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托尔斯泰是俄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撇开他的前辈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不说，我们可以这样给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们排个名：第一，托尔斯泰；第二，果戈里；第三，契诃夫；第四，屠格涅夫。”纳博科夫曾为美国斯坦福、卫斯理和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开设俄罗斯文学翻译课，在课堂上，他毫不保留地表达了自己对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作品的诚挚喜爱。在纳博科夫心目中，托尔斯泰格外特殊，他代表着俄苏文学的绝对高度。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俄语文学翻译家刘文飞对纳博科夫关于托尔斯泰的一个比喻印象深刻，“有一次他给学生上课，进到教室以后让大家把窗帘都关起来，把灯全都关掉，他先开了左边的一盏灯，说这是俄国文学中的普希金，又开了右侧的一盏灯，说这是果戈理，再开了中间的灯，说这是契诃夫。这三个灯都打开以后，他跑到窗边，一把扯开窗帘，指着照进教室的阳光，说：这就是托尔斯泰。”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俄语文学翻译家刘文飞

8月10日，刘文飞做客首都图书馆，为读者带来“阅读文学经典”系列讲座（第二季）最后一讲——“托尔斯泰的三部长篇小说”，即《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和《复活》。

托尔斯泰的林中路和小黑屋

“庄园的门口是两个粗而不高、带有草帽似绿顶的白色圆柱，就像两个朴实的守门人。进门后，左面是大池塘，托尔斯泰一家夏日在此垂钓，冬日在此滑冰；右手是小池塘。联系两个池塘的，是最初由列夫•托尔斯泰修建的水闸。走过水闸，沿一条长长的林荫道缓缓向上行。这条被作家称之为‘大街’的林荫道，一眼望不到尽头，两边紧密排列着一棵棵白桦，像是圣殿前的甬道，给人一种庄严感。”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复活》

刘文飞拜访过托尔斯泰的故居多次，那是距离莫斯科4小时车程的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庄园，托翁曾在这里完成了《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宁娜》。“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在俄语中意思是“晴朗的林中空地”，有学者将其翻译为“晴园”，但宛如苏州园林风格的意译名，最终没能流传开来，去过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庄园的人都知道——这里实在太大了。这个占地数百公顷的庄园近年受到中国游客追捧，成为赴俄罗斯旅行的打卡景点，不少中国作家也怀着“瞻仰胜迹”的心情前来拜谒，甚至有作家说，“我要是有这样一个大庄园，可能也能写出《战争与和平》”。

1828年9月9日，列夫•托尔斯泰诞生在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庄园

显然，世界上比雅斯纳亚•波里亚纳面积还要大的私人庄园有很多，但能比肩托尔斯泰的作家却屈指可数。在学界，公认古希腊罗马文学、以莎士比亚戏剧为中心的英国17世纪文学和19世纪俄罗斯文学是欧洲文学史上的三座高峰，而在整个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中，托尔斯泰又被看作“顶峰上的顶峰”，甚至有论者从时间范畴上定义“文学的19世纪”为：从普希金诞生（1799年）至托尔斯泰逝世（1910年）。

如同“红学”在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一样，“托学”在俄苏文学中也早已是一门独立学科，托尔斯泰最重要的三部长篇小说代表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复活》始终是“托学”的研究中心。前苏联自1928年托尔斯泰百年诞辰起开始编印《托尔斯泰全集》，历经30年，终于在1958年出齐，全集共90卷。虽然三部长篇小说体量极大，但在托尔斯泰的全部著述中，也只占到很小一部分。据刘文飞统计，三部小说共计13卷，在托尔斯泰全集中的占比约为15%。不过，从价值、意义、影响等方面考察这三部长篇，其实际分量恐怕远大于字数占比，“我们现在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依然觉得他的这三部长篇小说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具有文学性的、也是影响最大的作品”，刘文飞说。

