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馆藏陈白尘致沙汀信一封，用“人民文学”笺，毛笔竖行写，字体遒劲，落笔洒脱，满满4页纸，不删不改一气呵成。抬头直呼“老沙”，足见彼此间的熟稔。是私人通信而无私密可言，信笔所记都是当年的文坛大事。一封信关系两位文化名人，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不可多得的“文献”“文物”。 “窖藏”半个多世纪之后抄录于此，再加上些拉拉杂杂的“漫说”以助读。

　　老沙：

　　昨日是发十二月号最后一批稿子的日期，早晨接到你的信和《欧幺爸》，真是喜出望外！这一篇小说比之你的《夜谈》和《风浪》，有了更多的乐观情绪，文笔也更流畅。我认为是好作品，昨日当即发作头条小说了(同期尚有马烽、葛洛等人的小说)。

　　但看到你的信后，又感动又觉可笑。你的严肃态度是使人钦佩的，但你那么紧张，实在不必要(临写信了还考虑寄不寄出)！你的小说中如果有什么重大问题，我们自然会提醒你，更不会不负责任地让你出丑。文字上如有不妥，自然也会不客气地加以改动的。你如果再迟疑不寄，这一期我又扑空了！

　　靳以逝世后二日，书记处派我去上海代表茅公参加公祭和葬礼。星期六才返京。靳以是老心脏病(十七岁就得病了)，平常不够注意，入党后又更严格要求自己，工作累了些，以致复发。但入院后已转好，但在七日晨零时又发，来得太快，医院不及十分钟后即逝世了，实在可惜！但后事办得很妥当，家属都有了妥善安排了。老巴情绪还算好，但他急于想写些东西了。打算明春去四川住几个月。我劝他带着夫人同去，他却打算独行。川中不妨表示下欢迎。

　　刚才又接十四日信，所嘱修改的两处，当即照办。第二处“詹家请的长年”云云是不妥，我已注意到。想在校样上再考虑改。现在当依你的意见改了。

　　你的新任务是个好任务，川人不写李冰父子实在说不过去。沧浪执笔好处在下笔快，但在人物塑造上你得帮他的忙，这可以你之长补他之短了。预祝你们成功！

　　作协整风尚在高潮中，我们都在忙。天翼又感冒，已一周多了，开会太累之故。金玲在家休养快一年了，有进步，但常反复耳。

　　榴红的作品已注意到了，我正要看，谢谢你的提醒。十二月号拟转载“红色的南江”，这是早就决定了的。

　　文代会大概十二月内开不成了，我们见面将在开年矣！问候玉颀嫂和刚宜！

　　敬礼！

　　白尘

　　十七日

　　这封信写于“十七日”。从信中谈到的几件主要事情推断，这个日子属于1959年的11月。此时陈白尘的职务是《人民文学》副主编，正协助主编主持《人民文学》的编辑工作。

　　信中所谈第一件事是充分肯定《欧幺爸》，直截了当称之为“好作品”。这一段文字热情洋溢，把“喜出望外”的心情表现得一览无余。何以如此？就因为这是沙汀长久噤声之后的惊人一鸣，是作家由观望思考到奋起行动的一个重要转折。须知，为了这一个“转折”的早日到来，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邵荃麟、张天翼……都曾写信苦口婆心劝说抚慰，胡乔木和周扬等更高层领导也曾通过多种渠道送去鼓励和支持。按说，写与不写都是作家自己的事情，即便就此封笔又与他人何干？但那个年代的“同志”关系就是那样，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大家革命路上手拉手，谁也不愿意让一个朋友掉队。至于为什么曾经长时间静默，沙汀在回复江西上饶师专中文系七八级学生詹显华的信中有一个非常客观的解释： “我解放后写的较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担任了文艺方面的行政工作，占用了我很多时间。另一方面，当然也因为我对于新生活不如过去熟悉，需要有一个积累过程。”而《欧么爸》正是他长期的生活积累结出的第一个硕果。正如陈白尘信中所言，这个中篇被“当即发作头条”，与马烽的短篇小说《太阳刚刚出山》、茅盾的评论《从创作和才能的关系说起》、吴晗的《灯下杂谈》(《灯下集》前言)、沈从文的散文《悼靳以》等，一起刊登在《人民文学》1959年12月号上。

　　信中谈到的第二项内容，是沙汀创作《欧幺爸》时的高度严肃、紧张状态。作为一个在文坛久负盛名的老作家，创作一个中篇对沙汀来说本应是驾轻就熟，不算什么事。而事实上他写得却很不轻松很不自信，竟至于“临写信了还考虑寄不寄出”，而寄出去之后还要写信追加修改，谨慎小心得让陈白尘觉得“可笑”。为什么会这样？沙汀在复詹显华的信中也有一个很明白的解释：“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国家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变化又大又快，真是迅雷不及掩耳。解放前我写国统区，各方面的人物变化都不大，写起来困难就少。”“解放后，我们在从事前无古人的极其伟大的事业”，做什么和怎么做，就连“党也在探索”，一个真正负责任的现实主义作家又如何能不负责任地轻易下笔！认真细致地斟酌推敲，是因为他在认真细致地观察分析。对于1950年代的生活，他用一个公民的良知、一个作家的理性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头几年，党在各方面大体都是正确的。大跃进当中和以后，确实出现了三风。”“不过，关于大跃进也要有分析”，“不能否认群众的冲天干劲，只能说党在领导上犯了左的错误。上面左一点，下面左得更厉害。以至党中央、毛主席要纠正那样的错误，不得不花大力气”。观察分析的结果让沙汀注意到写“大跃进”必须搞清楚两个“区别”：一个是空间区别，“我国相当大，有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情况不同，领导干部的水平也不一样。”另一个是时间区别，“大跃进初期情况还是正常的”，“后来由于引导得不好，出现了三风。粮食上不去，就瞎指挥，高估产”，再后来是“调整时期，煞住了三风，已经在恢复和发展了”。所以，他后来曾经特别声明：《欧幺爸》写的是大跃进初期，“不能归结为是写大跃进”。

