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为小说家的郁达夫，去了福建之后，似乎还是没有“正式”写出小说一类的东西，但留下了《闽游日记》《闽游滴沥》等游记名篇，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散文宝库。

“郁达夫唯一存世完整手稿 《她是一个弱女子》回家展”，之前在杭州郁达夫故居风雨茅庐开幕。让我想起来前一阵曾在1937年杭州《东南日报》副刊《沙发》读到的郁达夫写给陈大慈的一封信，题目为《回杭观感》。抽空在各大学术资源库查询了一下，这封信不见《千秋饮恨 郁达夫年谱长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提及，也没有被列入“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 浙江文献集成”的《郁达夫全集》之第6卷书信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郁达夫全集》出版后10多年来，论者钩沉的郁达夫佚文，也没有此函。

1936年2月初，寓居杭州的作家郁达夫应国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陈仪的邀请，抵达福州，先后出任省政府参议及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主任。在我记忆中，郁达夫在福建期间回过杭州两次，一次是1936年5月中旬“风雨茅庐”落成，郁返杭宴客；另一次就是1937年4月底到5月初，为“公私杂务”请假回杭5天。佚函《回杭观感》就是郁达夫此次从杭州返回福州后给陈大慈的一封信，载1937年5月18日杭州《东南日报》副刊《沙发》。现抄录释读如下：

大慈兄：

此次匆匆返沪杭一溜，足下来舍，以不获晤为怅。然东南日报之建筑，作者协会之客厅，以及报馆大厅之演讲场，机器间等，却都由绍棣、健中两兄带领参观过一周：杭州而有此报馆，杭州而有此日报，都足以表示诸君之努力，间接亦足以知中国复兴前途之有望。唯杭州智识阶级，有此好建筑而不知利用，不时时上作者协会客厅去作“交换智识，联络感情”的闲谈，却是缺点，提倡鼓励，责在诸君：当时亦会对健中兄提起，很希望半年之后，社交中心能移转至众安桥畔也。

其次，是中外报章杂志，及中外有名著书之展览与贩卖；东南日报，既有此一大建筑，似可为杭州高级智识者尽一点代办与介绍之劳。譬如东京，纽约，伦敦，巴黎，柏林，墨斯哥（现通译“莫斯科”——笔者注）各地之著名日报与杂志，各定一二份来陈列陈列，同时亦任代售贩卖等业务，则每月有五六十元之费用，既能统受世界各国之化育，只须有二三人能得到实益，此款就可以说是不白化。

这一回在杭州虽只住了三天的样子，但恰好看到了《狄四娘》的上演。浪漫剧在写实的现代，而能得到这样的成功，总也算是难能。久违之后，重听到程丽娜的那一种有特异口音的台白，便如逢故友，愉快之至。就在那一天的午后，并且也偷闲上九溪茶场去坐了两个钟头，路过二龙头，见大桥桥墩，都已打就，预想今年冬天桥路通行以后，杭市繁荣，将更倍于现在：马哥保罗（现通译“马可波罗”——笔者注）之灵，若第二次来游中国，对杭州或更将赞为天上之天。诸君身处其间，且观着杭州的生长，福气真好不过。

龙文去英，惠清去日，杭州的旧友虽则日渐少了，但有这一番新气象来补缺，倒也并不觉得寂寞。我在轮船上伤了风，俯卧小斋，醒来见白日斜西，苍空带了红晕。故忽而想到了杭州，也忽而写下了这一封信。

敬祝编务进步！

郁达夫上

五，十二，寄自福州。

在《回杭观感》这封信中，有几个关键人物值得一说。首先自然是收信人陈大慈（1904—1939），原名陈慈煦,广东人，上海大同大学毕业，主编杭州《民国日报》（后改《东南日报》）副刊《沙发》多年，并应聘在浙江大学教书。抗战爆发后，随浙大迁往广西宜山，不幸在1939年感染瘟疫病故，年仅35岁，竺可桢曾在其追悼会上致辞，称“先生遽归道山，实为国家莫大损失”。

郁达夫和陈大慈从何时开始交往，囿于所见资料，眼下难以定论。不过，1933年10月，郁曾在杭州写有《酒后挥毫赠大慈》，云：

十月秋阴浪拍天，湖山虽好未容颠。但凭极贱杭州酒，烂醉西泠岳墓前。

《郁达夫诗词笺注》（詹亚园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1月）说：“大慈，作者友人，余未详”。

郁达夫1936年2月赴闽做官，当时报刊上颇有一番议论，甚至《世界晨报》还有以作家语气写成的《郁达夫的踌躇》一文，明显含有讥讽嘲谑。主持《东南日报》副刊《沙发》的陈大慈，除了发表过郁写给王映霞的信函《闽海双鱼》外，还刊登过戏剧家李朴元的一封来信，为郁赴闽说了几句实在话：

