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準(1928～2000)，河南洛阳人，蒙古族。曾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影协主席团委员、常务理事，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尽管获奖名单公布后往往会有各种争议的声音出现，但毋庸置疑，“茅盾文学奖”业已成为在当代中国标识度和认可度最高、影响最为广泛而深远的文学奖项之一。对广大读者而言，在拣选长篇小说阅读书目时，“获奖名单”可以发挥较为权威的“指南”功能——在他们心目中，能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认可，便获得了一块响亮的“金字招牌”，这也是对作品“经典”地位的有力证明；而对专业人士而言，不少获此殊荣的作品也为后来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一些足资借鉴、效法，或从中汲取思想与艺术滋养的文学“典范”，他们受到其启示、指引，或在其提供的一些作品“范式”基础上继续拓展发挥，进而创造出别样的文学景观。可以说，这些获奖作品无形中也以这样的方式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学的潮流更迭与发展趋向——这或许也是历届获奖作品作为“当代正典”的“资源性意义”之一。

在我看来，1985年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以全票通过而获奖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便是这样一部具有较强“资源性意义”的作品。

这首先表现在，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巨大转型已山雨欲来的特殊历史时期，这部作品较早也相对较为彻底地脱离了“伤痕”、“反思”等文学潮流所依赖的“文学/政治”简单对应关系的藩篱，更明显地挣脱了20世纪50~70年代因其政治效应而兴废的主流文学生产与接受模式，自觉地将作品关注重心转向对中国底层民众顽强生存意志和生命意识的深情礼赞与大力张扬，转向对民族精神和文化品格之复杂内涵的深度开掘。众所周知，1985年的中国小说新潮在文学精神和艺术变革方面的最强烈吁求，便是渴望文学能够摆脱对政治的依附性位置而为自己独立存在的合法性“正名”，由此获得自身在思想和艺术方面的独立品格。无独有偶，1984年的“杭州会议”所倡导的“寻根文学”，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梳理、寻绎深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中的精神根系”的呼声——这与李凖要借《黄河东流去》这部作品展现“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结晶”和“我们这个伟大古老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精神支柱”的自觉追求，又几乎是如出一辙。我们或许不能因此断言1985年的小说新潮和“寻根文学”曾受到《黄河东流去》的直接影响，但若将其视为当时历史语境下文学在思想、精神方面的一种“暗合”，恐怕也并非是捕风捉影的妄自揣测。基于此，我曾对《黄河东流去》的文学史价值做过这样的判断：“尽管也存在着‘历史框架’大于‘诗性内涵’的缺憾，但其叙事重点已从对政治运动与现实斗争的表象记述转向了对民族文化精神和集体灵魂的全面展现。这种‘宏大叙事’整体内涵的转向无疑会大大拓展小说的表现空间，并有效解放创作者的艺术想象力和表现力，有助于作品向着更深厚的文化艺术空间进行深入开掘。应该说，这种转换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发展与变革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黄河东流去》更重要的“资源性意义”或许还在于其创作价值立场的调整及文学视点向“民间”世界的主动位移，这对后来一些（特别是作品此后相继荣获“茅盾文学奖”）作家如莫言、陈忠实、张炜、霍达、刘玉民等的创作，恐怕是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为我们熟知的是，作家李凖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便以《不能走那条路》《孟广泰老头》《李双双小传》等中短篇作品在文坛声名鹊起，迅速成长为具有全国性声誉的重要作家之一。尽管他在这一阶段的作品大都具有以“紧合时代的节拍”来表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革命运动”的较强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但较之于当时另外一些作家所发出的“同声合唱”，其思想和艺术的独到之处在于，李凖在表现“政治正确”主题的作品所带来的狭窄思想、艺术空间和“时代需要”的刚性规约之下，依然能在小说中巧妙融入、借用或化用了源于民间及乡村社会生活的“隐形艺术结构”（陈思和语）与一些“非规范化”的思想与文化资源，塑造出了诸多活泼、生动、“接地气”而为底层民众所喜爱的人物形象。由此可以看出李凖那“浓得化不开”的乡村情结和深挚、真切的民间情怀。及至创作《黄河东流去》之时，在既往时代加诸的种种规约和束缚渐次被破除，作家感觉到“在创作上很多旧的框框被打破了。很多新鲜的思想产生了”。这些“新鲜的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李凖渴望并尝试着“在时代的天平上，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与之相适应，作家更自觉地将关注的目光聚焦于“最基层的广大劳动人民”，有意识地发掘他们身上“光辉灿烂”的“道德、品质、伦理、爱情、智慧和创造力” 。换言之，他将自己创作的价值立场调整或还原到一种“民间本位”的位置和状态，由此实现了其小说写作的“视点下沉”——如果说以往他的小说沿袭了自延安解放区文学以来“政治标准第一”的准则，而对民间生活世界和人物形象与塑造仅仅作为其创作的“副产品”的话，那么在《黄河东流去》中，这种“主次关系”已经发生了置换：这部小说通过讲述黄泛区七户农民家庭身世沉浮和命运悲欢离合的故事，要着力思考和探究的是“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的生命力和她因袭的沉重包袱”，是中国农民“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和基于此构成的“道德观念”——乡村社会的生存状态、伦理图景和农民的价值理念与诉求，他们身上蕴蓄的强烈生命意识、美好思想品格与种种精神桎梏等，已成为其最核心的关注对象，因而占据了小说要表现的“主体”性位置。

