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提要：在“一二八事变”激起的变动下，配合“左联”制定的“文艺大众化”方针，“左联”成员楼适夷在《文艺新闻》上开设“墙头小说”栏目并翻译日本无产阶级作家漥川稻子作品《千人针》，提供推广此大众化形式的平台与借鉴资源；叶以群编译川口浩著作而成的《文艺创作概论》则将中国的“报载墙头小说”实践，嵌入包括德国和日本在内的世界无产阶级文学脉络中，这些工作为“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提供了具有国际视野的切实支持。

关键词：左联；墙头小说；楼适夷；叶以群；大众化

一、再考察──支撑“左联”的“外围”力量

《文艺新闻》是袁殊（1911-1987）与几个朋友一起创办的周刊，[1]由于他并不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底下简称“左联”）成员，当时也还未加入中共，因此往往被定位为“左联”的外围刊物。《文艺新闻》刚创刊的两、三个月，以刊载文坛动态、名人消息为主，甚至某作家与谁同游西湖、某作家生病尚未痊愈都在报导范围，及至“左联”派楼适夷（1905-2001）参与《文艺新闻》编辑工作之后该刊才迅速“左转”[2]。以小道消息、花边新闻做障眼法，加上袁殊个人的特殊背景[3]，让这份刊物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检查下，竟能时常夹带一些日本、苏联等左翼文坛消息，或刊载“左联”及其周围联盟成员的文章，让“左联”在机关刊物只能秘密发行的情况下，仍保有一扇能向公众发声的窗口。

楼适夷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翻译家、作家，叶以群（1911-1966）则以文艺批评与创作理论见长，两人都是在“左联”成立初期便加入并担任秘书处宣传部、干事等职务的重要成员。然而，在当前“左联”研究过于聚焦联盟头面人物的倾向下，《文艺新闻》这样的外围刊物和联盟中不直接从事领导工作的成员便往往被推到景深之外，成为聚光灯“外围”虚化的晕影。但“左联”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倚赖成员的参与才构成的一个组织，其所提倡的方针虽是联盟共同制定的决议，却也仍需要通过成员分工协作才能真正落实，可是在对此尚未进行充分整理研究之前，他们的贡献与价值仍难以得到适当的评价，因此本文所欲“再考察”的对象就不仅是“墙头小说”这种新的大众化形式，也试图描绘出楼适夷、叶以群等看似居于“外围”的成员，如何以他们实际的出版与翻译工作，对“左联”推动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提供具有国际视野的切实支持。通过梳理《文艺新闻》上新开设的“墙头小说”栏目，以及与楼适夷翻译的小说《千人针》相关的文学史线索，指出《文艺新闻》并不只有以掩护色彩偷渡左翼消息的“外围”功能，而是能以其周刊式的出版形态为基础，针对“一二八事变”后的社会形势及“文艺大众化”方针，做出相当及时的反应；肩负《文艺新闻》主要编辑工作的楼适夷[4]以开设新栏目的方式，让“左联”此时提倡的“墙头小说”被纳入报刊的正式征稿范围，成为可在公众媒体上被传播、阅读的对象，又以翻译提供“墙头小说”创作推广时实质性的借鉴参考；叶以群的文艺创作理论编译成果，则起到了援引日本、德国及世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资源，将“左联”的“墙头小说”理念与实践脉络化的整理作用。

《文艺新闻》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便抑制不住地显露出它的底色，开始大量报导日帝侵略消息以及各地民众反帝抗日的宣传活动和照片。几个月后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文艺新闻》自第47期后停止正常出刊，改以《烽火》特刊形式快速捕捉上海战事的变化，[5]《文艺新闻》对时局变化的敏锐感知与反应，在当时的报刊中可谓相当突出。“左联”在战火中受社会形势变化刺激，召开秘书处扩大会议进行改组，将目标锁定在配合当前形势强化组织，并在创作、批评、运动等层面进行“大众化”转变。[6]以此为中心制定的实践方针，甚至包括对“左联”成员提出必须参与各地文学团体活动才能被承认会员资格的要求。[7]改组后的秘书处底下设有三个委员会，其中之一就是“大众文艺委员会”，负责人为冯雪峰（1903-1976），其任务包括研究、批判当时流行的反动大众文艺及说书、文明戏等，也包括研究通信员运动的组织方法，以及创作壁报文学、报告文学、演义、小调唱本等革命的大众文艺。[8]

