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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1890-1969）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成就极其卓著的史学家，对中古史、佛教史和语言学等领域有着开创性贡献，对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他生前长期处于学界的中心地位，身后更以其学术精神在学界之外有着侪辈难以企及的影响力，几乎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和史家楷模。今年适逢陈先生逝世五十周年，10月12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文研院”）和三联书店在静园二院联合组织召开了“‘陈寅恪与近代中国的学术与思想’暨纪念陈寅恪先生逝世50周年学术研讨会”，邀请多位史学、哲学、思想史等不同领域的学者，以期从不同的视野和全新的研究中，深入探讨陈先生的史学思想和对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绵延不绝的影响。

研讨会现场

上午十点，邓小南教授主持会议并首先代表文研院致辞。邓教授表示“文研院”和三联书店举办这次会议是为了共同表达对陈寅恪先生的无限崇敬和怀念之情。陈先生逝世已五十周年，但近三四十年来他的学术精神和道德风范反而愈加清晰。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界成就丰厚，门类众多，陈先生的气局造诣是近代学术界的丰碑，陈先生的睿智洞察是近代思想界的典范。“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陈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既是自我警醒的信条，也应是后辈追求的理念和努力践行的方向。邓教授回忆了父亲邓广铭与陈先生的交往，然后说，陈先生离去的五十年间，学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先生的怀念与追思构成了知识界群体性的聚焦点之一。

三联书店党委书记李三秋先生在致辞中表示，陈寅恪先生对我国近现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家，是现代思想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的研究者、传承者和实践者。他的学术思想和人格力量是一座丰碑，感染一代代学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陈寅恪文集的出版，陈先生的学术思想逐渐成为新时期史学研究乃至人文研究的典范，引发第一次研究热潮。1995年三联书店出版《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以来，更是让陈先生走进了文化大众的视野，陈寅恪这三个字也成为一种精神和风骨的代名词。新世纪以来，新一代学人重新与陈先生的学术思想展开对话。李先生之后谈了三联书店与陈先生著述的出版渊源。三联书店早在1956年就出版了陈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到1986年恢复独立建制后，1993年即启动陈先生文集的编纂，到2001年正式出版。三联书店在1956年就与陈先生的著作相遇，90年代赓续前缘，这是三联书店的幸运与光荣。“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我们还要一代一代的继续阅读陈寅恪先生的作品。

陈美延教授等家属代表专程从美国赶来。她首先对北大和三联书店召开先父陈寅恪先生的纪念会，以及诸位专家教授的参加表示感谢，也让她们得到了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陈美延教授回忆了三联书店相继出版陈寅恪文集的始末。三联版是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有相当数量的增补，是当时她们姊妹能收集的全部文稿。这次出版得到了三联书店的大力支持，没有收取任何费用，使她们姊妹如释重负。是集出版以后，她们姊妹仍致力于搜集先父的文字，希望能顺利实现陈寅恪先生《手稿集》的出版，以寄托对先父永远的怀念。

清华大学历史系刘桂生先生做了《寅恪师治学精神之感召力——课堂讲授及侍侧忆记》的报告。刘先生说，他是陈先生1949年2月到岭南大学后的第一批学生。刘先生回忆了一些陈先生上课情况细节，比如，当时陈先生通常在秋季学期开设魏晋南北朝的课，春季学期开设唐史的课程；那时陈先生虽视力较弱，但并不盲；陈先生是性情中人，讲到高兴的时候激情就表现出来，上课过程中常常有手势。陈先生常常说政治这些现象只是表面，经济等因素在下面，他也强调历史文化的重要性。陈先生这种“发前人所未发”的讲授方式，对学生治学为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解释陈先生的学术精神是不忘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然后去创造将来。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蔡鸿生先生也曾师从陈寅恪先生，但由于年事已高，又身在广州，无法亲临会场。他写了《志在求真的一代宗师》一文，由三联书店编辑孙晓林代为宣读。他写道，五十年过去了，陈先生并没有进入历史的荒冢，他的学说到处流传。和同时代人相比，陈先生的著作并不算多，但有很强的精神魅力。陈先生的学理包含理念与理路，抽象与具体，务求脱俗求真。这些他在二三十年代即已和盘托出，“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他的两大主张“预流”和“发覆”,为闭门造车者敲响警钟，有力的促进了敦煌学等学科的发展。这不禁让人想到苏轼的诗，“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陈先生是纯粹的学人，远离政治，教书育人，不负文化所托。他的重大关切是如何去避免思想的停滞和理性的衰退，并非什么现实功利。最后蔡先生辑陈先生的四句诗以重温文道之言。“读书不肯为人忙，自家公案自家参。从今饱吃南州饭，老来事业未荒唐。”

