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世宁:我的父亲焦菊隐
来源:《传记文学》 | 焦世宁 2018年10月23日09:04
“颐和园长廊和昆明湖之间,黄色落叶中的绿色长椅显得特别扎眼,椅子上坐着一个60 多岁的老人和一个6、7 岁的小孩,‘为什么树叶掉下来就会黄了呀?’孩子甩着胖胖的小脚在问,老人耐心地讲解后还会反过来提问,你知道为什么吗?……那个孩子就是我,老人就是我的父亲——焦菊隐。”
这是我初中时写的一篇作文,题目为《我的父亲》,也是我第一次用文章回忆父亲,也是第一次堂堂地对人讲“焦菊隐是我的父亲”。
“文革”一开始,父亲在北京人艺第一个被揪出,被剥夺导戏的权利,失望、孤独、气愤……最终被癌症夺去了生命,不得已地离开了他挚爱的“戏”,离开了他用心血培育的北京人艺,离开了他喜爱的演员和观众们,也离开了他最最疼爱的儿子,那年我还未满11 岁。
不到18 岁的我,想要继承父亲事业,曾经申请进入北京人艺的学员班,那个年代还没有完全恢复焦菊隐的地位,被冷冷地拒绝了,随后进入了青艺,从跑龙套开始学习,1983 年,日本的外婆打来电话,希望我能去日本学一些先进的知识,一去就是26 年,26 年啊,我把父亲一个人留在北京,摸爬滚打,直到2005 年父亲百年纪念的时候我才觉悟,我应该为父亲做一些事,应该回到他的身边,应该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就像流浪在外的孩子,应该早一些回家,为家里做一些事情。
2007 年的国庆,为了不忘记回家的日子,我选了10 月1 日,关闭了在日本经营的三家公司,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北京。
提起我的父亲大家都会知道,北京人艺创始人之一、总导演——焦菊隐。他生前导演了《虎符》《蔡文姬》《龙须沟》《茶馆》等众多著名剧目。曹禺先生曾经说过:“没有焦菊隐就没有北京人艺。”除了这些之外,在我眼里,他还是一个慈祥的父亲,和世界上任何一个父亲一样,是一个非常疼爱孩子的父亲。
我又来到了史家胡同,阔别40 余年的人艺宿舍。我就是生在这个院子里,父亲还是人艺总导演时,20 号(以前是56 号)院最里边有一个小院子,我们就住在那里,记得院里有海棠树和葡萄架,一家过着幸福的生活。
父亲第一任太太曾经为他生下两个儿子但都不幸夭折,我还有两个姐姐,是第二任太太生的,父亲对两个姐姐虽然爱如心肝,但还是从内心希望有个儿子。我母亲是第三任太太,她回忆说,当父亲听到医院打来的电话说生了个儿子时,竟然脱掉衣服,举着酒杯,在小院里狂奔,忘形地喊着:“我有儿子了!”那年父亲59 岁。父亲对我的疼爱是世上少有的。听我母亲说,我生下来就很胖,一直要母亲抱着,一放下就哭。父亲在家是不准许听到我哭的,所以母亲就得一直抱着沉重的我,心里盼着父亲赶快出去上班,好能歇歇。父亲很爱干净,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闻洗过的衣服和我的尿布,只要有一点儿肥皂味就要重洗,而且我的尿布必须我母亲亲自洗,怕家里的阿姨洗得不干净。母亲回忆说,我小时候不仅胖,脑袋又大又沉,有一次在学步车里竟然头冲下地摔了跟头,把一边的脸蹭了,这可吓坏了母亲。父亲回家后,母亲就抱着我,将蹭破的一边脸藏在怀里,在家里转着圈地不让父亲看见。最终还是被发现,于是乎雷霆满堂,连母亲带阿姨一通训斥,自己也气得浑身哆嗦。从此,回家后多了一件事,闻衣服前要先对我进行人身检查,而且查得非常仔细。
好景不长,在我2 岁时“文革”开始,我们一家星散,父亲被赶出小院,没收了财产,住进他负责打扫的厕所后不足8 平米的阴湿小黑屋。我和母亲被隔离住在后院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大院里整天在翻天覆地地搞运动,批斗会就在院里的小操场上开,每天都有新的“牛鬼蛇神”被揪出来,我当时很小,只为见不到父亲而恐慌,院子里哥哥姐姐们也不和我玩了,自己一人在院子里的小锅炉房和泥砌墙地能玩上半天,有时站在一边看着别的孩子成群成伙地玩耍,心里好是羡慕。记得当时家里有一只小猫,整天陪着我,我每天给它喂水、喂食,它高兴时在我面前打滚儿,我视它为我最好的朋友。可是有一天,小猫不见了,我急得到处找,不停地问母亲:“我的小猫呢?”母亲只是一个劲儿地流泪,她无法告诉我,是造反派逼着她亲手掐死了小猫……紧接着,就是红卫兵不许我母亲拉窗帘,理由是要日夜监视我们的行动。父亲在院里劳动时,眼睛总是在不停地寻找。他是在找我,他哪怕是远远地看上一眼他的儿子,也是当时最大的幸福了。母亲回忆说,在一个静静的夜晚,父亲悄悄地找到她,匆匆地对她说:“看来我是逃不脱这一劫了,我同意离婚,你赶快带着孩子逃命去吧!”他肯定是想了许久,下了很大的决心,他说这话时,肯定心都碎了……