当“一二八事变”战火平息、上海出版界重新恢复运营之后，“左联”相关的刊物纷纷从三、四月份起出现“文艺大众化”理论探讨与创作的繁盛景象。其中最快恢复出刊的《文艺新闻》便立即开设“墙头小说”这一新栏目回应，其征稿启事中说明：“本号起本刊每期刊载墙头小说一小篇，以一千五百字为限，由适夷主编，请读者投稿。”[9]楼适夷翻译的《千人针》就是“墙头小说”栏目刊出的第一篇作品。此后《文艺新闻》上又有几篇“墙头小说”，包括：白苇的《火线上》《游戏》[10]，牠河的《放工后》[11]，沙漠的《示威进行曲》《扛夫的歌──黄埔江底交响曲之一节》[12]。并出现一系列与“墙头小说”性质相近的文章，其中值得关注的有两组，第一是来自矿场生活的纪录《地下层通讯》（第50期起连刊3期），文章同时兼有“墙头小说”与“通讯”性质，其副标题是“矿工手记（一）～（三）”，第52期并附照片“拾煤儿童”；第二是一组针对工厂里的文艺团体提供关于创作理论与方法，指导如何在工厂中推动“文艺大众化”的文章《给在厂的兄弟》（第56期起连刊4期），分别刊出《关于工厂通信的任务与内容》《关于工厂壁报》《如何写报告文学》《如何看报》。

这些“墙头小说”及相关文章的数量虽然不多，但都是“一二八事变”后这一波“文艺大众化”运动的重要尝试，遗憾的是，这些作品鲜少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视线范围，现有研究中偶或提及这些作品，然亦仅限于罗列作者姓名、作品篇目而已。[13]其中仅有白苇因为后来还有“墙头小说”刊登在《北斗》上并获得主编丁玲（1904-1986）重视而较被注意，[14]刊出的有两组作品，一是以“夫妇”为主标题的“墙头小说四篇”（实际上有五篇：《夫妇》《在厂门口》《传单》《早饭》《传令的人》，各约两千字）；第二是《墙头三部曲》，内容分了三个小标题“一、分离”“二、流荡”“三、回转”，全篇不到五千字。白苇的“墙头小说”描写场所并不特定于一处，字数不多，但捕捉到了工人所受的剥削与反抗，以及战火下小人物的生活与斗争。

当前文学史研究在回顾“墙头小说”的发展时，多以孙犁（1913-2002）1941年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的《关于墙头小说》为主要参考依据，文中指出“墙头小说”是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重要刊物《战旗》发出的创作号召兴起并传入中国的，当时《北斗》介绍过此形式并刊登了几篇作品。[15]孙犁所涉及的中、日文坛这两条脉络都相当关键，不过，只提到《北斗》上刊载的作品，实际上并不能将这两条脉络之间的互动关系说明清楚，这中间还缺少能呈现出当时如何将日本的资源引入的文本证据。本文挖掘考证的新史料──更早刊出“墙头小说”的《文艺新闻》，以及楼适夷在设置“墙头小说”栏目时选译的《千人针》，正有助于进一步讨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资源如何传入中国文坛、其间经过怎么样的转化等问题。本文第二节，将考察《千人针》在日本刊行的情况，梳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史上与此作品相关的脉络；第三节讨论《文艺新闻》上设置“墙头小说”栏目的考虑以及楼适夷对此作品的翻译情况。以此为基础，第四节将考察叶以群 “墙头小说”的理论建构工作，并指出“左联”时期未能收到预期效果的实践在1940年代被重新激活等演变。

二、“墙头小说”的日本资源──漥川稻子与《千人针》

在《文艺新闻》上刊登的《千人针》，将原作者姓名标注为“日本Kubogawa Lnekc”。其姓氏可以确认是漥川，但名字却无法用日语拼写出来，《楼适夷著译简表》中也有此篇的纪录，原作者姓名稍有差异，写作“Kubogawa Lneko” [16]，名字仍无法以日语拼写。漥川稻子（1904-1998）的日语拼法是“くぼがわ いねこ（kubogawa ineko）”，对照可知两处皆因“L”之小写字母“l”与“i”形似而产生错误，最末的“o”与“c”在手书时亦容易混淆，故《文艺新闻》把名字的“ineko”误为“Lnekc”。《楼适夷著译简表》虽改正了最末之误，却也没有进一步将正确的原作者姓名辨认出来。事实上，漥川稻子因为习惯不使用名字的汉字而常以“漥川いね子”署名发表作品，故在被译介到中国时名字便有许多不同写法。楼适夷全以罗马拼音表示作者姓名，原意也许有避免译名纷乱的考量，但更重要的恐怕还因为当时无产阶级文学几乎完全笼罩在白色恐怖的严峻压制下，或因考虑风险问题遂未直接将漥川稻子名字刊载出来。只是不曾想，这样的迂回战法竟让这个在中日两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史中重要的一次交流被长期忽视、掩盖。甚至使得楼适夷对这篇“墙头小说”的翻译在“文艺大众化”运动中应该怎么定位、译介时的选择与改动调整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讨论，同时还阻碍了我们通过漥川稻子及《千人针》去追溯“左联”此时推动的“墙头小说”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资源间的关联。