接下来，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刘梦溪先生做了《陈诗“明清痛史新兼旧”寻解——〈柳如是别传〉历史书写的“古典”“今典”和“近典”》的报告。刘梦溪先生年来对于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精神和学理价值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阐释，他认为陈先生的历史研究没有抽离出历史流变中的兴亡之感，如果这不是陈先生独有的话，那这在他身上一定是最为突出的。他在《柳如是别传》中“就事论事”，“就事论史”，用古典寄托他的哀思，他的身世流离和家国兴亡。这可能受到他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的影响，这种家国兴亡的关切在陈三立的诗里随处可见。这种情怀也反映在陈先生的中古史研究中，他特别强调世家大族和学术传统和门风，这些关键词在他关于唐代的论述里至少出现五次以上，在关于魏晋的文章里也屡次出现。这些都能让人们对陈寅恪心中的痛史有更深切的理解。

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原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刘迎胜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汉人概念的演进——读陈寅恪〈元代汉人译名考〉》。刘先生说，陈先生所开创的希腊的欧洲东方学的传统是现代史学以及陈先生的学术领域中最为深入贯彻发扬、学人群起而相成的典型之一，因此今天他选择这个文章来表达对陈先生的敬意。陈先生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关于“汉人八种”的记载中，敏锐注意到其中没有提到汉人，并根据钱大昕的考证，辽金旧族在元代都被视为汉人。陈先生进而提出，陶宗仪本身就是汉人南人中的南人，但为什么“八种”中不列汉人？陈先生利用欧洲东方学的方法，找了波斯文以及《蒙古秘史》等史料，说明陶宗仪的记录可以是从非汉语史料中抄来的。“汉人八种”应该是元朝统治阶层为了统治方便而进行的民族划分，但这并不等同于他们的“自我认同”就是如此。比如《元典章》规定有姓者即为汉人，高丽就被划为“汉人”。刘先生推测，由于辽金元时期南北的政治因素，南人对北人这个群体是相当陌生的，陶宗仪的记录可能是因为他对这一套话语并不熟悉。刘先生最后表示，今天我们纪念陈先生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不墨守成规，而是应该如他在民初开学术新风一样，在前辈大师的基础上继续前行。

下午一点半，在北京大学历史系陈苏镇教授的主持下，研讨会围绕着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继续进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杨国强教授首先带来《文化迁流中的“中国文化本位”意识——读陈寅恪先生的三段话》的报告。杨教授认为陈先生的学问分为好几层，这里选取陈先生当作近代中国历史变迁中矛盾的文化形象来分析。这三段话分别是“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杨教授认为这反映了陈先生在西方冲击的潮流下仍然坚持保留自我的文化立场。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王汎森院士的报告题目是《陈寅恪的明清之学》。王汎森认为，陈寅恪在研究明清的两部著作《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中，使用了很多象征性的证据，表达的东西并没有完全明确说出来，因此注意到这些证据（包括诗歌等）和推理对这两部书中是非常重要的。这和他的其他研究有着显著不同。陈寅恪研究的特点是他认为很多看起来很普通的事实往往存在多层次的意义，也往往会着意找出生成文本的“过程”和“能量”。陈寅恪在讨论文本的时候，往往有个基本的前提，文本往往是一层一层的“套”着的，他的“用典”往往有着一层一层的指代意义。在这两本书中，陈寅恪使用了很多新材料，比如罗振玉刊出的关于洪承畴和钱谦益的关系的材料，这些新材料对陈寅恪的论证起到了重要作用。王汎森表示，他最近的工作就是研究明代中期以来的文人风气的转变以及其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其中很多可以证明钱柳之间的因缘，而这在《柳如是别传》中都有体现。他认为陈寅恪撰写《柳如是别传》并不仅仅是研究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而是借此展现整个晚明的社会风貌。

