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29年，中苏两国因为中东路问题发生了一场战争。

俄国从赤塔到海参崴的铁路，中间有一段穿越中国领土，西起满洲里，东迄绥芬河，这一段就叫中东铁路。这是根据1896年李鸿章到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修造的，于1903年建成。密约第二条规定：

凡续造进中国境内黑龙江及吉林各火车道，均由俄国自行筹备资本，其车道一切章程，亦均依俄国火车章程，中国不得与闻。至其管理之权，亦暂行均归俄国，以三十年为期……（转引自《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1页）

这是一条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铁路。中国人早就要收回它了。1919年7月25日，由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签署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中说：

劳农政府把中东铁路矿产林业等权利，及其他由俄罗斯帝国政府，克伦斯基（Kerensky），土匪霍尔瓦特（Horvath），谢米诺夫（Semenoff）和俄国军人、律师、资本家所取得的特权，都返还给中国，不受何种报酬。

不过，当时中东铁路是在白俄分子奥斯德穆夫掌握之中。苏俄政府先后派遣越飞和加拉罕来华的使命之一，就是想解决中东路的问题。苏俄政府为了中东铁路，曾经多次同张作霖拉关系，1928年张作霖遇刺身亡，张学良易帜，归附南京国民政府。1929年5月27日，哈尔滨地方当局搜查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这一次搜查的起因，据《国民政府外交部公报》第2卷第3号所载署名胡文柄的文章《中东路之概况及我国不得不收回该路管理权之理由》说：

俄国专以中东路为在中国宣传赤化之中枢，而宣传赤化之资金则仰给于东路之收入。本年5月27日正午12时至下午3时，在哈埠苏联领事馆地窖内召集第三国际共产宣传大会议，列席者为东路沿线各处之首领及哈埠铁路人员，又三十六棚地区各工厂职工联合会，苏联中央商业联合会、苏联商船局、远东煤油局、远东贸易局等机关并赤塔伯力各地之共党首领均来哈参加，共约八十人左右。而东路商务委员司达禅维赤为重要首领之一，前驻辽俄领库滋聒鍼夫亦与会。中国为贯彻自卫主张，始有搜查驻哈苏联领馆之举。（转引自《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十一卷，第656页）

这一次搜查，抄走文件、书籍等物件两汽车，并拘捕了苏联驻沈阳总领事、领事及馆员39人。中东路苏方副理事长齐尔金提出抗议。5月31日，苏联政府照会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和要求。7月5日，国民政府决定对中东铁路采取强硬态度。11日，中东路督办吕荣寰与中东路苏方副理事长齐尔金交涉规定局长权限，要求双方平均用人，并用中苏文字，及建立中苏局长会签制度，遭到苏方局长叶穆善诺夫的拒绝。吕荣寰即将他撤职，任命范其光为代理局长。13日苏联政府发出最后通牒，17日宣布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随即兵分三路向中国进攻。一路于20日进攻绥芬河，因为中国军队防卫坚强，未能奏效。进攻黑龙江松花江合流处的一路军队、进攻满洲里的一路军队，开始也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为了加强兵力，1929年8月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2号（特字第90号）记录》里有《政治局1929年8月1日决定》：

决定：（1）以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名义答复通过张学良的信转达向奉天的建议，指出：

1、张的建议是使破坏奉（天）北（京）协议的行为合法化，苏联政府绝对不能同意；2、重申我们在答复蔡运升第一个建议时提出的建议，说明苏联作出这个让步是出于其爱好和平的政策。责成由加里宁、莫洛托夫、加拉罕和斯托莫尼亚科夫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审定答复。

（2）建议梅利尼科夫去赤塔。

（3）在报刊上加强宣传运动。

（4）最大限度地动用一切施压和镇压手段。

（5）立即（于8月2日）在报刊上公布梅利尼科夫同中国人的整个谈判过程，并作出相应的评论和指出日期。（《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八卷，第147页）

其中1929年8月6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决定：采纳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同志的建议。

（1）在远东成立特种军。

（2）任命布留赫尔同志为该军司令。

（3）批准立即下达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以下命令：“1929年8月6日。1、把目前驻扎在远东地区的所有武装力量合并为一个军、授予它‘特种远东军’名称。2、任命布留赫尔同志为‘特种远东军’司令。3、布留赫尔同志立即履行其职责。陆海军人民委员兼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伏罗希洛夫。”（同上书，第149页）

