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四封信
来源：文汇报 | 张香还 2017年03月21日08:17
上海武康路巴金故居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的生活曾经有过不止一次的迁徙；一些书物，有的丢失了，有的一时找不到了。这次，偶然翻书，竟找到了巴金先生于七十年代的四封来信，一时的欣喜，自不待言。
巴金先生是我敬重的一位前辈作家，也是我阅读生活中，最早接触和受到影响的一位新文学作家。小时候，在我故乡——江南小城面对狮子林的那座老屋里，我能读到的，就是一本本尘封着的恽铁樵编的《小说月报》、赵苕狂编的《红玫瑰》、王钝根编的《礼拜六》、周瘦鹃编的《紫罗兰》；以后，能够找得到的，也仍然是《彭公案》《施公案》《永庆升平》之类的小说。时间久了，对于鸳鸯蝴蝶的才子佳人，对于英雄豪杰的劫富济贫，不免产生了厌腻。我们就读的晏成中学附属小学，原是教会办的，是一所新型的气氛活跃的学校。一天放学回家，只见姊姊捧了一本厚厚的书，掷下书包，就读了起来。几天以后，我也挤着时间，大家轮流着读。这就是那一本巴金的名著，“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底‘我控诉’”的“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
在这本书里，巴金所刻画的人物，所安排的情节，想不到，对我们是如此的熟悉。这个“家”，应该就是旧中国千千万万家的一个缩影。它受欢迎是如此的热烈，也就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了。
看完了《家》，一时无法借到《春》，只能把别人才看完的一本《秋》借来先读。仅仅看了几个章节，就被书中人物苦难的命运所感动。说来好笑，忍不住还掉下了眼泪，一时为小伙伴传为笑谈。后来知道，巴金早就宣告过：“生活现实使我痛苦。”又说过，他就是“流着泪，写完了这本书的”。作家写书的目的，不就是要通过他笔下的故事，感动读者，要让千万读者像他一样，懂得爱，懂得恨吗？我琢磨到了这点，一些笑谈，尽可坦然处之。
看完了《激流三部曲》之后，在临近小学毕业前夕，我以我的家为雏形，也动笔写了一篇题名“驼铃”的习作，顺利刊登在四十年代初《苏报》的副刊上。得到稿费，又兴冲冲向上海开明书店邮购到了巴金另一长篇《爱情的三部曲》。翻开书页，一个人物的一句话“人生就是奋斗，生活只有前进”，闪耀在我的眼前，深深吸引了我。从此，这句话，似乎镌刻在我的心上。它陪伴着我，激励着我，使我度过了异常艰难的青少年时代……岁月悠悠，一晃，七八十年的岁月，过去了。
“文革”结束后，我和一些师友们的往来陆续恢复。而在略早些时，我在苏州九如巷张家见到了沈从文，在他处耽了两个半天。临别时，沈从文写了给巴金的信，要我返回上海后寄给他。他牵挂着老友在萧珊逝去后的生活……他们的心是连在一块的。他再三嘱咐我，要多去看看巴金。由此，我和巴金开始了往来。
巴金寄我的四封信，现抄录在下面：
一、1976年2月20日
香还同志：
来信收到。从文处我上月中旬去过信，还没有得到回音，可能他还在苏州。
鲁迅先生日记中提到的“南京饭店吃饭”，是1934年10月的事情，我那年11月去日本，先生和一些朋友在南京饭店替我饯行，保宗就是茅盾先生。
匆匆覆。祝
好！
巴金 廿日
二、1977年1月17日
香还同志：
信收到。谢谢您的鼓励。
文章我不曾写。没有报刊的人来组织我写，写了也不可能发表。想写文章的人太多，而发表文章的地方又太少，这个矛盾一时也难解决。
从文至今无信来，可能他仍在苏州。
匆匆覆。祝
好！
芾甘 廿七日
三、 1977年4月1日
香还同志：
信收到。我的旧作的目录勉强给您补全了，不过没有整理，一时也记不出写作和出版的时间，请原谅。将来或者可以找一份别人过去搞的目录寄给您，但目前还无办法。
从文一直没有来信，不知道他回京后情况怎样？病是否已经完全好了？
匆匆覆。祝
好！
芾甘 四月一日
《灭亡》、《新生》、《家》、《春》、《秋》
《雾》、《雨》、《电》（爱情的三部曲）、《春天里的秋天》、《将军》、《憩园》、《第四病室》、《神鬼人》
《长生塔》、《巴金短篇小说一集、二集、三集》
《小人小事》、《怀念》。
《旅途随笔》、《海行杂记》、《怀念》、《短简》
《火》（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寒夜》
短篇：《复仇》、《光明》、《电椅》、《沉默》、《沉落》
散文：《旅途通讯》、《旅途杂记》、《梦与醉》、《点滴》
短篇：《发的故事》、《还魂草》、《生之忏悔》、《龙·虎·狗》、《静夜的悲剧》。
杂文：《无题》、《感想》、《控诉》。
解放后写的：《大欢乐的日子》、《新声集》、《赞歌集》、《倾吐不尽的感情》。
《慰问信及其他》、《华沙城的节日》、《英雄的故事》（短篇）、《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保卫和平的人们》、《谈契诃夫》、《大寨行》、《友谊集》、《李大海》（短篇）
《贤良桥畔》、《明珠和玉姬》（短篇）。
（按：黑体字篇目，为巴金先生添加——作者）
四、1978年11月22日
香还同志：
谢谢您转来的从文的信，我已把回信寄到苏州了，好些时候没有得到他的消息，我正惦念着他。
柯灵住在我家附近，他现在在电影局群文组（？）工作，大概下午休息。他的身体还不错。
我平时下午在家，很少出去，（除了偶尔参加大会外）。要来暂时都行，当然欢迎。
