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到今年7月，作家陆文夫先生去世已14个年头。近年，我每天上下班骑车，途经带城桥路、过银杏桥时，都能望见陆文夫依水而居的住宅，仍能清晰如昨地回忆与他聊天的一切。

那是国庆节前，报纸版面上要刊发文化名人专访，由我采访陆文夫。开门的是管毓柔老师，听说了我的来意，笑眯眯地说，老陆在楼上的书房里。

陆先生二楼的书房很宽敞，其实就是一个大房间，带有典型的书房与会客厅合二为一的功能。从后窗口能看到河面，并能望见银杏桥。大约是见我有些拘谨，陆文夫笑着对管老师说：“刘放的管阿姨”，去给客人泡茶吧！并对我说：如果顺着“校友”的思路说，那么，我与你可以称为“社友”，因为我和你管阿姨都是报社的职工。这几句话脱口，立马让我轻松了很多。

陆先生婉拒了我的采访。他说，还是去采访那些有话可说的人吧，他自以为此前受访说不出多少新感受来，何必浪费版面。但他欢迎我去他家玩，串门聊一些互相感兴趣的话题。譬如那天，他跟我谈一个外地人写苏州，当然比本地生长的苏州人有短板——不知道风俗习惯，不知道方言俚语中的特殊含义，就不便将民俗中的人情世故徐徐道来；但也相应地有本地人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新鲜感，对于有些苏州特有的文化现象，在本地人看来习以为常、熟视无睹，但外来者却感觉非常有意思，顺着探究下去，就能有过人的发现。这就是“居幽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的道理，没有过多的羁绊能够轻松上阵，却有大胆的好奇和质疑，这对于写作是有很大好处的。

陆先生谈外地人在苏州写作的优势，其实有鼓励我的成分，更多的也来自他的切身体会——他本人就是一个苏州的外来者。苏州中学是面对全省招生的，他凭考试从苏北泰兴七圩（今属泰兴虹桥镇）考进苏州中学读高中（后来据他的同班同学告诉我，陆文夫原名叫“陆纪贵”，名字是他进高中时自己改的，意思明白无误，就是不想做大富大贵的达官贵人，而甘于做“一介文夫”）。陆文夫初进苏州中学时不会说苏州话，相比之下，泰州话的江北口音比较土气，不知是不是这方面的原因才导致瘦高的他不大爱讲话，只是忽闪着聪敏的大眼睛，静静地听人家说话。陆文夫与那些辗转到异地后成长的作家一样，多了一层另有的“乡关”文化背景或曰“胎记”，他们说着地道的当地方言，“潜伏”着，却有着“杂交”的优势，不知不觉就成了一枝独秀。而今，陆先生与我讲普通话，比较标准。

陆文夫还将作家中的范小青与苏童作过比较。他说，范小青对苏州的人情世故很熟悉，她其实也有外地人的文化背景，作品平静中蕴含大气，一定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苏童倒是地道的土著，当然，他是天才，他的《妻妾成群》写的是江南古城二三十年代的故事，却写得血肉丰满，活灵活现，大大超越了自己的生活阅历，前途不可限量。

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陆文夫对苏州文化的理解。他说，苏州是一个最讲求精致的地方，苏绣很出名，苏州的园林、小巷、玉雕木雕、轻工产品和美食，都有着苏绣的韵致。他写小说，信奉的就是“小说小说，从小处来说”，不贪量多，一定要写一篇是一篇，像苏州的名菜馆那样，要有人家念念不忘的招牌菜，别搞成“快餐”盒饭，吃完盒子一扔就忘记了内容。他的短篇《围墙》不过一万多字，从初稿到最后改定，前后写出的字数起码在五倍以上。他引用孔夫子《论语》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论点，说今人有两种绝然相反的理解，一种理解为主张吃的粮食越精越好，肉切得越细越好；另一种解释是不要因为食物做得好吃而吃得过多。其实在他看来，这种精致还可以理解成为他人服务的意识，比如作家编辑的手下活就应该越精细越好。所以，他在古稀之年主编《苏州杂志》，不但每稿必看，一些修辞和标点不准确，他都要动手修改。我也明显感觉到，他这也是对我这个报纸副刊编辑的勉励。