母亲为了保住焦家唯一的血脉,抱着我无奈地改嫁离开了这个大院儿。之后,我就是每星期六来到大院看父亲,星期日父亲再把我送回去。只有一个晚上和一个半天的时间,那又潮又暗的小屋里充满了幸福,充满了父爱。
父亲对我很慈祥,要求也很严。到父亲这里第一件事就是洗手写作业,不许分心,写字要工整。之后会拿出这一星期出版的所有小人书,教我先包好所有的书皮,然后按顺序看书,绝对不许折角,看到半截时要用书签,告诉我书是最好的老师和朋友,也是最珍贵的财产。他不会一开始就给我讲道理或教给我什么,总是尽量地启发我。为了要我明白钟表为什么会自己走,把他那唯一的闹钟拆了装,装了再拆,直到我把那个闹钟拆坏了,他才告诉我原理。记得有一次我看院里大人们打家具很感兴趣,第二天父亲就买来了一套儿童用的木工用具,让我自己随便做个什么。当时父亲已经咳嗽得很厉害,屋里有一个痰盂总是有很多的痰,我想父亲这么爱干净一定要有一个痰盂盖,我就在院里向打家具的叔叔要了两张下脚料的木板,把它们对在一起,中间立上一个木棍固定住,但是怎么也无法把木板弄圆,就这样吧!当我把这方头方脑,带把儿的痰盂盖拿给父亲看时,父亲的眼圈湿了,他异常地兴奋,眼里放着光,拿着那我觉得很不理想的痰盂盖走出小屋,对周围邻居自豪地显示,“你们看看我儿子给我做的,儿子知道孝顺我了!”
没多久,我父亲就住进了医院,就连每周能见一见儿子的短暂的幸福时光也被病魔无情地斩断了。那时两个姐姐轮班照顾父亲,在一个寒冷的清晨,好像是夜里4 点多钟,传呼电话的大大喊我的名字,母亲下意识地浑身一抖,“坏了,小宁赶快去医院,多穿点,你爸爸可能走了!”当我赶到医院时,父亲已经被送进了太平间,按照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处理,不许穿衣,只能用床单裹着。听姐姐说,他走之前起来躺下地十几次找我,他那是不放心我。我们姐仨去太平间给他穿衣服时,他的后背还热着呢啊……
现已45 岁的我,站在20 号院里泪水不停地涌出。虽然门前的大核桃树没了,虽然以前的排练厅变成了楼房,虽然院里盖满了小房子已没有了往日的样子,但是,这里还是我熟悉的人艺宿舍,回到这里就像回到了久别的家,这里有我熟悉的气息和气味,这里有我的亲人。
著名演员牛星丽与影后金雅琴的女儿牛响玲陪我在院子里寻找儿时的痕迹。我们都是在这个院里出生的,响玲姐姐又是从没离开过这个院子,我们边走边商量如何开始我们想要干的事情。
院子里还住着许多比如叶子阿姨、蓝荫海叔叔、顾威叔叔等老一辈的人艺人,他们见到我是那么地亲,就像见到自家孩子一样。每当他们见到我都会回想当年与父亲共同工作时的情景,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我长得太像父亲了。
当来到我出生的小院时,院里盖满了小屋,已辨不出当年的模样,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酸酸的感觉。这个小院不仅是我出生的地方,在这个院子里,我父亲焦菊隐对北京人艺、对话剧事业、对文化发展事业默默耕耘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到如今已面目皆非,如果能在这里建一个焦菊隐故居或纪念馆该有多好呢?无论是作为子女还是一个喜爱人艺的人,我都认为应该这样。
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我们成立了焦菊隐戏剧艺术研究中心,组织了几次纪念父亲的活动,多次做客电视台访谈栏目,又能见到小时候熟悉的叔叔阿姨们,他们对我的关怀与支持,让我感动而且激励着我努力。
无论是大师的焦菊隐,还是作为父亲的焦菊隐,他永远是我的骄傲,他对中国话剧的贡献,对北京人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我不如父亲的千分之一,但我可以做到不给父亲脸上抹黑,我可以尽我所能努力地继承和弘扬。不仅是我父亲,他们这一代老艺术家们对艺术执著的追求和探索,永远是我们这一代,下一代,和热爱艺术的年轻人们永远的楷模。我和热爱艺术的人们很怀念您,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