漥川稻子旧姓佐多，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重要的女作家，1929年加入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联盟，与中条百合子（1899-1951，即宫本百合子）等人参与日本無產階級作家联盟 “妇女委员会”、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妇女协议会”等。1932年3月无产阶级文化团体遭到日本政府镇压，她的丈夫漥川鹤次郎（1903-1974）与中野重治（1902-1979）等作家遭到逮捕，此后大部分无产阶级作家转入地下活动，漥川稻子却在此严峻形势下承担起《劳动妇女》主编的工作并加入日本共产党。[17]《千人针》便是在此时写成的，1932年3月刊于《文学新闻》第10号。[18]

1930年底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战旗》配合联盟当时强化工农通信员、扩大地方文艺活动团体等发展方向，提出创作“墙头小说”（“壁小说”）的号召。此方针受到1930年11月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哈尔可夫第二次大会的讨论决议传回日本而进一步强化，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第三次大会中对“墙头小说”进行了专题讨论[19]，第五次大会上更提出关于创办新的机关刊物《文学新闻》的详细计划，视之为配合联盟重新强化工厂农村基础组织、建立大众文学团体方针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文学新闻》的设立，联盟中央常任委员会设立专门的文学新闻部，其下设立文学新闻发行所，并有编辑部、经营部、发送部等。[20]《文学新闻》采取周刊形式，于1931年10月10日正式创刊，1932年10月5日停刊，凡32期。最初由联盟委员长江口涣（1887-1975）亲自担任主编，贵司山治（1899-1973）、德永直（1899-1958）、中野重治、大宅壮一（1900-1970）等著名作家皆曾参与编辑工作。其中，中野重治对此刊有较持续的关注，他将创刊最主要的动力归结于通信员与文学社团活动急速增长的形势，认为机关刊物《ナップ》上的“来自工厂农村”栏目即使扩大也仍跟不上此速度、来稿质量也显着提高，需要找其他方式发表才能有助推动大众化。为了更好的扩大各地文学团体与《ナップ》杂志及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缔结关系，使各地文学团体之间能在全国范围互相联络、竞争、交换经验、促进团体的积极性等需要便应运而生，《文学新闻》正是为了适应这样的需要而创立的。[21]

从《战旗》提出“墙头小说”创作号召到《文学新闻》创刊，可说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试图突破仅关注文学上理论性、批判性的工作，尝试通过组织化的活动来扩大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力及作家队伍的努力。在《文学新闻》的刊物指向下，如何在推展工农通信员、文学社团交流的过程中，给予文学爱好者在文艺创作理论上与技术上的指导，成为无产阶级作家的课题，除了文艺理论的浅近介绍以外，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创作成果也是一种重要的方法。漥川稻子早期的创作多以她自己的生长经验为原型，她于1928年登上文坛的短篇小說《来自奶糖工厂》，以及之后多篇讲述“女工故事”的代表作《烟草女工》、《祈祷》《干部女工的泪》《小干部》《怎么办》等，都是对女工在工厂内生活情况的描写。在联盟提出创作“墙头小说”号召时，她便以描写女工针对工厂食堂伙食太差的抗争行动为主题的《食堂的饭》响应，是《战旗》上刊载“墙头小说”的开端。[22]而在《文学新闻》上刊出的《千人针》也可说是带有这种示范作用的作品，在此意义上，此作可视为代表这一连串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发展脉络的一个汇聚点。

《文艺新闻》上一直不乏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坛的介绍，也曾报导过创办《文学新闻》的消息，《千人针》1932年3月10日在日本刊出，他不到二十天就已将此作品翻译刊载，足见楼适夷对此动态不仅熟悉并且相当关注新出刊的作品，可以推想，他之所以在开设“墙头小说”栏目的同时选择将《千人针》翻译刊登，并不是一个完全偶然、随意的选择，而应当与此时因“一二八事变”产生的社会变动形势有关，也与他怎么理解“左联”的“文艺大众化”方针有关。不过，在《文艺新闻》和楼适夷自己的回忆文章中对此都没有直接的阐述，需要从他对《千人针》的翻译中寻找有助我们判断的线索。