看得出陆文夫先生对报社的那段生活是挺怀念的。他忆及在报社里做摄影记者工作，用的是当时性能比较差的照相机，有时想要有俯瞰的镜头，就得爬树，骑到树杈上拍摄。那时他不过二十出头，边做新闻记者边动手写起了小说。公开发表的处女作叫《移风》，当然是“移风易俗”的寓意，题材是写乡间禁赌，人物塑造和叙述语言明显带有新闻通讯的痕迹，但文里文外均意气风发。到1956年他28岁时，短篇小说《小巷深处》便在全国一炮打响，并凭此华丽转身为专业作家。小说通过一个曾被卖入娼门的妓女在新社会中的新生历程与复杂的心理状态，大胆拓新了题材的表现领域，受到好评，并一举奠定了他“小巷文学”的水之源、木之本。后因受政治迫害，陆先生被下放到工厂、农场劳动二十年，吃尽生活艰辛，但同时也使得他用更深邃的目光盯着生活的深处，在塑造人物和开拓生活的深度上作了新的探求。古城小巷，依然是陆文夫解剖社会和人生的标本。

那天下午谈得很多，如果我据此整理出一篇专访非常容易。但我尊重陆先生的意愿，一开始就答应了他不写专访，他才愿意与我无所不谈的。我依约没有写专访。

此后，还与陆先生有过几次相遇，看到他身边有人在交谈，不便打扰，不过彼此微笑着点头，算是打招呼。有一次太湖边笔会，陆先生坐在轮椅上，上电梯时，我本想抢先一步得到与之亲近的机会，但看到一旁的苏童，还是知趣“让贤”。陆先生也笑着让苏童背他进电梯。我从背后望着他们，联系起了关于他俩原名的细节。陆先生原名“陆纪贵”，苏童原名“童忠贵”，他们都天性不爱慕富贵，但都不约而同地用他们的心血和才智，给了他们的母亲城以高贵。

在我的理解中，陆文夫是深爱苏州这个第二故乡的，他不但用他的“糖醋现实主义”（作家王稼句语）写出苏州的神韵，还推荐电视艺术名家刘郎来执导《苏园六记》，由“央广”名播音员方明、林如配音，结果大获成功。人们都津津乐道于他的小说《美食家》《井》《小贩世家》《清高》，这也归功于他对每一篇作品都极为用心投入。就说他最早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献身》，提出的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大命题，以知识分子的自觉献身、催人奋进形象，显示了作者不随俗的艺术眼光和超前半拍的艺术自觉。相对于那些“将一手好牌打坏”的作家，他总是能将一手一般的牌打得不错。若是一手好牌，他就更要打得出神入化。就像食材相同，端上桌的菜肴却大相径庭，好厨子总是能演绎出什么叫精致。

2005年7月9日，陆先生永远告别了他热爱的古城苏州。那天，一位上海的作家同行前来苏州吊唁，打动了许多人。这个作家叫陈村。我并没有亲眼看到情景，甚至没有见过照片，那时无法像现在用智能手机随时随地信手拍照上传。我是从一个文友的电话中得知情形的。他说，上海的陈村一个人扛着一只花圈，佝偻着腰，坐火车到苏州，赶到陆老师的灵堂。花圈的经幡状纸带上有字迹，一边是“陆文夫老师千古”，一边是“晚辈陈村敬挽”。陈村当年腰椎不好，没法伸直腰，昂首挺胸也形同一个“？”号，形同时时处处鞠躬。他自己还幽自己一默，写有一篇《弯人自述》随笔，苦中作乐地自嘲窘迫，却妙趣横生。苏州作家陆文夫去世，陈村这一路弯着腰从上海到苏州，形成巨大的象征，将一个作家书斋内的伏案劳作，变为了书斋外的特立独行。

我特别问到，不是到苏州后直接在苏州市面购买花圈的吗？对方说，不是，是陈村从上海专门扛来的，坐着火车来的。我想了想，感觉这还真的符合陈村的个性。也只有作家发了戆劲，才会这样不知圆通。这只从上海带来的花圈，不说感动了一座城，起码感动了这座城中的文字工作者。直到14年后的今天。

我曾经到北京的地坛公园寻找《我与地坛》的意境，在古柏丛中静坐半日。那时史铁生还坐在他的轮椅上经受做人的苦难。我问过数名公园工作人员，居然全不知道史铁生是谁。我也在高邮的出租车和宾馆问司机以及服务员，知不知道他们这座城市的汪曾祺，答复是不晓得。我当时非常失落，但如今，我释然了。读者，只需要记住作品或者作品中的人物，作家的名字其实并不太重要。

但作家彼此之间，一只从上海经火车到苏州的花圈，纸质花圈，却向他们的书里书外，传递了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