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执守创作的定力、眼力与魅力
路遥（1949年—1992年） 资料图片
路遥（左四）与贾平凹（左三）、陈忠实（右一）等人合影，三人被称为陕西文学界的“三驾马车”。资料图片
【追光文学巨匠·纪念路遥诞辰75周年】
今年是著名作家路遥诞辰75周年。路遥深描社会的全域脉动，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忧乐的写作姿态，越来越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与尊崇。路遥的创作姿态与创作精神，仍然是留给当下作家宝贵的精神遗产。
“这一天在农村的饲养室，另一天在渡口的茅草棚”：全面捕捉生活经验
由于持守现实主义创作理念，路遥的创作被一些作家与批评家视为一种没有难度的写作。事实上，只要洞悉他为创作所付出的艰苦劳动，就能深刻认识到路遥的创作，真正是一种高难度写作。他那种沉潜于博观与厚积的定力，非常人所能为。
《人生》为路遥赢得声誉之后，他并没有陶醉在成名的喜悦与风光之中，而是下定决心要在40岁之前写出生命中更有重量的作品。于是，为创作《平凡的世界》，路遥开始了顽强而富有韧性的准备工作。在长达三年的酝酿时期，他从文学经验、社会历史经验、现实生活经验等方面，心无旁骛地下苦功夫。
他展开高强度的海量阅读，研习中外经典长篇小说，学习借鉴史诗性作品的创作经验。在他的阅读书单中，长篇小说多达百部，其中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外国作品占了绝大部分。对有些作品，他反复研读，如《红楼梦》读了三次，柳青的《创业史》读了七次。同时，他又广泛涉猎理论、政治、哲学、经济、历史和宗教类著作，还阅读农业、商业、工业、科技类专门著作，以及民俗、气象、造林、财务、税务等各类知识型小册子。
路遥认为：“只有彻底弄清了社会历史背景，才有可能在艺术中准确地描绘这些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形态。”为了准确还原1975年春至1985年初夏这十年间的历史情境，他采取了一种枯燥、费时、耗神，但真实有效的方法——查阅旧报纸。对这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延安报》的合订本，他没日没夜地翻阅，“手指头被纸张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
除了案头上的阅读积累，路遥还广泛地深入各行业，立体式体察当时的生活世界。如他自己所说：“乡村城镇、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国营、集体、个体；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老百姓；只要能触及的，就竭力去触及。”“奔波到精疲力竭时，回到某个招待所或宾馆休整几天，恢复了体力，再出去奔波。走出这辆车，又上另一辆车；这一天在农村的饲养室，另一天在渡口的茅草棚；这一夜无铺无盖和衣躺着睡，另一夜缎被毛毯还有热水澡。”可见，为了全面捕捉生活经验，他付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随着社会加速发展，后来的一些作家经常有发表作品的速度焦虑，即担心若无作品频频问世，本人可能很快会被文坛遗忘。在这样的快速化创作状态中，很难再保持“慢工出细活”的节奏，更不可能如路遥那般做千头万绪的案头工作，亦不愿如路遥那样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付出辛劳进入生活的深处与新处。于是，媒介信息拼凑、题材凭空臆想、文体粗疏单一、叙事形式重复，成了快速化写作的通病。虽然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数量庞大，但被人记住的作品并不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出现了新的变化，但今天的作家仍然有必要学习路遥那种沉潜于博观与厚积的定力。唯其如此，作家们才能创造属于时代的精品力作，实现从高原向高峰的飞跃。
“敢于进入‘无人区’并树起自己的标志”：书写时代变迁的深度与广阔
匈牙利理论家卢卡契基于“总体性”理论，要求文学书写不能是叙述直接可见的、孤立的事实，而是要致力于描述人物与现实的各种关系，关注丰富的多样性中那些持久的东西，以及那些仍处于萌芽状态、其所有主观和客观特点在社会和人物方面还未能展开的发展倾向与潜在的潮流。概括地说，在卢卡契看来，文学不是一对一镜子式的反映，也非简单、直接的能动反映，而是对现实内在本质与历史发展趋势的总体性阐释。要艺术地理解和把握时代总体的、历史发展的倾向，需要作家有深刻的洞察力和透视力。
路遥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时代洞见的作家，其历史意识、现实感与前瞻性，在当代作家中是鲜见的。当彼时很多作家一味痛苦控诉时代“伤痕”时，他的《惊心动魄的一幕》不是简单揭示历史的创痛，而是力图书写时代的多面与真实，在小说中塑造了非正常时期仍然具有崇高献身精神的党员干部马延雄这一形象，由此建构起一种穿透未来的赤子情怀与精神之光。在《人生》中，他描绘乡村青年的人生困惑与心理挣扎，农民生存的艰辛与无奈……虽然生活情境早已发生巨变，但依然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
