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

本文结合《王瑶年谱》《王瑶著译年表》等相关史料，对新出现的王瑶致王永昌、李文兵三通书信略作钩沉，梳理《鲁迅作品论集》的出版过程。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瑶文集》第7卷和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王瑶全集》第8卷为“《王瑶书信选》”，收录了王瑶的95封信。既然名为“书信选”，就不是书信的全部。徐重庆、庄钟庆、郝铭鉴、蔡振翔和笔者，后陆续找到王瑶给赵景深、庄钟庆、郝铭鉴、蔡子西、樊骏、《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编辑部的信。笔者近又见到王瑶致王永昌、李文兵信三通，一方面为《王瑶全集》和《王瑶年谱》增添了新的资料，另一方面对于梳理王瑶著《鲁迅作品论集》的出版过程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一

“墨笺楼”之“铭墨集锦——罗时慧、陆俨少、胡邦彦、潘景晴、夏征农、蔡耕等名家墨迹”专场，有王瑶给王永昌的两通信，第一通照录如下：

永昌同志：

您好！兹遵嘱将《后记》《过客略说》改正稿寄上，并将校正后之《北大学报》所印《论<朝花夕拾>》寄奉，乞收。兹就有关事项，说明我的意见如下：

①《后记》加了一段，说明最后一组文章附入之故，为出版社卸责，未置可否？

②与此相应，《出版说明》中最后一句“本书收入……撰写的研究鲁迅的文章篇”，似可改为“本书收入的是……撰写的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不具体统计篇数，可以为贵社“拟删”之数篇开脱，请酌。此外关于《出版说明》，我提不出什么意见。

③关于《过客略说》一文，承您指出应引鲁迅致赵其文函，至感。但与您建议之另一段引文互换，则文气不太衔接。今将原文之一段文字加以删削，而将“致赵函”一段增于稍后之处，似较顺适。当否之处，请审阅。又此篇前面部分我也增入了一小段文字，似尚可行。

④《论<朝花夕拾>》一文，我在第四部分的两处分别增入了两小段文字，故发排时望照此稿付梓。如方便，原稿即乞掷还。《北大学报》原已改为文后附注，今已逐一移为脚注。

⑤《鲁迅古典文学研究之一例》一文，我不同意删掉。此文除某些引用材料外，经过仔细改写，与原发表时已有很大不同。即有人将初发表之文与此对照，也不过可窥见时代之进展与作者观点之发展变化，似可不必掩饰。若置初稿不论，仅就此文而言，我以为它的内容还是可以保留的。似不必因为以前的文章有片面性或错误，以后就不能再就此立论了。

⑥关于《象鲁迅那样对待文艺工作》一文，情况与上条类似，我以为就校正后的内容而论，是并无不妥之处的。且此文原发表时之题目、署名，皆与今不同，故不必因涉嫌（发表时之年代）而删。但此文与上文不同等，在于内容较一般化；故如您们认为应删，我不反对。如果认为照现在《后记》所述，此文虽无学术价值而仍有一定现实意义，予以保留，则我当然同意，请酌。

⑦此书稿于交出后，已近三月，我希望能尽量缩短审稿时间，早日付梓。我已定于九月中赴日本进行学术访问并参加“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学术年会”，如果争取此书能于九月上旬见到，我可以带几本送人，当然最好。为此我给韦君宜写了一封信，说明此书内容及审稿经过，希望她能作为快件处理，不知可否？也望您代向文兵、早春诸同志致意，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

⑧最后，感谢您对这本书所花的劳动和时间。您对引文、注解，以及文字修饰等方面，皆一丝不苟地仔细予以校正，使我获益匪浅，谨致谢忱。

即此顺颂

时绥

王瑶 二月十六日

“永昌同志”指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王永昌。

关于⑦，《王瑶年谱》提到，王瑶1984年“9月15日，应日本大学邀请到日本讲学……10月16日，应邀参加正在东京举行的日本中国学会年会”，《鲁迅作品论集》于1984年8月出版，由此可以推知，王瑶致王永昌此信的写作日期当是1984年2月26日。

关于①，《后记》中加的一段当指“特别是最后一组文字，那只是根据现实需要所写的几篇短文，谈不上甚么学术研究。不过由于那种现实意义迄今仍未消失，而且还可从中略窥纪念鲁迅诞辰百年盛况之一斑；所以也就敝帚自珍，收在这里了”。《鲁迅作品论集》最后一组文章由《鲁迅永远是革命青年的良师益友》《鲁迅和山西漫笔》《鲁迅与北大漫谈》三篇组成。第一篇是王瑶1981年10月在北京“鲁迅作品讲座”开讲式上的讲话摘要，《王瑶著译年表》认为“未发表”不确，该文刊于《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4期。第二篇1981年7月11日写毕，刊于1981年9月8日《汾水》第9期。第三篇是王瑶1981年10月在北京大学学生会举办的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孙玉石回忆这次演讲，“1981年10月，为了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北大学生会在办公楼礼堂举办了纪念大会，请王瑶先生到会讲话，他爽快地答应了。八百余人聚集一堂，饶有兴味地听着王瑶先生浓重山西口音的讲演，题目是《鲁迅与北大漫谈》”。

