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侠小说的热闹与门道
来源:解放日报 | 王兆贵 2019年03月07日09:21
说心里话,我对武侠小说最初并无兴趣,以为这些打打杀杀的故事纯属胡编滥造,不值一看。直到有一次,我见一位儒雅的老上级戴着老花眼镜看金庸看得入迷,这才取来一套《天龙八部》看将起来。不看则已,一看就放不下了。自此而后,凡能买得到的金庸武侠小说,就都买来阅读,直到把他写的所有武侠小说都看了一遍。再后来,凡是根据金庸武侠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也逐一看了个遍。
要说第一感觉,主要还是看热闹。因为在我的头脑中,原本就没江湖这一概念,对武打套路就更陌生了,之所以能一路读下去,在于金庸小说所制造出来的悬念和热闹,特别是金庸笔下的那些人物组合,一个比一个神奇,一个比一个古怪。全真七子、武当七侠自不待说,像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四大恶人、江南七怪之类的人物,很难用善恶相区分,以正邪来论定,他们上场后的表现,热闹得不得了,不由你不看下去。
金庸讲述的故事,刻画的人物,生动有趣,余味隽永,以至于让那么多人为之痴迷。回头仔细琢磨,恐不单单是热闹,总有一些门道在里边,总有一些文化因子起作用。中国人的侠客情结源远流长,在绵延累积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富有传奇色彩的“任侠文化”。若从司马迁《史记》中的游侠、刺客列传起算,经过唐人传奇的烘托、李白《侠客行》的渲染,再到晚清《三侠五义》等书的滥觞,作为通俗文学的组成部分,武侠小说逐渐走向成熟。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的兴起及影视剧改编的跟进,在更大范围内将武侠文化推向了极致,进而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由于侠客情结蕴含的是人们对邪恶的愤懑与憎恨,对正义的渴望与追求,进而成为人性中惩恶扬善的内在驱动力,文艺作品中的侠客形象也就很容易深入人心,“侠肝义胆”“侠骨柔肠”“铁血丹心”等词语演化为对崇高人格的赞美,“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等,则成了耳熟能详的口头禅。
由于武侠小说能够满足各个层次读者的精神需求,长期以来都有市场。如果说高雅文学是殿堂,通俗文学是原野,那么武侠小说就是地道的江湖了。流连于这个江湖的读者群体,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特别是当这个江湖中异军突起,出现了“带头大哥”,就会产生从者如云的轰动效应。金庸将新派武侠小说的艺术魅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形成了跨代共享的众多“金迷”;以其作品为底本的影视剧,已普及为坊间娱乐消遣的功夫茶,以至一版再版,拍了又拍。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到本世纪中期,《神雕侠侣》已经拍过十几个版本,按理说都拍滥了,也该收手了,可时至今日又要翻拍了。这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堪称一大奇观。与此同时,贬抑金庸小说的声音也从未止息,总之认为其作品粗陋、浅薄,俗不可耐,根本就不配称文学,更不应选入教材。
毋庸讳言,金庸书写武侠小说的初衷,确为报纸的发行量计,出于商业头脑。正因为如此,写出来的东西必须有卖点、有市场,引人入胜才行,甚而至于让人拍案叫绝,欲罢不能。幸运的是,金庸做到了,且一发而不可收。自古而今,评判小说水准的尺度很多,集中到两点,一是文学造诣,二是持久畅销。两者兼具,无疑是上品。金庸的作品虽然上不了纯文学的档次,只能归于通俗小说之列,但就金庸作品所产生的社会效应而言,其文化影响已远远超出了文学圈。更何况金庸又花了十年的打磨工夫,将其小说的文学品格提高了不止一个档次。宽广宏大的叙事画面、悬念丛生的故事情节、扣人心弦的打拼场景、波澜起伏的人物命运、出乎意料的人生结局,更是把新派武侠小说的艺术境界推向了巅峰状态。平心而论,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不是一回事。金庸小说中所阐发的传统文化,珍珠与泥沙混杂,精华与糟粕并存;其写作套路也是显而易见的,确实没有摆脱传奇叙事的窠臼和斧凿痕迹,在高雅文学的殿堂里也许很难占得一席之地,但在通俗文学的领地里确是异峰突起,独树一帜。
有道是,高山流水知音少,阳春白雪和者寡;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唯有根植于大众土壤的文化艺术,才能枝繁叶茂,四季常青。就像风靡全球的流行歌曲一样,又有谁能说下里巴人不是艺术,通俗文学不是文学呢?《基督山伯爵》也就是一个抑恶扬善的复仇故事,在叙事方式和情节铺排上,比金庸的武侠小说并无多少高明之处,还不是一样被奉为经典吗?既然有那么多人乐此不疲地捧读武侠小说,集集不落地追看武侠电视连续剧,总不能说喜欢金庸的人都是俗物吧?不论怎么说,称金庸先生为新武侠小说的泰斗当不为过。金庸走了,却并没有走远,因为他把一个多彩的武侠世界留在了人间,是当之无愧的“武林盟主”,他老人家的精神遗产将与那片汪洋恣肆的江湖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