因此，《黄河东流去》尽管保留着一些作者直接站出来或借作品中人物之口发声来批判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本质，以及控诉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罪行的叙述，但这些文字或多或少都给人一种似乎是游离于小说故事主体和人物性格之外的感觉；同时，作品中那些“政治身份”符号鲜明的人物形象如新四军领导秦云飞、女战士宋敏以及后来加入新四军队伍的海天亮等等，也总是让人感觉有些面目生硬、性情板滞，因缺乏勃勃生气而显示出较强的“概念化”色彩。凡此种种，都显现出了《黄河东流去》作为历史和文学转折时期一部“过渡性”作品的痕迹。但一旦当作者开始塑造那些深植于中国乡村土壤、深受民间文化浸润的人物形象，或展示乡土社会和底层民众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时，却如同换了一副笔墨，完全摆脱了那种拘谨、僵硬、凝滞的叙述状态，似乎一下子回归到了自己的本色当中，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小说语言如平地泉涌汩汩滔滔，故事情节安排得心应手操控自如，场景和对话描述活灵活现如在目前，作家深厚的乡村生活经验积累、长期郁结的创作激情与才情、对乡土和农民的深挚热爱及对其精神结构和道德伦理观念中负面因素的冷静观照与审视，以及已经被压抑多年的幽默天性等，在此都被充分激活和释放，作家笔下那些以原生态方式呈现的农民和乡土是那样地真实、真切、本色、鲜活，小说也以此建构起了一个自足、完满，焕发着浓郁生活气息和生命光彩的美学空间。

李凖素来以塑造形形色色的“不完美”却生动、真实的人物形象而赢得读者喜爱，也曾因此被扣上写“中间人物”的帽子。及至写《黄河东流去》之时，李凖完全挣脱束缚放开手脚进行了新的探索，他说：“‘十年一觉扬州梦’，我决不再拔高或故意压低人物了。但我塑造这些人物并不是自然主义的苍白照相，他‘美于生活’、‘真于生活’，我认为一个真正的典型，是需要更严格地提炼的。造酒精容易，造茅台酒难。酒的好坏不光看它的度数，还要看它的醇和香。” 对那些来自中国底层的农民人物形象，他既进行了严格“提炼”却又按照他们的本来面目去写，在他们身上，李凖寄托了自己诚挚、厚重而复杂的感情，又进行了深沉、冷峻、严肃的思考，从而创造出了一个个真正意义上的“典型”形象。比如性格颇有些好吃懒做、世故狡黠但骨子里却重情重义、古道热肠的老人徐秋斋，心灵手巧、淳厚质朴却又因循守旧、偏执狭隘的春义，吃苦耐劳、古道热肠却又人情练达、精明过人的陈柱子，看似浑浑噩噩、趋炎附势，本质上却良知未泯、朴拙善良的四圈……这些具有立体、多元的性格特征和深厚、丰赡的文化底蕴的人物形象，无疑既显示出李凖此时期的创作已实现了对自己以往思想和艺术水准的全面突破与超越，又完全可以视为“文革”结束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在人物刻画塑造方面的新收获及其所达到的新高度，自然也会为此后一些着力写乡土题材与农民人物的作品提供丰富的文化和文学滋养。

除此之外，《黄河东流去》所塑造的海老清这一人物，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在我看来，海老清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农民”形象：他性格耿直、倔强，生存意志和能力强悍，是所有农活的“行家里手”； 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深入其骨髓，道德立场坚定到近乎刻板顽固；家庭责任感极强，深沉地爱着自己的家人尤其是两个女儿，满腔的挚爱却不知道如何表达；对土地有着近乎宗教徒般的执著信仰，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笑脸求人，不如黑脸求土”；对自己饲养的牲口有着超乎常规的感情，将其视为自己的朋友甚至家人般看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乡土书写中，“农民”形象始终是其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黄河东流去》中的海老清上承《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套不住的手》中的陈秉正等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中的“典型农民”形象，下启贾平凹、陈忠实、李佩甫、刘玉民等作家的此类创作，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农民形象谱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链，尤其《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在某些性格侧面，简直可以视为海老清这一人物形象的“隔代翻版”。

好的文学应该具有较强的生长可能性和时代超越性。除上文所述，《黄河东流去》还在其他一些方面影响或启迪了后来者的创作。比如小说对春义、凤英和陈柱子等人之间因经济利益等因素介入而导致恩怨离合的叙述，其间“传统道德伦理”与“商品社会法则”的矛盾冲突，成为此后“改革文学”的核心情节架构之一；对老清婶、爱爱等乡村女性日益习惯城市那安逸、便捷的生活方式而不知不觉间出现精神蜕变的描述，此类“城市文明病”的书写也被此后文学反复重述；更重要的是，《黄河东流去》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强烈彰显和对中国民众正面思想品质的大力张扬，以及作品时时展示出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对我们今天正在大力倡导的文学要“讲好中国故事”，以及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文化自信的确立，都会提供某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