关于②，查阅《鲁迅作品论集》“出版说明”最后一段，最终定稿为“本书收入王瑶同志多年来撰写的研究鲁迅的学术论文及其他有关鲁迅的文章共二十一篇，出版前经过作者校订”。《鲁迅作品论集》所收文章不少“经过重行组织和改写”与校订，单是信中提到的《<过客>略说》《论<朝花夕拾>》《鲁迅古典文学研究之一例》《象鲁迅那样对待文艺工作》诸篇即是最好的证明。

③是关于《<过客>略说》。笔者将《名作欣赏》1980年第2期初刊本与《鲁迅作品论集》版本对照，发现王瑶在文章倒数第二段“奋然但又地走下去”与“但又是那样地孤寂”中间增引了鲁迅1925年4月11日致赵其文信的一段文字：

《过客》发表后不久，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解释“《过客》的意思”时说：“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但这种反抗，每容易蹉跌在‘爱’——感激也在内——里，所以那过客得了小女孩的一片破布的布施也几乎不能前进了。”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过客”这一形象的丰富意义……

在笔者看来，王瑶增添鲁迅致赵其文信中的这段文字，更有助于加深读者对“过客”这一形象内涵丰富性的理解。

④中的“又此篇前面部分我也增入了一小段文字”，当指此文在“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所记的范爱农，那性格和经历也跟吕纬甫有些相似”之后，王瑶又增补了一段关于周作人的文字：

更能引起我们思考的是周作人的一篇文章，其中说：“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现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于是他决定“只想缓缓的走着，看沿路景色，听人家谈论，尽量的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周作人早年同鲁迅有着类似的经历，他也曾挣扎着寻过路，但由于人生观的不同，在徘徊中他听不到前边声音的呼唤了，像那个老翁一样，终于走上了一条表面上是随波逐流而其实是倒退的道路。

周作人与吕纬甫都是与《过客》中的老翁类似的人物，但无论《在酒楼上》的吕纬甫还是《过客》中的老翁都是鲁迅笔下的人物，而周作人是鲁迅的弟弟，王瑶在文中新增周作人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分析周作人与《过客》中老翁在人生道路选择上的相似性，更有助于加深对《过客》中老翁与过客形象的理解，一个是“随波逐流而其实是倒退”，一个是“绝不回转去的坚决”。

“《论<朝花夕拾>》一文，我在第四部分的两处分别增入了两小段文字”，指的是王瑶在《北京大学学报》初刊《论鲁迅的<朝花夕拾>》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两段文字。第一处是将“这就涉及到《朝花夕拾》究竟是一本回忆性的散文还是周作人所理解的杂有想像和虚构的小说”改为：

又说在《范爱农》中鲁迅“自己主张发电报，那为的是配合范爱农反对的意思，是故意把‘真实’改写为‘诗’，其实当时鲁迅也是属于反对发电报的一派的。周作人这里所说的“诗”，指的就是虚构，这就涉及到了《朝花夕拾》的性质问题：它究竟是一本回忆性的散文还是周作人所理解的杂有想像和虚构的小说；7

第二处是在“周作人的这种看法是不可信的，《朝花夕拾》的史料价值不容置疑”这句话之前增添了：

至于周作人所记的鲁迅和范爱农当时在政治态度上的一致，并不一定表现在“发电报”这件具体事情上也彼此相同，因为它还关系到电报的内容性质问题。鲁迅明白地说是“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而周作人的回忆则说发电报是“要政府文明处理，以后不再随便处刑。”可以看出，二者的内容是很不相同的。总之，我们虽然不能肯定鲁迅的记载完全无误，但应该肯定其中决没有想象和虚构的成分。如果经过核实，证明某件事确有失实之处，那也是属于记忆上的差误；而不是周作人所说的鲁迅“把‘真实’改写为‘诗’”。

