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西部的新生代(13)

　　当农民的孩子把眼光投向远方的城市，当他们在心底默默刻下离去的誓言，当幼小的身躯为此目标而开始奔波的时候，脚下的这片大地便突然失去了它自然诗意的色彩，顿时荒凉苍白起来。美丽的童年风车再度飞转一定是他们走出麦地后的怀恋了。少年人在求学过程中更多的艰难世事掩埋了快乐的童年，他们将怎样面对命运的挑战，谁来供给不懈的力量，青春励志的一幕幕场景在李学斌的笔下徐徐拉开了。

　　“走出麦地”是李学斌为当代儿童文学镌刻下的一个丰厚意象，它真实而具体地表达了一类自我在社会情境中的价值实现过程。它赋予了一种童年经历具体的社会内容，作家通过强烈的自我主体心灵的磨砺，意在揭示行进中的生命欲富含价值所必然承担的现实难度存在之拷打。该意象充盈的意旨富含隐喻特征，映射散逸出一种普遍意味的价值立场。因此对于当下儿童健全精神的培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文学于李学斌来说，始终是平和、真诚，可放松言说，靠得住的一个交流对象，一种对话方式。因此，作家的创作普遍采用了一种“平视”的写作视角。所谓平视，是指他进入文学的基本态度，艺术操持的恒定基点。他并不过高地仰视文学，不故弄玄虚，不去显摆过分的语言、叙事技巧；他也不看轻、扭曲文学，不滥用个人的自由去任意处置、发挥文学。他秉承了最自然的写作立场，遵循自然的文学创作规律。因此，他的作品普遍具有了一种朴实中见深刻，平易中出思想的内在质地。《走出麦地》可以见出作家形式与内容统一的这一特点。小说用自然的结构与语言叙述了“我”走出麦地前高中三年的生活。繁琐的生活内容在作家平和从容的讲述中被化解了，几个典型事件很有机地拼接出普通农村学生的生活境况。“我们”这一类人的少年、青春期就是这样度过的。若干年后，当众多从麦地中走出，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会“精英”的农家子弟回首往事时，更多的体验并不在战胜命运、成就人生的欢呼雀跃，而是坦然心情的平静，就如李学斌在作品中所一直贯穿的情感基调。而在那些留在麦地的“同学”看来，“我们”的人生已是某种可能的“神话”了。如李学斌对“走出麦地”的回溯，“我们”如此的言说既是对自己的交代，其现实意义也许更在当下，对那些生活在安逸环境中，不懂“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幸福儿童的启示，作家在文末的“后记”中这样写道：

　　“也许，当你拿起镰刀在三伏天里到麦地里出一身臭汗之后；当你顶着炎炎烈日经过捆、拉、摊、碾、翻、扬、晒等一系列繁琐而无谓的程序才看到一堆堆金灿灿的麦粒时，才会真正感到父辈的期望原来是那么单纯而又实在，才会觉得走出七月的麦地其实是每一个农家孩子微薄而又深厚的渴望。而这样的机会，对许多孩子来说，注定生来就被剥夺了……”

　　走出麦地的孩子必然都曾经顶着炎炎的烈日体验了人类最原始的劳动过程，他们能在与土地的亲密接触中，体悟所谓播种、耕耘、收获的真实内涵。大地昭示人的精神体验总是生动而深刻的。而那股殷殷期盼、催促着我们不要懈怠的确定性力量是来自父辈的。李学斌在他的作品中反复表达这个主题。我们因父辈而有了生命，发展了生命，阐释了生命，升华了生命。在我们从生存走向生活的路径上，父辈是领路人，他们始终与我们在一起，甚至不惜付出“血”的代价来唤醒我们丢失了的自我。《金色的手指》以震撼人心的意象着重表达了这个主题。阅读这篇作品时，心灵抖动几近不堪承受。父亲手指被脱粒机削割的残酷场面，与他面对此的坚强挺拔，让我们领略了普通朴实的农民面向生活的勇气，一种真正的西部硬汉气质内化在这个最平凡的人物身上。从他们点滴的生活事件中，我们足以窥见并引动一生的生活力量。那枚粉红色的手指被父亲泡在了酒中，在艰苦学习过程中的木子，每次回家进门看见那个漂亮的瓶子，看见那个被酒浸泡得变了颜色的手指，金黄金黄的，如酣睡中的小小的婴儿，他的心便经受一次感动与锤炼。父亲的爱与叮咛，关切而执拗的眼神，全部凝结在这个活的标本上，在它逼人力量的催促下，木子前进的脚步停不下来了。

