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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在《小说月报》发表成名作

1924年7月，老舍初次来到上海，稍作停留就从杨树浦码头乘轮船前往英国，担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在空余时间，他为了解闷动手尝试写小说。

翌年上半年，老舍描述北京各阶层市民生活及思想感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完稿。根据许地山的建议，他将此稿寄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收到来自海外的《老张的哲学》，一字一句地读完，觉得它虽然有点潦草地写于练习簿，但颇具新意，于是决定采用。

1926年6月的《小说月报》“最后一页”栏目登出介绍：“舒庆春君的《老张的哲学》是一部长篇小说，那样的讽刺的情调，是我们作家们所尚未弹奏过的。”同年7月起，《小说月报》分六期连载《老张的哲学》；8月号登出的第二部分，按作者要求改署笔名“老舍”。

1927年1月，《小说月报》再次对老舍的作品进行介绍：“《赵子曰》，那是一部篇幅很长的作品，也许至年底才能完全结局。《赵子曰》的作者，为写了《老张的哲学》的老舍君，而这部《赵子曰》较之《老张的哲学》更为进步，写的不是那一班教员闲民，写的乃是一班学生，是我们所常遇见，所常交往的学生。老舍君以轻松微妙的文笔，写北京学生生活，写北京公寓生活，是很逼真很动人的。”

随着《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相继在沪发表（上海商务印书馆还于1928年出版单行本），老舍受到极大鼓舞。他很快又写出描写马氏父子在伦敦生活经历的《二马》，这部长篇小说于1929年由《小说月报》分七期连载。当年，老舍作品那十足的京味、生动的情节、风趣的幽默、深刻的讽刺，轰动了整个文坛。

1930年初，老舍从伦敦转道新加坡归国，于3月抵达申城，暂住郑振铎家。郑振铎的夫人高君箴在《一个难忘的人》中回忆：“老舍先生刚从新加坡回国，来沪小住了约半个月，就在我家下榻。他是个勤奋的人，天天埋头写作，他的那篇童话小说《小坡的生日》的最后两万字，就是在我家里完成的，后来就发表在当时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上。”

赵景深在《我所认识的老舍》中谈及：“我早就在《小说月报》上看过老舍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和《二马》了。但我初次见到老舍，却是在郑振铎的家里。老舍刚从英国回国。振铎请他吃饭⋯⋯他那晚清唱《黄鹤楼》，一赶三，使人能从他的声音中辨别出谁是周瑜、孔明和张飞，怪不得他这样会以‘对话’来显示‘人物’的个性。”

那时，老舍听说赵景深将与李希同结婚，就毛遂自荐愿做婚礼的司仪；但因北平家中催他尽快返回，只好在4月4日给赵景深一封信，其中写道：“日内不得不搭船北上。你的婚礼因而不能看见，深觉罪过！送你一本小书，聊表贺意，请你原谅我⋯⋯”

老舍在北平只待了三四个月，就应聘去济南担任齐鲁大学文学院教授、国语研究所文学主任。1930年冬，他着手创作以“五三惨案”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大明湖》。1928年5月3日发生的“五三惨案”，也称“济南惨案”，是日军在山东制造的震惊世界的血腥事件，他决定用自己的笔来揭露那令人发指的暴行。

在《大明湖》脱稿时，他又寄给了《小说月报》。编辑部收到稿件后，拟在“新年特大号”上开始连载，并于1931年12月作预告：“《大明湖》心理的刻画，将要代替了行动表态的逼肖，为老舍先生创作的特点，全文约二十万字。”不料陡生重大变故：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沪发动“一·二八”事变，兵分三路突袭上海闸北一带；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之中，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毁，《大明湖》也葬身于火海。

老舍的《大明湖》毁于“一·二八”事变，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无法弥补的缺憾。幸好，后来经过朋友们劝说，他曾将《大明湖》最精彩部分写成一部中篇小说，这便是《月牙儿》，被收入《樱海集》，于1935年8月由上海人间书屋出版。

由此可见，这位人民艺术家是从申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茅盾：在景云里创作第一批小说

1920年春，供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茅盾与陈独秀结识。陈独秀刚由北京抵达申城，正着手在沪继续出版《新青年》杂志，茅盾对此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茅盾成为现代文坛最早的党员之一。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越来越频繁。茅盾因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平时同作者往来比较多，便被党组织任命为联络员。茅盾晚年曾回忆：“党中央因为我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是个很好的掩护，就派我为直属中央的联络员，暂时我就编入中央工作人员的一个支部，外地给中央的信件都寄给我，外封面写我的名字，另有内封则写’钟英’（中央之谐音）。我则每日汇总送到中央。”

