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是在1981年考到外文所当研究生，当时大学毕业我22岁不到，高莽先生已经50多岁了。我们之间差了30多岁，不是差一辈人，可能差两代人。但因为文革的时候中间的岗位有空缺，所以我们进外文所的时候，高莽是副编审，我们是研究生。他是我真正名义上的硕士生导师，我们交往的比较多一些。

我们交往特别多，当时我们都住在格子间里，我经常会跑到他的格子间里面，那是真正的格子间，大概就4平米，一个桌子就摆了一半，再搬两个椅子（就占满了）。有一次他跟我说送我一本他主编的苏联诗选，那个时代出书很少，书也很贵，他送我一本书还写了一行字：“文飞兄，向你讨教”。我当时觉得，这么尊重的长辈称我为“兄”又写了这么一句话，太不合适了。然后他看了看我又说了一句：“老兄，以后向你多讨教”。

他用“乌兰汗”的笔名做翻译，这本诗集也是署名乌兰汗主编。后来我发现这本诗集第一个入选的诗人就是阿赫玛托娃。这本书是1984年出的，前言是1982年写的，我想至少是在1981年左右高莽先生就开始研究阿赫玛托娃。这本诗集有36个俄罗斯诗人，他选的最多的就是阿赫玛托娃，选了20首。

我当时也和高莽先生谈到过这个问题，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外国当代文学概念是二战结束、1945年之后的事，而阿赫玛托娃主要创作是在四十年代之前，在编书的80年代，阿赫玛托娃也已经去世了。我们觉得苏联当代诗选应该选在世的作家。高莽先生说，我还是要把她收进来，而且要放在最显赫的位置。他说了一句话：“阿赫玛托娃的诗肯定最具有当代性”。我觉得这是很独特的眼光。我想，高莽先生的翻译很有可能是从阿赫玛托娃开始的，而且他的翻译在整个文学翻译界摆脱了一种惯性，改革开放之后他注意到了阿赫玛托娃这批人，眼光真的很独特。

我要谈的第二件小事，是他给我的一张画。有一天我们开全所大会，很偶然地高莽先生坐在我旁边，那个会大概比较乏味，他坐在旁边一下一下看着我，我都没意识到，快散会的时候，我才看到是一幅画像，他问我要不要？后来就撕下来了给了我，然后下面写了一句话“不像的刘文飞”。其实很像，那时我25岁，拿过来很温馨。这是八几年的事情，就像昨天刚刚发生过。高莽先生对年轻人是非常提携关照的，老年人经常说一句话，说他没大没小，这个是很赞赏的，他是那么大的翻译家，《世界文学》的主编，但和我们完全像朋友一样，他这样的品格对我们有很深远的影响。

这是和高莽先生交往的一些点滴，当然还可以说很多，但今天不完全是追思会，还要谈一谈这套书。

这套书可以谈论的大概有这样几点：第一，这套书的三卷不算太厚。因为阿赫玛托娃是在俄国作家和诗人里创作总量偏少的，但即便这样，俄国的全集也有十卷，据说现在编十二卷，因为他们不断找到她的研究文章，而且十卷俄语翻译成中文体量会稍微大一点，因为俄国的诗排版很密，我们一页排25行，他们排到40行甚至更多。翻译成中文，而且每一本书篇幅不是很大，200页左右。

但还是觉得，三本书合在一块特别厚重。因为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高莽先生把阿赫玛托娃创作时期把握得很好，把她晚年随笔都收录了——有诗、随笔和回忆录，无论是题材还是创作时间涵盖的面很广。高莽先生不是拿本书就翻，他是在20多本书里找出来这些东西。

之前的出版物，可能就是专门找抒情诗、或者简单的随笔集结出版，所以看起来比较简单。当高莽先生把这些东西集合在一起，我觉得很厚重。读完这三本书，阿赫玛托娃从最初到最后创作的全部都能呈现出来，如果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买这样的三本远远超过了十卷，这三本的每一卷加起来大概是四五十万字，我觉得编辑做了很好的事情，

第二点，这个书有价值的是在译者本身。译者的名字写的是高莽，而不是乌兰汗，其实改不改无所谓，我们都知道乌兰汗就是高莽，高莽就是乌兰汗，也许年轻的读者不知道。其实这套书体现了高莽先生的翻译历程和作为中国译者的心路历程。我把这三本书从头到尾读了一下，我特别尊重这套书的编辑，把高莽先生以前的序言和后记全都保留了。比如高莽先生在后记中间写到“对阿赫玛托娃诗歌的翻译是我一生用时间最长、最心血最多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他翻译阿赫玛托娃最早的时间，81年还是80年，也许查日记可以确定下来，但是根据出版来看，不晚于81年年底。

1981年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理解是什么样子？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两三年，他就开始翻译阿赫玛托娃。直到高莽先生在台湾出《安魂曲》的时候，已经是2006年。他说了一句话：“感谢台湾出版人，让我88岁的老朽居然还有机会出一本书”。可以说对阿赫玛托娃的翻译贯穿了高莽先生翻译生涯。30年来他在执着地翻译一个人的诗，当然在这期间他还翻译过很多人的作品，但对阿赫玛托娃的翻译是不懈地持续了30年。这套书里，我们恰好能把高莽30年对阿赫玛托娃不断的解读、不断的介绍归纳起来，以后有学生要研究高莽老师的翻译历程，这个书提供了一个捷径。

第三，这套书，尤其是《安魂曲》的翻译，是高莽先生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一个经历过文革，经历过“反右”，经历过旧中国和新中国的心路历程的写照。

