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中，恐怕不会再有第二个作家像鲁迅这样受到人们长期不断的关注和研究。如果从鲁迅生前的评论文章算起，鲁迅研究至今已有了百年多的历史。在那些汗牛充栋的研究性著作中，钱理群先生的鲁迅研究始终有其独特性的一面。如今，任何寻求进入鲁迅精神世界的——无论是喜爱鲁迅作品的大众读者抑或专业的研究者，往往需要在展开自己的思考之前首先扣访这位学者的成果。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就鲁迅研究的影响力而言，钱理群有着他人无出其右的地位。[①]当越来越多的专精的学术成果涌现而最多只能在圈内激起几丝涟漪，以至于有学者开始深思表面上繁荣的现代文学研究其实早已无法引起社会公众的兴趣时[②]，钱理群的鲁迅研究就更加是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

如果我们翻开钱理群的鲁迅研究著作，手边的任何一本，那么，总可以在不长的间隔中有这样的字眼——绝望、孤独、彷徨、荒谬、痛苦、疑惑、困境、背叛、拯救等等跃入视线。这些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词汇，一方面是对鲁迅内心世界的深入观照，另一方面，也颇能显示出作为研究者的钱理群的丰沛的情感。对他而言，这种饱含着情感接近鲁迅的方式意义非凡，同时，作为研究对象的鲁迅也被赋予了温度，而成为某种“感性的存在”[③]。

钱理群对此有着明确的方法论自觉，他多次向读者表示，“我有一个设想，就是讲的比较形象，比较感性，这也是这些年来我自己的一个学术追求。”[④]并在演讲中不断地追问读者的情感反映——“你的内心有什么感觉？”[⑤]他试图以此把自己从鲁迅世界中所感受到的情感体验传达给每一位听众。[⑥]在他看来，“感觉”正是“接近鲁迅内心世界和他的艺术的‘入门’的通道。”[⑦]我们可以推想，这种直击人心的感性力量或许正是钱理群鲁迅研究的精髓及其获得广泛影响力的原因之一。钱理群通过一种“感觉主义”方法向读者展现了他心目中的鲁迅形象[⑧]，并激励着读者用属于自己的生命感觉塑造出独特的鲁迅观。

一、“感觉”的历史起源

当我们称钱理群的鲁迅研究充溢着丰富的感性经验时，并不意味着这种方法使得他的研究蜕变为了随意性的阅读感受，而是要求我们首先思考一个相对不那么感性的话题，即，去寻找他的感觉主义所诞生的历史语境。对钱理群而言，“感觉”最开始经过了一段与先验主义抗拒和斗争的过程——这种先验主义来自于他早先阅读鲁迅的政治压力。

钱理群的鲁迅研究萌生于1962年，那时，他正在贵州安顺的一所卫生学校从事基础语文教育。这段近似于流放的经历给了他反省自我与走进鲁迅的契机，同时也使得他的鲁迅研究总是带有精神苦行者的印记。钱理群在这里经历过对人生的绝望，鲁迅给了他忏悔、拯救、重建自我的启示。

钱理群恢复独立思考的过程毫不轻松，他描述当时走进鲁迅的感受——“我觉得鲁迅是在用鞭子抽打我的灵魂，我无地自容。”[⑩]同时伴随着“难言的、掏心挖肺的痛苦”[11]。倘若没有那个时代的历史经验与深刻的自我认知，这种面对鲁迅而生的痛彻心扉的感受或许会显得难以理解。这种感受不仅在当时深入骨髓，而且一直延续在他此后的研究中，他始终真诚地面对着自我与鲁迅，也自然由此催生了那些饱含着丰富情感的词汇。按照钱理群自己的说法，“鲁迅就是这样在这非常年代开始与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发生了心灵的感应。”[12]对当时的钱理群而言，与鲁迅的相遇也是背负起精神重担的开始。

