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宝钗扑蝶（王叔晖1979年绘）

林黛玉（王叔晖1978年绘）

胡适、俞平伯研究红楼，负有盛名，且是开山之功，但他们并不认为《红楼梦》是多么伟大的文学作品。其后在北大说红楼的主要是吴组缃（1908—1994）和何其芳（1912—1977），他们都不是以红学家名世的，但他们两位的研究比其他红学家更有学理，他们把《红楼梦》放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的大背景上，从小说构思和人物塑造方面揭示《红楼梦》为什么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是世界文学的珍品。1956年北大邀请吴组缃和何其芳两位先生同时开《红楼梦》研究的选修讲座课程，据北大54级学长张玲老师回忆，两位先生观点相对，的确一时瑜亮，很有从弟子各半的意思。这种打擂式的热闹让当时无数北大学子为之神往。刘勇强教授说吴先生亲口告诉他：何先生是诗人，有浪漫主义情怀；他自己则是小说家，不认为小说家构思小说会有无缘无故的情节，特别究心曹雪芹为什么会这样写《红楼梦》。他们都注重人物塑造，但何先生在诗的眼光下觉得还是好人多，尤其像薛宝钗；而吴先生则认为薛宝钗特别坏。

也就是1956年下半年，何其芳完成了《论〈红楼梦〉》。

我们注意到1954年3月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发表；9月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发表于山东大学《文史哲》，后又在《文艺报》转载；江青推荐《人民日报》予以转载，邓拓商请周扬、何其芳等人讨论，周扬认为该文“很粗糙”，何其芳评价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10月10日，李希凡、蓝翎又写了《评〈红楼梦研究〉》在《光明日报》发表。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的结尾说：“《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会，何其芳会上批评李、蓝的两篇文章不过是在讲“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他说：“看李、蓝二位的文章后，我觉得他们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批评俞先生的著作这一基本精神我是赞成的，觉得他们的文章抓住了俞先生的许多错误看法，抓住了基本问题。但我当时对他们的两篇文章中的个别论点还有一些怀疑，并且觉得他们引用俞先生的文章有时不照顾全文的意思，有些小缺点。”

10月27日，陆定一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还汇报了近期中宣部组织批判胡适的计划。他说：“计划在最短时间内协同《人民日报》组织若干篇文章（正在写的有何其芳、张天翼等），以进一步批判俞平伯的错误观点。”何其芳正在写的就是《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这篇文章批评俞平伯陷入了繁琐的考据，当然他最成问题的地方是：“俞平伯先生过去用‘自传说’来抹杀了《红楼梦》的价值，现在的‘色空说’和‘微言大义说’却实际上仍然是否定了这部作品在思想和艺术方面的巨大成就的。”他在文章中正面提出：“《红楼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生活的百科全书……完成了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总批判的任务的，它里面热烈的爱和憎像火种一样在读者心中点燃了对封建社会的不满，对幸福自由的生活的追求。”最后他强调研究古典文学作品要在占有材料、辨别材料、整理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研究不能只限于考察作者的身世和作品的版本，还必须研究社会的情况、政治的情况和文化思想的情况。

1954年12月8日，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郭沫若发表了《三点建议》，说：“这一次的讨论是富有教育意义的,是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严重的思想斗争,是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的继续开展,是适应当前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文化动员。”该讲话原题《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在报送毛泽东时，毛泽东认为：“郭老讲稿很好，有一点小的修改，请郭老斟酌。‘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这个题目不很醒目，请商郭老是否可以换一个。”1954年12月2日下午1时，周扬邀请茅盾、邓拓、胡绳、何其芳等人，在郭沫若住处开了一个小会，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胡适批判问题的指示。同日下午3时，又在中国科学院召开了科学院院部与作家协会主席团的联席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称为“中国科学院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的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会后，正式成立胡适思想批判委员会。周扬再次就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的组织计划向毛泽东报告。报告说，关于胡适批判成立这个小组，例如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召集人艾思奇；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召集人何其芳；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召集人聂绀驽。胡适思想批判，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造成了极大震撼。吴宓在他的日记中说：“此运动乃毛主席所指示发动，令全国风行，特选取《红楼梦》为题目，以俞平伯为典型，盖文学界、教育界中又一整风运动，又一次思想改造，自我检讨而已。”