三、作为主编与翻译家的楼适夷──“墻頭小說”栏目与《千人针》之译介

《千人针》日文与中译皆约1500字，全篇多为简短的对话，由一群工厂女工喝茶聊天的场景开始，女工正江带着哥哥出去打仗的女工美代加入谈话，借着女工们聊天的内容说出了好几个男人被迫上战场的惨况，对于军方叫她们缝制“千人针”来保护战场上的士兵躲避子弹攻击等作法也表示怀疑。在对话中透露出当时社会上因经济紧缩、战争征兵等压力，使劳动者的生活十分困窘的现况，此时美代还不太明白其他女工的话，只能呆望她们，觉得羞耻又有些伤心。美代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能感受到不公、不安，但却无法以自己的力量看穿政府与资本家宣传背后的欺骗性，于是小说中借其他女工的对话使美代得到帮助她觉醒过来的意识。女工们的谈话继续对政府所谓只要得到满州，日本老百姓的生活就会好过的宣传提出质疑，指出实际上受益的只有资本家，而工人却因为战争而生活得更加艰难，但又仍只能在“为了国家”的帽子底下被迫忍受着。谈话进行至此美代哭了，因为她虽然抱有对资本家的反感，但却仍蒙昧地在怀里揣着一块肚兜，想带来给其他女工各缝一针以保上战场的哥哥平安。于是女工辰江便讲起1917年俄国女人反对世界大战，进行“替妇女要回丈夫，替小孩要求面包”（中文本改译为“向政府要回丈夫和卢布”）的示威，进而推动苏联大革命的故事。此时“因为美代哭泣等事情，大家转为认真地听这个故事”（中文本改译为“大家静静的听”）【修正的内容】美代的觉醒是小说的高潮所在，在其他女工的对话中，美代逐渐明白她们说的道理，可是有所觉悟后却反而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因此哭了起来。于是女工辰江便讲起1917年俄国女人反对世界大战，进行“替妇女要回丈夫，替小孩要求面包”（中文本改译为“向政府要回丈夫和卢布”）的示威，进而推动苏联大革命的事情。此时美代“从哭泣转为认真地听这个故事”（中文本改译为“大家静静的听”），点出了美代开始觉醒并以她参与行动的暗示作结──【原本的内容】

女工中有人想到，后天（中文本改译为“隔天”）就是3月8日国际妇女节，由此引出对话：

“这三月八日便是国际妇女日呀。”

“啊，就是后天（中文本改译为“明天）呀？”

“对啦，不要以为我们是女人，就被人家拿针线来骗，我们也得干呀。”[23]

中译本至此结束，日文版则还有“之后大家还继续热烈地讨论后天就是三月八日，该如何集结工厂里的人等等”这一小段话。[24]按照文脉，可以推想美代已经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在之后集结工厂里的人时，觉醒了的美代甚至也将负担一定的工作。

《千人针》是一篇出色的“墙头小说”，但严格说来已经不是最初《战旗》所号召的那种贴在工厂、农村墙上的“墙头小说”了，而是笔者称之为“报载墙头小说”的变体（详后）。不过在小说叙事的处理上，仍尽量依循“墙头小说”的诗学规范，日文版结尾的处理方式，强化了小说和其描写的特定场景──工厂之间的关联性，将结局指向在工厂里未来将掀起的行动，模拟出可以如贴在工厂壁报上的“墙头小说”般达到帮助工人斗争作用的效果，这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对“墙头小说”最初设定的目标所在。而楼适夷在设置“墙头小说”栏目时，之所以选择翻译《千人针》这篇作品来回应“左联”的“文艺大众化”方针，则与他对此方针的理解及对当下现实情况的把握有关。

从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阶段来看，“左联”提出“文艺大众化”方针的脉络与日本的发展轨迹相当近似，因此对“墙头小说”的引入有相对充足的接受基础。从内容上看，《千人针》中女工们所质疑的“取得满州”宣传，正与此时中国发生的“一二八事变”密切相关。所谓“取得满州”指的是主张通过占领海外殖民地来纾解国内压力的极右论调，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由“征韩论”等主张逐渐演变，至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日本取得辽宁及南满铁路控制权后便不时被强化。1920年代末，在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下世界经济紧缩，日本也受其影响，此时日本侵略满州的“九一八事变”与随后的“一二八事变”正与这种论调相应。而漥川稻子在小说中将帝国主义扩张的动力指为因资本家追逐利益而采取的不义之举的逻辑，亦与“左联” 以冯雪峰 “民族革命战争”之说为代表的批判方式有共通之处。[25]楼适夷选译的《千人针》在上述两方面都有呼应，可以看出他以此译作配合“墙头小说”栏目设置时的考量，但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从楼适夷翻译时所做的些微改动所透露出的其他信息。