在安顺将近18年的生活使他的鲁迅研究天然地带有历史印痕，这种将个人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时代挣脱出来，回归到自我的鲁迅研究终于在1980年代破土而出。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1988年）毫无疑问地成为那个时代鲁迅研究的代表作。这部著作最重要的贡献是，它使一个因政治意识形态僵化的鲁迅形象获得了丰富的情感世界——“僵化”是钱理群对形成于1940、1950年代的鲁迅形象的批评，而他这时的努力便是使僵化的鲁迅重新苏醒、走进每一位读者的心灵世界。钱理群用了一系列的情感性语词告诉人们，在民族变革的历史进程中，鲁迅是如何被“复杂万端的心态与情感，愤激与焦躁，感伤和痛苦”的情感缠绕着，而他又是“怎样从内心的炼狱中挣扎出来，找到正确的道路。”[13]

出于以上经历，钱理群常常推广这样的经验之谈，“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时，大概是很难接近鲁迅的；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了疑惑，甚至感到了绝望，这时就走进了。”[14]如果说第一次与鲁迅的相遇，使他在阴影中真正体验到了鲁迅——按钱理群自己的说法，他此前根本读不懂鲁迅，只有“经过那场灾难，进入绝望的境地，这才找到了鲁迅，与他相遇。”[15]第二次与鲁迅的相遇，则是经历了2000年前后的一场大病。尽管钱理群每每使用着“相遇”这一感性色彩浓郁、容易让人生出美妙联想的词汇，但每一次的“相遇”却都与他的精神、生命陷入绝望的感受密切相关。因此，钱理群对于鲁迅更能生发一种同情的理解，如在1980年代的那部体现了一个时代鲁迅研究转向的《心灵的探寻》序言中，“认同”就是屡屡出现的关键词，诸如，“我们与鲁迅认同，实质上就是在审视鲁迅灵魂的同时，更严峻地审视、解剖自己的灵魂，‘煮自己的肉’，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真正理解与接近了鲁迅。”[16]钱理群反复向读者描述着自己与鲁迅相遇的过程，他此后的鲁迅及其他的研究从根源上受益于早年在贵州安顺的那次深刻反省。

作为钱理群鲁迅研究最重要的关键词，“心灵”一语标示着鲁迅研究转入了更为内在化的层面，从而与那种外在的、僵化的、意识形态化鲁迅拉开距离，“鲁迅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他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及思维方式，独特的心理素质及内在矛盾，独特道德情感及情感表达方式，独特的艺术追求、艺术思维及艺术表现方式。”[17]最能够显示鲁迅“独特”之处的地方在于他的“心灵辩证法”，通过对鲁迅心灵的探寻，钱理群揭示了鲁迅何以能够获得人们的景仰，“鲁迅正是通过这种探求，真正深入到民族大多数普通人民的心灵深处，转化为真正的精神力量。”[18]与此同时，他此前被压抑的感性经验也得到了释放。

与感性相对的是先验的鲁迅形象，这种先验的鲁迅形象来自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压力。这种压力在1940年代及之后塑造、强化了鲁迅研究中的形而上学权威，并终于在1980年代遭到一批具有反叛精神的鲁迅研究者的批评。正如同钱理群一代的鲁迅研究者汪晖先生在其《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中所指出的，在此前长期的历史中，鲁迅研究充斥着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简单的决定论思维”，研究者的个人感性经验无不被这种决定论思维所引导，这导致了无论从哪一方面开展的鲁迅研究最终都要归结到先验的、不证自明的政治化结论。这是一个被圣化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给研究者造成的困境。先验的政治判断窒息了研究者在阅读鲁迅过程中所产生的感性经验，汪晖描述了诸如冯雪峰这样有着深厚造诣的鲁迅研究者所遭遇过的困境，尤其突显出先验判断如何阻断了他的直观感受，“他直觉地感到那些指责鲁迅‘悲观’、‘虚无’的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理解鲁迅‘正视黑暗’和执着现实的精神，但先验的判断却使他没有循此而去研究鲁迅精神的这种复杂现象及其意义。”[19]由此，先验的政治压力使得研究者与鲁迅的思想、文学世界之间必然产生隔阂。