匆覆。祝
好。
巴金 廿二日
巴老写这几封信的时间，实际上离他被批斗、污蔑之为“黑老K”的那一长串黑暗日子并没有多久，身心伤害更无法一时消除。在这样的时刻，把老朋友对他的惦念告诉他，或许可以让他从中得到些许安慰。
关于这几封信，也仍得作一些必要的说明：
其一，过去读《鲁迅日记》，有关鲁迅先生1934年10月6日在南京路饭店招宴的事，是《鲁迅日记》有关巴金的仅见的记载。“夜公饯巴金于南京路饭店，与保宗同去，全席八人”。为巴金东渡学日文，鲁迅先生竟特此邀请多人送行。这是非比寻常的友爱的体现，似可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后来，巴金在鲁迅先生丧礼中，扶柩执绋，也就是情理中必然的事了。
其二，当初写这封信，其实是出之于我的忽然想到。巴金回信写出了特殊环境中，他的无可奈何的心态。
其三，巴金作品目录，是我在“文革”后期，应一位文学青年的要求执笔的。当时，既无书本参考，又没法找到图书馆，更不可能寻求巴金本人的帮助，凭记忆断断续续写了一些。寄给巴金后，他补充了很多篇目。不过最后，这个目录也没有派什么用场，还是一搁了事。
其四，“文革”中间，在我年轻时曾给过我极大帮助的柯灵先生，也遭到了迫害。我多年无法联系上他。巴金信中说柯灵在电影局“群文组”，其处境之尴尬可知。
那一年，在得到巴金信后，我就去了武康路113号，看望巴金先生。
那天是初冬下午，一个没有阳光的日子。来到门前，但见门庭冷落；甚至荒涼而空寂。
巴老亲自开了门，引领着我，走进那间原是会客室的屋子。只见一张卧床，横置中央。旁边桌子上，有一个镜框，置放着萧珊的遗像。在阴暗的光线中，只见周围局促又凌乱。
他招呼我，在屋边两把椅子上坐了下来。
这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但是，只要面对面相处，就会在默契中，自然地感到，他是那么和蔼，那么真诚，那么热情。我面对着的是一个会把心掏出来的人，因此，初时的那种隔膜、那种拘束，很快就消失了。
打开话匣，他就提到了沈从文。他很惦记沈从文的近况。慢慢地，他就开始和我述说他和沈从文心心相印的交往。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沈从文和张兆和新婚不久，就邀请他去青岛相聚。对他来说，这是一段极为欢畅、不易忘记的日子。在青岛，他们一边忙于各人的写作，一边又在闲着的时候，在海边的沙滩漫步……
他提到了年轻时，也就是1934年那次东渡日本的事。鲁迅先生举办的宴席，出席的还有黄源、叶圣陶等几个人。这是他第一次赴日。他喜欢日本文学，对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等一批日本作家的作品，甚为欣赏。他在东京、横滨仅仅耽了几个月；第二年，溥仪访问东京时，几个警察突然闯进了他的居住地；他被带进了警察署，关了十几个小时。由此，就离日返国。以后他再也提不起学习日文的热情……
他提到了他那篇写于朝鲜战场上的散文《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我告诉他，我是在“五次战役”以后，紧接着的“金城阻击战”的坑道中读到它的。描写我军高级军事干部，如此生动、形象、真实的作品，似乎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没有哪一篇可以超越它，读了使人难忘。巴金告诉我，彭总是个谦虚、诚恳、亲切的人。当初写毕，初稿曾请彭总看过。彭总把自己看得很渺小，要求很苛刻，对文章提出了意见，删掉了一些内容。巴金说，写这篇作品时，他为全新的战地生活所鼓舞，当时的心是激动的，但执笔却很轻松，一挥而就。
他提到了当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由他主编的《文学丛刊》，以及散文作家也是他朋友的李广田、陆蠡、缪崇群等人，说他们的作品都是很好的，有自己的文采，自己的风格。他称扬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孤岛时期”被日本宪兵杀害的陆蠡，他的散文蕴藉、凝重，死时年仅三十四岁。他的心灵是崇高的……
好几年后，记不清为什么事了，我又去拜访巴金。走进巴金那间卧室兼会客室的时候，他在床上垫被一角，翻出了一个纸包，交到了我的手中。里面整整齐齐地包着两本书：一本是当年巴金主编，作为《文学丛刊》第一集之一的沈从文的《八骏图》，米色麻布面精装本；另一本则是《文学丛刊》第二集之一，巴金自己的作品《忆》，蓝色布面，红色题名的精装本。《文学丛刊》用此蓝色布面精装，似较少见。在本书扉页，巴老又题着几个字：
香还同志：
化成泥土，为前进者暖脚
巴金
八六 . 五 . 一四
这似乎是他对我的希望，更是对他自己的要求。如此光彩夺目的语句，决不是人人都能写出，都能做到的。只有他。这位称赞过陆蠡是具有“崇高心灵”的人，他自己不也是具有如此“崇高心灵”的人么？！
他给我寄来的，他的一本本新出版的作品，依然放置在我的书架上，他用以投邮装书本的封袋——那上边有他一笔笔亲手写上的地址、收件人姓名以及作为投寄者的他的姓名——我也依然存放在那里。我不忍随意丢弃。这都体现了他们的深情厚谊。
这一切，我都从心里感激他！虽然，他去世，已经有很长、很长的时间了！
2016年岁暮，上海忆润苑
本文刊于2017年3月19日《文汇报 · 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