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艾略特构想一种时时刻刻燃烧的完美人生，却坦承那样的人生无法为他自己所拥有。但正是他的缺陷与疑虑，让过着不完美人生的我们找到共鸣。

跋涉在善恶之间

知名传记作家林德尔·戈登的代表作《T.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是她早前两卷本传记《早年艾略特》和《艾略特的新生》的“合体”，但在它们的基础上，戈登加入了大量的新材料，重写和改动的规模早已超越修订的概念。

艾略特，英国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诗歌现代派运动领袖，1888年9月26日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这是一个纯粹的英格兰家庭，其祖上是英国东科克地方的鞋匠，1670年移居波士顿后，依然保持着新英格兰加尔文教派的传统。这些形成了艾略特最初的文化背景。

18岁的时候，艾略特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现代语言和比较文学，接触梵文和东方文化，对黑格尔派的哲学家尤感兴趣，也受到法国象征主义文学的影响。4年后，他到巴黎大学去听哲学和文学课，并充分领略了巴黎这个浪漫之都的文化魅力。他于1911年又回到哈佛学习印度哲学和梵文；1914年，获得奖学金，进入德国马尔堡大学学习。欧战爆发后，他又进入了英国牛津大学。就在此时，艾略特认识了旅居伦敦的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在庞德的鼓舞下，他于1917年出版了早年诗作的结集《普鲁弗洛克及其他的考察》，这部诗集既植根于传统，又极富现代意识，并以现代的艺术手法展示了对现代文明的思索。这部作品的出版为艾略特打开了通向现代诗歌艺术高峰的大门。

但为艾略特赢得国际声誉的是发表于1922年的《荒原》，这部诗作被评论界视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品，是英美现代诗歌的里程碑。1927年，艾略特加入英国国籍。1943年结集出版的《四个四重奏》，则更使他到达了文学的巅峰——获得了194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晚年艾略特致力于诗剧创作，1965年在伦敦逝世。

这样“完美”的人生，却为何被称为“不完美的一生”？

其实艾略特的一生，完美诠释了一个写出一流作品的人是如何度过三流人生的。事实上，艾略特的人生充满了足以构成三流人生的各种失败：

1915年初，在一个同学的介绍下，艾略特认识了舞蹈家薇薇安，他被迷住了，两人于当年6月结婚。当艾略特的父母知道了薇薇安的一长串感情史及精神病史后，深为这场婚姻的前景担忧。果然，婚后的艾略特夫妇，开始了长达近20年的相互折磨。1933年，身心疲惫的艾略特与妻子正式分居。

但分居带有强行性质，进行得很不体面。为躲避妻子的追踪，艾略特东躲西藏，甚至一度居住在几人共用一个窄小卫生间的地方。将近50岁时，艾略特与瘫痪的批评家约翰·海沃德同住，每周推着海沃德出去散步，但大部分时间离群索居，把自己关在公寓背阴的小房间里，窗子望出去是毫无诗意的通风井。婚姻不幸，颠沛流离，成年后的艾略特极少尝到家的温馨。与薇薇安分开后，他先后走近艾米莉·黑尔与玛丽·特里维廉，但他最终的迟疑与逃避，让两个女人的心都碎了。

如果换做普通人，也许人生不至如此痛苦，但艾略特对拥有完美心灵的渴望比我们大多数人来得迫切，因此也对自己人生的不完美更为敏感。他跋涉在善与恶之间广阔的灰暗地域，至少有一瞬在求生与害人之间进退两难。

总之，艾略特的成就让人羡慕，但他的人生，相信没有人愿意与之交换。曾经展出过两幅艾略特的油画肖像作品：一幅为帕特里克·赫伦所作，一幅为菲利普·加斯顿所作。两幅作品都是表现主义风格，前者表现了一个愁苦的艾略特，整幅画的主色调为灰色；后者表现了一个因绝望而歇斯底里的艾略特，画面中红色的皱纹和充血的眼睛引人注目，艾略特的嘴角却又露出一丝诡异微笑。

这两幅作品，真实呈现了艾略特的一生，戈登所做的，其实和两位画家大同小异，只不

过，她用的是文字，而呈现的内容复杂许多。

与词语和意义的扭斗

画家画笔下的艾略特，有艾略特的客观形象为基础；作家笔下的艾略特，会是真实的艾略特吗？或者说，依赖大量材料去解读文本、去拼接传主的人生，尤其是试图走入其精神世界的实践是可信赖的吗？