为了消泯这种隔阂，1980年代的鲁迅研究界的上空回响着“回到鲁迅本体”的声音，在这一宛如哥白尼革命的研究潮流中，个体的感性经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自由。严格来说，这里的“鲁迅本体”并不是一种哲学化的表达，因为它并不指向某种本源、客观、绝对、静止、永恒等形而上学词汇，而恰恰是反形而上学的[20]，是与研究者个人的感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换言之，这是一种经过了与鲁迅的心灵沟通——钱理群将之表达为“心灵的撞击”而产生的“本体论”，带有着研究者个人鲜活的生命感受。钱理群格外重视直观的感性经验对于人们接近鲁迅的意义，如他后来在解读《腊叶》的文章中所表明的那样，“这最初的‘第一感’其实是直逼鲁迅的本体的。”[21]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共鸣与呼应，在1980年代，除了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可以归结到“回到鲁迅本体”这一旗帜之下的成果的，还有孙玉石的《<野草>研究》、汪晖的《反抗绝望》、王得后的《<两地书>研究》等著作，这些著作引导人们将关注视线从批判现实的鲁迅转向有着丰富内心世界的鲁迅。[22]

对钱理群而言，“回到鲁迅本体”使得他的鲁迅研究总是附带着个人的生命史痕迹。在19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作为一个敏锐的时代观察者，钱理群的问题意识发生过明显变化。1990年代中后期，他又发掘出了“社会的鲁迅”、“民族的鲁迅”、“左翼的鲁迅”[23]。当鲁迅与社会、民族、左翼再次关联在一起，或许会让人想起上一代鲁迅研究的范式，钱理群亦曾坦陈“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前辈的研究那里，又有了新的发展。”[24]鲁迅形象的变换不仅具有当代中国史的镜像意义，同时也是他个人对时代变化不断更新的历史感觉的结果——这或许是钱理群鲁迅研究中所未曾改变过的内容。

二、捕捉“感觉”的可能与方法

现代学术体系越发专业化与精细化，钱理群以个人感觉作为第一前提的鲁迅研究同这一趋势存在着明显的张力。尤其在1990年代之后，从社会科学领域率先发出的建立中国学术规范的要求，使得1980年代那种带着个人生命史痕迹的研究遇到了挑战。

如果说钱理群及其所代表的1980年代的鲁迅研究的特点，在于反抗因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压力导致鲁迅被“圣化”、“僵化”而与读者产生的心灵距离，强调回到鲁迅本体，继而寻求研究者主体同鲁迅之间的心灵沟通，那么，1990年代学术界旨在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学术规范恰恰要求研究者与对象之间保持一种理性化、科学化的距离。

与此并非巧合的是，一生对理性化情有独钟的西方古典社会学大师韦伯在1990年代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热烈赞和。在1919年的《以学术为业》这篇演讲中，韦伯提出了一种祛魅的价值中立的学术观念，“今天，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它也不属于智者和这人对世界意义所做沉思的一部分。”[25]韦伯为了维护理性原则，要求学者把个人的好恶态度、美丑观念、价值判断、终极的意义清除出去。韦伯的《以学术为业》正是有感于当时德国学者沉湎于直观和个人化的神秘体验，他担忧这种同研究对象丧失距离的状况会损害理性的普遍有效性。按照韦伯的现代学术理念，现代学术研究并不具有为人生提供指导的意义与功能，个人化的感性经验应当受到研究者自觉地克制。据此，钱理群的鲁迅研究或可以被划到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的类型中去。