主要的改动有两处，首先是在辰江讲起俄国女人抗争故事时，把日文版的“因为美代哭泣等事情，大家转为认真地听这个故事”，改为“大家静静的听”。美代此时的哭泣是有所觉悟的象征，因为她的变化让其他女工更加认真的听取俄国的故事来开展在自己工厂内的集结，这本是小说的高潮所在，但楼适夷淡化了美代觉醒与转变的过程，将焦点从美代一人转为女工群体。【修正的内容】把日文版的“美代从哭泣转为认真地听这个故事”改译为“大家静静的听”，将焦点从美代一人转为女工群体，淡化了美代觉醒与转变的过程。【原本的内容】其次是小说结尾部分，日文版有女工们讨论如何为了三月八日集结其他人这几句，而中译本则是终结在三句对话，带来一种小说中人通过对话向读者进行呼吁的叙事效果，将“后天”改译为“明天”也加强了这种紧迫感。对照原文来看，这些地方几乎没有误译的可能性，可以认为这是楼适夷考虑到此译作被阅读时的现实语境而进行的调整。在小说中，女工们的觉醒与斗争要反抗的是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利益带来的进一步剥削，效果上看来也是反对战争的，但仔细分辨还是可以看出，这实际上是出于生活与经济上的考量，重心在于工厂内部对工厂主、资本家的斗争。可是所謂“取得满州”对中国而言还带有帝国主义侵略的性质，是自清末以来一系列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列强侵略的延续与升级，因此当时十九路军之所以给上海乃至全国民众带来这么深刻的印象，就是因为他们的奋起抗日带有民族主义式的抵抗色彩“打醒租界上三百万居民的迷梦”[26]、破除了中国民众受强权者催眠的成见──把对日作战视为极困难的工作[27]，证明了日本侵略并不像以往宣传的那样不可抵挡，中国人民也并非必然是一盘散沙，战争的威胁牵动全社会的反帝抗日情绪，在各界都产生了有别于以往的新力量，因此这场事变成为象征着转折点的标志。十九路军虽然没有战胜，但此举留在人们心底的印象是：对日作战不仅是可能的，并且是必然的，人民的团结是有可能的，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是有办法的，这是“一二八事变”后在社会上激起的一种新的感觉状态，《文艺新闻》的战时特刊《烽火》上所报导的市民要求抗日的示威、工人要求抗日而罢工的新闻，正是当时推到楼适夷眼前的社会现况，楼适夷的翻译淡化了美代的觉醒与内心变化，转为将焦点放大到全体女工身上，强调群体性的力量。在小说结尾处的改动，不把结果拉回厂内为妇女节抗争的准备上，而是以呼吁式的对话作收，将对话对象虚化，不限于工厂的情境，强调的不在于特定场景内的斗争，而是超越个别工厂、市民团体抗争行为之上的抵抗意识的联合。

此外，就“墙头小说”这个新形式的内涵与目标而言，当楼适夷选择在栏目开首放上经他微调的《千人针》时，也意味着对其上刊载的作品特性做了重新的规范。《文艺新闻》上所刊载的不再是贴在工厂、农村墙壁上“墙头小说”，而是“报载墙头小说”变体，因此可能有脱离实际发生场景的毛病，但却也能期待读者因现代报刊的共时性效果而产生一种“共同体”的想象[28]，使“一二八事变”后在社会上激起的反抗能量能够聚合。这样的调整也与“左联”在三十年代初期的主要活动区域集中在上海等城市，并且以依赖于现代资本主义出版市场的报刊杂志与书籍传播来推动其文艺运动有关，相对而言，通过他们所熟悉与掌握的渠道来以“报载墙头小说”推动“文艺大众化”的运作，更有他们能发挥作用之处。由此，从日本无产阶级文坛引入的“墙头小说”产生了变化，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下加强了现实的针对性。