那时，郑振铎协助编辑《小说月报》，见茅盾信件特别多，就开玩笑私拆了一封；他看到内封写着“钟英”，以为自己知晓了茅盾女友的名字，再撕开则大吃一惊，它竟是中共福州地委给中央的报告。当然，郑振铎对此守口如瓶，一直没有泄露出去。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茅盾积极投入工作，曾奉命到广州担任毛泽东秘书。1927年冬，他重返上海，为了躲避反动派的“通缉”，隐居于虹口景云里11号半（今东横浜路35弄11号甲）。这是一幢坐北朝南的石库门房屋，青砖青瓦，貌不惊人。然而，就在此处他有着不寻常的经历。

在景云里寓所，茅盾第一次和鲁迅进行了深谈。周建人在《悼雁冰》中回忆：“雁冰从武汉经牯岭回上海，躲藏在景云里寓所的三楼上。不久鲁迅也到了上海，先是住景云里23号，后来搬到18号，我则搬到17号。我的前门斜对着雁冰的后门。因雁冰不能出来走动，我就和鲁迅去看他，大家谈了很久。”

这讲的是茅盾与鲁迅第二次见面，其间他们都回顾了自己的经历，畅谈了形势。最后，鲁迅说：“我在广州想和创造社造成一条战线，但没造成，现在到了上海，我还是要联合创造社，造成一条战线，来呐喊几声，破破大屠杀后的寂静。” 茅盾则说：“我要把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我们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于是，他们成了亲密的朋友，共同战斗在左翼文坛上。

在景云里寓所，茅盾创作了第一批小说。由于整个心灵曾被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苦闷、迷惘缠住，脑海里不断浮现武汉那惨烈的一幕，他情不自禁地拿起了笔。他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谈到：“景云里不是一个写作的好环境，时值暑季，里内住户，晚饭后便在门外乘凉，男女老少，笑声哭声，闹成一片。”

他在很艰苦的条件下，相继完成《幻灭》《动摇》《追求》这三部带连续性的中篇小说，以广阔的场面、宏大的气势，描绘了大革命期间的社会现实和剧烈变革，刻画了那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和心路历程：“一、革命前夕的亢奋和革命既到面前的幻灭；二、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三、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

它们视角独特，丝毫不回避历史教训，显示了作者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和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后来，在它们合起来出版时，将书名定为《蚀》，以表明书中写的人和事，就像月蚀、日蚀一样是暂时的，最后胜利是必然的。

在景云里寓所，茅盾第一次使用“茅盾”笔名。当《幻灭》前半部分脱稿时，茅盾觉得当年的社会充满着矛盾，便署名 “矛盾”。《小说月报》编辑部的叶圣陶收到书稿，认为所署的“矛盾”一看便知是假名，提出不如在矛字上加个草头，更有利于掩护身份。茅盾欣然同意，《幻灭》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轰动，他成为文坛升起的一颗新星。从此， “茅盾”这个笔名一直被沿用，《蚀》“三部曲”连同后来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霜叶红似二月花》等小说，使他名扬海内外。

茅盾早年在景云里11号半住了将近一年，1928年夏他东渡日本后，它曾成为冯雪峰的寓所。因此处产生过文学巨匠的那些“第一”，所以在现代文学史中颇为耀眼。

巴金：在霞飞坊编辑抗敌刊物

1937年夏，巴金入住上海霞飞路霞飞坊（今淮海中路927弄）59号三楼。在这里，巴金完成了《春》《秋》的写作。据巴金的《谈〈春〉》回忆：“1937年8月淞沪抗日战争爆发，我又把小说放在一边，和朋友们一起办《呐喊》《烽火》。”

“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巴金为了支持淞沪会战，决定在上海发起创办一份文艺杂志，联合同人“思竭棉薄，为我前方忠勇之将士，后方义愤之民众，奋其秃笔，呐喊助威”。经过巴金和茅盾等自筹资金和紧张筹备，《呐喊》于8月22日在硝烟中问世。《呐喊》为周刊，由因战火处于停顿状态的上海《文学》社、《文季月刊》社、《中流》社、《译文》社联合主办，以登载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杂文、速写、木刻、漫画等为主，竭力呼吁民众行动起来，一致抵抗日军侵略。

在创刊号上，萧乾发表《不会扳枪的干什么好》，申明“即使拿笔，也不再是‘做文章了’”，要用笔当武器；巴金发表《一点感想》，宣布将“用墨水来发泄我们的愤怒”，这其实也是整个上海文化界的共同心声。然而，上海租界当局屈从于日军的压力，在《呐喊》第二期刚出版时，便对它进行查禁。巴金毫不气馁，又着手筹备以新的刊名恢复出版。