这不单是字数的增加，更多的是王瑶对相关问题思考的深化，论述由此也更趋于严密。

⑤中所说的《鲁迅古典文学研究之一例》，收入《鲁迅作品论集》时的副标题是《学习鲁迅论<水浒>》。王瑶在1975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学习鲁迅论<水浒>》，由“关于奴才”、“小本《水浒》与大部《水浒》”、“关于‘水浒气’”三节组成。《鲁迅古典文学研究之一例》由“小本《水浒》与大部《水浒》”、“‘劫富济贫’与‘终于是奴才’”、“关于‘水浒气’”三节组成。将《学习鲁迅论<水浒>》与《鲁迅古典文学研究之一例》对读，一是可以“窥见时代之进展与作者观点之发展变化”，二是可以清晰地意识到这两篇文章不单单是标题的变动，正如王瑶在信中所言，《鲁迅古典文学研究之一例》除某些引用材料外，经过仔细改写，与《学习鲁迅论<水浒>》发表时已有很大不同。《红旗》杂志1975年第9期发表了鲁迅对《水浒》的一段评语，王瑶在“重评《水浒》”的热潮中写了《学习鲁迅论<水浒>》，“我们今天评论《水浒》，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一次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是把社会主义革命向前推进的重要步骤。我们必须很好地利用《水浒》这个反面教材，把反对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单是文末的这段文字，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此文写作时的时代氛围。王瑶之所以写《鲁迅古典文学研究之一例》，是因为在他看来，鲁迅“在考察古代作品的影响时也同时重视这一作品对社会和后人所起的各种复杂的效果”，“对某些作品或问题所作的资料搜集和论断，对我们仍然带有方法论性质的示范意义”，而鲁迅评《水浒》的文字正是鲁迅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经典范例，“鲁迅在考察《水浒》的社会影响时，既看到了‘古代文化之裨助着后来’的一面，同时也指出了它‘束缚着后来’的消极的一面，达到了历史科学性与现实针对性的统一”。

关于《鲁迅古典文学研究之一例》，王瑶在1988年2月14日给石钟扬的信中说，“您拟作关于评《水浒》之反思文章，意图甚佳，请不必有所顾虑，秉笔直书即可。人之言行很难不受一定历史条件之制约，但总该对历史负责。至于拙作经过．虽当时为领导布置之任务．北大乃‘四人帮’控制之基地．但个人绝不能因此卸责。‘四人帮’垮台后．我于八四年编《鲁迅作品论集》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曾将此文加以修改，收入集中，并改名为《鲁迅古典文学研究一例》，仍以原题为副题．内容仍分三段，唯次序排列有所更动，文字也有修改。此书并不难找，请参考。我对此文之看法，即大致如此”。结合此信所言，可以推知，王瑶并非没意识到《学习鲁迅论<水浒>》的“片面性或错误”，但在他看来，关于鲁迅评《水浒》仍然可以有新的思考。王瑶并不悔其少作，也勇于承认自己文章中的“错误”，他具有学者应有的担当意识。

⑥中提到的《象鲁迅那样对待文艺工作》“此文原发表时之题目、署名，皆与今不同”，笔者注意到，此文发表于1984年5月24日《太原日报》。《王瑶著译年表》中说，“《拒腐蚀，永不沾——学习鲁迅关于警惕商品经济对文艺工作者的侵蚀的言论》1975年8月5日完稿，经修改后载1976年8月21日《光明日报》‘文学’第43期，改题为《俯首甘为孺子牛》，署名闻军。未收集”。据此，笔者推断，《象鲁迅那样对待文艺工作》是在《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我们今天与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当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从旧社会沿袭下来的痕迹，产生鲁迅所深刻批判过的那种错误思想和作风的条件仍然存在，而且还有各种从外部来的错误思想的侵袭，因而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也就更重了。重读鲁迅这些论述使我们深切地感到，既然鲁迅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能保持如此旺盛的革命意志，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严格要求自己呢？”，如王瑶所言，《象鲁迅那样对待文艺工作》“虽无学术价值而仍有一定现实意义”，可惜这篇文章最终未能收入《鲁迅作品论集》，直到1992年9月才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润华集》。

王瑶给王永昌的另一通信，照录如下：

永昌同志：

承访失迎，至歉。我于四月初即住高级党校，为《大百科》现代文学部分定稿，此事未毕，又至第一招待所参加全国政协之会，时间过紧，无暇细校稿件，无已，乃托北大温儒敏同志看了一遍。此外，关于《出版说明》及《后记》，我曾仔细看了一遍，总之，全书皆无大的改动，更未牵动版面，只偶尔增删几个字而已。今将清样寄上，乞收。惟校对既极粗疏，恐主要仍须依靠负责校对之同志偏劳，特此致谢。此书承您费神帮助，以“合同书”形式付印，进度较快，谨致谢忱。尚望继续予以关心，至迟于九月初可以见书，则可以赶上去国之用，至为感激。今日为十四日，当可于十五日寄到，不致误期。即此顺颂