不仅是钱理群的鲁迅研究，整个现代文学研究都在这一时期面临着理性化所带来的困境。1980年代现当代文学的学术影响不仅在学术界内，而且同社会大众的心理也存在着紧密的呼应。郜元宝先生指出，因为1990年代重视“学问”的风气而导致了现当代文学研究“史学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来自于对“学术性”的自觉追求。正是为了规避“文学本身不算学问”的尴尬境地，人们意识到，急需将文学研究改造为一种专门史学以使其上升到“学术性”的高度。[26]相比文学，史学与现代学术似乎更加亲和。作为现代文学研究重镇的鲁迅研究同样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冲击，研究者逐渐把自我与鲁迅拉开距离，诚如王富仁先生所指出的，在1990年代鲁迅研究的学院派中出现了“重理轻情”的态势[27]。

当我们将钱理群的鲁迅研究同成长于1990年代及之后的学者的成果相比时，我们很容易发现，他的那种潜藏在字里行间丰沛的情感依然在向我们不时地流露着。他不愿意与鲁迅保持所谓理性化的距离，而是执着地与鲁迅进行心灵对话。如果说在1980年代，钱理群一代的研究者为反抗先验意识形态化的鲁迅形象而确立了感性的方法——将鲁迅视为一个情感丰富的文学家以发掘其感性的表达[28]，那么，从1990年代以至当下，钱理群仍然在坚持着这种方法。正是这一点，使得他塑造的无论是社会的、民族的还是左翼的鲁迅形象，都与1940、1950年代的鲁迅形象存在差异。在《我的精神自传》中，他依然强调着研究鲁迅对自己灵魂的撞击、心灵的启示，这与他对于鲁迅本身的理解有关，

鲁迅绝非书斋里的学者，他往往直接影响人的灵魂，进而影响整个民族的发展进程。因此，他永远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存在，我读鲁迅的书从出发点上就不是把它当成古董，或者纯学术的考究，而是带着人生种种困惑、苦恼、渴求，到他那里去寻求心灵的启示，学习如何做人，在学习中慢慢知道其人其事，积累的多了，因为种种机缘，就倾诉而为书。[29]

这里的态度与他1980年代出于对鲁迅的“认同”而自愿背负精神的重担一脉相承，尤其是，钱理群注意到了自己的研究与学院派的“纯学术”不同，更难得的是，他始终坚持着这种不同。他执拗地同这种现代学术传统对抗着，并鼓励青年学生们把阅读鲁迅与个人的感性体验结合起来，以至于有这种相当个人化的表达，“喜欢鲁迅就喜欢鲁迅，讨厌鲁迅就讨厌鲁迅，不必要讲道理，个人阅读就是纯粹个人性的东西。”[30]

仔细翻阅钱理群的著作可以发现，从1980年代直到当下，虽然存在着因应时代与社会变迁对鲁迅不同侧面的发掘，但他几乎很少——或者说从不借助任何理论的资源，同时，他的表达方式也与理论化存在着距离。相比于此，钱理群的论述方式保持着最原初的朴实性，他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文本细读。不借助任何外力，直面鲁迅的文本，从引用的每一条材料以及材料的相互引申中，从自我最本源、最切身、最直观的感觉经验出发发掘鲁迅精神的纵深，寻找通向鲁迅心灵世界的通道，以这样的方式与鲁迅“相遇”。

“读鲁迅你很难把他排在相当的距离之外，然后客观地来看他，非常难，也许有些人能做到，但我觉得非常难，他要进入你的内心，你也要进入他的内心，然后纠缠成一团，发生灵魂的冲突或者灵魂的共振，这是阅读鲁迅的一个特点，这是由他这个人与文的特性决定的。”[31]这种对鲁迅其人、其文的诠释，使得钱理群的鲁迅研究虽然有其感性色彩，但并不意味着他模糊了许多应有的判断。在进入鲁迅的内心世界之后，钱理群所展现的既是鲁迅的生命哲学，也往往是他自己的生命哲学。我们由此多少会理解他这些近似于自白的文字，如在写完《心灵的探寻》之后有，“我已经坦白地解剖了我心中的鲁迅，更坦白地把自己暴露于世人面前。几十年来一直纠缠我的灵魂，使我坐寝不安的感情重担已经卸下。”[32]如今，我们也已经很难在学术界遇到其他像钱理群这样敢于袒露心扉的研究者了。

