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在我心目中，洪先生属于那种“大器晚成”的学者。他1961年本科毕业后就留在了北大中文系任教，是资格很老的“老教师”。人们很难意识到，80年代风头很健的“青年学者”如钱理群、赵园、黄子平、曹文轩、戴锦华等先生，其实是洪先生的学生辈。虽然，当代历史的错乱之处也在，洪先生和钱理群先生事实上同龄，都是1939年生人。洪先生1999年出版36万字的代表作《中国当代文学史》时，已是花甲之年。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他是90年代才开始活跃起来的学者。我甚至有一两次听人开玩笑：原来洪子诚是个老先生啊，我以为是年轻学者呢！其实《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之前，洪先生已经完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新诗史》（合著）等重要著作，只是名声和影响还在比较专业的学术圈内而已。

《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994年我决定师从洪先生的时候，他刚刚结束日本东京大学的两年教学任务归国。他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我是因为听了吴晓东、韩毓海等年轻老师的鼓动，选择洪先生做导师。不过，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坚定了我的选择。1993年，北大出版社在校园内有一个很小的门市部。因为书太多，一些折价书摆在院子里。我从中挑选了一本绛红色的精装书《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因为那些作家和流派与我喜欢的当代文学相关，虽然读不太懂，但是打折书，决定买回去慢慢看。我那时完全没留意过“洪子诚”这个名字。奇怪的一幕是，我走到门市部的柜台交钱时，一位书店工作人员对售货员大发雷霆：洪先生的书怎么可以折扣这么低！把他的书全部搬到室内来！我没弄懂事情的原委就赶紧离开了，当然，还庆幸用很低的价钱买了一本很好的书。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有人用如此尊敬的态度谈到另一个不在场的人，而且，也是第一次在校园里听到有人用“先生”称呼一个老师。因此印象深刻。

第一次见到洪先生真人，是在他北大蔚秀园的家里。我不请自到，拿着几篇自以为得意的论文未打招呼就去拜访他，并且也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要求做他的研究生。洪先生坐在堆满书的房间里接待我，温和地和我谈话，谈些什么都忘记了。我的印象里，一点都没有紧张的感觉，反而觉得洪先生有点局促似的。后来在洪先生面前，我一直都很自如甚至张狂，虽然我常觉得自己生性拘谨。他总是很平等地交谈某些问题和某些书，还会反过来问我的态度和看法。

1996-1997年间，《中国当代文学史》最后收尾的那段时间，因为洪先生生病，所以我帮他做一些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并模拟他已有的样稿、思路和笔法改写了最后三章的初稿。在新书研讨会上，这三章受到了最多质疑，让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那只背后站着老虎的狐狸一般。幸好这三章洪先生后来全部重写了，我以后看到也不再脸红。但我因为这本书得到了很多殊荣。好多次，有不认识的学生或朋友过来打招呼，说因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他（她）们知道了我的名字。洪先生后来在访谈文章中提到，《中国当代文学史》完稿的时候，自己惴惴不安，便问我觉得怎么样，我的回答居然是“还可以吧”。这件事我没有印象。不过想想以洪先生的宽容，我这么张狂的回答也不是不可能的。

洪先生年轻时的腼腆和低调被很多人提及。最近出版的《两忆集》、《回顾一次写作》中“曝光”了他年轻时的几张照片。年轻的洪子诚那种腼腆和青涩，让我们学生大开眼界，同时也想到那时他一定是那种内心丰富、感觉细腻而又极度敏感和羞涩的人。戴锦华老师讲过的一个著名“段子”：洪先生给她们78级文学班监考，他坐在讲台上埋头看书，抬头无意间看到有学生偷偷传抄考卷，他像自己干了坏事一样脸红了。我没有见过这种充满喜剧感的场面，因此总有些怀疑这个段子的真实性。

在我读书的90年代，谢冕、洪先生牵头组织“批评家周末”，会后聚餐时，孟繁华、徐文海、孙民乐等老资格学生，在谢先生面前略有拘谨，在洪先生面前就完全称兄道弟，亦师亦友。他们敢趁着酒兴拍洪先生的肩膀，但即便醉了，见到谢先生也还是毕恭毕敬的。他们对洪先生的学问其实是极为佩服的。孟繁华后来写道：“我的一个朋友说：‘洪老师的研究真正把当代文学纳入了学术的范畴，使当代文学成为了一门学问’。其评说如何自当别论，但这样的评价足以说明子诚先生在青年学人心中的位置”。所以也有人说，他们很“怕”洪先生。我想洪先生谈学问时大概是让人害怕的，但是聊天时却很风趣。我常常见识到他的种种“冷幽默”，不时在课堂和会场引发一片笑声，也为朋友们平添许多乐趣。前几天，华南师大的滕威老师来京召集我们一起聚聚，电话打到洪先生家，他说：“太好了！每天在家吃糠咽菜，暗示贺桂梅、李杨他们好多次请我出去吃饭，他们就是假装听不懂！”让我大呼冤枉。