郁达夫兄赴闽过官瘾，他没有同我谈是什么目的，据我想，一则他是在杭州造了房子的，说不定要弄一点钱还债；再则，离一离杭州，也许可以写出点文章来，你知道，他是很久没有正式写过文章了，老闷在杭州的家里大约是很不利于他底文字生涯的。

（1936年4月21日《东南日报》副刊《沙发》“消息”栏）

不过，作为小说家的郁达夫，去了福建之后，似乎还是没有“正式”写出小说一类的东西，但留下了《闽游日记》《闽游滴沥》等游记名篇，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散文宝库。

从信中看，郁达夫1937年5月初返回杭州，是和陈大慈失之交臂的。是许绍棣、胡健中陪同郁参观了1937年2月新落成的东南日报新大楼、杭州作者协会的客厅等。许绍棣（1900—1980），浙江临海人，复旦大学商科毕业，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胡健中（1902—1993），寄 籍 浙 江 余杭，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时任杭州《东南日报》社社长。根据范泉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6月,第354页），杭州作者协会成立于1933年，是杭州《民国日报》社长胡健中委派《民国日报》副刊《沙发》主编陈大慈和《国民新闻》副刊《热水瓶》主编程一戎筹备组成的，胡健中、郁达夫、陈大慈等5人为常务理事，李朴园、孙福熙、刘延陵、许君武、黄萍荪等16人为理事。杭州作者协会相对松散，没有正式的机关刊物，但《东南日报》副刊《沙发》、《国民新闻》副刊《热水瓶》、综合性半月刊《黄钟》等都是杭州作协会员所编辑，郁达夫、孙福熙、李朴园、刘延陵等会员经常在这些刊物上发作品。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东南日报》里辟出一间房子作为杭州作者协会的客厅，也是十分自然的事。

许绍棣、胡健中和郁达夫的关系十分密切，许后来还被疑为郁、王家庭关系破裂的第三者。不过，根据徐重庆转述，了解这段内情的胡健中(蘅子),曾在台湾发表《郁达夫王映霞的悲剧》一文,其中有一段亲历记述:

许、王两家儿女亲属同居者之多,及他们每次相见都有別的朋友在场,在十目所视之下,我确信他们的关系仅止于爱慕和别后的通信,一般悠悠之口和达夫的猜疑,导因于其中尚夹杂着一个神秘的第三者。（《文苑散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82页）

这个神秘的第三者，诗人汪静之1993年写下《王映霞的一个秘密》，揭露了谜底：戴笠（《没有被忘却的欣慰》，杭州：西冷印社,2006年1月）。

郁达夫在《回杭观感》中，还提及在杭州观看《狄四娘》的情景。并称“久违之后，重听到程丽娜的那一种有特异口音的台白，便如逢故友，愉快之至”。后来成为雕塑家刘开渠夫人的程丽娜（1911—2009），是杭州“艺 专剧社”成员，在《狄四娘》之前曾主演过《茶花女》。据《东南日报》1937年5月1日头版广告，《狄四娘》为嚣俄（雨果）原著、张道藩改译的“四幕大悲剧”，由“烽火剧社”5月2日上午、下午和晚上演出三场，地点就在“东南日报新厦大礼堂”。刘开渠受惠于郁达夫不少，和郁达夫“共有十七八年既是师生又是朋友的交往”（《忆郁达夫先生》，见《众说郁达夫》，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12月，第93页），刘、程婚礼，因女方家长刁难说需要社会名流做证婚人和家长，最后是由郁达夫做的证婚人，王映霞则充当了家长。

至于信中所提到的“路过二龙头，见大桥桥墩，都已打就”的桥梁，自当是钱塘江大桥。这座由茅以升主持建造的大桥，命运多舛，1934年8月8日开始动工兴建，1937年9月26日建成，历时3年多时间，总投资540万银元。落成不足3个月，就在1937年12月23日为阻断日军从浙北南下而炸毁。抗战胜利后，又重修。这是后话。

信中“龙文去英”，当时指赵龙文（1901—1967），浙江义乌人，曾任浙江省警官学校校长、浙江省警察训练所所长。1937年4月，孔祥熙奉派赴英庆贺英王加冕,赵龙文奉派为随员,曾顺道赴德国考察警政。而去日的“惠清”，恕我孤陋寡闻，不知是谁。愿知情者教我！

郁达夫在《回杭观感》中，以相当篇幅称颂了东南日报新大楼的建筑和设备，对杭州的“智识阶级”未加好好利用感到遗憾，并提出了相当详尽的建议。对于杭州的变化，尤其是钱塘江大桥兴建后的繁荣，他的笔下更是饱含了感情，甚至说马可波罗如能再来，当对杭州赞为“天上之天”！

信的最后，透露作家在回程的轮船上“伤了风”。坊间有关作家的几种年谱或传记均未见提及，未来可以补充。

以上是对郁达夫《回杭观感》一函的释读及说明，限于水平，难免有错误存在，敬请各位师友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