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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东流去》:一部“悲中见壮”的史诗

来源:中国作家网 | 刘海燕  2019年05月27日07:47

一九三八年,国民党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企图“以水代兵”阻止日军南下,结果却淹没了豫、皖、苏三省四十多个县,而受灾的人,极大部分是农民——这沉默的大多数。这场大灾难的代言人,也是见证人,就是河南籍作家李準。他的《黄河东流去》,讲述了这场大灾难的受害者——难民——在家园被毁以后,面对绝望,如何活下去的故事。

《黄河东流去》上集完成于1979年,下集完成于1984年。这部55万多字的大作品,是李準创作生涯中的分水岭。李準前半生的创作,基本上是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引起轰动的,带着一定局限性。如:1950年代初引起文坛轰动的他的短篇处女作《不能走那条路》;1960年代初,他的小说《李双双小传》和电影《李双双》,在国内引起“李双双旋风”;1970年代末,他的电影文学剧本《大河奔流》发表,随后引发关注。

河南老一代评论家孙荪,也是作家李凖一生的挚友,他用几十年的时间跟踪研究李準,把李凖作为中原及中国作家的一个标本,借以反省共同的经验教训。他在李準评传《风中之树──对一个杰出作家的探访》一书中写道:“李凖反思五六十年代的所谓‘运动文学’,概括说:‘人未死,作品已经死了。’”尤其是到了1980年代,李凖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时,就更为不安和痛苦。可见,李準作为一个农民之子、自然之子,他身上既有精明的成分,更有淳朴善良厚重的成分,他对土地和农民有着深深的爱和责任感。

这个性情热烈、豪爽的人,能够承认自己的问题和失败,尤其是,经历了“文革”磨难的李準,已经年过半百,对于文学和世事的认识,有了更深的了悟,加上新时期开放的文学氛围焕发了他的激情、活力和幽默感,彻底为他松了绑。他更深地意识到,文艺“不要为政治服务,不是要脱离政治,而是要更深更高地同大的长远的政治联系”。

新时期文坛复苏期,文学主潮是书写和反思“文化大革命”创伤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李準却把目光坚定地投向了历史——黄泛区难民的生活。这个过于沉重的大话题,意味着一个作家要倾注全部的精力和年华去扛起。写下半部时,作者用了5年时间。也是生活和命运,选择了李準去写这部大书。用孙荪的话讲,“历史已为一个作家的出现准备了许多重要的条件”。

从《大河奔流》到《黄河东流去》,李準完成了他文学道路上的重大转折。

出生于洛阳下屯村的李準,在14岁时,就接触到了黄泛区的难民;21岁时,他作为农村银行信贷员,到黄泛区给返乡的农民发放麦种和农具;“文革”期间,李準被打为“黑帮”,在黄泛区农村住了三年多。农民兄弟没有嫌他“黑”,没有把他当外人,请李準这个“文化人”为死者写“祭文”,一村传一村,李準写了几十篇“祭文”。每一篇“祭文”,都连着黄泛区难民们的“家史”。在此期间,李準交了许多难民朋友。其子李澈在《温暖的记忆》一文中说:“星移斗转,阴差阳错,正是父亲在农村住了三年多,熟悉了几十户农民的家史,积累了生活、积累了感情、积累了细节,才为后来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黄河东流去》“开头的话”中,李凖坦诚乃至自责地表达自己的创作愿望,“我决不再拔高或故意压低人物了”。李凖从前半生创作的经验教训中走出来,决绝地要写真实。

从小说开篇的视点看,叙事人就是成千上万的难民之一,在其中感同身受。他以一个村民的惊恐感受,写出大水到来的气息:

到了黄昏时候,天空中忽然出现了奇异的景象。天忽然黄了!它不像晚霞夕照,也不像落日余晖,却像是一层几十丈高的黄尘和水雾弥漫在天空。接着狂风呼叫起来,这风也怪,它是从地面溜过来的,不见树梢有大的摆动,却把地里的麦子,路旁的野草吹得像捺住头一样直不起腰来……

“怎么这么大灰气?什么也看不清!”话音还没落地,只见从东北方向,齐陡陡,一丈多高的黄河水头,像墙一样压了下来。

李麦还当是云彩,天亮眼尖,她看到几个大麦垛漂在半空,就急忙大声喊:“水!黄河水下来了!”

