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丁玲《与日本朋友叙旧》一文的手稿

虽然丁玲生前没去过日本，但她在日本的名气很大。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日本各出版机构共翻译出版丁玲的作品近五十种，如日本改造社于1938年出版由冈崎俊夫翻译的《母亲》，日本鸽子书房于1951年出版由坂井德三、三好一合译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东京四季出版社于1951年出版由冈崎俊夫翻译的《我在霞村的时候》，日本青木书店于1953年出版由冈本隆三、尾崎德司合译的《丁玲作品集》。即便是在1957年丁玲被批判期间，日本对她的研究介绍也未中断，如1970年日本河出书房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第五卷丁玲沈从文集》中收录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71年河出书房出版的竹内实编《中国现代文学第十二卷评论散文集》中收录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

日本学界对丁玲的研究起步早、水平高、成就大。据不完全统计，研究者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近二百篇，还有《丁玲年谱》、《丁玲传》、《丁玲转向考》等专著出版。他们结合丁玲的个人生平、创作道路以及时代风云，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进行平行或交叉研究，对丁玲的文学思想、艺术成就、社会影响进行了全面考察，并给予了很高评价，正如评论家中岛碧所说：“丁玲是在五四新思想、新文化中孕育，在大革命低潮的混沌中开放的花朵。”

记得我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后接待的第一位日本作家，就是要求拜会丁玲的有吉佐和子。

那是1979年9月12日下午，有吉佐和子随日本财团访华，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不知道她从哪里找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的电话，主动要求拜会丁玲。我初来乍到，对情况不熟悉，没见过丁玲，只听说她被迫去了外地，不知道现在人在什么地方。向不少人打听，最后终于搞清楚了，年初丁玲因病回到北京，暂住在西郊的友谊宾馆，但她目前的身份、状况以及是否能见外宾等，需要请示报告。有关领导批准后，我打电话联系，是她的丈夫陈明接的，说丁玲同意与有吉佐和子见面，地点由中国作协来定，届时请派车来接她一下。

第二天下午，我从中国作协要车去接丁玲。望着车窗外的白杨树，我在心里想象着她的样子：白发苍苍、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眼睛里可能闪着冷漠的光。毕竟她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又受了二十多年磨难，能活下来就是奇迹！但见到丁玲时，我眼前一亮，发现自己的想象完全错了。她中等身材，齐耳短发，皮肤白皙，面色丰润，举止安详，目光柔和，话语中充满了自信和力量。在汽车里我告诉她，我读过她的小说，记得名为“丁玲短篇小说选集”，淡绿色书皮，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她很惊讶：“我的书已经绝版二十多年，年轻人很少知道我，即便知道，也认为我是个坏蛋。”她爽朗地笑了笑，谈起这二十多年的坎坷，没有抱怨与哀伤，只是惋惜白白流逝的岁月，更多的则是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

走进新侨饭店，有吉佐和子扑过来，和丁玲紧紧拥抱。她说：“我找了你二十多年，今天总算是见到了……”热泪随之簌簌而下。丁玲也很激动，眼圈红了，但强忍着没有让眼泪掉下来。

有吉佐和子细高个子，长发披肩，额头很宽，戴着一副银丝眼镜。这一老一少形同母女，一个热烈，一个深沉；一个喜怒形于色，一个宽厚慈祥。不同的生活经历与社会环境，或许还有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她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有吉佐和子问丁玲，这么多年你在哪里？丁玲如实相告。有吉佐和子用手托着脸，眼里含着泪，入神地听着。后来丁玲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不说它了。”

丁玲成名早、名气大，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在日本、美国、苏联、捷克、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菲律宾、新加坡等国都有研究者。后来她重返文坛的消息不翼而飞，报纸杂志争相报道，有的还刊登出她的照片，消息迅速传遍海内外——一位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女作家销声匿迹二十多年后，突然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惊诧声、惋惜声、感慨声响成一片。

日本的研究者闻风而动，捷足先登。1979年8月4日，日本TBS（东京放送）驻京记者田畑光永和妻子田畑佐和子采访了丁玲，田畑佐和子在8月31日的《朝日新闻》上发表文章《访重登文坛的丁玲》。我将这篇文章译成中文后，附了一封信寄给丁玲，她回信：

陈喜儒同志：

寄来的译文已经收到了。承你在百忙中为我费神，谨致谢意。

祝节日愉快。

丁 玲

（1979） 9.28

信是通过邮局寄的，用的是《文艺报》的褐色牛皮纸小信封，回信用的纸并不是正式的信纸，而是从活页笔记本上撕下的蓝格纸。

后来一位朋友看到这篇文章，希望能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发表，毕竟丁玲复出是文坛大事，更是热门话题。我虽为译者，但因这篇文章写的是丁玲，可能涉及一些个人问题，为了不给重见天日的丁老太太添乱，我特意写了一封信问丁玲是否同意在国内公开发表？如果同意，希望能拨冗审阅。