以上缕述对胡适思想的围剿和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是为了交待《论〈红楼梦〉》的写作背景。何其芳躬逢其役，并深悉这个部署来自上层。我们由此理解何其芳写作的勇气。他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反对李希凡、蓝翎所谓曹雪芹“基本上是站在新兴的市民立场上来反封建的”,因而《红楼梦》反映了代表那时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市民说”），他也从学理上明确反对“农民说”，“农民说”认为《红楼梦》所反映的社会的根本矛盾和根本问题只能是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他批评这种盖帽子的风气是牵强附会加上教条主义最后形成的“学术工作中的主观主义”，不克服这种主观主义，我们的学术水平就很难提高。

1957年何其芳在作协文学讲习所作了名为《答关于〈红楼梦〉的一些问题》的演讲。他在该演讲中仍然延续和坚持了《论〈红楼梦〉》的基本观点，他最后提倡读者去熟悉中国的古典作品和外国的第一、二流作家的作品，“不然，我们的理论批评就会永远停留在几条原则上，遇到具体问题就无法解决”。

1958年9月《论“红楼梦”》作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专刊（I）出版，这本书同时包括了何其芳对于屈原、吴敬梓《儒林外史》、李煜词和《琵琶记》的研究，他8月7日为该书写了序言，序言最后部分呼吁健全的认真的学术批评，不要用“作结论”“排斥和打击”“老一点的专家”以及其他用意在于吓唬人的话来阻塞批评。后来毛泽东仔细读过何其芳的这部著作，据说圈画和批注都比较多……

1959年11月《论〈红楼梦〉》被节要压缩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二版《红楼梦》的代序。1962年何其芳和王昆仑一起奉文化部之命筹备“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并于8月份草拟《曹雪芹的贡献》一文提纲，10月吸收了胡乔木和周扬的意见，写成初稿，11月15日修改完毕，最后12月发表于《文学评论》第6期。1963年12月29日，时任中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应北大团委邀请，做了《红楼梦和正确对待文学遗产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作者有意避免人物的‘差不多’的。生活的描写更加细致，更加匀称，超过了其他任何一部古典小说；结构很复杂，但也很完整，浑然天成；情节发展很有波澜；语言的运用也有了很大进步。”他说《红楼梦》的伟大，“它的贡献就在于对上层社会的相当广泛、深刻的批判，就在于它可以说是集封建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大成，由之可以认识封建社会的本质，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和贵族地主阶级是应该灭亡的”，“《红楼梦》的民主主义思想就是一种封建社会的叛逆者的思想”。他还是坚持说：“他只不过是反映了一些人民的观点和情绪，自己的部分观点有了变化，说他是代表农民或者代表市民都是不对的。”他强调《红楼梦》“从艺术上看，也是现实主义艺术发展的最高峰”，“《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的确是深刻的，人物写得又真实又复杂；但他里面没有革命斗争、革命人民、革命战士吧？”

1966年“文革”伊始，何其芳被撤销职务，抄家批斗，因为《红楼梦》的研究问题他受到了反复的审问折磨，1968年何其芳被关进牛棚。1972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红楼梦》第三版第九次印刷，删掉了何其芳的“代序”。李希凡为《红楼梦》新版写了前言，前言将何其芳的“典型共名说”说成是“披着新的外衣”出现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反动观点”。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该序言邮寄何其芳征求意见。何其芳9月14日致人民文学出版社近7000字的长信，对于李希凡的批评进行辩解。这封信，随后又被定性为“文艺界右倾翻案的代表作”，何其芳受到了更多的攻击和批判，这种批判被不断上纲上线，后来“梁效”将之说成为“鼓吹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搞永恒的爱的主题”的“修正主义红学”，统治了《红楼梦》研究领域十多年，还利用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演出了一场长达两年的复辟闹剧”。1977年何其芳因病逝世。