9月5日，第三期《呐喊》更名《烽火》，继续在沪印行。《烽火》系三十二开本，每期十六页。其《创刊献词》呼吁：“大时代已经到了。民族解放的神圣战争，要求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人贡献他的力量。”该刊重点推出报告文学、通讯和诗歌，也登载短篇小说、杂文和美术作品，主要撰稿人有巴金、茅盾、王统照、郑振铎、刘白羽、靳以、杨朔、胡风、钱君匋等。它及时反映淞沪会战前线的情况，广泛报道各地的救亡动态，深刻揭露汉奸的丑恶行径，犹如为反抗日军侵略而熊熊燃烧的“烽火”。

巴金起初担任《烽火》社发行人（即社长），不久又兼管编辑。那时，他几乎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办刊上，并以《烽火》社名义出版“烽火文丛”“烽火小文丛”等丛书，竭力宣传抗战。为让书刊尽快同读者见面，他除了常在上海霞飞坊59号寓所挑灯夜战赶写有关文章，还屡次不顾敌机盘旋，亲自赴印刷所修改稿件、阅看校样。

11月7日，《烽火》出版第十二期后，由于上海沦陷和租界当局阻挠，被迫停刊(翌年5月在广州复刊，改出旬刊，仍由巴金主编，至12月终刊)。这份巴金倾注大量心血的文艺杂志，虽存在时间不算太长，但为推动抗日救亡发挥了积极作用。

徐志摩：在四明村度过难忘岁月

1924年4月12日，印度“诗翁”泰戈尔乘轮船抵达上海，徐志摩来沪负责接待。4月14日，徐志摩陪同泰戈尔乘火车赴杭州，游览西湖，去灵隐寺演讲；返还时，他曾扶泰戈尔在硖石站台逗留，与慕名赶来探望亚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家乡人见面数分钟。《申报》对此作了报道：

“是日该镇男女，莫不整队往站，以瞻风采，而表欢送。当车临站之时，观者如堵，各校学生数百人，齐奏歌乐，群向行礼，颇极一时之盛。”

1926年10月3日，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京北海公园结婚。婚后数月，徐志摩携妻子返回故里。至12月，夫妇俩为躲避战乱来到申城。不久，他们搬入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四明村923号，系三层老式洋房，底楼有客厅，二楼前间为卧室，后小间为陆小曼的吸烟室，三楼作徐志摩的书斋（泰戈尔第二次抵沪时曾住在这里）。

徐志摩一边在学校执教，一边继续诗歌创作，想在沪过安静的生活；他很乐意让妻子成为画家、作家，也需要她给予生活上的照料。然而，陆小曼能歌善舞，常出入社交场所，很快成为受瞩目的人物；她还喜欢跑戏院，去捧角或登台作秀，后来又受别人影响染上烟瘾。因而，两人发生矛盾并开始争执。

当然，徐志摩为了使妻子开心，偶尔也会屈从她的爱好。如有一次天马剧艺会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卡德路（今石门二路）口的夏令配克影戏院演出《三堂会审》，陆小曼饰演主角苏三，徐志摩就亲自穿了臃肿戏服“跑龙套”。

在北洋政府风雨飘摇之际，一大批文化人纷纷南下。其中，新月社（名称取自泰戈尔的《新月集》，蕴含“新月必圆”之意）成员胡适、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余上沅、叶公超、潘公旦、邵洵美等齐聚申城。在徐志摩的鼓动下，大家经过几次商议，决定建立新月书店。

1927年6月30日，《申报》登出《新月书店开张启事》：“本店设在上海华龙路法国公园附近麦赛而蒂罗路一五九号，定于七月一号正式开张，略备茶点，欢迎各界参观，尚希贲临赐教为盼。”在新月书店筹备过程中，徐志摩因关系最多、人头最熟，贡献也最大，所以梁实秋的《谈志摩》提及：“新月书店的成立，当然是志摩奔走最力。”

然而，徐志摩却把董事长的名头让给胡适，经理则先后由余上沅和邵洵美担任。胡适对此有点不好意思，便主动允诺尽快把自己的《白话文学史》修改出来，提供给新月书店出版，作为对事业的一种实际支持。新月书店出版的文学艺术书籍都印着独具特色的标记：一个仅有黑白两色的矩形图案，中间绘一钩白色新月；在其两侧，把一个“新”字拆分为左右，似月边飘浮的云彩，也似两个站立着的人各伸出一手扶着新月；“新”字上的一点，则设计为一颗星星。另外，新月书店还创办文艺月刊《新月》，这本杂志保留了不少现代文学史料。

新月书店前期所在的上海麦赛而蒂罗路即今兴安路，后来相继迁到望平街（今山东中路，福州路至南京东路一段）、福州路，最终由于失去徐志摩这个“主心骨”而业务停顿，只好盘给了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0年秋，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他劝徐志摩去那里兼课，一来可以换换环境，二来可以多些收入补贴家用。考虑到徐志摩的前途，陆小曼对此没有阻拦，但她不愿意一同前往。徐志摩无法，只能频繁奔波于京沪之间。