21岁的托尔斯泰（1849年）

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庄园庞大得令人生畏，但托尔斯泰从事写作的居所不过是几间狭窄、昏暗，被称作“拱顶房间”的半地下室小屋。搬去莫斯科后，托尔斯泰的住处依然简朴，《复活》即在一间层高极其有限的僻静书房中完成。与庄园的开阔对比鲜明，托尔斯泰仿佛在刻意营造一个非常封闭、压抑，宛如祷告室的写作空间。托尔斯泰惯常将书桌背对房间入口，他宽阔的后背会像门一样把空间堵住。他是近视眼，但是写作时从不戴眼镜，必须坐得很低，眼睛贴着纸张写作，尽量不点灯，实在看不见了才点一根蜡烛。一旦走出这个狭小的空间，便又是望不见尽头的林中路了。

地缘因素会深刻影响文学创作，经由作家本人选定的写作环境更耐人寻味。即便托尔斯泰一生酷爱在“小黑屋”中书写故事，但作家需要面对的“年龄变法”仍然透过空间浸染着他。托翁享寿82岁，其中用于文学创作的时间超过一个甲子：他20多岁开始写作，在34岁至40岁之间完成《战争与和平》，在44岁到48岁之间完成《安娜•卡列宁娜》，又从60岁开始，用十年时间写就《复活》。刘文飞发现，托尔斯泰的三部长篇越写越慢，篇幅越来越短，结构越来越简洁，整体格调越来越滞重，随着时间的推移，三部长篇展现出各不相同的内在风貌。

《战争与和平》：宏伟的俄国“英雄田园诗”

创作《战争与和平》之前，托尔斯泰已经写了10年小说，在刘文飞看来，这十年的写作为《战争与和平》的诞生做了铺垫。在这十年里，托尔斯泰对“战争”与“和平”两个主题都有着非常深入的探索。托尔斯泰最早的作品是1858年发表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据说当时托尔斯泰投给《现代人》杂志，编辑断言，我们俄国又要出一个文学天才了。自传三部曲描写“和平”时期的贵族生活，而托尔斯泰早期的另一部作品《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则是他从军期间关于“战争”的亲身经历。刘文飞说，从某种程度上看，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之前十年的创作，几乎都是在为这部作品做准备。

《战争与和平》写作前一年的托尔斯泰（1862年）

仔细阅读《战争与和平》，刘文飞总结出了“二三四”公式：“二”个主题，“三”个人物，以及“四”大家族。“二”个主题，即“战争”与“和平”的并立。在托尔斯泰看来，“战争”与“和平”是生活的基本法则，再也找不出比这二者更能高度概括人类社会进程的词汇，以其二者书写民族史诗，可谓得天独厚。“三”个人物，即核心人物娜塔莎、彼埃尔和安德烈。《战争与和平》中出场人物数以百计，最核心的三个人物以娜塔莎为中心，与其他次要人物之间不断展开交流，在所有人物中娜塔莎具有结构性功能。“四”大家族，即由卡拉金、罗斯托夫、鲍尔康斯基、别祖霍夫四个家族彼此勾连起来的文学脉络。刘文飞认为，世界文学意义上的史诗性小说中往往都有四重结构，“要么四个家族，要么四个主题，要么四条线索”，每一部分都需要与其他另外三个部分发生关联，使情节具有无限复杂化的可能性。“两个既相互对应又相互观照的主题，三个主角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四个家族对和平、战争的不同态度及其互动联系，这三个层面的东西放到一块，就构成了作品的经纬，经纬交叉纵横，结构起一部厚重的作品。”

《战争与和平》写完以后，好评如潮，托尔斯泰同时代的作家们纷纷对他投以钦佩的目光。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称“能写出《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是‘俄国文学真正的雄狮’”（列夫“Лев”在俄语中意为“狮子”）；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则更进一步，认为《战争与和平》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史诗，近代的《伊利亚特》”；英国小说家、剧作家毛姆觉得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米尔斯基在《俄国文学史》中以贝多芬的音乐风格概念转喻《战争与和平》为“英雄田园诗”……在刘文飞看来，将“英雄气质”和“田园诗”两种看似矛盾的修辞性评价并举，体现了作品本身厚重而多义的风格和调性。