四、在墻贴和报载之间──叶以群的理论脉络建构与“墙头小说”的流转

叶以群留学日本期间是东京“左联”成员，1931年底回国后加入“左联”，在“一二八事变”前后担任“左联”秘书处干事、《北斗》杂志编辑等工作。1933年他根据川口浩（1905-1984）《无产阶级文学概论》[29]所编译的《文艺创作概论》[30]以无产阶级文学的文艺批评理论为主题，其中“文艺作品的新样式”一章专门讨论包括“墙头小说”“小小说”“报告文学”等在内的“大众化”形式，标定了“墙头小说”在形式上属于“小形文学”，在内容题材上属于“报告文学”等特点。书中指出，所谓“小形文学”是相对于“大形文学”而论的，两者主要差异并不在篇幅长短而在于负担的任务之别。“大形文学”是指“广泛地把握了一时代或一社会的现实，指出社会发展的一般的基本的方向；或是把发展过程中最主要的任务，作为目标而提出的作品。”[31]因此往往涉及历史经验，以之分析过去行动胜利或失败的教训，对此进行艺术概括，使之成为新行动胜利的基础。[32]而“小形文学”的功能不同，是“反映时事问题与日常事件，与之作直接的结合的简单的作品”[33]，要求的是能够对当下发生的事件做出政治的、文学的反映，这是“大形文学”不能负担的重要使命。书中将“小形文学”里的三种类型“小小说”“墙头小说”和“报告文学”放在一起讨论，认为这三者本质上并没有不同，只是在作品的任务上有区别，才有了不同的名称。所谓本质就是具有宣传鼓动的性质，当以小说的方式写成传单或者小册子时，就叫做“小小说”，或称为“传单小说”“小册子小说”。而当在某个特定的场所（尤其是斗争展开的场所）汲取成为问题的事件为主题，制作简单的小说发表在壁报上或单独贴在墙头上就称为“墙头小说”。这两者因为都以“必须具体地反映直接的事实，必须以报导事实为主要的任务，所以同时也就是‘报告文学’”。[34]

对这些创作形式特点的定义和讨论，原本是研究德国文学出身的川口浩根据德国以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作理论，对日本当时提倡的“墙头小说”发展所作出的梳理，但经过叶以群对此书进行的“编译”工作之后，变成了能够与当时中国文坛已有的“墙头小说”实践过程嵌合的脉络化整理。叶以群的“编译”改动方式，较为直观的一类是将文中所举的日本作品之例改换为略可相对等的中国文学作品；另一类是将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代入，替换在日本语境下所举的例子；第三类则是迳直删去川口浩的论点改陈自己的意见，这特别体现于对 “墙头小说”实践内容的批评上。川口浩认为《战旗》杂志编辑部发起提倡“墙头小说”之举，虽然确立了“墙头小说”的名称，但同时也造成了对“墙头小说”理解、定义的分歧。他批评了贸然将“墙头小说”刊载在通行全国的报章上而不是张贴在小说所描写的、实际发生问题的特定场所的方式，认为这已经失去“墙头小说”原本的意义与效果。[35]相较于此，叶以群更看重的是“小形作品”以如实描写读者所欲倾吐的不满、痛苦所达到的效果，对川口浩的批评做了改动，认为：“如实地描写具体的事实，这是鼓舞读者的基本的条件，而同时，这也就是文学的基本的条件。自然这所谓具体的事实，并不是限定于读者已经知道的，借助于别处的经验和教训，也是必要的。”[36]由此，“描写事实”不仅被认为是“报载墙头小说”的首要标准，同时也成为确保其有效性的条件，这就给了被川口浩批评的“报载墙头小说”一定的合理性与价值，顺利将之纳入“文艺大众化”涵盖的范围之内。

