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汪曾祺1989年签赠本文作者《蒲桥集》

汪曾祺真是个好老头。他去世这么多年了，影响力还那么大，生卒的纪念日总还有人记得，为他举办纪念活动，家乡为他扩建文学馆。这些年来，一些学者和文学爱好者不断挖掘和研究他的史料，也收集到不少他的趣闻和故事。

他生前有诗云：“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他的确做到了。

作为文人，汪先生“送小温”的方式也是颇具文学性的。除了为人亲切、平和、冲淡和有趣之外，我归纳大致有这么独特的三点：一曰做饭，二曰赠书，三曰作序。汪先生是美食家，喜欢写美文、做美食（他不是发明了著名的“塞馅回锅油条”么），这些大家都是知道的。汪先生曾“自喜”：“别人说我的序写得还是不错的。”（看看！他还借别人之口。）——如若较真考究起来，汪先生的序言的确写得好。他不是特别推崇李健吾么？是的，他的序同李健吾先生的书评一样，其实都是美文。关于这一点，我曾撰有《汪曾祺的序言》一文，这里且不去论它了。本文要说的是汪曾祺的签名本，亦即赠书，或者推而广之，包括他赠送字画。

汪先生是没把自己的字画当回事的。“我的画其实没有什么看头，只是因为是作家的画，比较别致而已。”这是他在《自得其乐》一文中说的。他写字画画，从不收钱，曾经有人给他寄过钱，他都如数退回了，还按别人的要求把画好的画寄过去。过去我的回忆文章中曾说过，有时我们去，临走了，汪师母说，老汪，你刚出的某某书还没有送他们呢。汪先生会摸索出两本，签上名递给我们。记得有一回，我把我陆续购买的先生的书带过去，请他都给签上，大约有三四本吧。后来这些书也有丢失的。我那时住筒子楼，一家三口只一间屋子。平时门都是敞着的，同事随便进出，也就不知给哪一位拿去看了没还。先生送我的书，我手头还有几本。第一本是《蒲桥集》（作家出版社1989年3月出版）。汪先生在扉页上题“赠立新，汪曾祺，1989年7月”，那是我从县里到北京进修，一次去先生家，先生给的。第二本《旅食集》是1992年的事了。我已回到天长工作，是汪师母给寄到县里去的。书上题：“赠立新，汪曾祺，1992年11月。”1993年初我到北京工作，接触先生机会便多了。之后的几年，先生送我的书，应该有好几本，但有些丢了，有些完全不记得了。手头还有一本《独坐小品》（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是1997年1月送我的。

我收藏的汪先生的签名本，最有价值和意义的，是《汪曾祺散文选集》。这是汪先生生前送我的最后一本书。他在书的扉页题道：“苏北存 曾祺 1997年5月”。得到这本书距汪先生离世仅仅一周时间。1997年5月9日，我带孩子到先生家去并在那里吃了饭，临走时先生送了这本书。这本书的前后空白页被我写满了字，在书后的空白处，我记下了当天去的日期：“9日同陈浅到汪先生家去。”而在书的前面的扉页上，我记下了送别汪先生的情景：“今天送完这个人。这个人真的作古了。他不是去出差，也不是我们忙不去看他。而是我们永远见不到他了。他永远不可能再同我们说话了，不能再请教他有关问题，听他说一些有趣的事了……5月28日晚记之。”

我现在偶尔翻看我珍藏的这些签名本，看看这些题签，字都十分清秀。不像现在收到的一些赠书，要么龙飞凤舞写满扉页，要么几个字米粒大小缩在书边。看先生的这些题款，同欣赏书法和艺术品一样，的确给人美的享受。