我们不妨以钱理群解读鲁迅的《腊叶》为例，再现他与鲁迅相遇的过程。这篇篇幅不长的散文联系着钱理群一生中两次同鲁迅的相遇。钱理群回忆道，童年时第一次读到《腊叶》，他对于鲁迅绚丽的文字所产生的是一种本能的感觉，“非常美，又非常奇，更怪，那红、绿、黄色中的黑的眼睛一下子盯着你，你被看得很难受，甚至觉得很恐怖，就这样一种莫名的感觉。但就是这个感觉，在一瞬间留在自己的心上了。”[33]时隔五十余年，当钱理群已经成为著名的鲁迅研究者时，在综合了鲁迅写作前后的各种材料之后，对于1925年鲁迅身患重病、面对死亡威胁而写出的《腊叶》，他有这样的观点“《腊叶》是鲁迅最具个人性的一个文本，是作为一个个体生命，在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一次生命的思考。”[34]钱理群是如何将这个观点深化的呢？他随后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带入了进来，“意识到这一点，我的心突然一动：我自己就已经是60岁的人了，也开始走人生的最后一程了。”[35]

如果钱理群准备写一篇严格的纯学术论文，那么，这句话我们应当是看不到的，尽管文字背后这种心理的震动真实地发生了。更重要的是，钱理群在这里向读者示范了个人生命是如何与鲁迅的文本相遇的过程，这种带着生命体验的感性文字引导他对《腊叶》产生更深入的理解，“《腊叶》这篇文章写的正是生命的深秋的季节，但却如此的灿烂，乌黑的阴影出现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这是生和死的并置和交融，……这是典型的鲁迅式的思想：因死亡而证实生命的存在，因死亡才证实了生命的意义，生命之美也包括死亡之美，或者说死的灿烂正是出于生命之美和爱。”[36]从童年时期的阅读感受到融入了60岁的生命体验，最终使得钱理群对《腊叶》的解读达致了生命哲学的境界。这种结论归根结底来自鲁迅，但无疑，它既是对鲁迅生命底色的诠释，又是有钱理群感性生命融入的结果。

钱理群的鲁迅研究格外重视直观的感觉，也因此，他的研究具有了高度的原创性和独特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的研究中，钱理群对鲁迅思想、情感世界的分析都占据着更为主导的地位，这给人一种重思想而轻文学的印象，即便在他论述鲁迅的那些文学性更强的文本，譬如小说与散文等文体时，他仍然会把表面上文学性的问题最后引入鲁迅的精神思想、内心情感、生命状态的讨论，仍然坚持强调读者和鲁迅心灵的感应与相遇。[37]

不过，正如吴晓东先生指出，“钱理群启示我们的正是一种从文学性的意义上重新理解鲁迅的视野，真正理解鲁迅身上所体现的思想家与文学家的统一，即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存在方式，是以文学家的形态具现出来的。”[38]如果鲁迅作为原创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生成不是借助逻辑化的、理念化的概念系统，而是包含了诸多非理性的文学符号与杂文体的嬉笑怒骂，那么，正是以此，钱理群借助感性方式与这位伟大思想家的相遇，恰恰是合理、有效的，并使得他能够直接触摸到鲁迅本体。这种接近鲁迅本体或者说文学感性的实践也是一个不借助任何外力、完全来自文本细读的过程。钱理群的方法很简单，“讲鲁迅作品，最主要的是读，靠读来进入情境，靠读来捕捉感觉，产生感悟。”[39]无论“理解鲁迅”抑或“研究鲁迅”，钱理群都号召我们应当把“感觉鲁迅”放在第一位。[40]