在《红楼梦》研究领域，何其芳必将因为《论〈红楼梦〉》而不朽。

在《论“红楼梦”》一书的序言中，他说自己1953年打算研究中国文学史，先研究屈原，接着宋玉，后来又研究《诗经》；随后《红楼梦》研究批判就开始了，紧接着是批判胡适和胡风的运动。“《论〈红楼梦〉》是我写议论文字以来准备最久、也写得最长的一篇。从阅读材料到写成论文，约有一年之久。……对《红楼梦》这样一部巨著，仅有一年而且实际上不过是四五个月研究和写论文的时间是不够的。……在《论〈红楼梦〉》里面，我也批评了从过去到现在的种种牵强附会的肯定派。但关于曹雪芹，我们却很难找到有关他的思想的新材料了。”这一篇文章改变了何其芳后半生的学术生命和人生际遇，他后来一再被批判的就是这部作品开头部分的“典型共名说”。

李希凡回忆：“我与何其芳同志在典型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的看法。起因还是发生在1956年，当时我作为《人民日报》文艺部的编辑，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曾向何其芳同志约稿，何其芳同志写了《论〈阿Q〉》。我作为责任编辑看了何其芳同志的原稿，发现他对阿Q的分析以及所谓‘典型共名说’的论点，有人性论的倾向，因而在送小样时，曾提请何其芳同志注意。何其芳同志当然不会接受这种意见。其后，我写了一篇《典型新论质疑》，同何其芳同志讨论这个问题。何其芳同志当时并没有答复，而其在《论〈红楼梦〉》中继续发展了他的‘典型共名说’。”

其实《论〈阿Q〉》一文和《论〈红楼梦〉》几乎是同时写作的，只是《论〈阿Q〉》作了特别明确的界定：“一个虚构人物，不仅活在书本上，而且流行在生活中，成为人们用来称呼某些人的共名，成为人们愿意仿效或不愿意仿效的榜样，这是作品中的人物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成功标志。”何其芳在1963年3月8日修改完成的《文学艺术的春天·序》中为回答李希凡等人的驳难，为“典型共名说”申辩：“这一类典型有这样一个标志：他们性格上的最突出的特点常常有很深刻的思想意义，这种思想意义可以用一句话或一个短语来概括。”1963年12月他在北大作的《〈红楼梦〉和正确对待文学遗产问题》的报告中仍然说《红楼梦》：“它写的典型人物那样多，性格那样鲜明突出，让人记得住，或在人们的口头上，是了不起的。”

“典型共名说”受到责难，首先是和毛泽东对《红楼梦》的政治评价并不一致，何其芳也没有接受苏共十九大马林科夫报告中的观点，马林科夫说：“典型问题经常是一个政治性问题。”今天看来，在那个高度强调阶级斗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年代，《论〈红楼梦〉》极为可贵地强调了回到《红楼梦》文本和曹雪芹的时代，探索小说的艺术价值。王水照回忆何其芳说：“他的具体工作方式主要是在原著上作眉批。他十分重视研读原著，重视把从原著中获得的直接感受和体会，及时准确地记录下来，然后加以整理、概括和连贯起来的思索。他不是把原著作为冷漠的解剖对象，而是去体验和认同其中活生生的形象世界。”据钟中文介绍，何其芳曾说：“阅读一两遍是欣赏式的阅读，写评论文章，评论者对被评论的作品起码要读三遍。”这种紧扣文本，将自己的体验融入作品的批评方式，至今仍然是发人深省的。

至于他被责难的超阶级的人性论倾向，何其芳也承认：“我这些老知识分子，哪能不受到人性论的一点影响呢？”（《臧克家回忆录》）今天我们可以公正地说，何其芳讲《红楼梦》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这个人性，当然可以是不同阶级阶层所共有的。

其实《论〈红楼梦〉》发表后，也引发了很多好评，《论“红楼梦”》一书出版后不久，1959年2月22日《光明日报》即发表了解叔平的“推荐《论“红楼梦”》”，文章说：“作者的语言的风格比较朴素，对问题的阐述也是深入浅出的，读来很有兴味。正由于作者曾经多年从事创作，对于创作的甘苦有着一些深刻的体会，就给论文集带来另一个优点：对作品的艺术分析比较细致和透辟。这在《论〈红楼梦〉》一文第第八节和第九节表现得最为充分和明显。像关于匠心和技巧、结构、日常生活的描写、重要的事件和波澜、人物典型性格在生活中的流行、‘诗的光辉’等等问题的分析，都能给一般读者以一些启发，有助于文学欣赏能力的提高。”