洪先生的这种平和，我常以为是人生阅历和智慧的表现。年轻时的敏感羞涩、中年时期的严肃深沉，到了老年，都化作有幽默感的包容。90年代后的洪先生，与他年轻时比起来，别有一种潇洒而睿智的风采，仿佛许多沉重的东西，这时都得到了舒解和释放，并转化为特有的人生智慧。

二

我常想，洪先生或许是最适合做“文学史家”的人。在对当代文学做学术的梳理和研究，与通过文学而感受、体认生命之间，他做到了一个学者可能达到的化境。

洪先生常常慨叹，他不如钱理群、戴锦华先生那样具有“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能力，但他也不是学院和书斋中职业化的“读书人”。他的位置介乎两者之间。也可以说，他把握到了一种关于学术、学者的独特位置。赵园先生曾这样评价：“校园对于其间人物的影响，是我感兴趣的题目。洪先生的特别之处，在我看来，也在学人而有文人气习”，又说：“洪先生常说到自己的‘怯懦’、‘犹豫’，我却相信他的性情中有较为坚硬的东西，不易磨损，能抵抗外力的销蚀”。

洪先生是学院中人，且是典型的“北大人”。1956年他17岁，从南方一个小县城揭阳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此后，他的求学、就职、生活、学术研究等，就都与这个叫燕园的校园联系在一起。校园的生活是平静的，但人的精神却并不平静，应该说更丰富更复杂；从50年代到新世纪，这个校园也并非总是安宁，当代中国历史中那些曲折的事件和变动，在这里也都以不同的方式发生了；而在这个号称全国最高等学府中的文学与文学研究实践，也常常处在前沿位置。这些都对洪先生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经历或历史经验对许多人都是相同的，每个人则会有自己不同的应对方式。

50年代大学时期的洪子诚

称洪先生为“文学史家”，不仅是指他在学术专业上以当代文学史的写作著称，同时也指他内在的精神气质：他是有能力将繁复、断裂甚至悖论性的当代历史经验和文学经验，进行理性的学术处理的人。他并不是时代的弄潮儿，但是他能包容历史的丰富与厚重。这是文学史家的最重要品质。

洪先生常常自嘲，自己缺少把握新时代的敏感。关于50-70年代，他说：“我没有出过风头，也没有被打倒在地：这是幸运，也是悲哀”。但那段历史中的复杂经历和记忆，却成为他长久反思、咀嚼的对象。关于80年代，他常讲的一个故事，是1980年春天去南宁参加“全国诗歌讨论会”。当时诗人、诗评家都在为“朦胧诗”激动不已，谢冕、孙绍振先生的两个“崛起”就酝酿于那次会议。洪先生内心也是支持“朦胧诗”的，但他谈论的却是早已“淡出历史”的诗人田间。对自己“判断力”、“前瞻视野”的怀疑，使洪先生选择了在80年代相对冷落的文学史研究。不过，虽然不是“弄潮儿”，但洪先生文学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视角，却从来没有离开过新时代。

日本学者竹内好曾这样评价鲁迅：“他不是先觉者。他一次也没明示过新时代的方向。……他不退让，也不追从。首先让自己和新时代对阵，以挣扎来涤荡自己，之后，再把自己从里边拉将出来”。我觉得这段话用来说洪先生也是合适的。他是以“挣扎”、“怀疑”的方式，将自己置身时代前沿，并在与新潮的紧张角力过程中，形成独特的自我和作为文学史家的主体意识。

洪先生受到最多赞誉的著作是《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年在北京大学的研讨会上，钱理群先生说，这部书“标志着当代文学有‘史’了”；谢冕先生则说，这本书标志着洪先生“作为一个学者的成熟”，也标志着“‘当代文学’学科从幼稚逐渐走向成熟”。《中国当代文学史》此后成为各高校的教材和参考书，多次再版（2007年修订重版），印刷总量达60余万册。译成英文、日文，也即将译成俄文和韩文出版，是国际学界影响最大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可以说，这本书使洪先生跻身于当代中国最优秀的文学史家之列，也使一个学科——当代文学——获得了相应的学术地位。

