：“周作人先生本允做的两篇文章，现在因周先生病了，不及做来登在第二期了；我们很不幸，不能早读周先生的文章，只得请大家等着一下了。”稍后，《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编辑室杂记》之二又云：“本社社员周作人先生近患肋膜炎，不能执笔，我们很希望他早日痊愈，本志次期就能登出他底著作。”对于这些信息，鲁迅都很敏感。其8月17日致周作人函云：“子佩代买来《新青年》九の一一本（便中当带上），……九ノ一后（编辑室杂记）有云：本社社员某人因患肋膜炎不能执笔我们很希望他早日痊愈本志次期就能登出他的著作。我想：你也不能不给他作或译了，否则《说报》之类中太多，而于此没有，也不甚好。”8月25日致周作人函又云：“我们此后译作，每月似只能《新》，《小》，《晨》各一篇，以免果有不均之诮。”1921年8月30日，胡适致周作人函，建议周氏兄弟将所译小说“汇集起来，交‘世界丛书社’出版”，对此，鲁迅于9月4日致函周作人，婉拒胡适建议：“胡适之有信来（此信未封，可笑！），今送上。……彼欲印我辈小说，我想我之所作于《世界丛书》不宜，而我们之译品，则尚太无片段，且多已豫约，所以只能将来别译与之耳。《时事新报》乞文，我以为可以不应酬也。”不但如此，对于三人的稿费安排，似乎也以鲁迅为主决之，其1921年7月27日致周作人函云：“波兰小说酬金已送支票来，计三十元；老三之两篇（ソロゲーブ及犹太人）为五十元，此次共用作医费。”

以上种种皆可说明，八道湾时期周氏兄弟的文学合作，是以鲁迅为中心而展开的。对于这样一种形态，在鲁迅一方面说，当然是充满了理想，而他也确为这一理想的实现，付出了诸多心血。但从周作人、周建人的方面看，甚至从羽太信子方面看，情形又如何呢？周建人的兴趣是在生物学，鲁迅说他崇拜Sologub（梭罗古勃），而事实上，在1921年9月离开八道湾以后，周建人差不多就立刻远离了文学翻译的工作，可见兴趣并不在此。1919年7月访日之前的周作人，对于鲁迅的诸种安排倒是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但在1919年8月羽太信子随同返京，进而阖家搬住八道湾以后呢？根据许广平在《所谓兄弟》一节中的记述，则在1920—1923年兄弟失和之前的三年多时间里，鲁迅和周作人夫妇之间，在日常生活上，其实已经有了诸多隔阂，其中涉及经济、子女教育等问题。如她引用鲁迅的讲述云：“我总以为人不要钱总该可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住的时候，我的工资收入，全行交给二太太（周作人之妇，名信子），连周作人的，不下六百元，而每月还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回家。又看到汽车从家里开出，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呢？”虽然有学者提醒，对于许广平的回忆要审慎使用，但像这样绘声绘色的回忆，我个人以为，非得自鲁迅本人的讲述不可。鲁迅与羽太信子之间诸如此类的生活琐事上的不协，对于兄弟之间的关系，难免会投下一些阴影。

然而，尽管如此，考察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我仍以为，根本上不能从羽太信子处着手，而主要的，需要考察周作人本人对于上述以鲁迅为中心的合作方式的态度。从表面上看，失和之前兄弟怡怡，似乎毫无征兆，但实际情形，恐需对更多的史料做更为细致的解读，才能了然。

四、“蔷薇梦碎”与兄弟决裂

在给鲁迅的绝交信中，周作人曾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以前我对“蔷薇的梦”只能揣测其大意，近读李冬木《越境：“鲁迅”之诞生》时才有所明悟。这书第四篇《从“天演”到“进化”——以鲁迅对进化论之容受及其展开为中心》引用了筑波常治在解说邱浅次郎进化论思想时的一段话：“由思想史的见地来观察进化论，可以大别为两股潮流。一股是把进化大致等同于进步，认为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会自行朝着好的方向变化，因此是以蔷薇色描画未来的乐天立场。另一股潮流与之相反，关注这变化过程中反复出现的生存竞争，以为弱肉强食的角斗场是生物不可避免的宿命，采取的是厌世立场。”由此可知，周作人所说的“蔷薇的梦”，乃建立在对进化论做能够“朝着好的方向变化”的乐观理解的基础之上；而这样一种立场，应该也是周氏兄弟东京时期从事文学事业的思想前提之一。