1931年11月初，陆小曼拍电报要丈夫南返。11月11日，徐志摩搭乘张学良的专机抵南京，很快赶回上海家中。不料，两人一见面就吵架，徐志摩负气离开。11月19日早上，徐志摩欲从南京大明宫机场搭邮政飞机北归，在登机前他突然给陆小曼发了一封信说：“徐州有大雾，头痛不想走了，准备返沪。”

据说，其前妻张幼仪隐隐感到不太安全，出于关心也曾劝徐志摩别乘那飞机。然而，徐志摩到底还是走了，并因那飞机不慎触山爆炸而罹难。在飞机残骸中有件物品未烧毁，那是陆小曼所绘的山水长卷，它因被徐志摩置于一个铁盒而得以幸存。事后，陆小曼的性格发生明显变化，她花费数年时间整理徐志摩遗作予以出版。

林语堂：在申城提倡“幽默”

辛亥革命后，林语堂生活的闽南山区并未发生大的变化，他仍然埋头读书。十七岁时，林语堂结束中学阶段的学习，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在他离家之前，二姐递上仅有的四角钱说：“你到上海去要好好地念书，做个好人，做个名人，我们是没有希望了。”在那所以英文教学驰名的教会大学里，他的求知欲异常强烈，除了学习英文外，还攻读语言学。

即便如此，林语堂仍感到在课堂上得益不多，觉得教师们讲授的都是书本上的概念和教条，于是就常偷看课外书，如《社会学》《伦理学》《宇宙之谜》等；于是，他广泛地接触了西方的社会观、人生观，也对西方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到1916年夏，林语堂以优秀成绩毕业，踌躇满志地走向社会，执教于清华大学英文系。

林语堂一直以童心未泯自况，谈吐诙谐。1924年5月，他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其中提及：“我早就想要做一篇论’幽默’（Humour）的文，讲中国文学史上及今日文学界的一个最大缺憾（‘幽默’或作‘诙摹’，略近德法文音）。中国人虽素来富于‘诙摹’，而于文学上不知道来运用他及欣赏他。于是‘正经话’与‘笑话’遂截然分径而走⋯⋯”过了三年多，他来到上海，热衷于提倡“幽默”。

1932年夏，在上海邵洵美家的客厅里，十余个志趣相投的文人谈天说地，讲起要出版一份新刊物。关于新刊物的内容，意见基本一致，但对所提出的几个刊名，林语堂持有异议。在座的章克标灵机一动，脱口而出：“就用《论语》的刊名！”这个想法博得满堂喝彩，大家马上又公推林语堂做主编。同年9月，《论语》杂志由邵洵美的时代图书公司出版，其《编辑后记》这样解释刊名：“我们同人，时常聚首谈论⋯⋯这是我们‘论’字的来源。至于‘语’字，就是谈话的意思，便是指我们的谈天。”

这份半月刊以“幽默闲适”和“性灵嬉笑”见长，借“笑”暴露黑暗现实，有讽世之意。它可谓一鸣惊人，创刊号屡次加印，每期发行量很快达到三四万册。随即，多种幽默刊物纷纷亮相，幽默文章成为时尚，以至翌年被称作上海文坛的“幽默年”。

1933年2月17日，爱尔兰喜剧大师萧伯纳环球旅行途中逗留上海，宋庆龄热忱设宴款待，林语堂也前往作陪。萧伯纳一直认为：“幽默定义是不能下的，这是使人发笑的一种主要的原素。”林语堂熟练地用英语与之对话，两人颇有共同语言。随即，林语堂便抓住时机，于同年3月1日推出《论语》专号，登载一组介绍萧伯纳的文章，为社会上的“幽默热”造势。

除了《论语》杂志外，林语堂在沪期间还曾主编《人间世》(1934年4月创刊)、《宇宙风》（1935年9月创刊）两份宗旨相近的半月刊。林语堂常自己撰写文章，深入探讨“幽默”的内涵。林语堂将幽默视为一种心境，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美学风格，他在《论幽默》中指出：

“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有相当的人生观，参透道理，说话近情的人，才会写出幽默作品。无论哪一国的文化、生活、文学、思想，是用得着近情的幽默的滋润的。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

他和同人们积极提倡幽默文学，主张文风“清淡”“隽永”“甘美”，要求作品具有“性灵”“闲适”的特点，逐渐自成一个小品散文流派。

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诚如鲁迅在《一思而行》中所说：“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幽默文学在我国异军突起，虽有着特定的时代原因，但林语堂也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他在申城住了近九年，直至1936年夏移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