三、在鲁迅的精神传统中

从钱理群的研究可以见出他“顺着”鲁迅讲下去的愿望与努力。在许多著作中，他都展示出这样一个问题意识，即，如何让鲁迅的精神资源与当下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关联？他不仅希望自己通过心灵的相遇，感受、描述出一个“真实的、活生生”[41]的鲁迅——如果说在1980年代他的愿望还只是这样，那么，在1990年代之后，钱理群则明显地致力于让这个“真实的、活生生”的鲁迅对更加复杂的社会与思想问题发出批判之声。

钱理群的一系列的作品——《走进当代的鲁迅》、《活着的鲁迅》、《鲁迅与当代中国》都出自这一问题意识，他先后塑造了社会的鲁迅、左翼的鲁迅、民族的鲁迅这些不同的鲁迅形象。1990年代是中国学术逐渐失去社会效应而走向学院化的转折时期，钱理群有意地使自己的研究对抗着这种潮流，尽管在当时，不少学者已经无奈地意识到自己注定要离开鲁迅和鲁迅的精神传统——这同样是一种真诚的自我袒露。[42]这种学术选择与他对鲁迅自愿的忠诚有关，如其表明，“我研究鲁迅，如果安心于做一个不问世俗的学者，我就根本背叛了鲁迅，我的业务不能与政治分开。”[43]他不肯“背叛”鲁迅，而鲁迅当年不正是不满于“研究室”与“艺术之宫”中的学院派，而选择——“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砂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44]吗？或许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钱理群才不遗余力地向多元的社会群体反复讲述着鲁迅。[45]

钱理群的思想根基生长在鲁迅所开创的“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之中，如他曾经坦陈自己的知识储备，“我的所有的知识储备，完全是以“五四”新文学为中心的：不仅我始终以主要精力研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自觉接受以鲁迅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传统、左翼文学传统，而且我对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的阅读学习，也主要在“五四”新文学所接纳的范围内。”[46]钱理群的鲁迅研究已经对此作出了翔实的展示。面对身处古今中西多方思想与文学潮流交汇、复杂历史场域中的鲁迅，一方面，生长在鲁迅开创的精神传统使得钱理群有了与鲁迅感觉相通、心灵相遇的天然优势，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他对于这一传统之外——诸如中国传统以及西方现代的知识更深入的掌握。对此，钱理群有着清醒地自觉，“我的知识结构上的两大缺陷，也使得我在根本上与我的研究对象，例如鲁迅与周作人也是隔膜的，因为他们对于中国传统、西方现代文化都有很高的造诣与很深切的理解。”[47]

鲁迅研究在1990年代遇到的危机，除了来自纯学术的压力外，如王富仁的分析，还包括1990年代学术界对西方文化更深入的了解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甚至在现当代文学研究内部重写文学史的潮流，都对鲁迅的地位及其精神传统制造了不小的危机。[48]如果考虑到汪晖早在1988年所写的《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这种危机或许发生得更早。他在这篇文章开篇描述了当时渐渐成为“古堡”的鲁迅研究，汪晖担忧鲁迅研究会失去与当代文化、精神生活的对话关系，而被人们抛入“古典研究”的范畴中。[49]钱理群从1990年代一直到当下的工作，都显示出他在努力使鲁迅研究避免落入这种境地；同时，他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为鲁迅精神传统的代言人，与1990年代之后各种思想潮流进行着坚韧的对抗。

在思想潮流的分际与冲撞中，1990年代不仅是中国当代学术走向专业化的时代，也是学术界发生分裂并且不乏因为左、右问题争执不断的时代。如果把钱理群的鲁迅研究放置在这一视野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几乎很少进行直接发言。在2012年，他曾经描述过当时否定鲁迅的思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一切‘新思潮’都要以批判鲁迅为自己开路，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鲁迅不仅在现代思想、文化、文学史，而且在当代思想、文化、文学史上，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巨大存在。”[50]面对这种新潮，钱理群固执地强调着“鲁迅思想是二十世纪中国经验的有机组成部分”、“鲁迅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位具有原创性、源泉性的思想家、文学家”并提出“东亚鲁迅”、“左翼鲁迅”等概念。[51]此外，在1990年代之后，钱理群的研究明显突出了鲁迅与二十世纪中国经验这一主题。