从周作人的方面说，这样一种思想激情，在他1917年抵达北京以后，被重新唤醒了；不但被重新唤醒，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其浓烈程度还超过鲁迅。周作人抵京初期的文学思想呈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这既是东京时期文学思想的延续，同时也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人道危机的现实省思。《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一文最能传达彼时周作人的思想形态。在这篇文章里，周作人勾勒了从托尔斯泰、迦尔洵、库普林，再到日本武者小路实笃之间的思想传递，并借此传达出一种反对战争、人道互助，进而实现人类永久和平的理想。这应该就是他“蔷薇的梦”的核心内容。

不但如此，我们观察那时周作人的文化活动，即可发现，其中也涌动着那样一种思想激情。1918年，他先后加入北大进德会、消费互助社，10月，又捐款日本新村，并于1919年7月访问新村本部，继而于1920年开设新村北京支部。以新村思想的宣介为契机，他和当时北京思想激进的青年学生团体之间，如少年中国学会、北京社会实进会、北京工读互助团等，也都有了更为紧密的交往。这些团体中的部分成员，后来成为文学研究会成立时的中坚力量。这样一种人际网络，反过来也进一步证明，无论是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或是周作人本人的文学活动，其背后都是有大关怀或者说理想的。这种理想支撑起他与鲁迅共同的文学事业。就是说，虽然是以鲁迅的文学关注为轨道，但对彼时的周作人来说，那也就是他自己的关怀主题，因而兄弟之间在事业、生活的关系处理上，并没有什么别扭的感觉。

这样，如同周作人留日初期那样，在1917—1920年间，基于一种共同的文学关怀与理想，周氏兄弟之间重新形成了一种“情感—文学”共同体的形态。这种“情感—文学”共同体抵御了许多别的琐屑事务，使他们得以“兄弟怡怡”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就是说，虽然从1919年8月起，周作人的日常生活已经处于鲁迅、羽太信子“两极”之间，但羽太的力量却不能够立刻削弱他与鲁迅之间基于共同理想而产生的思想联结。对周作人来说，新村这样的事业是一种理想，一种合作的事业，而周家内部的“文学合作社”，也在他“蔷薇的梦”的范围之内。

但这样一种建立在共同理想之上的“情感—文学”共同体，因为周作人1920年底的生病，发生了一些变化。最主要的，因为生病，周作人对于自己的理想，即一种基于反对战争、人道互助，进而实现人类永久和平的理想，由原先坚定而激进的状态变得犹疑、混乱起来。1920年12月29日，他突然被确诊患肋膜炎，此后即在家休养，到1921年3月29日因病势恶化，乃入山本医院住院治疗，5月31日出院，6月2日又往西山养病，至9月21日才结束休养回家，前后差不多历时十个月。这使他在新村事业的狂飙突进中突然冷静下来。病中的周作人思维活跃，而且杂乱。所谓杂乱，事实上是说，他原先热切而坚定的价值追求，发生了动摇，这其中，包含着他对知识者自身的力量，以及对曾经确信无疑的道路选择的怀疑。也就是说，在病中，非常隐蔽地，他已经有了“修正”原先“蔷薇的梦”的思想趋向。

我们来读他当时的一些诗作。1921年3月2日，他作《梦想者的悲哀——读倍贝尔的妇人论而作》一首，说：“‘我的梦太多了。’/外面敲门的声音，/恰将我从梦中叫醒了。/你这冷酷的声音，/叫我去黑夜里游行么？/阿，曙光在那里呢？/我的力真太小了，/我怕要在黑夜里发了狂呢！/穿入室内的寒风，/不要吹动我的火罢。/灯火吹熄了，/心里的微焰却终是不灭，/只怕在风里发火，/要将我的心烧尽了。/阿，我心里的微焰，/我怎能长保你的安静呢？”在这首诗里，虽然作者“心里的微焰”“终是不灭”，但感喟“我的梦太多了”，又说“我的力真太小了”，其实已经隐含了他对知识者自身力量的怀疑。“梦太多”和“力太小”是互为因果的，它们共同指向“梦”的无法实现。正是在这样的层面，周作人对原先那个“蔷薇的梦”的确定性，对人类能够“朝着好的方向变化”的乐观精神，有了怀疑。

