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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也牧：浩然的文学指路人

1955年，浩然酝酿一部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的小说，随后用业余时间创作出长篇小说《狂涛巨浪》。其时浩然的工作单位是北京的俄文《友好报》，他将稿子就近交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收发室。

1957年1月22日，浩然接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位未报姓名人的电话，约他第二天到出版社二编室主任吴小武家里谈谈对《狂涛巨浪》的意见。浩然将此事告诉记者部的同事朋友贾玉江，他们都认为出版社将要出版那部长篇小说。从贾玉江那里浩然得知“吴小武”就是自己仰慕已久的名作家萧也牧。

萧也牧原名吴小武，其长篇小说《锻炼》建国初期在《中国青年》杂志连载，小说描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是“活”的、“真”的知识分子形象的首创典范。接着，《人民文学》又发表了萧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并很快被搬上了银幕。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显示出萧也牧在艺术上的探索和跨越。但是，就因为这种探索和跨越，萧也牧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挨棍子的作家。其后，萧也牧恢复了吴小武的原名，来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干起编辑工作，一干就是十年出头。丛刊《红旗飘飘》，长篇巨著《红旗谱》、《红岩》的出版发行，都有他不可磨灭的功劳。

浩然不仅读过萧也牧的这两个作品，从心底也真是喜欢。但是，从对萧也牧无情的批判和口诛笔伐里面，二十几岁的浩然也悟出了一个残酷的道理：搞文学创作，闹不好也会犯政治错误。萧也牧虽然在文坛上消失了，但他并没有在浩然的记忆里消失，在心里，浩然对萧也牧依旧仰慕。从《河北日报》调到北京，浩然第一次逛东安市场的旧书店，发现一册单行本的《锻炼》，没看价钱贵贱，从书架取下就买了。

第一次接触仰慕之人，浩然心里有些发憷，请贾玉江陪自己一同前往。

萧也牧的衣着、长相出乎浩然的意料：萧也牧又高又瘦，肩背微驼脸庞黑，眼睛不大却格外明亮有神，厚唇阔口，极富表情，让人感到亲切。一身蓝制服，不仅不合体，还极不整洁，露着里边驼色的毛衣，袖口挂着被磨断的线头。猛然看去，像个刚下班回到家里的修理工。只有谈起话来热情和蔼、细声慢语，透露出一点文弱书生的气质。

萧也牧掐灭了还没吸完的烟，拿出浩然的那包稿子，在桌子上放下之前，先抻过一张旧报纸垫在下边，然后坐到浩然跟前，细声慢语地谈起对稿子的意见。不仅对作品的结构、人物的设置这些艺术技巧问题谈得很细致，对浩然很有启发，就是对内容，也就是对农村的生活和人物，同样谈得头头是道，符合情理。萧也牧肯定了小说乡土气息的浓厚，作者对生活有独到的感觉和一定的表现能力，但建议浩然从写短篇开始。

这诚然是一次退稿的谈话，浩然却没有感到难堪，甚至没有丝毫的扫兴。萧也牧平和的态度令浩然折服，对萧也牧的信任，不知不觉就在浩然心里产生了。正因为如此，浩然的写作热情和信心，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强。

谈话持续时间不短，浩然他们起身告辞，萧也牧和他的妻子李威一直把他们送到大门口。浩然发现自己的一条花格子围巾忘在了萧也牧家，返身去取，结果又让萧也牧夫妇再次把他送到大门口。

回家的路上，浩然就买了一套《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选购了一些“五四”时期名家的短篇小说集。回到家里，浩然便将《狂涛巨浪》的手稿束之高阁，按照萧也牧的指点，从短篇小说入手苦练基本功。

1957年，浩然利用养病的时间，写出一部题为《新春》的十万字的小说。小说里出现了地主和地主子女，土地改革被清算，被“扫地出门”，经过曲折反复的痛苦和磨练，脱胎换骨变成新人，最后以优秀分子当选了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胸前戴上光荣花，被全体村民敲锣打鼓欢送赴会为结局。浩然对这篇小说很满意，几经修改寄给萧也牧。萧也牧收到稿子写来一封回信，赞赏“作品的题材新，有深度”，是浩然“创作上的一个跨进”。电话里，萧也牧告诉浩然：那部稿子有几个情节稍加修改，就可以出版；因最近会议多，太忙，等把手头的事情抓紧处理完，再商谈修改加工的问题……

不久，整风运动变成了反右运动，浩然被报社从疗养所召回参加运动。一个星期日，萧也牧突然给浩然打来电话，约定中午在某处街上碰面。浩然如约来到，萧也牧已经等在那里。萧也牧告诉浩然，在这次运动中他犯了错误正接受批判。萧也牧交给浩然一个纸包，说：“你这小说，现在看有些危险，拿回去自己处理吧……”纸包里正是浩然在反右运动前写的《新春》。此前，浩然一直认为这部小说是赞扬共产党阶级政策的正确和胜利，直到此刻，联想起在运动中发生的许多事情，才感到这篇小说稿的危险是大而又大的。处在危难中的萧也牧，如果想“立功赎罪”，无论将稿子作为罪证交给他所在的中国青年出版社，还是交到浩然所在的单位俄文《友好报》，浩然无疑都将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跟萧也牧分手之后，浩然立即回家，将稿子一页一页地塞进火炉，直到全部都变成了灰烬……

1962年9月的一天，久断联系的萧也牧到家里看望浩然。“我们出版社想给你出个选集，把可以保留的上等品挑出来，印一本，做个小结。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写长篇了，创作出一个代表作。”萧也牧以十分坚定的语气对浩然说：“我认为水到渠成了，要有信心。”

