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转瞬之间，季羡林先生已离开我们十年了。其间，往事不断浮上心头，总觉得先生没有远去。随着岁月的流逝，先生的形象越来越清晰，而我对他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入。能够承蒙先生教泽，追随先生治学31年，实乃人生幸事。

1978年10月，我在未名湖畔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季先生。他穿一身藏蓝色的中山装，操一口乡音浓厚的山东腔，慈眉善目，平易朴实。先生甫一开学即给我们研究生上了一课，主讲如何治学。他指出，无论从事印度哪个领域的研究，都应当学习印度的历史、哲学与文化，以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他主张，在确定选题之后，必须做好有关文献的检索工作，穷搜有关图书资料，然后再写论文，而在写作中则要言必有据，不断查询各种工具书，以减少事实记忆和文字差错；在掌握英语的同时，应当学习对象国的语言，并尽可能不断提高汉语水平。在谈到学术规范时，他强调，做研究必须老老实实，凡引用别人的东西，哪怕只是一句话，亦应注明出处，不可掠人之美。在谈到写文章时，他推崇“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严谨治学精神。先生语言平实，却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印象，让我们受益终身。

我入学之时，先生已近古稀之年。然而，他在摆脱“文革”的梦魇之后，似乎重新焕发了青春，开始争分夺秒地投入工作。我收到先生亲赐的《朗润集》与《天竺心影》。先生随后陆续出版的多卷本译著《罗摩衍那》以及专著《〈罗摩衍那〉初探》，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我意识到，先生进入了著述的井喷阶段。随后数十年间，他新著迭出，令人目不暇接。人到了耄耋之年，反倒健笔凌云，意气纵横。从《牛棚杂忆》到《糖史》，无论是散文还是学术著作，均成传世经典。他终身奋进，以自己对学术的热忱追求和勤苦耕耘行不言之教。

我在第二学年确定了自己的毕业论文选题，准备探讨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创作。先生将他1961年5月15日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一文复印件赠予我。在开始酝酿论文时，我到先生家中求教。先生对泰翁的作品和生平很有研究并写过多篇论文，但他却对我说：“那篇文章是多年前写的，泰戈尔的短篇小说也有好久不看了。对你的论文，我恐怕难以给予十分具体的指导。我建议你多看外国人写的有关论著，同时要看他的作品的原文，英文的和孟加拉文的，也要看有关小说创作的理论。一定要自己挖掘，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1981年5月，我将毕业论文初稿呈送先生审阅。大约一周后，先生将论文返还我并提出指导意见，上面有他添加的字句。先生认为我的论文偏长，建议将第一部分生平研究删除，并大力压缩其余部分。同年7月，在北大六院举行论文答辩会。当时，天气异常燠热。作为先生“文革”后第一个毕业的研究生，我虽然没有汗出如浆，但内心确实忐忑不安。不过，答辩委员会的各位先生，尤其是季先生，对我十分宽厚，没有提任何难题，于是答辩顺利通过。

1984年，先生翻译的《罗摩衍那》出齐。为了庆祝这一盛事，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于10月在杭州召开研讨会。一天会后，在陪先生散步之时，我问道：“季先生，新中国成立35年来，您有多少时间用于开会？”先生回答说：“20年。”然而，先生善于应对各种会议，尤其是没有意义但又不得不参加的会议，他的许多文章就是在开会时酝酿成熟的。他的这种惜时如金的精神给学生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1982年，印度诗人和小说家梅特丽耶·黛维访华。她16岁即出版第一部诗集，泰戈尔非常欣赏其才华并亲为作序。诗人在暮年曾四度到她位于大吉岭的家中度假，说了许多精妙的话，被她记录下来，形成了《家庭中的泰戈尔》一书。这是一部类似《歌德谈话录》的著作，堪称具有世界影响的名著。黛维将此书赠送给季先生并请他将该书译成中文，先生承诺亲自翻译。

1984年孟夏，季先生前往友谊宾馆看望再度来访的梅特丽耶·黛维。我叨陪末座。席间，黛维问及先生译事进展情况，并不客气地说：“难道你们非要等我死了才出版你们翻译的这部书吗？”先生在随后的8个月中将全书译成中文。他本可以动用自己的学生翻译此书，然而没有。他信守承诺，亲力亲为，保证了译本的质量。

先生在翻译过程中曾就个别孟加拉语词汇及孟加拉语书名征求我的意见。1986年初，我见到《家庭中的泰戈尔》中文译本，是先生赠阅的。拜读此书时，我发现先生在“译者序言”之后的附记中写道：“译文很大一部分是在外地开会时写成的，因而颇为凌乱。李铮同志费了很大的力量抄写全书，核对文字。刘建同志协助我翻译了一些孟加拉文的书名和其他名字。谨记于此，以志心感。”从此事可看出，先生不仅严守学术规范，而且非常尊重他人劳动，连学生帮了一点小忙也要交代清楚。我到后来带了研究生时，也谨奉先生的不言之教，从不让他们为我做事。

1999年6月8日，王树英先生与我相约去朗润园看望先生。那天，他兴致颇高，我们停留和交谈的时间也就长了些。谈了先生的散文创作，因为我刚为他的米寿写了一篇长文《郁郁诗人意 悠悠赤子情》，所以趁机讨教。先生对拙文是满意的，这使我感到欣慰。我看先生谈兴正浓，不禁问道：“先生写了大量日记，是否准备全部出版？”他回答说：“生前不准备出版。”我当即意识到，先生的日记系秉笔直书，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研究价值和文学价值。临别之际，先生拿出一套新版四卷本《季羡林散文全编》，在扉页上题字签名后赠我，称我为“老弟”。这种称谓，如今想起，依然透着体己、亲切与慈爱。

1999年7月5日上午，印度文学院授予先生名誉院士学衔仪式在北大临湖轩举行。罗特院长首先宣读了印度文学院授予先生名誉院士学衔的决定，随后发表演说，盛赞先生毕生为文化事业和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接着，先生用英语致答词。他在深情地提到中印之间长达两千余年的文化交流史之后说：“明年，我们将迎来一个新的世纪，乃至一个新的千纪。万象都将更新。可惜，我行年已经八十有八，不能再继续做很多有意义的工作了。然而，我一点也不心灰意冷。”他先后用中英双语吟诵“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句，并幽默地表示自己虽非烈士，却仍要为中印两国文化交流多作贡献。这种老而弥坚的精神令人敬佩。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身体力行，始终保持了一个纯粹学人的本色。

先生生活简朴，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由于藏书甚多，更由于珍惜时间，居无求安，他的家始终没有装修过。他的饮食无非粗茶淡饭。我们研究生在有机缘与先生聚餐时，都会点先生爱吃的一些家常菜，如豆苗、花生米之类。先生所以能够长寿，与他心灵纯净、勤于著述和生活俭朴都有关系。

大师虽迁，遗风俱在。2009年7月先生逝世。我于同年8月退休。在先生精神的感召下，我一直坚持正常工作，出版及再版著译六七部，参与了两卷本《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的撰稿、翻译和编辑工作。先生从不言老，从未搁笔。我们作为学生，应当自觉继承他的这种精神。2015年，新世界出版社精心推出12卷本《季羡林学术著作选集》，6位编选者都是他的门生。我参与了其中两本书的编选工作，纠正了此前版本中存在的少量文字录入错误。能为出版和弘传先生的著述略尽绵薄，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季羡林先生是一个纯粹的学人，却以扎实的行动影响了无数后学。他永远是莘莘学子的光辉楷模。

（作者：刘建，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