这是钱理群面对时代挑战采取的回应方式。同时，他的研究视野也在发生着变化，即，从鲁迅研究转向更为开阔的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研究。从钱理群选择“精神史”而不是别的方式作为进入知识分子研究的切入口看，他的这一变化仍然是在鲁迅传统中生长出来的结果。钱理群用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写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分别是《1948：天地玄黄》、《岁月沧桑》、《我的精神自传》），这三步曲从第一部的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开始写起一直到2000年，讲述了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对于钱理群而言，这也是他自有记忆以来[52]所生活着的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经验。

2018年6月，这部书获得第十一届香港书奖，钱理群在获奖感言中有过这种表白，“这是我自己一个精神成长的一个过程。”这一研究从未外在于他，“实际上，我写这本书我感觉是我写自己，把自己的生命都写进去。但同时它也是写共和国历史，从一个共和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的思考，从这个特殊的角度来写这个共和国的历史。”[53]如果加上研究鲁迅的业绩，那么可以说，钱理群已经基本完成了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主题研究。

某种意义上，他如此执着地书写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同时也是在思考作为个体的自我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关系。与此前和鲁迅的相遇经验相似，钱理群在讲述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精神史时，同样热烈地追求着主体代入感。这段历史融入了钱理群个人生命的感性经验，他选择了个体人物作为研究对象——这种选择或许来自他所坚持的由鲁迅开创的“五四”新文化传统，同时，以感性的、带着灵魂和生命体温的个体人物作为研究对象，也能够使得他在鲁迅研究中获得成功的那种方法继续发挥直接触摸历史本体的效果。钱理群的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虽然可以称为历史研究，但就其本质，却又是一种文学研究，如其自陈，

我的文学史研究、历史研究，关注、研究的中心，始终是人，人的心灵与精神，是大时代里的人的存在，具体的个体生命的存在，感性的存在，我所要处理的，始终是人的生存世界本身，存在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追问背后的存在意义与人性的困惑。而且我的写作，也始终追求历史细节的感性呈现，具有生命体温的文字表达。这些关注与追求，其实都是文学关照世界的方式。我因此把自己的研究，概括为‘用文学的方法研究、书写历史’。[54]

钱理群的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可以被归入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学史”领域，同时，也可以作为体现了现代文学研究“史学化”趋势的代表。郜元宝认为，在1990年代，迫于外国文学与古代文学研究日趋兴盛的压力，现代文学研究一度陷入危机——这种概括与上述王富仁对1990年代鲁迅研究危机的归纳一致，而为了显示出自己的存在感并焦虑地寻求与其他学科对话，现代文学研究在“史学化”的趋势中越走越远。[55]

不过，当我们对于这种“史学化”的趋势逐渐不满并进行更深刻的反思时，或许还要考虑到的是，“历史”与“史学化”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关系。对于钱理群一代的学者而言，“历史”有着特殊的、具体的含义。它不是一个和自我完全孤立的、毫无感情而仅仅是由一堆断烂朝报所编织起来的外在世界，而是本身就包含了个体生命的血肉、精神在内的一个特殊性的场域。诚如郜元宝准确地指出了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历史癖与考据癖”同专业史学家的“历史癖与考据癖”不是一码事，但钱理群的立足于感性化的、个性化的、带着生命体温的历史研究恰恰弥补了专业史学家的不足。当日趋专业化的学术训练、学术规范给研究者的感觉带来严重的伤害，使得原本生机盎然的历史失去血肉而只剩下一副嶙峋的骨架，以至于史学界有学者大声疾呼应当让历史研究恢复其本有的“感觉主义”[56]的时候，钱理群的鲁迅研究以及他的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示范。