这本书是洪先生多年教学工作和参与文学史写作的结晶之作。洪先生常说：我主要是个“教书匠”。他的学术研究常和他的教学直接联系在一起。但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使他的每一次授课都成为一次思考和锤炼观点的过程。在80年代，洪先生承担了10多次当代文学史的基础课教学，每讲一次都会重写讲稿。这些讲稿的一部分，后来出版为《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这是最早反思新时期文学的限度，并从作家意识的内部做出批评和探讨的著作。1991-1993年间，洪先生在东京大学的教养学部讲了三个学期的文学史，其讲稿历经曲折出版，即香港青文书屋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在此基础上扩充、展开和推进，洪先生完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2002年退休以后，洪先生曾三次受邀到台湾的大学讲课。一位台湾老师写道：“目前在台湾专攻中国现当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青年学者，大概很少没旁听过洪先生的课的。”

洪先生的另一特别之处是，历史的机遇和偶然，使他在50-70年代、80年代，都参与了文学史写作。还在学生时代的1958年，洪先生和其他当年的六位学子，在高校学术大跃进的集体写作文学史热潮中，编写了第一本现代新诗史《新诗发展概况》。尽管对这部年轻时的“造反”之作普遍评价不高，但参与写作的先生们都承认，这事实上也成了他们学术研究的起点。洪先生与刘登翰先生后来在80年代再度合作，在此基础上全盘重写了当代部分。这就是影响很大的第一部当代诗歌史著作《中国当代新诗史》。

刘登翰、谢冕、洪子诚

1977年，洪先生参与北大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的组建工作。为给恢复高考的学生编写教材、也为适应新时期的变化，教研室的五位老师编写了《当代文学概观》。这是文革结束后出版的当代文学教材中最早的一部。1986年修订重版后，很长时间还被一些高校用作教材。

《中国当代文学史》超越了此前的写作范式，将当代文学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本书的另一意义，被认为是第一部个人独立完成的文学史著作。但此前的写作和研究经验并没有简单地抛弃，而是在批判性的反思中，被重新理解。在洪先生看来，学术研究不同于道德化评价，它首先应该深入某种政治（历史）逻辑的内部，去探索其被构造的发展轨迹。80-90年代当代文学史的许多研究，要么重复50年代构造出来的那套框架，要么推翻另建一套说法，而洪先生的做法，是“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勾勒这套框架被建构的过程，及其中互相冲突、矛盾的力量关系演变，从而客观地描画出了当代文学的历史图景。

三

在洪先生的精神世界中，“历史”与“个人”构成了充满张力而具有能动性的两条轴线。这里的“个人”即研究者的主体结构。如赵园先生所说，洪先生是有“文人气习”的人。他对学术问题的处理不仅是职业化的，而是与文学、思想等一起构成了他的“整体人格”。

2002年从北大教职上退休以后，洪先生有意识地选择的一种写作文体，是从个人经验角度切入，重新思考当代的历史、学术、文学问题。这包括《我的阅读史》《两忆集》以及他牵头组织的《回顾一次写作》。应该说，洪先生的历史记忆和反思能力是超常的，他极大地凸显了“个人经验”之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同时，洪先生性格与精神中那些“坚硬”的东西，也正是在这些反思中明确无误地表达出来。

洪先生第一次在《语文课外的书》一文中，提及出生基督教家庭对自己的影响。“我的外祖母和父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高小上的是教会学校，所以，读（和听别人读）得最多的，是《圣经》”。《圣经》对洪先生的影响，其一是对“界限”的意识，“一个人要时刻保持对善恶、美丑、经验和超验区分的信心”，所以他认为自己在最基本的方面，仍是个“二元”的信仰者；其二是对词语的感觉，“文字能创造一个世界，对我来说，真是一种奇妙、甚至神秘的事情。”后者使他从初中时代开始，变成一个文学爱好者，“我觉得书本为我提供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比起我见到的，每日所过的日子来，要有趣得多”。这种对于文学的爱好一直持续下来。可以说，没有文学爱好者的洪子诚，就不会有文学史家的洪子诚。

2012年，洪先生出版《我的阅读史》，提及自己不同时期阅读的、影响甚深的著作（和人），也勾连起不同时期的阅读记忆。其中最精彩的是关于契诃夫、《日瓦戈医生》和《鼠疫》的写作。从这些文章里，我们可以窥见洪先生精神世界的深邃之处。一个时期的阅读心态、当时的生活经历和心理感受，与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感悟结合起来，同时也包含了对这些理解和感悟的反思性思考。学术观点因此不仅仅是理念，经过丰富人生阅历的咀嚼与思考，而成为了某种“智慧”。比如从契诃夫那里理解的“怀疑”，比如从《日瓦戈医生》那里理解的“生活”和“大自然”，比如从《鼠疫》那里理解的“艺术”与“道德”的张力……