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创作理念与现实条件之间存在一定距离，因此这一波“墙头小说”的提倡并没有激起与“左联”期待相符的反响，孙犁在回顾时就指出了此时“墙头小说”没有真正在“墙头”上开展起来的情况[37]。而到了孙犁写文章的1940年代初，特别是在他所处的根据地条件下，对“墙头小说”的定位既有继承又了有变化。继承的是严格意义的“墙头小说”短小的、不是印刷的、贴在墙头的特征，并把“反映当地事件”作为它的基本任务：“一件事情在这里发生了，墙头小说应该马上反映这件事实，反映群众对这件事的印象，集纳群众对这件事的意志。”[38]这是在《战旗》号召中特别被强调的作用，也是川口浩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墙头小说”应遵循的原则。但孙犁还杂揉了“报载墙头小说”的特点，让它有较大的弹性：“它的故事可能是作者自编的，可能用假设的地名和人名。”[39]不过，这与楼适夷、叶以群的考虑不同，孙犁这样规定的原因是要让“墙头小说”负担一种适应边区新的社会条件的任务：“它应该是一个行动前的文艺的政治动员工具，或是行动之后一个文艺的检讨形式。”[40]这实际上已经接近于川口浩对“大形文学”的定义[41]，使得“墙头小说”的性质有了巨大的变化，对其创作的方式也有更多的要求：“它在形式上更有头有尾、生动有力，更大众化，更具有民族的形式和风格。它可以用单张的纸写出，也可以编入墙报。”[42]这些标准是四十年代根据地文艺中不断尝试、实践的方向，“墙报”更是孙犁此时认为“墙头小说”之所以能在边区推广的物质基础，当时边区的村庄、工厂、机关、学校都有自己的墙报，加上边区扫盲工作已有成效，人们有了相当的阅读能力并要求练习写作的机会，但问题在于边区的印刷条件匮乏，因此“左联”时期“报载”的运作方式不再适用，“墙贴”的“墙头小说”反而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新被激活。“墙头小说”由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引入的“舶来品”，经过楼适夷的编辑工作与翻译、叶以群的文艺理论建设，成为“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实践的一环，配合“一二八事变”之后的社会抗争形势，以现代都市中的报刊出版为阵地，试图将严格意义的“墙头小说”扩大到“报载墙头小说”的范围。但在现实条件尚不具足的情况下，“左联”时期的实践还只能停留在引介与理论建设为主的阶段。要到进入抗战之后，才因中共的文艺运动与根据地的政治运动结合，加上物质条件艰困带来的挑战，使得孙犁等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在寻找能利用的文学形式时重新重视“墙头小说”和“街头剧”、“街头诗”等形式，使之成为文艺运动推展的新焦点。

指出这些转折之后可以发现，在不同阶段中“墙头小说”或“小小说”的形式与意涵有相当复杂的变化，然而当前文学史研究对“墙头小说”的讨论并不多，其中最为详细的当数张春《中国小小说六十年》的整理，该书重心为新时期之后蓬勃发展的“小小说”“微型小说”，但在对“前史”的整理中也勾勒出了现代文学中“小小说”的发展线索。[43]张春将“篇幅短小”视为这六十年间各类作品的共通点，认为虽然各个时期采用的名称不同，但都可以贯串起来成为一条具有连续性的“小小说”发展史。[44]然而，通过本文考察可以注意到，针对不同阶段中“墙头小说”或“小小说”等形式的不同型态，应当更加仔细区分当中的继承关系与转化机制，才有助于使这类和所处现实环境关系相当紧密的文学形式得到较为充分的讨论。就“左联”时期的“墙头小说”而言，显然并非对此前周瘦鹃（1895-1968）、陶晶孙（1897-1952）工作的继承，而是从通过其成员一步步的努力，才将日本的“墙头小说”资源引入，在中国文坛产生出《文艺新闻》《北斗》等杂志上所刊载的实践成果。由于此前缺少直接的文献证据，因此未能将构连日、中两端的过程具体呈现出来，而本文以楼适夷在《文艺新闻》设置“墙头小说”栏目及翻译漥川稻子《千人针》为中心的考察，不仅为文学史补充了具体的例证、钩沉出与此相关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经验与资源，同时还指出了“左联”成员楼适夷、叶以群等如何以编辑、译介等工作实质性的支持了“左聯”的文艺运动，这些至今尚未被充分认识的贡献，应当是今后“左联”研究继续推进时不能忽视的课题。

注释：

[1] 详参袁殊：《关于文艺新闻》，《袁殊文集》编辑组编：《袁殊文集》（南京：南京出版社，1992），64页。

[2] 参姚辛：《左联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104-105页。又参楼适夷：《我谈我自己》，《楼适夷同志纪念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 详参袁殊：《关于文艺新闻》，64-65页。

[4] 关于楼适夷在《文艺新闻》负担编辑工作的情形，参李秀卿：《楼适夷与〈文艺新闻〉》，《编辑之友》2011年第9期。

[5] 《烽火》特刊自1932年2月3日下午3时出版第1期，至1932年2月17日下午出版第13期止，几乎日日出版，每期1版，后因经费不足暂时休刊。

[6] 1932年3月9日左联秘书处召开扩大会议，其有关决议登载于1932年3月15日油印刊行《秘书处消息》第1期，现收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7] 《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原刊于《秘书处消息》第1期，现收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五辑》，16-18页。

[8] 参《关于左联的改组》、《秘书处关于竞赛工作的一封信》，原刊于《秘书处消息》第1期，现皆收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

[9] “每日笔记”栏目，《文艺新闻》第48期第3版，1932年3月28日刊。

[10] 白苇的《火线上》分两次刊登在《文艺新闻》第49期第4版（1932年4月4日）、第50期第4版（1932年4月11日）。《游戏》分两次刊登在《文艺新闻》第59期第1版（1932年6月13日）、第60期第1版（1932年6月20日）。