高莽先生自己也说过这个故事，他说当年在哈尔滨报社里面当编辑的时候，组织上该给他一个任务，让他翻译一份苏共中央的文件，这个文件题目叫《关于党在文学艺术方面政策的决议》。这个《决议》的起草人是日丹诺夫，他当时是苏共政治局常委，主管意识形态，这样一个人出面在中央宣读《决议》，但里面充斥着辱骂，现在觉得简直不可思议。这个《决议》就是要批判两个作家：一个是左琴科（苏联著名幽默讽刺作家），一个是阿赫玛托娃。《决议》里说阿赫玛托娃是一个淫荡的诗人、色情的诗人，她是扮演荡妇，扮演尼姑。

现在这个事情一笑就过去了，但没想到这个事情对高莽老师是很大的心结。改革开放以后，他读到阿赫玛托娃的诗，觉得非常好，他产生了一种愧疚，说当年那么翻译那份决议，觉得对不起这个诗人，觉得应该更多的介绍她，以对她优美诗歌的介绍，来抵当时翻译文件对诗人造成的伤害。我不知道年轻的朋友能不能体会到这些事情，我们觉得高莽先生没做错什么事情，但是他觉得愧对阿赫玛托娃，最后做的事情好像是一种补偿，我想说这是一种基督徒式的忏悔。他用文学的方式来反映中国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应该有的救赎，所以我觉得这本书读起来是使我感动的。

最后，我想说高莽先生文学翻译的意义。

第一，他们这代人语言造诣很高，尽管他们翻译的时候中国翻译学没有形成，但我觉得在他们心目当中对语言的敬畏很深。俄语对高莽先生来说不是外语，是母语，因为高莽先生从小在哈尔滨长大，上的是俄国人的学校，跟我们十七八岁进了大学学俄语是不一样的。尽管我现在掌握俄语还不错，我觉得俄语对我来说是外语，但对于高莽先生来说，中文和俄语都是母语。我建议以后搞俄罗斯文学翻译的年轻人，不妨对照着中文和俄文来看看高莽老师的译文，尤其去看他对俄文很细微的理解。

第二，是高莽先生的中文也非常好。我们知道高莽老师开始翻译的时候，五十年代的时候汉语是一种汉语，改革开放以后的汉语是另外一种汉语，我不想说差距超过文言文和白话文，但是性质有点相似。他不止一次跟我说，你们条件好，上过大学经过系统的训练，他说我没上过大学，我的知识都是偷学来的，自学来的，我的知识不系统，俄文的语法没学过，中文的语法没学过，说要向你们学习。我觉得他是真诚的。

高莽有多重身份。他有一次跟我说，我写那么多散文是为了练中文，练完中文来翻译。对他而言，中文的写作竟然变成了为俄译汉做准备，这种翻译家的职业性对我们也构成了某种触动，他把翻译当成比写作更重要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他的中文写作很杂，他写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写回忆录，写诗，有时候写文言文的小文章。我觉得通过他对俄文、中文的历练，可以感觉到一个翻译家的职业道德，这点还是很让我们感叹的。

我们经常会说翻译家在中国文学界、文化界的地位是不高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一个文学出版社出的外国文学名著，封面上没有译者的名字。在座的文学爱好者，我们能记住二十个、三十个中国当代最走红的作家的名字，但是能记住译者的名字吗？我刚才逛了一下这个书店，翻译的作品超过原创的作品，但是很少有人看是谁翻译的，不去关注译者就说明翻译家的地位相对是低的。我们经常会说翻译家是出力不讨好的职业，其实最好的翻译家，哪怕当不了一流的作家，也能当二流和三流的作家。但翻译确实很辛苦，很多译者说我们愿意翻1000字、2000字，但不愿意写3000字、4000字，很多人会想我永远做不成世界最好的作家，那我干脆做翻译好了，这是一种道德感。

实际上翻译家的地位不是很高，而高莽先生是以另外一种独特的方式提高了翻译家的地位，他在翻译家的身份中间做了很多种添加。

第一种添加，他是知名的画家，但画家不是乱画，他画的东西都是和外国文学有关系的，我们可不可以理解称，他的绘画是某种意义上添加了文学、添加了翻译？不能说他通过绘画服务翻译，但至少他觉得，画和翻译1+1就大于2，两个东西相加起来就产生了一种合力。

第二种添加，他本身是一个作家。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一个老教授的心愿》，他要通过他的诗歌写作、散文写作介入中国文学界，介入之后就能使他的译文产生影响。一个翻译家越多介入中国文学界、中国文学生活，他的翻译生活能产生的影响就更大。如果一个人避在一个角落里面，从来不和作家交流，你的译文影响就很小。

第三种添加是编辑家。他长期担任《世界文学》的编辑部主任，也担任过主编，他担任《世界文学》主编期间，是这本刊物风格变化最大的时代。他是一个伟大的编辑家，这对翻译家的身份是很大的添加，更不用说他自己亲手培养了多少翻译家。

另外一重，很少有人能模仿的添加，是中俄文化的使者。他当过最高领导人的翻译，常年担任中国对外友协的首席翻译，当时苏联几乎所有的著名作家全部来了中国，接待的全是高莽老师，所以他结识了一大批著名的苏联文学家，跟他们交往很多。他到了外文所，不再担任外事工作，但是他把他的特长保持下来了。他可以把中国的文学介绍到俄罗斯、苏联，他是一个文化的使者。

第五个添加，他是一个学者。他的研究在外文所是一流水平。他是社科院的荣誉学部委员。

这五种身份都在对翻译家做一种添加，高莽先生是伟大的翻译家，他的译著也是伟大的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