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冯牧

我是从部队生长起来的，在这个革命大熔炉里，得到了许多位领导的关心培养，扶持与提携，其中一位就是冯牧先生。

回忆冯牧先生，总觉得他与别的长辈老同志有明显不同，有什么不同呢？不妨用一句话加以总括，他是看似浅淡而又是十分深厚的一个人。在我看来，这句话也可说是冯牧先生对人处事一以贯之的风格，是他特有的一种人生姿态。和他接触，他不像通常人们那样笑脸相迎，紧紧握手，出语热情亲近。与冯牧见面，他很少主动搭话，或是问寒问暖什么的，总是点头一笑，随之便会是一阵缄默无语。照例的一刻沉寂，不会让你产生丝毫尴尬，感觉有些冷场，决不会的。这时候需要你即时提出话题，立刻就会引来对方一番侃侃而谈。彼此相知已深，不存在任何距离感，所有那些热情友好的言辞都可以省略了。

1950年初，我和另外一位同志从重庆出发，赶赴滇南小镇开远，去访问十三军一位战斗英雄，准备写一个话剧。接待人员安排我们暂时在军文化部长冯牧同志的房里住下来，冯部长正在昆明参加会议。几天之后他回来了，我们当然要赶快腾房子。可是冯牧同志无论如何不让我们搬，说他已经从昆明打电话来，另外安排了住处。他把两臂高高举起不住地往下按，强令我们不再争辩。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我们怀着愧疚之情占用他的房子，直到把剧本写完返回重庆。与冯牧先生初识，令我永远难忘。

1955年初，西南大区撤销，我处于待分配状态。恰好冯牧先生正在重庆陆军医院住院，他要人带口信给我说，希望我能考虑到云南军区去。我虽然当即答应了下来，并不抱有多大希望，不想真的把调动手续给办下来了。非常幸运，我被正式收编，进入彩云之南的冯牧军团麾下。这次调动，其实是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西南军区政治部原定我到进藏部队一个团里去任职，如果那样，十有八九以后不会再从事文学写作了。

记得那年云南军区整顿机关工作，规定每天早八时之前必须到达办公室，从部、处长到参谋干事，都要亲笔签到，不许别人代签。冯牧同志本来起床很晚，这回他动真格的了，不必别人喊他，自己早早起床去办公室，一分一秒不推迟，在登记簿上写下冯牧二字。这在他来讲很不容易，每天都要下很大决心，因为夜间他照例要看书看过了十二点，不可能要他提前就寝。

冯牧同志签到以后，便从文件袋里取出一本书来说：“昨天晚上我赶着看完了这本书，不知你们看过没有？”随即就和大家讲起了他的读后感。回想他在“班”上讲过梅里美的中短篇集《嘉尔曼和高龙巴》，惠特曼的《草叶集》，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等等。“反右运动”中，加给冯牧好多条罪状，主要是说他推行一套所谓社会方式，放弃了党对文艺工作的原则领导。照这样讲，那可真是要他的命了！冯牧此人的天性就决定了他学不会高高在上，学不会板起面孔，学不会空洞说教。他自然而然地习惯于以文学艺术自身所固有的规律，去实现自己的领导责任。应该反过来质问那些当领导的，你能不能像冯牧那样，平等友好地去和大家一起探讨读书体会？你能不能像冯牧那样，亲自带领创作人员爬山涉水深入边防一线，直抵那些人迹罕至的边防哨所？假使对方尚有一点点良知，当会羞惭已极，抬不起头来。

冯牧先生1957年调任《新观察》主编，同年我也调《解放军报》工作。他先后住过景山东街吉安所、北长街《新观察》宿舍、西四小拐棒胡同、王府大街黄图岗胡同、西长安街木樨地24号楼，各处我都多次拜访过的。大家知道，冯家经常宾朋满座熙熙攘攘。什么时候去看望他，多半会有别的客人随后到来，有时候赶上好几波人。或者你一进门，已经坐满了人。一看时间过了十一点，大家先后离散而去，没有特别的事情，谁都不会留下用饭的。老爷子就那么一点工资，他招待不起。

正是在冯府作客，有幸认识了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大师。是谁从外面掀开了竹簾，悄不言声地进门来了，不待介绍，我已经认出了程先生。富富态态的样子，显得那么魁梧健壮，我无论如何不能想象，舞台上一系列纯朴凄婉的古代女性形象，竟是眼前这位来访者扮演的。给我的感觉，程先生就像是回到了自己家中，他挂好了外衣和帽子，便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两位老友相聚叙谈，我居间在座很不合适，便即时起身告辞。冯牧先生一如往常，要来只管来，要走就走你的，并无任何表示要送送客人。倒是程先生谦和地向我这青年军人点点头，似是代表主人以礼相送。

冯牧酷爱程派艺术，曾向我们这些外行人宣讲过一出又一出程派戏。他形容程派唱腔的独特风格，恰如一江春水冲出三峡之后，如此开阔平缓，悠游荡漾，一泻千里。相识多年来，从不曾听到他在器乐伴奏下正式演唱过，只是在讲解《锁麟囊》这出戏的时候，听他敲击着板眼，低声哼唱过几个唱段。虽是哼唱，程腔韵味十足，低回婉转，似断若续，以沉重的胸腔共鸣取代脆音，给人以声乐之美的极大享受。

时间无情地流逝，决不肯稍作停顿。不觉已是1995年7月10日，冯牧先生住在友谊医院，我们夫妻两个前往探视。他一向体弱多病，记忆中曾到北京各大医院探视过的。所以总是存在一种侥幸心理，以为打熬一段时间，他又可以搬运着一叠一叠的书报文件回家去了。这次知道了他的真实病情，进入病房禁不住心怦怦地跳。冯牧先生从床头拿起一本书，用他颤抖的手，在扉页上写下了我们夫妇的名字，嘻笑着说：“对不起，把你们的名字写得歪歪扭扭的。”我双手接过他的赠书——《但求无愧无悔》，吓了一跳，怎么竟会是这样一个书名呢！这句话不正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终的遗言吗？

冯牧先生在他的岗位上奔忙一生，朋友圈内无人不晓，他却一生寄情于山水之间。谈起“彩云之南”，他总是双目闪放出醉洋洋的光亮，让你会深切感受到，他对大自然抱有无限热爱与深沉的敬畏之心。惟有如此矢志不渝的博大情怀，才可超越他实际体能，先后五次踏访云南边疆地区。其中一次为时一年之久，行程上千公里，最后一次成行，他已是将近70岁的人了。我不知道还有哪位作家能够如冯牧先生，以书写大地山川为永久主题，交出了颇富于地理学考察意义的一系列游记美文。

他与明人大学问家徐霞客相随，“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古时交通条件更为艰难，徐霞客到达滇西北丽江，距离金沙江“虎跳峡”仅三日路程，却失之交臂。在《徐霞客游记》中缺失的这一处充满了神秘意味的人间名胜，在冯牧的《虎跳峡探胜》中得到了补救。他生前仅出版了两卷散文集，还有近百万字云南采访手记，有待先生的后人整出来，让我们翘首以盼。

冯牧先生并未远去，是他第六次整装启程了。你眺望彩云之南那山重水复深处，便可以隐隐约约看到他匆忙赶路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