真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啊!面对这压顶之灾,村民全吓懵了,乱哭乱跑,徐秋斋这个老人、智者,他喊李麦——带大家到村西沙岗上。他们向沙岗上跑着,黄河水就号叫着朝赤阳岗冲过来了。李麦让儿子天亮回村里找孤寡老人申奶奶,这个老人不想活了,天亮硬把她背到了沙岗上,她说:“怎么活?逃荒,路走不动了;要饭,连只狗也打不动了……”李麦擦着泪说:“婶子,走不动路,我们背着你;要不动饭,我们给你要!” 大水滔天,仁爱在。这个李麦,是小说中写得传神的女性人物,赤阳岗人称之为“铁老婆”,刚强、豁达、睿智、重情义。

村里的房子都泡塌了,一切都吞没在水里了……这个夜晚,蓝五含泪拿起了唢呐,他知道乡亲们都快被愁苦憋死了!几个小伙子让他拣最热闹的吹,那热烈的唢呐声在大水和夜空之上响起来!中原百姓还懂得这样活!还有凤英和春义的水上婚礼,结了婚才方便一起去逃荒,徐秋斋老人在沙岗地上主持婚礼:“上有皇天,下有厚土,新郎新娘拜天地!”这个时候,还能不苟且。

李準在和孙荪、余非三人的《百泉三日谈》中讲到,他作品中的人物大部分都有原型,“徐秋斋的原型是我祖父,其中也有我父亲、我,三位一体”,李麦的原型是他母亲。因此,小说中的人物写得逼真、感情饱满。他还谈到,“中国文学太注意戏剧性情节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主义,几乎没有”。而《黄河东流去》表现出了自然主义风貌。

黄河水三两年退不了,赤阳岗人的头脑徐秋斋告诉大家:“能向西走一千,不往东走一砖。上洛阳。”赤阳岗人带着锅碗瓢勺、推着独轮车,王跑还牵着他的驴,大家扶老携幼,相互帮扶着,开始了一路向西的逃难。

富有影视经验的李準,采用自然主义的广角,让我们跟随赤阳岗人的足迹和目光,看到无数难民们经过村庄、小镇、码头、车站,到达古都洛阳、西安、宝鸡,从东到西,地跨两省,这是一幅史上罕见的巨型流民图!

在这逃难的过程中,淳朴的赤阳岗人难免遭遇人祸——官、商、兵、匪、汉奸队,三教九流,各色人物,都在小说中出现了,如同真实的生活。

从时间上看,小说以编年史的写法,写了“逃难八年”难民的生活史:连续的灾难——1938年黄水到来的夏天,1939年黑色的春天,1940年的大饥荒,1941年的蝗虫,1942年的大旱;水灾、蝗灾、旱灾,还有人为的祸害,黄泛区难民从这压顶的灾苦中走出来,1945年回到故乡。

饥饿让王跑学会了最精明的抓黄鳝技能,甚至在冬天他也能在泥里找到黄鳝。可爱又令人心酸!逃难中,这些人物,各显其能,如李麦说的“是鸡都带着两只爪,是人都长着两只手”。汉奸队抢走了王跑的爱驴,徐秋斋居然用他算卦的本事,想出把蛐蛐放到驴耳朵里等办法,帮王跑把驴钱赚回来……可谓悲欣交集,再苦他们也能找到活着的乐趣。李準深知中国农民的坚韧、达观,他没有把苦难写成黑暗。

难民们的生命伦理是再苦也要活下去,传统的贞操观念被打破了,如小说写到唱戏的爱爱,拼命打胎,李麦就劝爱爱的“糊涂娘”,“到了这种地步,还要讲面子?”同时他们又侠义、仁义地活着,人饿得像纸糊的一样脆弱,但乡亲们之间至死都相互帮扶着,如海老清发现郑四老汉饿死后,把狠心买下的一个烧饼放在他胸前,又替他把扣子扣好。“他知道郑四老汉是种了一辈子庄稼的人,临死应该给他个烧饼带着……”

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让我震撼的还不是灾难,而是身处灾难中的人们身上迸发出的力量、仁义与爱,还有生存的智慧。

在李準的小说和影视创作中,公认的最具特色之处,是他语言的艺术功力。李準成名早,用他自己的话说,“开头跟的师傅高”,一代文学大师老舍、赵树理、茅盾、冰心等,都就他的小说语言谈过看法,这使他自觉意识到自己小说语言的特色,更有意识地收集研究和吸收中原农民的口语。他在《李準谈创作》中说:“群众的语言是极丰富的。我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还是小学生。到每个地方,蹲的时间稍长一点,我就要交一个能说的朋友。当他的学生,这个太重要了。”说这话的李準,风趣可爱,他是善于向各种师傅学习的人。

诗人、文艺评论家张光年在《黄河东流去》序言中,评价李準的语言“带有河南农村的乡土气息,而淘洗了过于生僻粗野的东西”。“在《黄河东流去》一书里,他机智幽默的笑声,却带有沉郁的、悲忿的音调。这是带泪的笔,是深刻的幽默。”相对于描述性语言,小说中的人物对话,最见精彩,黄泛区难民们大朴带巧的口语,质朴中带着刚强,乐观自嘲中带着辛酸,汇聚成如黄河水一样奔腾不息的生命诗篇。评论家孙荪深入研究后,总结《黄河东流去》的美学风格是“悲中见壮”。

《黄河东流去》于1985年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可谓实至名归。更重要的是,一个作家的文学之根由此深深地扎在了故土苦难深重的厚土中,扎在了与黄泛区难民的命运与共中,也扎在了他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李準出色完成了对于重大题材的书写,完成了对于大历史的书写与记忆,也完成了“更深更高地同大的长远的政治联系”,成为了一个真正书写中国经验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