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九三八年，国民党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企图“以水代兵”阻止日军南下，结果却淹没了豫、皖、苏三省四十多个县，而受灾的人，极大部分是农民——这沉默的大多数。这场大灾难的代言人，也是见证人，就是河南籍作家李準。他的《黄河东流去》，讲述了这场大灾难的受害者——难民——在家园被毁以后，面对绝望，如何活下去的故事。

《黄河东流去》上集完成于1979年，下集完成于1984年。这部55万多字的大作品，是李準创作生涯中的分水岭。李準前半生的创作，基本上是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引起轰动的，带着一定局限性。如：1950年代初引起文坛轰动的他的短篇处女作《不能走那条路》；1960年代初，他的小说《李双双小传》和电影《李双双》，在国内引起“李双双旋风”；1970年代末，他的电影文学剧本《大河奔流》发表，随后引发关注。

河南老一代评论家孙荪，也是作家李凖一生的挚友，他用几十年的时间跟踪研究李準，把李凖作为中原及中国作家的一个标本，借以反省共同的经验教训。他在李準评传《风中之树──对一个杰出作家的探访》一书中写道：“李凖反思五六十年代的所谓‘运动文学’，概括说：‘人未死，作品已经死了。’”尤其是到了1980年代，李凖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时，就更为不安和痛苦。可见，李準作为一个农民之子、自然之子，他身上既有精明的成分，更有淳朴善良厚重的成分，他对土地和农民有着深深的爱和责任感。

这个性情热烈、豪爽的人，能够承认自己的问题和失败，尤其是，经历了“文革”磨难的李準，已经年过半百，对于文学和世事的认识，有了更深的了悟，加上新时期开放的文学氛围焕发了他的激情、活力和幽默感，彻底为他松了绑。他更深地意识到，文艺“不要为政治服务，不是要脱离政治，而是要更深更高地同大的长远的政治联系”。

新时期文坛复苏期，文学主潮是书写和反思“文化大革命”创伤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李準却把目光坚定地投向了历史——黄泛区难民的生活。这个过于沉重的大话题，意味着一个作家要倾注全部的精力和年华去扛起。写下半部时，作者用了5年时间。也是生活和命运，选择了李準去写这部大书。用孙荪的话讲，“历史已为一个作家的出现准备了许多重要的条件”。

从《大河奔流》到《黄河东流去》，李準完成了他文学道路上的重大转折。

出生于洛阳下屯村的李準，在14岁时，就接触到了黄泛区的难民；21岁时，他作为农村银行信贷员，到黄泛区给返乡的农民发放麦种和农具；“文革”期间，李準被打为“黑帮”，在黄泛区农村住了三年多。农民兄弟没有嫌他“黑”，没有把他当外人，请李準这个“文化人”为死者写“祭文”，一村传一村，李準写了几十篇“祭文”。每一篇“祭文”，都连着黄泛区难民们的“家史”。在此期间，李準交了许多难民朋友。其子李澈在《温暖的记忆》一文中说：“星移斗转，阴差阳错，正是父亲在农村住了三年多，熟悉了几十户农民的家史，积累了生活、积累了感情、积累了细节，才为后来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黄河东流去》“开头的话”中，李凖坦诚乃至自责地表达自己的创作愿望，“我决不再拔高或故意压低人物了”。李凖从前半生创作的经验教训中走出来，决绝地要写真实。

从小说开篇的视点看，叙事人就是成千上万的难民之一，在其中感同身受。他以一个村民的惊恐感受，写出大水到来的气息：

到了黄昏时候，天空中忽然出现了奇异的景象。天忽然黄了！它不像晚霞夕照，也不像落日余晖，却像是一层几十丈高的黄尘和水雾弥漫在天空。接着狂风呼叫起来，这风也怪，它是从地面溜过来的，不见树梢有大的摆动，却把地里的麦子，路旁的野草吹得像捺住头一样直不起腰来……

“怎么这么大灰气？什么也看不清！”话音还没落地，只见从东北方向，齐陡陡，一丈多高的黄河水头，像墙一样压了下来。

李麦还当是云彩，天亮眼尖，她看到几个大麦垛漂在半空，就急忙大声喊：“水！黄河水下来了！”

真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啊！面对这压顶之灾，村民全吓懵了，乱哭乱跑，徐秋斋这个老人、智者，他喊李麦——带大家到村西沙岗上。他们向沙岗上跑着，黄河水就号叫着朝赤阳岗冲过来了。李麦让儿子天亮回村里找孤寡老人申奶奶，这个老人不想活了，天亮硬把她背到了沙岗上，她说：“怎么活？逃荒，路走不动了；要饭，连只狗也打不动了……”李麦擦着泪说：“婶子，走不动路，我们背着你；要不动饭，我们给你要！” 大水滔天，仁爱在。这个李麦，是小说中写得传神的女性人物，赤阳岗人称之为“铁老婆”，刚强、豁达、睿智、重情义。