[①]贺桂梅：《作为原理的鲁迅》，《文艺争鸣》2017年第10期。

[②]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③]钱理群：《大时代里的个体生命史》，《静悄悄的存在变革》，北京：华文出版社，2014年，第57页。

[④]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2页。

[⑤]同上注。

[⑥]钱理群的多数著作由讲稿生成，如《话说周氏兄弟》、《与鲁迅相遇》、《鲁迅作品十五讲》、《鲁迅九讲》、《钱理群中学讲鲁迅》、《与钱理群一起阅读鲁迅》等，“讲”是钱理群鲁迅研究的一个主要的方式，他的读者也往往是他间接的听众，他以此寻求和读者的对话，并寻求激发听众/读者的心灵感情。

[⑦]钱理群：《与鲁迅相遇》，第138页。

[⑧]故而有不少研究者称之为“钱理群鲁迅”。

[⑨]钱理群：《心灵的探寻》，第288-289页。

[⑩]钱理群：《心灵的探寻》，第289页。

[11]同上注。

[12]同上注。

[13]钱理群：《心灵的探寻》，第4页。

[14]钱理群：《与鲁迅相遇》，第11页。

[15]同上注。

[16]钱理群：《心灵的探寻》，第13页。

[17]钱理群：《心灵的探寻》，第8页。

[18]钱理群：《心灵的探寻》，第5页。

[19]汪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文学评论》1988年第6期。

[20]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后记》，第290页。

[21]钱理群：《与鲁迅相遇》，第17、18页。

[22]丸山升：《汪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寄语》，潘世圣译，《上海鲁迅研究》1991年第1期。

[23]钱理群：《“30后”看“70后”》，《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11期。

[24]同上注。

[25]韦伯：《以学术为业》，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45页。

[26]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

[27]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10-226页。

[28]汪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

[29]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页、第8页。

[30]钱理群：《与鲁迅相遇》，第5页。

[31]钱理群：《与鲁迅相遇》，第5页。

[32]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后记》，第299页。

[33]钱理群：《与鲁迅相遇》，第9页。

[34]同上书，第10页。

[35]同上注。

[36]同前注。

[37]钱理群对作为文体家鲁迅的分析，诸如在《作为小说家的鲁迅》、《作为散文家的鲁迅》、《作为艺术家的鲁迅》这些文章中可以见出这一特点。详参钱理群：《活着的鲁迅》，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5-158页。

[38]吴晓东：《直面无以归类的鲁迅》，《文艺争鸣》2017年第10期。

[39]钱理群：《与鲁迅相遇》，第138页。

[40]钱理群：《与鲁迅相遇》，第319页。

[41]钱理群：《鲁迅心态研究》，《中国文学研究年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1988年。

[42]如王富仁在《我和鲁迅研究》中的自白，“我早已知道，我实际上已经不是鲁迅文化传统中的人，我是一个大学的教书匠。这个传统是胡适给我们开创的，我写的那些鲁迅研究的论文，从方法到风格与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没有多少相同之处。倒是和胡适的学术论文更加接近。”以及“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当我吃上鲁迅这碗饭之后，我更远地离开了鲁迅和鲁迅精神，而不是更接近了它们。”见氏著：《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第239-242页。

[43]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第56页。

[44]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4页。

[45]姜涛：《历史反复中“真的知识阶级”之难》，《文艺争鸣》2017年第10期。

[46]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第65页、第66页。

[47]同上书，第66页。

[48]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第248-258页。

[49]汪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

[50]钱理群：《鲁迅与当代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05页。

[51]同上注。

[52]钱理群生于1939年，这套三部曲的起点1948年，当时钱理群9岁。

[53]《钱理群巨著获第十一届香港书奖：把自己生命都写进去》，凤凰网2018年6月26日https://culture.ifeng.com/a/20180626/58887606_0.shtml。

[54]钱理群：《大时代里的个体生命史》，第57页。

[55]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

[56]杨念群：《“感觉主义”的谱系：新史学十年的反思之旅》，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4-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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