台湾淡江大学吕正惠先生在为洪先生台湾版的《阅读经验》所写的序言中，提及两人的有趣交往：在如何看待文学的本质上，两人分属两派，洪先生是“文学自主派”，而吕先生是“灵魂工程师派”。两人因此常常开玩笑地互相争吵，“彼此嘲讽”，但“交情却越来越深厚”，“这让我的学生颇感奇怪”。吕先生认为原因在于，“我们两人都是真正的文学爱好者”，“每个人如果真心实意的寻找自我生命的价值，常常就需要某些特定的文学作品来作为这种价值的依托”。在这一点上，文学关联的不仅仅是某些作品，而是“人生态度和美学态度”，是某种“信仰”一样的东西。

洪先生的文学趣味，正如他的音乐爱好，都偏于俄国、东欧作家。这与50年代读书期间的经典资源相关，也与洪先生的个人性格相关。在某一处，他提及伯林谈论的“法国作家”与“俄国作家”的差别：前者是专业的小说家，而后者则总是要求将他的“整个人格”都与文学关联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洪先生的学术、文学趣味和精神诉求，毋宁都是更“俄国式”的。

在洪先生那里，与“文学”的位置相当的，还有“诗歌”和“音乐”。洪先生不善写诗，但他一直热爱诗歌和研究诗歌。2012年八卷《洪子诚学术作品集》出版研讨会的答谢词中，洪先生引用赵园先生的话说道：“一生钟情于诗，是一件美好的事，经由诗而保持了审美的敏感，对文字的细腻感觉与鉴赏力”，“这确实‘润泽’了我本来枯燥、灰色的人生”。洪先生的弟子大多是诗人，同时也研究诗。比如大名鼎鼎的臧力、周瓒、冷霜、胡续冬，他们在北大校园简直可以说呼风唤雨，在粉丝群面前总是“大师”气派，唯独见了洪先生，都变成了谦逊局促的学生。洪先生曾主编过一套《北大诗选》，序言提及他和北大诗人们的交往，写到诗人们千奇百怪的笔名、王清平的字、骆一禾的毕业论文、麦芒的长发……2001年北京大学成立新诗研究所，出版“新诗研究论丛”和《新诗评论》刊物，洪先生都是主要组织者和运作者。我是洪先生弟子中少数两三个不写诗也不研究诗的学生之一。以前觉得无所谓，后来慢慢感到，不懂诗而要进入洪先生的精神世界，便欠缺了不少。

洪先生的一大爱好，是听古典音乐。在蓝旗营他那间不大的书房里，最显眼的就是一套音响。传说北大中文系的两大音乐发烧友，一是洪先生，另一是语言专业的王福堂先生。不过洪先生一直否认他是“发烧友”，只是听听音乐而已。他和吕正惠先生的交情，除了不打不相识的文学观，可能还因为两人都是CD爱好者吧。洪先生有过两三篇文章写到他与音乐及对音乐的理解。童年时期的唱诗班经历，可能是最早的源头，但是真正变成爱好的，却是50年代北大学生校园生活中的一种社团活动：哲学楼101是固定的音乐欣赏的地点，大一的洪先生会把几乎每个周末晚上都消磨在那里。那时他还是十足的音乐外行，“有时候不过是想安静地坐在那里，抛开为生计的处心积虑，听那些仿佛来自心底，但又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我常常想象，在枯燥的学术工作之余，心仪的文学作品如果提供给洪先生的是某种“生命的支点”，那么音乐可能就是他遐想神游的另一个美妙世界了。

当然，除了这些“高雅”的爱好，洪先生还是球赛爱好者和汽车鉴赏家，虽然他既不会踢球也不会开车。戴锦华先生开玩笑：洪老师这些都是“大男孩的爱好”。

写到这些洪先生的个人情趣，忽然会意识到他是多么的“文青”。现在这个词已经十足贬义了，但用在洪先生及他们那代人身上还是合适的。谢冕先生就毫不愧疚地宣扬“文学是一种信仰”。洪先生也一样，只是他不张扬出来而已。但这里的“文学”其实并非所谓“纯文学”，而是可以给人不断提供精神滋养的“经典”。在这一意义上，文学、诗歌、音乐，甚至《圣经》都是一样的。马修·阿诺德说：文学是宗教消失时代的替代品。只要我们还需要内在精神的滋养，需要构建别一世界的精神想象和依托，广义上的文学就不会消失。也许，这是一项高尚者的事业，它与政治相关，但永远比某一时期的政治更广博，因为它创造的是无比广阔和无限可能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