布留赫尔就是1926年在广东帮助北伐战争的加伦将军。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要他指挥“特种远东军”即原来驻扎在远东地区的所有武装力量（包括海军和空军）这样强大的兵力来同中国打一仗。他们是抱定必胜的决心的。

1929年9月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4号记录》就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了配合中东路战争应该有所行动了：

听取：2、（18）——关于加强中共在满洲的工作问题。

决定：2、——（1）责成中共中央在北满采取措施，加强在工人、农民、铁路员工中，特别是在军队中的工作。

（2）建议中共中央在南满加强在工人中，特别是在那些在南满铁路上工作的中国工人中的工作。

（3）向中国派遣一位负责的中国同志，就中共在满洲的任务对中共中央作出指导。

（4）向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派一位中国同志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

（5）在莫斯科各学校动员50名中国同志，派他们去东方加强在北满的工作。还要吸收居住在苏联远东的中国同志和朝鲜同志参加这项工作。

（6）责成中共中央及其驻哈巴罗夫斯克代表采取紧急措施，在满洲出版和散发中文报纸和传单。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八卷，第164页）

1929年10月7日从索契发出的《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更提出了一个组建中国人的军队的新计划：

中国将出现麻烦。顺便说一句，我觉得，我们该转到满洲起义的革命运动方面来了。为完成一些偶然性任务，我们向满洲派遣了一些队伍，这当然很好，但是不够。我们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我们应该要组建两个由两个团建制的旅，主要由中国人组成，向他们提供一切必要的武器（火炮、机枪等），让中国人当旅长，并把它们派到满洲去，给它们的任务是：发动满洲军队起义，把其中可靠的士兵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其余士兵遣散回家，预先要解除指挥人员），扩编成师，占领哈尔滨。积蓄力量后宣布废黜张学良，建立革命政权（搞垮地主，吸引农民，建立城乡苏维埃，等等）。这样做是必要的。我们可以这样做，并且我认为也应该这样做。这样做不违背任何“国际法”。大家都会明白，我们反对同中国作战，我们的红军战士只守卫我们的边界，不想进入中国的领土，而如果满洲内部发生起义，那在张学良所建立的制度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事情很重要……（同上书，第187页）

这时瞿秋白正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既然斯大林有这样的考虑，他也就行动起来。黄平在《往事回忆》里说：

（1929年）9月间我回到莫斯科。瞿秋白对我说，张学良上了蒋介石的当，抢了中东铁路，把苏联局长驱逐出境。这就是1929年的中东铁路事件。斯大林要我们组织一个苏联远东境内华工的武装队伍，以便必要时开入中国。瞿秋白指定我当党代表，刘伯承当司令。瞿秋白还说，邓中夏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建国十周年纪念典礼，他会到赤塔等我，一起去伯力，协助我们制定一个初步计划，然后他就回国工作。我按照指示就出发了。到了赤塔，果然见到了邓中夏，我们一起乘车到伯力。伯力是苏联远东的行政中心，我在那里找到苏联远东党委员会的书记。他知道此事。把我安排在他同一间宿舍的小房间里，伙食由食堂供应，我又到苏联远东红军司令部找到加伦将军，他是该军的总司令，我在广州已经认识他了，他也知道此事。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参谋长，姓名我不记得了，他曾经当过冯玉祥的总顾问。还把我介绍给他的政治部主任，名叫古雪夫，他们并把离伯力十几公里远的一所营房交给我们使用。该地叫红河。我们的同志后来把我们的队伍叫做红河赤卫队。我们得到苏方的充分合作，粮食枪支供应都无问题。当时的任务就是招募华工。为这件事，我到海参崴去，那里的同志召集了许多华工，多数是开金矿的华工。我向他们做了一些宣传鼓动工作。后来华工就陆续来到红河。总共大概有三、四百人。刘伯承手下有许多曾在莫斯科各兵种学校学习过的中国同志，我记得有一个叫王一飞的同志，他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在广州时他常来省委，我指定他当政治部主任。还有一位是冯玉祥军队的骑兵军官，他来莫斯科深造。解放后听说他是解放军骑兵的一位名将，名字记不住了。我当时有病，需要每天治疗，所以我住在伯力，与苏方联络。刘伯承在红河主持队伍，除了来伯力参加一次广州暴动纪念会之外，我不记得他来过伯力。他把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工作上，这是他的一个优良品质。

