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几年前，我在通州区中仓街道工作，着手写《中仓》一书。因红学家李希凡先生是中仓出来的名人，我曾采访过他。

关于李希凡的经历和成就，大家了解得比较多。但是关于他的身世、童年和少年生活方面的资料很少。作为通州的文化研究者，我深感有责任去梳理李希凡先生与通州的关系，并且将重点放在他的家世和青少年时代。10月29日，惊悉李希凡先生仙逝，谨以此文送别先生。

“绍兴师爷”祖上北漂到通州

清乾隆年间，李希凡先生的先祖从浙江绍兴经京杭大运河来到通州谋生。李氏家族在通州的第一代祖先名为李应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刀笔吏”——绍兴师爷。据说他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而且能在马上疾书。也许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高超技能，所以他被招募成为当时通州的“州府师爷”。李应彪有两个儿子， “绍兴师爷”的职业只能由家族的长门继承。因李希凡先生的祖父不是长门，无法再吃“师爷”这碗饭了，所以渐渐沦为普通百姓。

李希凡先生的父亲叫李炳文。他考上京师大学堂（后来的北京大学），接受了新学教育。后因家庭需要这位独子挣钱养家，于是辍学。第一份工作是给新成立的北洋大学校长当英文秘书。据说工资很高，曾用篮子装银元宝回家。后来，因为同情工人罢工运动，被迫辞职回到通州老家。那一年，他才36岁。

乱世求学的蹉跎之路

李希凡先生1927年12月出生于通州。爱读书受父母的影响很大。小时候，父亲不仅给他讲《三国演义》、《说唐》、《东汉演义》等，而且还指导他写“咏史”诗词。母亲喜欢听评书，每天晚上，母亲一边在灯下做活，一边叫他读《三国演义》给她听。当时李希凡才九岁，上二年级，有很多字不认识，他一边读，父亲一边给他纠正。

李希凡先生在通师附小上完二年级就辍学在家，和二哥到父亲办的私塾上学。李父教私塾，年底只能拿到微薄“束脩”（学费），生活难以为继。李希凡的大哥、大姐都不在身边，全家主要经济来源就靠二姐和二哥。二姐高师毕业后通过考试当上了北京电话局的接线生，每月可以分到白面。尽管全家省吃俭用，但还是经常断炊，只能把家中一些值钱的东西拿到典当行当了。李母也曾带着李希凡和老街坊一起，扛上三四十斤重的玉米面，徒步到朝阳门外关东店去卖，换了混合面拿回家吃。这一年，刚满十二岁的李希凡得了两场大病，可以说是九死一生。那年冬天父亲突然中风偏瘫，私塾也只好宣布解散。一家四口人的生活全落在母亲的身上。

李希凡先生的母亲是通县郊区人，穷苦出身。原不识字，丈夫曾带她去北京工作，教她识字。这时候的李希凡不仅不能上学了，而且还必须分担家庭的重担。他被二哥介绍到一家西服店当学徒。然而不到三个月，他和欺负他的二师兄打了一架，只好又回到家中。他闹着要上学，最后还是在二哥的支持下，重回学校，读完了小学六年级。就在小学毕业的这一年（1942年），二哥病故，这是又一个沉重的打击，致使他不得不再次中断学业。

1944年春，李希凡随二姐在石家庄市立图书馆做了小馆员。有机会接触“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看了巴金的《家》，老舍的《赵子曰》、《二马》、《牛天赐传》，鲁迅先生的《孔乙己》、《药》、《明天》等作品，他还看了冰心、叶圣陶、许地山、周作人、朱自清的作品。他不仅爱看话剧，还参与到石门的话剧团。他在石家庄的生活是清苦而充实的。