北京大学历史系陆扬教授在《为何唐史：再论陈寅恪史学方法的思想资源》的报告中说，要把陈寅恪给人的启发落实到对唐代重要政治文化人物的作品的思考上。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陈先生是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史家，他把现代史学方法引入中国传统史学问题，完全用现代史学意识去分析古代社会，同时陈先生具有特殊性，不断地处于古典与经典的对话之中，很难被模仿。如今任何人想研究唐代，都脱离不了陈寅恪的研究，西方唐史大家杜希德和蒲立本先生都受到陈先生的影响。陈寅恪对唐史的观察，来自于两个不同的传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主要基于政治、经济等角度，而后者明显受到宋人的影响。这两个传统自成体系，并不太融洽。陈先生所有的研究都体现着高度的想象力，同时他所有的论证都十分具体（相较于日本也是如此），比如注意到了玄武门的作用。陆扬教授认为如今的“陈寅恪史学三变论”，还是不能完全解释为何陈先生为何在最盛年时代致力于唐氏研究，他指出陈寅恪的学术转向和近代学术专业化以及清华的学制改革有关系，也和陈先生认为上古史料过少、猜测较多而唐代史料足够丰富有关。陆扬教授认为，陈寅恪对唐史的兴趣很早就已开始，其中有两个层面，一是他所处的特殊的政治文化。他对唐代的兴趣是从清代开始的，他是以晚唐类比晚清，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把晚唐和晚清完全结合到了一起；他研究唐代的党争是受到清代的影响，因为只有晚晴和晚唐最能比较，都出现了胡汉、党争等问题。他把光宣比作开元全盛年，他注意到晚唐有一个相当承平的年代，以及黄巢起义的突然。再者他是从宋代出发来解释唐代。陈先生盛赞天水一朝之文化，是因为他真正欣赏宋代的史学，而非对整个宋代文化的赞赏，他发表这个论调具有特殊的时机。此外，陆扬教授提醒陈寅恪的读书结构和同时代其他学者（陈垣、瞿兑园和钱锺书等）都不一样，他深受欧阳修、司马光和朱熹的影响，此外还有张之洞的影响，而且很深。陈先生在清华以后才决心转向中古史，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掌握了充分的知识，他有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其中可见《书目答问》的影响，他受集部影响也很大，这从留下的上课笔记可以看出。陆扬教授表示，陈先生对自己的影响具体而微，但陈先生的不同是他有着作为历史学家清醒的自我认识，他很清楚在历史长河中自我工作的意义。他常常让人惊讶，比如他对韩愈的推崇众所周知，他认为韩愈写那么多墓志就是为了推行自己的文学理想，而越到晚唐，古文文体的墓志就越多。

接下来清华大学历史系侯旭东教授做《陈寅恪“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发微》的报告。这句话出自1936年4月陈寅恪读完沈兼士寄来的论文《“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的复函，“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中国近日著作能适合此定义者，以寅恪所见，惟公此文足以当之无愧也。”侯旭东教授认为，陈先生在此表达了对自己理想治学方式的推崇。沈兼士这篇文章，应该是受到章太炎的影响，但研究方法上已经超越了章氏，他注意到甲骨文等出土文献以及日本学者的研究，已经有了新气象。陈先生对这种研究方式的称赞，就涉及到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如何看待中国学术传统的问题。清代的乾嘉之学，主要是用传世文献的研究，训诂学主要是基于文字和发言去解释历史，而民国的学者傅斯年和陈寅恪等人都受到语言学的训练，主张将历史学和语言学结合起来。陈寅恪的看法，不仅影响了“史语所”同仁，还影响到杨联陞、罗常培等很多学人。直到今天，音韵学和训诂学的学术壁垒仍然需要打破。侯旭东主张，我们应该学习陈先生将一个字做成一部文化史的指引，比如透过某些常用的字或词和其使用，以及其在近代的转变，可以开辟新的研究方向。