萧也牧的鼓励，使浩然下了决心，年底便请了创作假，开始动笔写《艳阳天》。

浩然与刘绍棠：不打不相识

浩然与乡土作家刘绍棠，一个出生在1932年，一个出生在1936年，他们都生长在冀东农村，两人又几乎同时做起了文学梦。刘绍棠天资聪敏，早就有了“神童”的美誉，在仅上过三年小学的浩然心目中自然就是一颗明亮的星。

浩然第一次与刘绍棠相见，印象极为不好。那时，大兴县还属于河北省，这一年闹了水灾，北京市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去慰问。在《河北日报》当记者的浩然也前去采访，在工作中结识了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北京日报》当记者的从维熙。因为知道从维熙是刘绍棠的好友，便向他表示要与刘绍棠交个朋友的愿望。从维熙当即表示没有问题，让浩然星期天到报社找他，再约上刘绍棠，让两个人见见面。

星期天，浩然一早从记者站所在地的通县赶到北京城，来到《北京日报》。传达室的门卫告说从维熙还没有来，于是便站在院子里等，一直等到快中午，仍不见从维熙的踪影。好在从维熙的宿舍离报社不远，浩然便决定到那里去找。进了从维熙宿舍所在的胡同不远，浩然便看到从维熙和另一个年轻人迎面走来。那人胖胖的，有点儿黑，戴着近视眼镜；不用问，他一定就是刘绍棠。浩然大步迎上前去。从维熙见了浩然，发了一下愣，立刻停住脚步说：“你说的事儿让我给忘了。”他指指身边那个胖乎乎的人介绍说：“这就是绍棠。”浩然赶紧朝刘绍棠伸出手。刘绍棠看了他一眼，伸手跟他握了握，客气地笑笑。从维熙又介绍浩然，刘绍棠脸上的笑模样像凝住了，他打了个难解其意的手势，眼神不再对着浩然，声明他现在很忙，就连中央大报的记者采访，也得事前约定时间。很抱歉，诸如此类。而且话音一落，举步前行，不再理睬浩然。从维熙见此光景有些不好意思，追上前去想解释几句，可惜他本来就有点儿口吃的毛病，一着急更结巴起来，一句话没有说完全，刘绍棠已经向东走出很远。见此光景，浩然的一腔热情变得灰冷，勉强对此时正在难为情的从维熙打个圆场，就匆匆而回。

过了二十一年，对刘绍棠有了更多的接触，有了较深的了解，浩然才开始有所觉悟。浩然在一篇文章中说，只有自己也成了“名人”，被文学青年们缠得烦躁不堪，才理解明白了刘绍棠当年对自己如此冷淡的原因。

1988年8月5日，刘绍棠因脑血管疾病，被救护车送进医院救治，浩然立即赶到医院看望。经过抢救治疗，刘绍棠被拴住了左半边身体。1993年6月15日，浩然也突发脑血栓，被拴住了右半边身体。

在通县的一次集会上，两个被拴住半边身子的朋友再次相遇，刘绍棠笑嘻嘻地对浩然说：“咱俩一左一右，失掉了两个半壁江山，合起来是整个江山，完好无损。我们宁可让别人打死，决不能让别人吓死。用半壁江山也要拼下去，再拼他三十年。”

1997年刘绍棠去世，2008年浩然离世。

张峻：低谷时期帮扶浩然

1976年11月10日下午，浩然到民族文化宫观看将要被批判的电影《反击》，散场时偶遇张峻，两人一起走到浩然暂居的机关，喝酒畅谈。那个时期，社会上流传浩然的谣言，浩然既觉不快，更感烦闷，因为和张峻有一番长谈，心情便畅快了许多。

1977年11月，浩然在北京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市革委会委员、全国五届人大代表。同年年底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座谈会上，参加会议的浩然没有发言，发布的座谈会消息的报纸上因而没登浩然的名字。这本来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却被人认为是一种信号，南方某家刊物连续刊发三篇批判浩然及其作品的文章。此后一年多，全国至少有三十多家地方报刊登载转载了这类文章。迫于形势，北京市委提议取消了浩然的全国五届人大的代表资格。浩然跌入人生的谷底，直到1978年年底，才基本得到解脱。浩然要用手中的笔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他要再次开始文学创作。但是，久未写作，他的脑子似乎已经锈住了，根本无法进入状态。1979年2月20日，长久阻塞的思路早晨在床上忽然打开了。浩然从这一天开始动手搭长篇小说《男婚女嫁》也即《山水情》的架子。浩然把这部小说当成“翻身之作”。

1979年3月25日，正值浩然生日，他完成了《男婚女嫁》的初稿。4月底5月初，正在新创刊的河北省大型文学季刊《长城》主持工作的张峻得知消息，派浩然的另一好友，《长城》编辑潮清来京找到浩然，希望能在《长城》上发表这部小说，并限期一周将上卷交稿。浩然表示目前还只是草稿，想修改之后再交给他们发表。张峻和潮清则认为在刊物上发表要求可以放宽一点，等出版单行本再做细致的修改；这部长篇小说如能尽早发表，对浩然本人和其它方面都可能会产生好的效应。面对两位老朋友的热忱与执著，浩然只得遵从，加紧书稿的整理修改。为了尽快发表，浩然与张峻又是书信又是电话，多次联系沟通，加快修改和校对的进程。《长城》杂志在1979年第二第三两期连载了浩然的长篇新作《男婚女嫁》，在社会上引起反响。这部长篇小说，从写作、发表到出版单行本，再到电影的改编拍摄，经历了不少坎坷和磨难，但都冲闯了过来，让浩然再一次感到来自朋友的温暖和力量，对未来更有信心。

（据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一书，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