汪先生偶尔也会对自己书的装帧谈一些看法。他曾送我一本沈阳出版社编的《当代散文大系·汪曾祺卷》（1993年6月出版），书的封面是亚光的奶白色，仿佛还压了暗纹，摸上去手感很好。只是书的右下角画了一个葫芦，一个老头袖手蜷腿缩在葫芦里，他给我题了“我并不总是坐在葫芦里”。当时我吃吃地笑了，这么好的设计（版权页上注明此书设计者为李老十），他还调侃。可惜这本书给我弄丢了。几年前到大连出差，在一个山窝窝里的作家村里淘回一本，可惜再也补不了题签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的他的《菰蒲深处》（小说集），是红色封面，书的顶端画了一只小船，船上和水中站着或游着几只鸭子，一个船夫在划着船，左下剪纸似的刻了一男一女抬着一箩筐，筐里坐着一个小娃娃，他调侃说：“像个儿童文学。”

他曾对漓江出版社的《汪曾祺自选集》（1987年10月出版）发表过一通很妙的议论。他刚拿到此书时，对送书上门的聂震宁说：“蓝配紫，臭狗屎。”（此书封面淡紫色，而书名中“自选集”三个大字却是绿蓝色的）。聂震宁回说：“臭狗屎就臭狗屎，反正书是好书。”这本书初版本才印了两千册，汪先生怕出版社亏本，给家乡高邮的官员写信，看家乡新华书店可否能订一点，以解出版社之忧。仅此小事，也可见出汪先生的善良和善解人意，许多时候，他总是为别人着想的。我手头的这本“自选集”，就是购于高邮县新华书店，时间是1988年10月。

这二十年来——先生去世二十年了——我陆陆续续写了《忆·读汪曾祺》和《汪曾祺闲话》两本书，通过对先生作品的细读和一些交往的回顾，逐步加深了对先生的了解。汪先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作家，或者说，是一个有着强烈主体意识的作家。他对自己的认识非常清楚。他知道怎样写才更是自己的，才是有独特风格的。他表面随和，其实内心极其自信，他能看得上的作家并不多。

我知道，有许多朋友手头都有汪先生的签名本。我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这些名单在两本关于汪先生的纪念文集《你好，汪曾祺》和《永远的汪曾祺》中都能找到：黄裳、范用、邓友梅、铁凝、王安忆……20世纪80年代初，汪先生送人书还用毛笔题签，显得很郑重。高邮金实秋是汪先生的同乡，在1982年出版的《汪曾祺短篇小说选》上，汪先生题曰：“赠实秋同志，曾祺”几个大字，字虽为行楷，但可以看出写得很安静，稳健中透着清秀。他给香港古剑的一本《晚翠文谈》，亦为毛笔所题：“古剑兄教，曾祺，85年10月寄自北京。”看笔迹，小楷俊逸，饱满有力，有明人气象。正如他自己所言“似明人笔意”。汪先生1983年画过一幅水仙，边款题：“高邮汪曾祺，时年六十三，手不战，气不喘。”

到20世纪90年代，汪先生名气已如日中天，走到哪里，都有一些崇拜者，则不大见到用毛笔题签了。肖复兴曾说过，一次在北京朝阳公园搞活动，汪先生在场。肖复兴的儿子，小小年纪就喜欢上汪曾祺，于是便带上两本汪先生的书，请他题个字。在《蒲桥集》上，汪先生写下“朝阳初日，萧铁闲看”，这是一份特别定制。作家王干很早就认识汪先生。王干兴化人，也曾在高邮工作，与汪先生也算是小同乡，一回汪先生送王干一本《释迦牟尼传》（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则题“王干同参”四个大字。王干多少年琢磨不透“同参”何意。一次饭局聊天说起，大家七嘴八舌，想“同参”可能是佛教用语，大约离不了同拜之意吧。汪先生总会这样，根据题赠对象的身份特点，写上那么两句，也别有新意，使受赠人心中欢喜。

我有幸能拥有汪先生的这些签名本。我珍爱我收藏的这些签名本。我知道这些字迹现在已十分珍贵了。有时翻开这些书中的签名，看着这些字迹，如晤先生本人，我真是非常怀念他。

（作者：苏北，本名陈立新，多年致力于汪曾祺研究，著有《一往情深：回忆汪曾祺先生》《忆·读汪曾祺》《汪曾祺闲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