托尔斯泰善于通过描写心理变化的过程展示人物思想性格的演变，俄罗斯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将这种艺术特色命名为“心灵辩证法”。《战争与和平》中的著名片段“安德烈与老橡树的两次相遇”即运用心灵辩证法的方式写出了安德烈的内心转变。

《安娜•卡列宁娜》：俄国近代文化和文学崛起的里程碑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安娜•卡列宁娜》的开篇语已经奠定了它成为一部经典巨著的基石。

有论者认为，从《战争与和平》到《安娜•卡列宁娜》，托尔斯泰的创作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也就是从史诗开始转向家庭，从写战争开始转向写爱情，从写四大家族转向写两个人的恋爱、私情。刘文飞认为，题材上的收缩和转折仅仅意味着风格的变化，而不同的风格并不能作为评判高下的依据。定性一部长篇小说，一定要注意考察其与所在时代的关系，同时也不能忽略它与作家之前和之后作品的关系。《安娜•卡列宁娜》在托尔斯泰这三部长篇小说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战争与和平》中用很多笔墨展现贵族生活，即“和平”部分，而《安娜•卡列宁娜》可视为“和平”这个分支的一种延续。

不过，“《安娜•卡列宁娜》开始掺入了托尔斯泰对贵族阶级更多的审视、批判，正是这样一种对贵族阶层的反省，促使他改变了对安娜的批判态度，而从整体上对贵族阶级进行反省，后来又过渡到《复活》里对整个阶级和制度的否定。”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曾认为《安娜•卡列宁娜》绝对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而首先是一部社会小说。

写作《安娜•卡列宁娜》时期的托尔斯泰（1876年）

《安娜•卡列宁娜》所具备的社会性，可以延伸至更宽广的历史维度考察。“我们过去通常在文学史框架中看待《安娜•卡列尼娜》，而较少将它置于文化史、思想史和一个民族文化崛起的大背景中评估其意义，其实，在俄罗斯民族意识和俄罗斯形象的形成过程中，以《安娜•卡列宁娜》等作品为代表的托尔斯泰创作，以及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19世纪俄国文学，无疑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一次翻译过程中，刘文飞发现，“西方的俄国观”竟因《安娜•卡列宁娜》发生过重要改变，随着《安娜•卡列宁娜》译介到西欧，欧洲知识分子陆续醒悟过来，后知后觉地发现俄罗斯人民同样富有智慧和文化，托尔斯泰通过对比小说中两对男女的爱情观与生活观，创造了关涉道德和情欲、现实与理想等永恒主题的伟大文学。也正是通过《安娜•卡列宁娜》，整个世界对俄国的态度也由惧怕、轻蔑、责难迅速转变为好奇、同情和赞赏。

1997年电影《安娜•卡列琳娜》剧照，伯纳德•罗斯执导，苏菲•玛索饰演安娜

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自己办的一份杂志《作家日记》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安娜•卡列宁娜〉是一个意义特殊的事实》，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记叙了一次街头偶遇，说在涅瓦大街上突然遇到了冈察洛夫，冈察洛夫老远就涨红着脸问陀思妥耶夫斯基，问他有没有读过那部小说，这两个人心照不宣，指的就是《安娜•卡列宁娜》。激动不已的冈察洛夫手指着西边的天空说：“他们是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来的。”“他们”指的就是西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章中介绍了这次相遇后，写道：从这个时候开始，因为有了《安娜•卡列宁娜》这一部小说，因为有了托尔斯泰，俄罗斯人就可以在欧洲的文学和文化中昂首挺胸了。“一部小说能对一个民族的文学和文化、乃至整个民族的国际形象和世界地位产生多么重大的意义，《安娜•卡列宁娜》提供了一个出色的例证。”刘文飞说。

《复活》：深刻的道德忏悔录以及精神遗嘱

罗曼•罗兰在《列夫•托尔斯泰传》中称《复活》为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一种遗嘱，“它威临着他的暮年，仿如《战争与和平》威临着他的成熟时期，这是最后的一峰或者是最高的一峰——如果不是最威严的——不可见的峰巅在雾氛中消失了。”

