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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作为教育与文化场域，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地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源地之一。

顾颉刚曾回忆道：“我的亲身经历使我深信：北大1919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指挥部，同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方针有密切关系。”而陈独秀也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使得新青年们登上了历史舞台，新知识、新思想成为社会文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为五四运动的发生进行了文化储备。

严复改革失败 蔡元培迎难而上

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之后改名为“北京大学”。虽已经更名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可初期的北京大学却名不副实。根据顾颉刚的说法，那时的北京大学实为“官僚养成所”，学生大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教师们则大多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在顾颉刚的回忆中，像他这样的穷学生在学校里“简直没有地位”，那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着洋车去逛“八大胡同”，抑或是在校园中“结十兄弟”，“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

在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许多友人也曾劝阻他莫要去蹚这摊浑水，说若是整顿不力，怕他有损名声。事实上，在蔡元培之前，严复也曾试图在北京大学实施革新，可却未能成功。

1912年，北京大学尚是京师大学堂，严复任“京师大学堂总办”。同年5月3日，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5月4日，严复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改革中，严复归并了校内的课程科目，精简了一些机构，裁减了职员，提出大学应该兼收并蓄、广纳众流，可这样的校政政策却收效甚微。处于混乱政局中，北大自身的经费难以为继不说，教师团队也极为匮乏，严复在主持校务时一度面临无人可用的尴尬之境。由于经费短缺，教育部也曾有过停办北京大学的念头，严复为此多方奔走，竭力维持，虽最终保留了北京大学，可却未能真正扭转北京大学的困局。

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言：“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同校”。相似的工作经历让蔡元培对严复的遭遇感同身受，故而赴任之前，他也颇有踟蹰，向不少友人征询了意见。只有极少数的人建议蔡元培赴任，认为北京大学虽颓败，不过若推行改革，则不妨一试。

关于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事，1917年1月1日上海《中华新报》有评：“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不过，事情并非如此顺理成章，当时北洋政界有许多人不赞成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早在几年前就有人曾提出建议，力荐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可此意见却被袁世凯否决，直到1916年12月，北洋政府才终于同意。

蔡元培从海外赶来，1917年1月4日就到校内视事。针对北京大学乌烟瘴气的学术风气，他甫一到校便提出了改革意见，呼吁本校学生应该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力图将北京大学打造为学术的渊薮，“纯粹研究学术之机关”。

“三请”聘得陈独秀 学科重组树新风

蔡元培早在康党维新之时，就已经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他曾说：“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与严复不同的是，蔡元培一进校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革新教师队伍。在冯友兰的回忆中，蔡校长到校后，未曾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来宣传他的办学理念和宗旨方针，仅仅发了一个通告——“兹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可只此几字，学生们就全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了”。一纸通告，基本上表明了蔡元培有意将北京大学打造为新思潮重镇的决心。

为什么是陈独秀？事实上，蔡元培与陈独秀早就相识，对他以一人之力在安徽芜湖苦心经营《安徽俗话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不过，决意聘用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蔡元培实是受到了汤尔和的影响。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前几日，汤尔和曾建议蔡元培：“文科学长若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蔡元培听罢，“翻阅《新青年》”，遂决定聘用陈独秀。

彼时，陈独秀正在沪上操办《新青年》，此杂志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亚东图书馆的资助。后来亚东图书馆经营惨淡，陈独秀和书馆负责人汪孟邹只能北上寻求与群益书社的合并，二人住在北京的前门西河沿中西旅馆。为了聘得陈独秀，蔡元培多次走访，有时到得早了，陈、汪二人还没醒，他便招呼茶房不要叫醒，自己独自搬着板凳坐在门口等。在汪孟邹看来，“蔡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唯一之人物也”（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

陈独秀的到来，很快为北大带来了新鲜血液。在蔡元培的首肯下，陈独秀聘用了许多新文化人士，胡适、刘半农、李大钊纷纷来到北京大学，教师队伍继续发展壮大。为了一改过去听差上课、学生只听官僚上课的学术陋习，蔡元培与陈独秀大力扩充文科，主张将工科转出北大，而当时热衷追名逐利的法商二科也被重组并科，商科并入法科。

为了激发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他们整肃课堂纪律，聘用可为青年导师的热心教员。他们也鼓励有益的学生社团活动，如“进德会”、“雄辩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等。

课堂内新旧交融 课堂外鼓励办报

蔡元培与陈独秀等人在北京大学的文科改革使得校园文化氛围为之一变。其实，蔡元培不仅重用新文化人士，在“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下，辜鸿铭这类政治保守派亦被延聘，刘师培等旧学大家也被聘用，研究经学的崔适被蔡元培邀请到北大授课，罗振玉、王国维二人也曾担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通信导师。

在课程设置方面，北京大学既有这些旧派人士所开设的唐诗宋词、经学等古典文学课程，亦有欧洲文学、法文演说等新课程。1919年至1929年，只中国文学一系之学生，就可一边研读“中国文学史要略”“中国诗文名著选”，一边学习“欧洲文学史大纲”“法国近世史”，极大地扩充了学生们的知识面。蔡元培说过，“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思想自由。”（《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

其时，胡适负责哲学系的课程“中国哲学史”。他一改前人冗长的授课风格，重新编排，直接用“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开篇，以《诗经》来作时代的说明，“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当时的学生吓得“舌挢而不能下”，不过后来大家逐渐接受了胡适的“新”，觉得他“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顾颉刚《古史辨自序》）。鲁迅在北大讲“中国小说史”时，结合了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内容，讲课风格如同他写“杂感”，譬如讲到“神话与传说”中的“紫姑神”，甚至可以引出中国妇女在封建社会的历史地位问题，充满了“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魏建功《忆三十年代的鲁迅先生》）。如此种种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课堂出现在北京大学的校园内，先进的思想和观念由此推广、传播。

蔡元培任校长期间，还积极鼓励师生们创办各类期刊杂志。他特别准许陈独秀将其《新青年》迁到北京续办，北京大学师生成为此杂志的供稿源。他还特别资助了400银圆予学生杂志《新潮》，杂志的风格、思想与《新青年》保持一致。1918年秋，在蔡元培的提议下，《北京大学月刊》创立，成为师生发表学术文章的阵地。这些杂志一经刊印，给了青年学生健康的舆论空间，“研究学术的人，才渐有开口之余地”（吕思勉《蔡孑民论》）。

受到北京大学的影响，很多高校亦纷纷创办刊物。自蔡元培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讲说《国文之将来》后，该校出版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一改风格，积极探讨社会问题和女性发展问题。远在四川的巴金也曾谈到《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对他们这些青年学生的影响。高校的知识革命之风，还吹到了中学校园里，创办于1906年的广州梅州平远中学于1920年创办了《平远中学月刊》，积极介绍新思想。

北京各大高校的改革运动以及报刊媒介的传播，使得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新兴的智识阶层浮出历史地表。他们借助校园教育，改革了青年学生的观念，使得进步的理论和思想走入课堂，走入学生们的日常生活。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这些青年们的思想为之一荡，用现代的话语大胆前行，成为时代的主力军。

（作者单位：对外经贸大学中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