1921年4月16日又作《歧路》一首：“荒野上许多足迹，/指示着前人走过的道路，/有向东的，有向西的，/也有一直向南去的；/这许多道路究竟到一同的去处么？/我的性灵使我相信是这样的。/而我不能决定向那一条路去，/只是睁了眼望著，站在歧路的中间。/我爱耶稣，/但我也爱摩西。/耶稣说，‘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摩西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吾师乎，吾师乎！/你们的言语怎样的确实啊！/我如果有力量，我必然跟耶稣背十字架去了。/我如果有较小的力量，我也跟摩西做士师去了。/但是懦弱的人，/你能做什么事呢？”这仍然是对知识者自身力量的怀疑，唯其怀疑，所以只能“睁了眼望著，站在歧路的中间”，而失却了坚定的方向。

他当时的一些散文也反映出这样一种混乱的思想情绪。6月5日，写《山中杂信（一）》一篇，说：“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将这各种思想，凌乱的堆在头里，真是乡间的杂货一料店了。”这种杂乱的状态直到休养结束前发表的《山中杂信（六）》，也还仍然如此：“我的思想实在混乱极了，对于许多问题都要思索，却又一样的没有归结，因此觉得要说的话虽多，但不知道怎样说才好。”

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思想混乱的状况，据周作人自己分析，一方面可能是神经衰弱的缘故，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则是因为他清晰地看到，各种救世的主张其实都太理想，都如画饼充饥那样不能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他在1921年7月22日给钱玄同的信中就说：“我近来真寂莫极了。这又指思想而言，因为我觉得现在有许多思想，都太理想了，都如画饼充饥；我不能以此纸上的好饼充我的饥，但又不能满意于有指头印的‘窝窝头’，这所以使我甚不舒服（心里）而且寂莫。我想我如有tōng tien，我必然去做隐逸，或作寓公；对于社会，实在有点不大愿意领教了。这或者是因为我近来神经衰弱的缘故，也未可知，但现在已不如以前的乐天，总是真的，不过还不至于十分暴躁；倘到那时候，恐非求乙条出路不可，无论画十字或画卄字，总之非确定乙条路不可。此刻不过只是抱‘毛有主义’而已。（只是想不定主意，也便任他没有主意；并非朱大和尚的虚无主义也！）”在“画饼充饥”一类的比喻中，周作人把当时各种救世的主张，包括新村的理想，以及他与鲁迅共同的努力在内，都看作是一种力有不逮的方案。这样，通过对知识者自身力量的怀疑，周作人原先所做的“蔷薇的梦”，那种乐天的精神，开始消退；而这，同时也意味着他和鲁迅之间“情感—文学”共同体的基础，有了松动。这种松动不是基于外力，而出于周作人自己内在思想的变化。这一点，在周氏兄弟关系的变化上，是至为重要的关键之点。

但周作人这种思想上的混乱状态，我觉得到1922年，大体上也就结束了。这一年，经过1921年内心的激烈交战，他有了自己比较成熟的思想主张，那就是主张宽容，强调个人思想的自由；而这，也就意味着他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判断与立场。1922年2月，他写下《文艺上的宽容》一篇，以为“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的条件”，“当自己求自由发展时对于迫压的势力，不应取忍受的态度；当自己成了已成势力之后，对于他人的自由发展，不可不取宽容的态度”。这与1925年8月19日《答张崧年先生书》中说“我在籍贯上是浙江人，但并不属于什么浙系；我在北京大学当教员，但并不属于中国文学系（即所谓某系是也）……我不是研究系，不是教育改进社。我不是非宗教同盟，也不是佛教耶教孔教及同善悟善等教徒。我不是无政府党或所谓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以及1944年拈出“二不主义”，即“一不想做喽啰，二不想做头目”的立场，一脉相承，维护的，都是个人思想的独立性。