时绥

王瑶

五月十四日

“我于四月初即住高级党校……又至第一招待所参加全国政协之会”，根据《王瑶年谱》可知，“1978年9月，国务院决定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先生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编委会副主任，现代文学分支编写组主编”，他“1984年4-5月间，住高级党校招待所，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现代文学条目的定稿工作”，“5月12-26日，出席全国政协第六届第二次会议”。“至迟于九月初可以见书，则可以赶上去国之用”，查《王瑶年谱》，王瑶“1984年9月15日，应日本大学邀请到日本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鲁迅作品论集》。由此可以推知，这封信的写作日期是1984年5月14日。

“无暇细校稿件……乃托北大温儒敏同志看了一遍”，王瑶1983年11月22日为《鲁迅作品论集》所写的《后记》中说，“有的篇章在属稿过程中曾得到过孙玉石、黄侯兴、钱理群、温儒敏诸同志的帮助”。16关于此书的出版，除了王瑶在《后记》中提到的孙玉石、钱理群等人，还有一位值得特别提到，那就是王瑶夫人杜琇，王瑶1984年8月29日在《鲁迅作品论集》样书上题写“此书之整理编纂，端赖琇辛勤协助，甘苦与共者已达四十载，今以此册作为家藏本，与琇共珍视之”，即是最好的证明。

二

“墨笺楼”之“学者之风——曾景初、周退密、钱定一、涂光雍、刘乃昌、杜月笙等名家墨迹”专场，有王瑶给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李文兵的一通信，照录如下：

文兵同志：

兹介绍拙稿《鲁迅作品论集》编就送上，请审阅。计共收文22篇，皆曾发表。其中《论<朝花夕拾>》《鲁迅和书》及《怀旧略说》三篇乃最近写竣，已分别交由《北京大学学报》《书林》及《名作欣赏》发表；此次送上皆为原稿复印件，俟刊物出版后当可据之细校一次，再行补送。其中《论<朝花夕拾>》我已看过校样，明年一月中旬可出刊。《鲁迅与北大漫谈》一篇未找到《北大校刊》，故照底稿钞送。各篇文章中有的曾加较大改动，有的则只校正字句而已，全书共约二十七、八万字。

作者希望：

1.“论文集”即难免各文分量有轻重不一之弊，其中有些内容较单薄之短文，不要删削。

2.希望印大32开本，注文用脚注。

3.如对内容有删改，请与作者商量。

另外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今年无法交稿，只好拖到明年了。估计字数与此书差不多。结集成书须有一个月的集中时间，如此书然。希望明年能够实现。

拖延交稿时间，歉甚。承您关心和帮助，谨致谢忱。

耑此即颂

撰安

王瑶

十一月廿二日

此稿收到后望告知我一声，我的电话是282471转3590分机。

“兹介绍拙稿《鲁迅作品论集》编就送上……计共收文22篇”，最终《鲁迅作品论集》出版时收文21篇，未收的即前文中提到的《象鲁迅那样对待文艺工作》。

“《论<朝花夕拾>》……明年一月中旬可出刊”，经查，《论<朝花夕拾>》最终更名为《论鲁迅的<朝花夕拾>》，刊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文末注明“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八日脱稿”。由此可以推知，王瑶写给李文兵的这通信写作日期是1983年11月22日。

关于《论<朝花夕拾>》《鲁迅和书》及《怀旧略说》，《怀旧略说》最终更名为《鲁迅<怀旧>略说》，刊于《名作欣赏》1984年第1期，文末注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关于《鲁迅和书》，《王瑶全集》第8卷收录的《王瑶著译年表》中，“1983年11月3日完稿，未发表”的说法不确。《鲁迅和书》（上）刊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书林》1984年第2期，《鲁迅和书》（下）刊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书林》1984年第3期。

“另外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今年无法交稿，只好拖到明年了”，实际情况是这本书由王瑶亲自编定，但他生前未及出版，直至1998年1月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系北大“名家名著文丛”之一。关于这本书，《王瑶年谱》说，王瑶“1989年7月18日，乘火车往烟台，同行者有夫人杜琇……住烟台期间先生赶写《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的文稿和《文集》后记，8月完稿，未发表”，《后记》文末注明写作的时间和地点：“1989年8月8日，山东烟台大学招待所”。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有不止一个版本，而今关于《鲁迅作品论集》出版的这个实例，都提醒我们从事学术史研究或学人研究，使用或解读学者的学术著作时，要有明确的版本意识，注意它的初版本、再版本、修订本等等。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切实地还原历史现场，走进学者“自己的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