村里的房子都泡塌了，一切都吞没在水里了……这个夜晚，蓝五含泪拿起了唢呐，他知道乡亲们都快被愁苦憋死了！几个小伙子让他拣最热闹的吹，那热烈的唢呐声在大水和夜空之上响起来！中原百姓还懂得这样活！还有凤英和春义的水上婚礼，结了婚才方便一起去逃荒，徐秋斋老人在沙岗地上主持婚礼：“上有皇天，下有厚土，新郎新娘拜天地！”这个时候，还能不苟且。

李準在和孙荪、余非三人的《百泉三日谈》中讲到，他作品中的人物大部分都有原型，“徐秋斋的原型是我祖父，其中也有我父亲、我，三位一体”，李麦的原型是他母亲。因此，小说中的人物写得逼真、感情饱满。他还谈到，“中国文学太注意戏剧性情节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主义，几乎没有”。而《黄河东流去》表现出了自然主义风貌。

黄河水三两年退不了，赤阳岗人的头脑徐秋斋告诉大家：“能向西走一千，不往东走一砖。上洛阳。”赤阳岗人带着锅碗瓢勺、推着独轮车，王跑还牵着他的驴，大家扶老携幼，相互帮扶着，开始了一路向西的逃难。

富有影视经验的李準，采用自然主义的广角，让我们跟随赤阳岗人的足迹和目光，看到无数难民们经过村庄、小镇、码头、车站，到达古都洛阳、西安、宝鸡，从东到西，地跨两省，这是一幅史上罕见的巨型流民图！

在这逃难的过程中，淳朴的赤阳岗人难免遭遇人祸——官、商、兵、匪、汉奸队，三教九流，各色人物，都在小说中出现了，如同真实的生活。

从时间上看，小说以编年史的写法，写了“逃难八年”难民的生活史：连续的灾难——1938年黄水到来的夏天，1939年黑色的春天，1940年的大饥荒，1941年的蝗虫，1942年的大旱；水灾、蝗灾、旱灾，还有人为的祸害，黄泛区难民从这压顶的灾苦中走出来，1945年回到故乡。

饥饿让王跑学会了最精明的抓黄鳝技能，甚至在冬天他也能在泥里找到黄鳝。可爱又令人心酸！逃难中，这些人物，各显其能，如李麦说的“是鸡都带着两只爪，是人都长着两只手”。汉奸队抢走了王跑的爱驴，徐秋斋居然用他算卦的本事，想出把蛐蛐放到驴耳朵里等办法，帮王跑把驴钱赚回来……可谓悲欣交集，再苦他们也能找到活着的乐趣。李準深知中国农民的坚韧、达观，他没有把苦难写成黑暗。

难民们的生命伦理是再苦也要活下去，传统的贞操观念被打破了，如小说写到唱戏的爱爱，拼命打胎，李麦就劝爱爱的“糊涂娘”，“到了这种地步，还要讲面子？”同时他们又侠义、仁义地活着，人饿得像纸糊的一样脆弱，但乡亲们之间至死都相互帮扶着，如海老清发现郑四老汉饿死后，把狠心买下的一个烧饼放在他胸前，又替他把扣子扣好。“他知道郑四老汉是种了一辈子庄稼的人，临死应该给他个烧饼带着……”

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让我震撼的还不是灾难，而是身处灾难中的人们身上迸发出的力量、仁义与爱，还有生存的智慧。

在李準的小说和影视创作中，公认的最具特色之处，是他语言的艺术功力。李準成名早，用他自己的话说，“开头跟的师傅高”，一代文学大师老舍、赵树理、茅盾、冰心等，都就他的小说语言谈过看法，这使他自觉意识到自己小说语言的特色，更有意识地收集研究和吸收中原农民的口语。他在《李準谈创作》中说：“群众的语言是极丰富的。我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还是小学生。到每个地方，蹲的时间稍长一点，我就要交一个能说的朋友。当他的学生，这个太重要了。”说这话的李準，风趣可爱，他是善于向各种师傅学习的人。

诗人、文艺评论家张光年在《黄河东流去》序言中，评价李準的语言“带有河南农村的乡土气息，而淘洗了过于生僻粗野的东西”。“在《黄河东流去》一书里，他机智幽默的笑声，却带有沉郁的、悲忿的音调。这是带泪的笔，是深刻的幽默。”相对于描述性语言，小说中的人物对话，最见精彩，黄泛区难民们大朴带巧的口语，质朴中带着刚强，乐观自嘲中带着辛酸，汇聚成如黄河水一样奔腾不息的生命诗篇。评论家孙荪深入研究后，总结《黄河东流去》的美学风格是“悲中见壮”。

《黄河东流去》于1985年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可谓实至名归。更重要的是，一个作家的文学之根由此深深地扎在了故土苦难深重的厚土中，扎在了与黄泛区难民的命运与共中，也扎在了他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李準出色完成了对于重大题材的书写，完成了对于大历史的书写与记忆，也完成了“更深更高地同大的长远的政治联系”，成为了一个真正书写中国经验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