1947年夏，李希凡先生到青岛投奔大姐。受姐夫赵纪彬先生的影响开始学习哲学。青岛解放后上了华东大学的文学系。后来，华东大学和山东大学合并，他成了山东大学的学生。

通州老家的温暖记忆

李希凡先生在通州度过的青少年时期适逢乱世，但是在李希凡先生的回忆中，我仍能看到他对童年的愉快记忆。

关于祖屋后院的枣树，李希凡有着十分深刻而美好的记忆。他回忆道，这是个“很大的园”，里面长着有三十几棵枣树，每年都枝繁叶茂，果实累累。其中最大的一株，紧贴着花墙，树干在后院，枝干却伸向前院，春夏秋三季，它总是桠桠杈杈地占据着半个院子。春夏之际，枣花飘香，不仅使灰房庭院一派绿色生机，还会招来成群结队的蜂，为我家院落增添了热闹的情趣。而每年这个季节，父亲总是叫哥哥们爬上树去采摘一些嫩叶，沏在茶水里，让全家都喝一点，说是败春火的。我喝起来，只觉得那茶水不过增加了一点苦涩。

中秋前后是枣的收获季节，那简直是像过节一样。我幼时，通县的城墙虽已成为断壁残垣，但我家所处的东南隅，却还保存得比较完整。所以，它也成了生活在这附近街道上的孩子们经常比赛攀登的“竞技场”。站在高高的城垣上朝西望，武定庵所有住户的庭院尽收眼底。金秋季节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我家的灰房院。这时的枣叶已经萎黄而大半凋落了，只有那红晶晶椭圆形的大红枣，像一颗颗红玛瑙，闪亮发光，挂满了我家的后院……解放后几十年，不管多少，都还能吃到“老家”的枣。

还有李宅门前的大槐树，老人们称之为李家大槐树，先生对它有特殊的感情。2013年11月，我去拜访先生，当他听说大槐树还在时，十分高兴。他向我讲述了一个关于大槐树的神奇传说。先生的先祖李若梅有一次睡觉，在梦中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慌慌张张地说，他遇到一个灾难，求李先生救命。李若梅问怎么救呢？白胡子老头说，他们现在要杀我，您出门就知道了。李若梅突然惊醒，走出大门发现几个人正要砍大槐树。善良的李若梅想起刚才的梦，就出钱买下了这棵大槐树。此后，这棵大槐树一直忠实地守候着李宅。

除了老宅的枣树、槐树，还有古城墙、荷塘、河沿等地方都深深地镌刻在李希凡先生的记忆中。当然更让他心怀感念的是邻里乡亲。刘大爷的“评书”，李大爷的“武术”，仿佛还历历在目。最让李希凡感激的是，1942年，李希凡做军医的大哥秘密回到通州老家，呆了一个多月，连病中的老父亲都很震惊，邻里们也很担心，他们到李家劝大哥赶快离开，说呆在通州太危险了。李希凡先生到现在还感慨，我们的老百姓真好啊，没有一个人将这个消息泄露给汉奸和日本鬼子。

新中国成立后，青年李希凡在繁忙的学业和工作中，回通州老家的机会并不多。李老回忆，1951年春节他回老家过年。1953年，从山东大学毕业后，参加完国庆庆典，带着女友（后来的妻子）徐潮回武定庵老家，不久，他们就在北京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家庭，加上工作繁忙，李希凡不能经常回老家。但是没有特殊情况，春节等重要节日他都会回家看望老母亲，直到1968年老母亲去世。

出任大运河文化研究会顾问

改革开放以后，通州城市建设步伐加快。上世纪九十年代，通州政府对武定庵及周边进行了拆迁。在新楼建起来之前，李希凡还抽空回老家旧址上“凭吊”。随着李希凡先生在国内文化界影响力的扩大，他时刻关注着家乡通州的发展，尤其是文化事业的发展。只要老家有什么事，他都会很爽快地提供帮助。李希凡先生还深情地回忆与通州名人刘绍棠先生、浩然先生等人的交往，他们曾一同回通州参加活动，为通州的发展建言献策。

今年年初，通州区委宣传部部长查显友同志到李老家里拜访，并邀请他出任即将成立的通州大运河文化研究会顾问。李老风趣地说：“我现在已经是老朽了，好在是当顾问。顾问嘛，顾得上就问一下。”便很爽快地答应了。6月底，通州大运河文化研究会正式成立，李希凡先生还坐着轮椅，亲自参会。看到通州的变化，李老很高兴，还一直关注着通州运河文化，尤其是研究会的发展。没想到几个月之后，李希凡先生竟离开了我们。

先生千古，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