1929年底，苏联军队从绥芬河攻打张学良的军队，张军大败。这次作战是由参谋长指挥的。

1930年初，有一天早上，我忽然接到通知，到火车站给加伦将军送行。在那严冬腊月的时候，加伦将军露出耳朵和脸，十分威武地接受欢送人的致意。欢送人并不多，只有二、三十人，加伦将军是出发到满洲里亲自指挥决战的。不到几天，张学良军队被包围，十万多俘虏被押到苏联境内，再送到金矿去开矿，停战谈判是在日本领事馆进行的，结果恢复了中东铁路原来的状况。

加伦将军回伯力后，曾经在一次党的负责人会议上作了这次作战战略的报告。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只记得当时的战略是布置极少的队伍在满洲里，然后用大量军队迅速深入地把张学良军队全部包围。（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71页）

布留赫尔的“特种远东军”投入战斗之后战局立即改观。11月，满洲里、扎赉诺尔等国境要冲都被苏军攻陷；11月24日，连距国境80公里的海拉尔也被苏军攻入。守卫扎赉诺尔的一个旅七千官兵，激战一昼夜之后伤亡殆尽，旅长韩光第殉国。这个战略确实很厉害。中国参战部队成建制地陷入包围圈。包围圈里的官兵都成了俘虏。被俘的旅长梁忠甲在后来停战遣返之后不久死去。被俘官兵的人数、他们在被俘期间死去的和遣返之后不久死去的人数都未见统计。11月30日，张学良派代表蔡运升和李绍庚到伯力与苏方谈判，不得不接受城下之盟。

1930年1月，瞿秋白写了一篇《中国的苏维埃革命》，热烈赞颂苏联的这一次军事行动。他把这事和国内的一些工人罢工、江西红军的反“围剿”战争联系起来，说：

中国工人群众的这些示威和农民游击战争的发展，和苏联的远东军防御满洲军阀而打的胜仗，是同时的。这并不是偶然的事。中国的工农把苏联远东军的胜利，认为是自己的胜利。普通的中国工人都高呼“俄国的苏维埃万岁，中国的苏维埃万岁”！“毛泽东的红军万岁，加伦（布留赫尔）的红军万岁”呢。（《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六卷，第824页）

瞿秋白的文章说是“苏联的远东军防御满洲军阀”，事实上战争是在国界线的中国一侧进行的，“防御”二字用词不当。他又说“中国的工农把苏联远东军的胜利，认为是自己的胜利”，显然把当时中国工农群众的政治觉悟估计过高。陈独秀就不是这样估计的。陈独秀这时已经离开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可是他还是以共产党人的态度写了一封《给中共中央常委同志信》（署名“撒翁”），指出他们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宣传方法欠妥，他主张这样立论：“详细指出：在未推翻帝国主义宰制以前，中国真能收回中东路是怎样的一个幻想，而且这一幻想必然酿成中国民族实际的莫大灾难。”因此他主张提出“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卖国政策或‘误国政策’”的口号。（《陈独秀著作选编》第四卷，第376页）陈独秀的这个主张，考虑到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希望用这样做是不是于中国有利来说服公众；这比起那些只会说“拥护苏联！”“变反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的人确实要高明一些。不过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在未推翻帝国主义宰制以前，中国真能收回中东路是怎样的一个幻想”呢？这里面并没有什么逻辑关系。而1929年8月3日《中央答复撒翁的信》说：“就是中国群众真正如你所想象的这样落后，我们亦不应掩讳正确的观点，降低我们的口号，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所以中央在宣言上这样的指出是完全正确的”。8月11日陈独秀写了《复中共中央的信》（《陈独秀著作选编》第四卷，第394—400页）,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在这两封信里，没有说一句关于中国主权的话，完全是一种苏联之友的立场。不过比起瞿秋白来，他看到了群众的政治觉悟没有那么高。

瞿秋白这篇文字生前没有发表。他生前发表涉及中东路战争的文字，有1932年在《北斗》上的杂文《民族的灵魂》，其中以调侃的态度提到了韩光第和梁忠甲的死。这篇文字现在可见于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第一册（第278页）。后来瞿秋白自己编辑文集，将这一篇删去了一大段文字，其中包括调侃韩光第和梁忠甲的这几句。在依据作者的定稿编印的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一卷里就没有这些文字了。他为什么删去这些？是不是对这一事件有新的考虑？因证据不足，我不好猜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