信是陈明回复的，他说：

喜儒同志：

你给丁玲的信收到了。田畑佐和子写的访问记，态度是友好的。有些事说得不准确，那很难免。令友想把它发表在刊物上，丁玲本人没有什么意见，请自裁夺好了。丁玲因气管炎住院治疗，不能亲自作复，请原谅。敬礼。

陈 明

（1979）11-18

陈明的信用的是红格信纸，抬头上印着“长治市老顶山公社嶂头大队信笺”，我猜测那里可能是他们插队落户的地方。译文交由陈明审阅后，我用笔名秦桑发表在《长春》1980年第1期上。

1980年12月16日，我陪日本《读卖新闻》的记者星野、荒井到木樨地22号楼采访丁玲。

陈明在门口迎接，丁玲把我们让进客厅。这是一间向阳的大房间，宽敞明亮，有一个大书柜，里面陈列着各种工艺品和书籍，其中有一些线装书。房间里还有文竹、君子兰等花草，印象深刻的是一棵榕树桩，长在一个瓷瓶中，枝繁叶茂。丁玲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举止大方，语言幽默，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位见过大世面且有丰富外事经验的老作家。她侃侃而谈，有问必答，讲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写作计划，对青年作家的希望，以及对当前文坛的看法等，整整一下午。

丁玲说：“我很怕记者。大概作家都怕记者！”

星野：“为什么？”

丁玲回答：“因为记者来采访，要提许多问题，实际上这是一种考试，谁不怕考试呀！”

大家笑起来。丁玲也笑了。

丁玲说：“作家写作大都是写人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家也是记者，也需要到处去采访。我听作家协会的同志告诉我（她指了指我说）你们都是老朋友，这样我们可以随便说，随便讨论。”

星野：“您去过日本吗？愿不愿意到日本看看？”

丁玲回答：“没去过，愿意去看看，那里有许多朋友。全世界我哪儿都愿意去，只要身体好，健康情况允许。我今年76岁了，身体好的话，还是想多走一走多看一看的……”

1984年春天，中国作家协会派出以巴金为团长的笔会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东京举办的东京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大会。临行前，为了展示中国文学的成就，营造友好气氛，特地约请一批著名作家撰文并在报刊发表。丁玲写了《与日本朋友叙旧》一文，约两千字，回忆了与日本朋友冈崎俊夫、三好一、三好绫子、高畠穰、野间宏、中岛碧的交流和友谊。文章用的是中国作家协会208字绿格小稿纸，文尾注明写于1984年2月21日，字迹飘逸流畅，没有修改，估计是秘书抄写的誊清稿，唯有作者签名颇像是丁玲的手迹，而且写了两遍。可能丁玲觉得第一遍没写好，又写了一遍。文章发表在1984年5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

1996年秋天，我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邀请，到日本进行中日纯文学之比较研究，住在东京。一天晚上与日本朋友藤山纯一到酒吧聊天时，意外遇到一位名叫清水正雍的中年人，他毕业于东京大学理工科，现在是一家大公司的常务董事。在大学时代，清水正雍读过大量小说，我说你学理工，与文学毫无关系，为什么喜欢小说呢？他说自己那时年轻，是个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热心参加学生运动，在苦闷彷徨中，希望通过小说认识社会、了解人生、寻找理想。

临分手时他突然问我：“丁玲女士还在吗？我读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感谢她，让我知道了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人生。”我不知道他看的是1951年还是1970年的版本，但几十年过去了，他还清楚地记得作者的名字和书名，可见印象之深。我告诉他丁玲女士已经病故十来年了。在异国他乡的小酒吧里，有读者想起她，她的在天之灵应该会感到欣慰吧。我们一起举杯，为丁玲，也为不朽的文学。

回到住地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虽然丁玲生前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但很少到单位来，我与她见过几次面，也带日本的作家、记者拜访过她，给她翻译过几封日本来信。她从美国回来后，曾赠我《访美散记》，并在扉页上用大字写下“喜儒同志 丁玲1984.8 北京”。

望着窗外的朦胧月色，我想丁玲生前肯定想来日本见见她的译者和读者，虽然她从来没跟我说过，但我从她与日本朋友谈话的眼神中能明显感受到这一点，可惜她因身体等种种原因一直没能成行，真是莫大的遗憾。记得她在《与日本朋友叙旧》一文中说：“我希望，我们中日两国的文学工作者，通过自己的作品，加深两国人民的了解，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团结起来，世世代代友好相处，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