这种思想变化影响到他的行动。就在1922年三、四月份发生的“非宗教运动”中，当蔡元培、陈独秀等昔日新文化运动中的盟友，基于科学、民族、阶级等立场而声援上海、北京的一批激进的学生反对宗教时，周作人和钱玄同等五位教授则以“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为理由，公开发表《主张信教自由者的宣言》，而周作人，更是因此和陈独秀有了直接的笔墨交锋，态度、立场没有丝毫的犹疑。

对周作人来说，和陈独秀的公开辩驳，是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陈独秀在中国新文化界的地位自不必说；而《新青年》在迁往上海出版以后，北京同人大多不再供稿，唯周氏兄弟仍照旧给陈独秀以支持。在此前提下，1922年，通过和陈独秀的笔战，周作人在心理上就收获了足够的自信，即他已经敢于在自己独立判断的基础上，与此前颇有感情的“权威”兼朋友，发出针锋相对的批评。就是说，他已经不再把自己的思想和某些权威，或者某个固定的阵营，捆绑在一起。这样一种思想上的抗衡，既是他自己思想独立性的表达，同时也不妨看作是兄弟失和的一次预演——他和鲁迅之间的决裂，不也就是和权威与感情的决裂吗？

与此同时，在宽容思想的影响下，1922年，周作人的文学思想，也有了极大的变化——他开始对文学的感化力量，持明确的批评态度。2月26日，他在《晨报副镌》发表《诗的效用》一篇，质疑俞平伯《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中所表达的“好的诗底效用是能深刻感受多数人向善”的观点，认为“诗的效用，我以为是难以计算的”，“功利的批评也有一面的理由，但是过于重视艺术的社会的意义，忽略原来的文艺的性质，他虽声言叫文学家做指导社会的先驱者，实际上容易驱使他们去做侍奉民众的乐人，这是较量文学在人生上的效用的人所最应注意的地方了”。3月27日，他又致函俞平伯，明确表示：“我近来不满意于托尔斯泰之说，因为容易入于‘劝善书’的一路，……我以为文学的感化力不是极大无限的，所以无论善之华恶之华，都未必有什么大影响于后人的行为，因此除了真是不道德的思想以外（如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及名分等），可以放任。”对文学感化力量的否定，其实就是开始怀疑文学的效用，同时也就是对1917年以来人道主义文学理想的自我清理。这使他和鲁迅之间的文学主张，有了方向性的差异；而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周作人明显减少了他对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事实上已经走出了他与鲁迅很不一样的文学步伐。

这种差异性在1923年进一步扩大。这一方面表现为他与沈雁冰的通信骤然减少；而这，事实上也就意味着他与《小说月报》即文学研究会之间的关系，开始松动。这时他仍就中国新文学发表意见，却以“真正个人主义的文学”为中国新文学的方向。这与病前激进的人道主义的文学立场有了变化；另一方面，他1923年的写作，呈现出一种新的风格，即开始尝试一种混合了文学、文化甚或学术诸因素的智性表达，其撰写《绿洲》系列文字，为《歌谣》撰稿，选译斯威夫特一类文字，皆此类也。到这时候，周作人对于文学的理解，就已经很难再用鲁迅的关怀来规范，或者笼罩了，就是说，兄弟之间建立在共同理想之上的“情感—文学”共同体，解体了。七月份的失和事件，其实只不过是将这样一种解体，以一个事件的方式，进行宣告罢了。由此我们再回过头来读1923年7月份的那封绝交信，“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仔细体味，那就不但是在和鲁迅决裂，而且同时也还是在和自己1917—1920年间的思想与生活决裂。

周氏兄弟失和事件已经过去整一百年。一百年后，当我们重新考察这一事件，主要的，我想并非要去探寻事实的“真相”，即去探求羽太信子究竟说了什么，或者鲁迅究竟对羽太信子做了什么，这除非有过硬的资料发现，否则都无从探求；而是要通过相关资料的重新梳理，来还原从1901到1923年这20余年间周氏兄弟之间的生活、工作形态，呈示他们思想上的合与分。这既是周氏兄弟生平研究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需要——兄弟失和对于鲁迅和周作人来说，属于生活的悲剧；但对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却并非完全负面，盖其为一个个性分明、有别于鲁迅的周作人的出现，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