　　走出麦地，是非个体的，它包藏了整个土地怎样的代价。一代一代的农民充实了这个过程，在绿色崎岖的山路中，农民的父辈们蹒跚地行走着，为求学的儿女送去一点干粮。在金黄的随风涌动的麦浪中，亲爱的父母在挥舞着镰刀，间或休息时抬头望远时的渴盼，那是怎样希望的目光。年轻的我们，面对这份寄托与交予，实在是不敢也不能怠慢啊！

　　李学斌写出了“我们”这一代际人的成长历程。我们是真正在“现实”的启迪中长大的，鲜活的经历本身告诉了我们“生活”的内涵，这远远大于书本上对个体“自我发展”的学理探讨。有关成长、人生，我们拥有的不是知识，而是体验、同情、理解，以及由此内聚的情感生命力量，这些已全部化成了人生态度与生存智慧。这就是西部土地上的平凡人生，和它所孕育出的不平凡的儿女。

　　走出麦地的天空是明朗的，其明朗并不尽然表现在从农村到城市的文化身份的变迁，而在走出过程中一种精神生命的确立，它所内在性地生成的人格力量，会随着“我们”从子辈到父辈文化身份的变迁而传承下去，李学斌这类作品的深刻意义正在于此。在其最近创作的作品中，这一意义正愈益鲜明地呈现出来。

　　人生的驿站是万千形态的，李学斌试图在用自我曾经“在路上”的经验来启示后来者，为他们奔向未来的停靠点创造可能。除此之外，作家也用童年的眼睛写出了芸芸众生中普通人的人生驿站。一个十岁的孩子对“哥哥的小站”的清晰素描，言辞中似乎不涉及过多的价值判断。“我”缠着在小站当装卸工的哥哥带我去看想象中威风的绿色火车，可是亲临哥哥的小站后，对火车我很快失去了神秘感，更为真实的是小站像一壶开水一样淡而无味的日子，哥哥们却在这里辛劳而有滋有味地过着，平淡人生中的真实在一个孩子的眼中延宕了开来。随着一名装卸工的工伤，很快哥哥也离开了那个小站，不久之后娶回了嫂子……这又是一篇双重视角介入的作品。孩子对新鲜事物的好奇与渴望远行的心情被传神地描绘了出来，同时，成人视角进入后对人生在场的慨叹与把握不定的无奈也从文字中渗透了出来。这是李学斌在童年经验中共现的一种审美内涵。

　　如风车飞转的日子一样重要的是走出麦地的童年经验，李学斌在两种叙事框架内把记忆重现了出来。还要指出的是，性别身份特征在李学斌创作中还有独特形态的体现。这部分创作反映出作家作为一名男性在精神上走出麦地的另一过程，而且蕴涵了充分的代际身份特征。这就是一些与“武侠”意义相关的作品。对70、80年代成长起来的少年来说，“习武”、“少林寺”曾是生活内容中的关键词。这是此一时期港台影视文化进入大陆所产生的最大接受效果，它直接影响构成了几代男性童年经验的主要内容，以此建构的文化心理结构模型是值得深入展开分析的“社会学”课题。“武侠”的内容与目的契合了少男身心发展的性别特征，是一个从身体实践走向精神强大的具体过程。“习武”与“为侠”的白日梦装点了多数少男的童年图景，构造为他们此后人生中最割舍不断的一种情结，积淀于意识深处。对“武侠”的文学表达，在李学斌一定不是有意为之的，应该是童年梦想意念的一种自然流露，对人生未完成理想的一种追忆、缅怀与补偿。《自己的天空》写了两个少年出家少林寺未果的过程。少年人欲图在武侠的世界撑起的一片天空也曾轰轰烈烈，但最终还是破产了，这一场景的映现极具普遍性，“少林寺从此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成人后这部分题材的写作应该是作家再次的白日梦过程，是以文学的白日梦方式对童年梦想的一次平衡，于是在《穿越劫难》中，李学斌让当代的男生仙虎穿越了时空隧道，来到了大宋朝，通过自己的方式过了一把英雄的瘾；在长篇少年武侠小说《迷途》中，作家通过一个颇具原型意味的母题，书写了少年童寄找回血缘身份，为父母报仇的过程。这些作品终于涂写了作家的少年人以武行天下的人生理想，具有重要的代际写作特征。

　　三、文化使命的自觉承担

　　从对童年的诗意追怀到走出麦地的艰辛，李学斌创作的审美材料是在自我。近年来，作家开始突破这一范型的写作，将目光投向当下青少年的生活世界，以强烈的价值关怀意识介入“青春期”这一重要而特殊的发展阶段，旨在对青少年自我认知，情感和社会性的顺应和调适等方面作出积极的引导。因对儿童教育文化使命的自觉承担，作家确立了自身“青春写作”的深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