清华大学中文系沈卫荣教授认为一千个读者眼中可能有一千个“陈寅恪”，他从本专业的角度来带来了《陈寅恪与语文学》的报告。他认为，从陈寅恪受到的西方训练以及归国以后到三十年代中期的著作来看，他更是一个典型的语文学家，而不是一个哲学家或者思想家。他所处的时代也是语文学的黄金时代，语文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实际上代表了整个人文学木，只是后来随着专业分化，语文学被就专门研究语言和文学的二个学科分解掉了。陈先生在海外学习中，主要功夫就用在学习各种语言上，他应该有着比较好的梵文和藏文功底，也懂蒙古文和西夏文等等。当然并不是说懂的语言越多就是一定是杰出的语文学家，陈先生是用语文学的方法来研究各种语文和文献，进而构建历史。从中国近代学术的眼光看，陈寅恪实际上是很多学科的开创者，比如印度研究、西夏史、藏学和蒙古学等等，但他没有成为印度学家或者藏学家等等。陈寅恪的研究理路类似于伯希和，更是比较语文学的学术取向；他的兴趣不在于纯粹的语言学研究，而在于研究历史和佛教，尤其着眼于文本的高等批评，即对文本作历史化的对勘和整理。当然我们也不能过高地估计陈寅恪的语言能力，他也曾犯有一些低级错误，但陈寅恪对很多的“虏学”研究的意义类似于顾颉刚之于“古史辨”。三十年代中后期，由于与西方学术隔离等种种原因，陈寅恪逐渐离开了胡语语文学研究，但他自谓的“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学术风格，但实际上在那个时代的学术体系下是“又中又西，又古又今”，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后来陈寅恪研究中古史时，也依然有着明显的语文学的影响。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景蜀慧教授接下来做了《陈寅恪先生对业师缪彦威先生的学术影响——从缪师与陈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一段交往谈起》的报告。陈寅恪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他在很多大学任教，但他的影响力绝不仅限于校园内，缪钺先生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治学就受到陈寅恪先生的影响，这在他的《自转》里写的十分清楚。缪钺先生的很多师友和陈先生关系密切，他在四十年代和陈先生有着直接的书信交往。接着景教授以书信为主要材料还原了1943年至1944年间陈、缪钺二先生的交往细节，讨论了陈先生对缪先生的学术影响。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从史学史的角度谈了她读陈寅恪著作的体会。陈先生的研究基本从东汉的中后期到晚唐，描述了统治集团形成、演变的全过程，勾画了中国历史的大脉络和总轮廓。他研究和撰述的主角始终是中古时期的士大夫，他的关注点始终放在人的身上，他的经济、制度等研究都是围绕着人展开的。陈先生撰文常写“知人论世”，但他的目的并非局限在传统史家“究兴旺盛衰之所以然”的层次。他批评传统史家局限于统治阶层的角度，他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史的眼光和方法，他在研究《〈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中自称是政治社会史，但他又超越了那种只看社会结构而不看人的研究。他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写了东晋南朝数百年的历史过程，他特别突出王导这样的人。陈寅恪先生论史特别强调家学门风的影响，非常注意少时熏习、阶级、地域和种族文化等因素。陈先生的学术思想，不是空言，不是玄理，而是一个士大夫在历史中安身立命之根据，是他人生实践的动力和指南，是他生活行为的一个基本方式。而这又以史家自身在当代的人生实践和内在体验为基础。

会议的最后是同学提问环节，之后参加会议的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教授、外国语学院王邦维教授分别发言，各自谈了对陈寅恪的理解。荣新江教授表示，现在到了可以心平气和的谈论陈寅恪的时候了，他认为陈寅恪给我们的启发是如何建设中国的一个学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