这力量来源于作家在艺术上的雄心。路遥说过：“应该敢于把触角延伸到别人没有到过的地方，敢于进入‘无人区’并树起自己的标志。”秉持这样的创作理念，他在《平凡的世界》里更加注重书写时代变迁的深度与远见。小说通过纵深的历史背景与广阔的社会场景，展示了在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总貌与情感结构，也艺术地揭示了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来处和去向。作品有对青年农民命运与人生出路的深沉思索，有对国家经济政策引起农民心理、精神状态改变的精细捕捉，也有对时代转型后乡村伦理、传统家庭伦理裂变与重建的思考。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对中国乡村改革为什么会发生和如何建设现代化，都有着总体性的理解和把握，对中国乡村发展道路与农民未来生活的方向，亦有着独到的观察与思考。
由此来看，作家们在创作中必须对时代现实进行总体性把握与深刻观察，也要对历史远景与未来时势进行敏锐思考。如果一味地热衷于描述碎片化、表象化的现实生活；或沉溺于演绎细枝末节的偶然、孤立事件，以建构自己所谓个体经验的独特性；或过度追求技术化的写作，而忽视对时代复杂精神内核的探求；甚或陷入知识崇拜与哲学崇拜，在文本中一味堆砌、移植有关历史与哲学方面的知识，社会、时代、人生的鲜活内容缺失，这样的作品只会造成读者的阅读情绪低迷与审美疲劳，文学的吸引力也会越来越弱。
一部作品之所以能不断地被人阅读，每个时期的人们都能从中读出不同的体验，引申出新的题旨，是因为读者在作品中看到了一个整体性、浑然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不同侧面都对人有所启示，读者亦能从中感受到沉淀在岁月深处的未来社会的走势与潜流。作品能达到这般境界，自然取决于作家的总体性与前瞻性的眼光。路遥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证，为当下作家树立了一种示范。
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充满了关切之情：笔下人物的灵魂里饱含中国文化底色
今天，无数读者依然亲近路遥的作品，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作品全景描摹了改革开放时代与社会的深刻变迁，也不仅仅是因为对特定地域文化的陌生气息与别样韵致的呈现。事实上，在他的作品中，中国人坚韧的生存意志、精神图谱与文化基因是清晰可见的。
在不少充满苦涩与辛酸的画面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乡村曾经历过贫寒、饥饿，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依然倔强、坚韧地直面生存的艰难。在路遥塑造的马建强、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等众多乡村青年身上，我们能感受到“奋斗者”那种顽强、执着前行的精神光焰。尽管人世间有恶意与失意、颉颃与争斗，但他总是深沉地书写着黄土地上人们的美好人性与纯洁道德，笔下的许多人物总是弥漫着动人的善良和仁慈，让读者感到传统道德的力量与温暖。如刘巧珍、孙兰花守望爱情的姿态，是超乎世俗功利的，全然发自人性的本真。田润叶在丈夫李向前伤残之后，放下过去爱情遇挫的心结，以全部身心与爱意呵护丈夫的生活，这正是中华传统道德之于女性身上闪现出来的一抹灿烂霞光。高加林进城失败，返回乡村之后，德顺爷爷等乡亲们对他的安慰与包容，亦是中国农民良善品质的切片式呈现。
路遥的文本虽然是对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现实社会尤其是农村生活的刻绘，但他笔下的人物，总是沦肌浃髓地流淌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透着悠远、纵深的文化意味。在路遥这里，中国人特有的大地情怀显而易见。如《人生》中，刘巧珍失恋后坚持下地劳动，认为大地能容纳所有的痛苦。高加林失意返乡后，也是“两只手紧抓着两把黄土”，恰如德顺爷爷所说：“就是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一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会有！”另外，东方式的神秘情调亦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闪动。《平凡的世界》中的孙玉厚大字不识，但能随手绘制星象图，并对孙少安砖窑出事有预先的神秘感知。孙少平在田晓霞去世后也能与她梦中重逢。与此同时，路遥还描绘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等黄土地上家庭生活的图景，展现出中国人的生活、生存秩序的历史传承，无不照出笔下人物灵魂里的中国文化底色。
从这个角度看，路遥的作品之所以拥有巨大魅力，与其在现实主义叙事里潜藏的中国人绵延久远的生存图式、精神谱系与幽深的文化气息有关，从而自然调动起读者的集体共情。另外，在百年中国文学的乡村叙事中，路遥作品展现出新的叙事伦理，即真正站在农民立场写作，热切关注农民的生存与命运，没有“高高在上”俯察式书写乡村与农民。正如路遥自己所说，作为农民的儿子，他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充满了关切之情。与乡村没有距离，与农民没有隔膜，作品中的主人公与众多读者的人生产生同频共振。于是，他的作品就这样启迪了一代又一代与乡村、与农民有联结的人。
正是由于路遥之定力、眼力、魅力，使得他的作品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力。在新时代的中国大地上，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展开史诗般的伟大实践，作家们如何以高质量的文学作品加以记录和呈现？路遥以文学的方式，探索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现代化议题，恰好为新时代作家提供了有益启示。
（作者：雷 鸣，系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