[11] 牠河：《放工后》，《文艺新闻》第50期第1版，1932年4月12日刊。

[12] 沙漠：《示威进行曲》，《文艺新闻》第52期第4版，1932年4月25日刊、沙漠：《扛夫的歌──黄埔江底交响曲之一节》，《文艺新闻》第58期第6版，1932年6月6日刊。

[13] 如丁晓原：《左联的文化策略与报告文学的崛起》，《现当代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14] 参编者（丁玲）：《编后》，《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1932年7月20日刊。

[15] 孙犁：《关于墙头小说》，初刊于《晋察冀日报》（1941年3月7日），后收录于张学新，刘宗武编：《晋察冀文学史料》（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页390-391。

[16] 黄炜：《楼适夷著译简表》，《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3期，52页。

[17] 参《佐多稻子年谱》，《日本现代文学全集83：佐多稻子‧壶井荣集》（东京：讲谈社，1980），425-428页。

[18] 漥川稻子：《千人针》，原刊于《文学新闻》第10号第1版（1932年3月10日刊），现据《文学新闻》（复刻版），（东京：五月书房，1989）。

[19]《一九三一年五月日本プロレタリア作家同盟第三回大会議事錄》，平野谦等编：《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学大系‧第5卷》（京都：三一书房，1955），263-273页。

[20] 浦西和彦：《关于文学新闻》（《〈文学新聞〉について》），《文学新闻》（复刻版），154-165页。

[21] 参中野重治：《通信员、文学社团、文学新闻》（《通信員 文学サークル 文学新聞》），原刊于《ナップ》第2卷第8期（1931年8月8日刊），现收录于平野谦等编：《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学大系‧第5巻》，326-327页。又参浦西和彦：《关于文学新闻》，163-164页。

[22] 渡边晴夫：《小林多喜二与壁小说》，《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8卷第4期，2010年7月，37页。漥川稻子此篇小说在三十年代也有中译本，漥川稻子作，竹舟译：《食堂底饭──墙头小说》，《文学杂志》1933年第1卷第2期，124-125页。

[23] Kubogawa Lnekc作，楼适夷译：《千人针》，《文艺新闻》第48期第3版，1932年3月28日刊。

[24] 漥川稻子：《千人针》，原刊于《文学新闻》第10号第1版（1932年3月10日刊），现据《文学新闻》（复刻版）。

[25] 丹仁（冯雪峰）：《民族革命战争的五月》，《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5月20日刊。

[26] 郁达夫：《沪战中的生活》，《读书杂志》第2卷第4期，1932年4月20日刊。

[27] 镜园（刘镜园）：《沪战中生活之回忆》，《读书杂志》第2卷第4期，1932年4月20日刊。

[28] 借用本尼迪特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讨论民族国家形成时，论及印刷资本主义条件下，报纸、广播等媒介对形成共同体想象所带来的效果。参本尼迪特克‧安德森作，吴睿人译：《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

[29] 川口浩：《プロレタリア文学概論》（东京：白揚社：1933）。

[30] 华蒂（叶以群）编述：《文艺创作概论》（上海：天马书店，1933）。

[31] 华蒂编述：《文艺创作概论》，99页。

[32] 华蒂编述：《文艺创作概论》，99页。

[33] 华蒂编述：《文艺创作概论》，102页。

[34] 华蒂编述：《文艺创作概论》，107页。

[35] 华蒂编述：《文艺创作概论》，108页。

[36] 华蒂编述：《文艺创作概论》，112-113页。

[37] 孙犁：《关于墙头小说》，390页。

[38] 孙犁：《关于墙头小说》，390页。

[39] 孙犁：《关于墙头小说》，390-391页。

[40] 孙犁：《关于墙头小说》，391页。

[41] 华蒂编述：《文艺创作概论》，99页。

[42] 孙犁：《关于墙头小说》，390-391页。

[43] 张春：《中国小小说六十年》（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5-20页。

[44]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叶以群在《文艺创作概论》中将“ビラ小説”基本上全都译为“小小说”。“ビラ小説”直译便是“宣传单小说”，有其明确的功能指涉，故叶以群在各别地方因强调的偏重而译为“传单小说”或“小册子小说”。这与张春书中涉及其他名称类似的作品形式实具有不同的内涵。参华蒂编述：《文艺创作概论》，106页。

作者简介：

阮芸妍，1985年生于中国台湾，清华大学文学博士，曾赴日本フェリス女学院大学文学部交换留学，现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比较文学、现代文学。曾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论文。另有随笔见于《台声杂志》等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