何其芳是俞平伯先生的学生，很敬重俞平伯，也一再保护俞平伯，但这篇文章当然也必须对俞平伯的观点予以批评。不过，《论〈红楼梦〉》对俞平伯的批评纯粹限定在学术的范围内，他力图在胡适、俞平伯的版本考证文本细读和毛泽东的政治批评、李希凡的阶级批评之间走第三条的路线。因为何其芳要求文章必须要有逻辑性，引用的资料要经得起论证，所以他下笔非常谨慎，这也就是他获罪的缘由之一。且不说他和江青、陈伯达之间的恩怨，以及与周扬事件的牵连。

《论〈红楼梦〉》中强调《红楼梦》的主线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他在论述时对比了《西厢记》《牡丹亭》以及才子佳人小说，认为《红楼梦》描写的爱情是“建立在相互了解和思想的一致的基础上面”，所以“在描写爱情生活上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这种对于爱情的颂扬，显然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很难吻合。

何其芳本意也未必如被批判的那样宣扬“恋爱至上主义”，他在后来的论述中都强调了《红楼梦》对于封建社会的批判意义。但他坚决反对所谓的“农民说”和“市民说”，反对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这是他广泛阅读，独立思考、追求逻辑的必然结果。

总而言之，何其芳先生是一个诗人，他说《红楼梦》是“一部用散文写成的伟大的史诗”，他还发挥说：“那些最能激动人的作品常常是不仅描写了残酷的现实，而且同时也放射着诗的光辉。那这种诗的光辉或者表现在作品中的正面的人物和行为上，或者是同某些人物和行为结合在一起的作者的理想的闪耀，或者来自从平凡而卑微的生活的深处发现了崇高的事物，或者就是从对于消极的否定的现象的深刻而热情的揭露中也可以透射出来……总之，这是生活中本来存在的东西。这也是文学艺术里面不可缺少的因素。……所以，我们说一个作品没有诗，几乎就是没有深刻的内容的同义语。”他用诗意的文字体贴《红楼梦》的人物塑造和关于生活细节的描写。他对照《金瓶梅》，说《金瓶梅》所缺少的就是这种诗的光辉，理想的光辉，“尽管它描写得那样出色，那样生动，仍然不能不使读者感到闷气”。读《红楼梦》“感到的并不是悲观和空虚，并不是对于生活的信心的丧失，而是对于美好的事物的热爱和追求，而是希望、勇敢和青春的力量”。

何其芳的《论〈红楼梦〉》显示了一个批评家独特的个人风格，不仅有理论的深度，还有体验的深度，行文行云流水。今天谈起红学家，我们除了胡适、俞平伯，多数普通读者谈的是吴世昌、吴恩裕、周汝昌，乃至冯其庸、王蒙这些人，何其芳的红学成果有意无意被忽略了。因此，本书同时编选了1956年《论〈红楼梦〉》、1957年《答关于〈红楼梦〉的一些问题》和1962年《曹雪芹的贡献》三篇文章。以便读者对何其芳的《红楼梦》研究有一个接近整体的估量。

《答关于〈红楼梦〉的一些问题》这篇报告在分析贾宝玉、林黛玉性格的形成做出了更有意味的分析，他说：“《红楼梦》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社会生活的优良的文化传统的总结，也是对长期的封建社会的不合理的事物的总的批判。”《曹雪芹的贡献》则对《红楼梦》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作了更为深刻的剖析。我们阅读这三篇文章同时会感到何其芳不断加强了对《红楼梦》政治性的讨论。时势使然，但即便在不断政治化的批评与反批评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何其芳有理有据的学术追求和个性独具的诗人气质。

（本文摘自《史诗〈红楼梦〉》一书序，作者蒙木。《史诗〈红楼梦〉》，北京出版社2019年6月第一版，何其芳著，王叔晖图，蒙木编。定价：4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