这个针对传记写作的发问，其实并不新鲜。1951年，牛津大学文学评论季刊《批评》创刊，创刊号刊登了约翰·彼得的《〈荒原〉新解》，由此引发一桩公案。

1910年，不到22岁的艾略特曾在巴黎左岸一处疗养院里，与小他两岁的年轻人让-于勒·韦尔德纳结下亲密友谊，这个写诗的医学生后来死于一战。韦尔德纳存世的照片很少，但他常常出现在艾略特的文字中。1934年，艾略特怅然追忆这位已经“和加里波利的泥土混成一处”的朋友：日暮时分，韦尔德纳穿过卢森堡花园，手挥一束丁香向他走来。艾略特的第一本诗集也题献给了韦尔德纳，并附上了但丁《炼狱篇》第21章末尾处鬼魂斯塔提乌斯对维吉尔说的话：“现在你可以明白我心中对你燃起的爱是多么强烈，我忘了我们的形体是空虚的，把幽魂当作固体的东西看待了。”

在约翰·彼得这篇对《荒原》的传记式解读中，暗示艾略特与韦尔德纳之间的关系可能超越了友谊的边界。艾略特马上给编辑部及作者发出律师函，称这类批评是对诗人的诋毁，要求销毁所有仍未售出的当期辑刊。被迫撤稿的主编F.W.贝特森激动地为文学批评的自由声辩：既然诗人会为对作品的细读所冒犯，那么作品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去个人化”的？新批评式去个人化、去历史化的解读，在多大程度上是有生命力的？

1965年1月4日，艾略特于伦敦的家中逝世。他为自己设计的墓志铭是“我的开始就是我的结束，我的结束就是我的开始”。他的人生与他的写作，恰如这“开始”与“结束”，充满着隐喻，让人云里雾里。

艾略特在他的早期创作中善于把自己藏匿在诗句背后，不断变换面具和语气。诗中的“我”大都是戏剧人物，不是直抒胸臆的作者本人。总的看来，他偏爱一种萎靡不振、无可奈何同时又不失幽默的声音，这愈发让读者感到难以理解。在论文《玄学派诗人》里他还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当代诗人的作品肯定是费解的，我们文化体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必然会对诗人的敏感性产生作用，“诗人必须变得愈来愈无所不包，愈来愈隐晦，愈来愈间接，以便迫使语言就范，必要时甚至打乱语言的正常秩序来表达意义”。艾略特认为，在诗歌创作中有种“想象的秩序”和“想象的逻辑”，它们不同于常人熟悉的秩序和逻辑，因为诗人省略了起连接作用的环节；读者应该听任诗中的意象自行进入他那处于敏感状态的记忆之中，不必考察那些意象用得是否得当，最终自然会收到很好的鉴赏效果。

表现这种“想象的秩序”和“想象的逻辑”最为充分的大概就是奠定艾略特现代派主将地位的《荒原》。

“在马盖特的沙滩上/我能联结起/虚空和虚空”，这是《荒原》的第一行诗句。

1921年，在身体衰弱、精神崩溃的情况下，艾略特短暂地停止了自己在伦敦莱斯银行的工作，坐上了前往马盖特的火车，进行为期三周的休养。在马盖特沙滩上一个旅馆的凉亭里，看着沙滩上嬉闹的儿童和进行恢复训练的受伤的士兵，他创作了《荒原》。这首复调式著作，通过对一系列具体事件跳跃性的叙述和描绘，表达了对战后欧洲文明的绝望，对庸俗空虚的欲望的嘲讽以及对人生毫无意义的笃信。

这首434行的长诗出版后，学术界与读者对之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它毫无诗的味道，只是在说一些玄理；而有些人却从中看到了大战后欧洲的“荒原”世界和文化传统与人类心灵的“荒原”。后来，出版此诗的单行本时，艾略特为其加上了50多条注释，使这部晦涩难懂的作品稍显明朗，尽管依然有很多人抱怨看不懂。但一位诗人兼评论家说：他第一次读此诗时，一个字也看不懂，但他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将是一部异常伟大而不朽的杰作。其实，晦涩正是人类历史永久的图景，当时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更让人质疑理性、人性，及失望于道德与法律，人类世界与荒原无异。艾略特用他诗人的敏感捕捉到了这一点。

相比《荒原》，艾略特晚期代表作《四个四重奏》或许稍微好理解些，诗人借用他的祖先和他自己生活中值得纪念的四个地点为诗题，呈现了有限与无限、瞬间与永恒、过去与未来、生与死等一系列二元论思想。艾略特的意图是思索解决二元矛盾的途径，从而为拯救人类的时间找到方法。《四个四重奏》是一部诗与音乐完美结合的现代主义经典作品，借助复调、对位、和声、变奏等音乐技法建构诗歌。只有首先从音乐性主体结构和相关音乐技法切入，才能完整地理解这部作品的审美价值。