　　信中谈的第三件事是靳以的去世。靳以原名章方叙，天津人，1909年生，1959年11月7日逝世，终年50岁。靳以早年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后入复旦大学国际贸易系。学生时代即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大学毕业后以写作和编辑为生。1933年在北京与郑振铎合编《文学季刊》。1935年在上海与巴金合编《文学月刊》《文丛》等杂志。抗战期间辗转于重庆、福建、上海之间，一边当教授，一边做编辑，主编过的报纸有《国民公报》副刊《文群》、《大公报》副刊《文艺》等。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从事创作和编辑工作，担任过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等职务，去世前正与巴金一起编辑大型文学刊物《收获》。“他为每一期《收获》要看100多万字的来稿，就是在他逝世的前一天他还在批改《收获》的稿件。”当巴金告诉他一位苏联朋友在最近一期《旗》杂志上发表了专门介绍《收获》的文章时，靳以很高兴地回答说：“我们应当把《收获》办得更好。”“他没有留下别的遗言，”巴金说，“那么这就是他的遗言吧。这就是他最后的愿望吧……”

　　毫无疑问，靳以的遽然离去，亲朋好友中最感痛苦的是巴金。半生合作不离不弃，一朝分别云泥永隔，巴金为此遭受的精神重创可以想见。就在靳以离去的当月，巴金连作三篇文章怀念老友。除去公祭大会悼文外，他先是《哭靳以》：“上午我到了万国殡仪馆……我好像是在做梦。怎么我在这里见到了二十三年前我们两个人的脚迹！就是这个台阶、这个院子和这块草地，它们应该记得十几个青年作家抬着鲁迅先生的灵枢走下台阶到枢车前的情景，那么它们也不会忘记你和我吧。它们也会了解两个普通人的将近三十年的友情吧。但是为什么这样的友情就不能再继续三十年？为什么偏偏该年纪较大的我来埋葬你呢？” 再作《他明明还活着》：“靳以是一个又直爽、又热情的生龙活虎的人……他坐不住，闲不了，他的口要讲话，手要写字；他喜欢做工作，也喜欢交朋友，帮助人。他越忙越高兴，精神越好。他一口气写了十五六篇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文章……今年5月他的入党的要求批准了。他十年来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以后五个多月中间他特别高兴，工作得更积极，任何跟他接触的人都感觉到他的心在燃烧，他的确得到了党给他的力量。他精神焕发，声音响亮，不论是工作或活动，他都不知道疲倦；他自己忘记了他的病，也使得别人忘记了他的病。他写的那许多文章，没有一篇不是热情的赞歌，没有一行不渗透作者对新社会的热爱。每一段、每一句都闪烁着生命的火花。这些文章今天还在读者的面前放光发热……我们不能说他已经死亡。他明明还活着！”陈白尘把《哭靳以》登在了1959年12月的《人民文学》上，却依然不能抚慰巴金的痛苦。是年底，他又借为《热情的赞歌》作《序》来抒发怀念之情：“靳以离开我们已经六十天了。这些日子我常常接到读者和朋友的来信，说靳以的逝世是人们的一个大损失，因为他再也不能为我们伟大的时代唱出新的‘热情的赞歌’了……但是他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美好的东西，这本集子便是其中之一……这样的文章是不会死的，这样的歌声是不会消失的，它们将永远鼓舞我们前进！”连篇累牍满怀深情的诉说，营造了“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情绵绵无绝期”的心灵境界。1979年8月11日，巴金又作《靳以逝世二十周年》：“二十年过去了。他的声音还是那样响亮，那样充满生命和信心。我闭上眼，他那愉快的笑脸就在我的面前。” 1982年3月22日，再作《靳以选集序》：“我想起他，眼前就出现他伏案写作的形象。” “我认为他是一个人道主义的艺术家，有一颗富于同情的心。”“多年来我看见他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地埋头工作，把一本一本的期刊送到读者面前，我深受感动。”——只有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有幸读过这些文字之后，才能真正理解陈白尘信中所言“老巴情绪‘还算’好”的“还算”二字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信中谈到的另一件事情是“作协整风”。1959年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举行，会后即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反右倾运动”(即整风)。作为意识形态的前沿堡垒，中国作家协会自然在运动中首当其冲。有资料记载，1959年11月25日至12月2日，中国作协党组连续召开十二级以上党员干部扩大会议，对郭小川的《望星空》等作品进行分析批判。陈白尘写于“十七日”的这封信中却说运动“尚在高潮中”，听口气好像很快就会高潮落去近尾声似的，而事实证明是他过于乐观地错估了形势。

　　除此之外，信中还谈到了沙汀领受的新的创作任务——写为四川修了都江堰的李冰父子，谈到了张天冀、沧浪和榴红等作家，谈到了全国文代会将延迟召开的可能……所谈每一件事都有史实支撑，因而每一件事都有追叙空间——所有这些内容的铺陈叠加，应该说就是这封信的主要“史料价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