的确，如何评价《复活》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其接受史也因历史环境履遭起伏。苏联时期，因批判沙皇统治，《复活》曾被誉为现实主义杰作，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对于《复活》的评价空前降低，直至近期才慢慢恢复它应有的评价。

写作《复活》期间的托尔斯泰（1892）

刘文飞说，在移居莫斯科后，托尔斯泰始终保持着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肉，甚至连牛奶都不喝，他经常穿着粗布衣衫，还自己动手缝衣服，做靴子”。《复活》的主线是玛丝洛娃的精神复活过程和聂赫留朵夫的精神忏悔过程，但在刘文飞看来，“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托尔斯泰最想做的一点，是通过这部小说暗示整个社会的复活。”托尔斯泰有意让聂赫留朵夫上下奔走，以此把俄国的上层社会都展示给普通群众，让人感觉到他们的冷漠和腐朽。刘文飞认为，通过《复活》的写作，托尔斯泰完成了一次思想上的飞跃，他在这前后创立“托尔斯泰主义”，主张“道德的自我完善”、“勿以暴力抗恶”，他的思想在这一时期获得广泛的传播，也赢得了众多追随者。

如果说《战争与和平》是俄罗斯民族意识的文学体现，是一部乐观激昂的民族史诗，《安娜•卡列宁娜》完美地展示社会性的家庭悲剧，标志着托尔斯泰长篇小说的艺术高峰，那么《复活》则是这三部长篇小说中更具思想史意义的杰作，是一部深刻的道德忏悔录。

80岁的托尔斯泰（1908年）

近年来，刘文飞在综合数百种译本的基础上重译《复活》，在阅读中他领悟到，“《复活》这部小说的整体调性，就是史诗般磅礴的叙事和充满道德感的说教、小说精致的情节结构和作者激愤的主观立场、滞重凝练的文字推进和悲天悯人的情感覆盖这一切的相互交织。”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刘文飞试图译得滞缓，并将译注巧妙融入文本当中，以降低读者的阅读速度，便于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晚年托尔斯泰的心路历程，更好地读懂俄罗斯人为什么如此热爱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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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飞谈到，托尔斯泰在创作初期有《童年》《少年》《青年》自传三部曲，他晚年的三部中篇《三死》《克莱采奏鸣曲》和《伊万•伊里奇之死》也常被人视为一组中篇三部曲，但无论托尔斯泰本人还是其他研究者，却很少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复活》三部长篇并称三部曲，其原因可能就在于它们篇幅、主题、风格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但是，从总体上观察托尔斯泰一生的创作，又有充分的理由把这三部小说合为一体，当成一组不是“三部曲的三部曲”——“它们构成三个最醒目的路标，标志出了托尔斯泰一生创作的不同阶段、充满转折的过程；它们三足鼎立，支撑起托尔斯泰宏伟的文学大厦；它们更像是三级跳，民族史诗—爱情悲剧—道德忏悔录，历史场景—家庭生活—精神自画像，显示出托尔斯泰跃上世界文学巅峰的清晰轨迹。”（中国作家网 陈泽宇）

列夫•托尔斯泰与索菲娅•托尔斯泰娅结婚四十八周年纪念照，也是托尔斯泰最后一张照片（1910年）

（文中旧照均截图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参考文献：

刘文飞 苏玲：留苏文学散记三则，《苏联文学联刊》1991年第3期；

刘文飞：小说、文学与民族的文化崛起，《外文研究》2013年第1期；

刘文飞：米尔斯基和他的《俄国文学史》，《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3期；

刘文飞：重译《复活》，《文艺报》2019年1月16日；

刘文飞：俄罗斯人为什么爱文学，《文艺报》2019年7月29日；

（美）纳博科夫：俄罗斯文学讲稿，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

（俄）高尔基：回忆录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法）罗曼•罗兰：名人传（傅雷译文集第十一卷），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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