《四个四重奏》的用语普通、正规而又精确，但是，对语言异常敏感的艾略特却认为词常常不能达意，他把写诗比为“与词语和意义的难以忍受的扭斗”，对自己的信仰和创作始终不敢心安理得，他担心语言会因使用不当而退化，这必然会影响到我们思想感情的品质。他曾说：“诗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逃避情感；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既然如此，戈登通过将艾略特的生平与作品相互对参以理解这位精神求索者所经受的试炼的努力，是否有效？

着眼于内在的真实

林德尔·戈登是来自南非的学者，凭借她的文学传记类作品而享有盛名。她的第一部传记作品《早年艾略特》，最开始是她的博士论文，英国学院授予了这部作品“Rose Mary Crawshay”奖。

历经20年成书的《T.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则是戈登以独特的方式对围绕着传记写作相关问题的回应。这是一本材料丰富、研究扎实的著作，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传记之一。其中的大量信息，包括对书信、影像、手稿的征引，以及对时间节点的佐证和对历史情境的还原，都首见于这部传记中。但它的伟大之处，如译者许小凡所说，“还在于为艾略特的作品本身赋予了与生活事实同等程度的真。换言之，正如戈登开宗明义表示的，在艾略特诗歌‘去个人化’的外壳之下，‘往往是对个人经历的如实重构’；而这一维度的真实就超越了考据意义上的真，逼近位于现代主义核心的内在真实。这类着眼于内在真实的传记不仅贴近戈登反复援引的新英格兰为灵魂作传的传统，也更加符合艾略特自身对传记的理解。艾略特拒绝后世为自己立传，却反复提及诗歌作为传记的可能性：‘每首诗是一则墓志铭’，而它铭刻的更多是平静表面下的暗流——‘一刹那果决献身的勇气’。”

与戈登同样着迷于展现作家生涯的科尔姆·托宾在《大师》中写道：“他把那么多私密的东西变成了文字，但他最需要写下的东西，却永远不会被读到、不会发表、不为人所知，也将不被人理解。他为此感到奇怪，又几乎难过起来。”任何一个严肃写作的人都面临相似的问题：最需要言说的，恰恰是作品与传记性事实所共同缄默的。但也恰是这样的留白给了好的传记流动的空间：在外在事件与作品记述之间的余裕里，有据的想象和有度的共情飞针走线，将人生的碎片连缀成一块织锦。

戈登以明智的同情，穿梭于艾略特的人生与作品，带着对艾略特诗歌与戏剧无懈可击的谙熟和深刻理解，刻画出了一个精妙入微的艾略特形象：他有着清教徒式的克己，在一个相对主义盛行的世俗化时代里平庸度过一生的图景令他恐惧；他奋力前行，觉察着“平庸的人无法感知的战栗”。优秀的传记，不是运用史料做一些无聊、琐碎的考据，《T.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绝非一本关于艾略特的八卦传记，而是关于感情、关于知识分子在重要历史时刻的选择。

回头来说，要理解作品，是否需要阅读作者的传记？从作者的人生经历来解释作品，似乎历来为文学界不喜，但现实却很难做到将文本与作者相区分，“关起门”来读文本是不太可能的。文学评论家、复旦大学中文系张新颖教授认为，“没有可以关起来的文本”，解读文本要以一种开放的态度进行。“如果我们愿意相信文本的丰富性，相信它包含多样的信息，那我们在试图打开文本时，就不应该拒绝任何可能的手段。”所以，好的传记在解读文本时仍旧被需要，甚至必要。对于文本，传记是一种外部研究；对于传主，传记是一种深度发掘的内部研究。

正如艾略特1954年的自述，“最伟大的诗人不属于自身的时代，他不必一定超前于或落后于自己的时代，而是在他所位于时代的上空。”今天重读艾略特，不管是他的作品，还是他的传记，都是一种“复活”，他的诗在中文语境下变成了另一种模样，他的人也在另一个时空中获得了生命。

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是这样的：一个比起成为诗人更想成为圣徒的人，却因为无法成圣，而成了伟大的诗人。他拥有双面的人生：公众面前，他是众人追捧的焦点；私下里，他是讳莫如深的隐士，他的离群索居在闹市与声誉中愈加难以捉摸。如果不是因为他是诗人，有探究并定义这种生活的需求，我们将永远无法了解他的生活。

艾略特是20世纪英语文学中重要的人物，这样伟大的地位，他在很短的时间、惨淡的境遇里，用为数不多的作品就已斩获，以“一生的不完美”，获得某种意义上的完美。人们初读艾略特的作品，也许很难懂得作品和深藏在作品中的他，但当稀里糊涂的兴奋消减、沉淀后，读过的“艾略特”终将嵌入你的身体，成为你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