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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徐梵澄诞辰110周年:尘绝邈难追 奋起期后学

来源:中国社科网 | 孙波  2019年10月24日08:10

1986年春,徐梵澄先生赋诗《为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其诗末句有云:“尘绝邈难追,奋起期后学。”诗篇重温,感慨万千。今年是徐梵澄先生诞辰110周年,而他离开我们也快20年了。我常想,如果有一条精神线索的话,那么可以说,他之于我们,正如鲁迅之于他。这道理明了,即只有“后学”绳绳,方可薪火相传。

今年,我们成功地举办了两次“徐梵澄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有一批青年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进入梵澄先生精神哲学之不同的“原田”。实情也会是这样,果若他们能够尝鼎一脔,接轨继武,将来必会卓然成家。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必须要从“知识”迈向“精神”。这“精神”,不是“知识”与“物质”对举的精神,而是将其包举,为一元之二元或多元。而这一元,又是一整体生命,如说一宇宙知觉性等。

“这是一种永不凅渴的泉水,没有汲桶放下去不能满汲着黄金和珠宝上来。”这是1935年,郑振铎为梵澄先生所译《苏鲁支语录》“序言”中引用的尼采诗句,他感叹道:“这部译文是梵澄先生从德文本译出的,他的译笔和尼采的作风是那样的相同,我们似不必再多加赞美。”可贵的是,青年徐梵澄并未将尼采大化或神话,他说:尼采的意义“当能使我们更为‘真理’‘真知’而奋斗;正如在旅行的长途中偶尔发现一两片小标志,指示前人曾此经过,则当能更勇力前行,而且突过以往的限度”。“一两片小标志”“突过以往的限度”,与晚年的评价一贯,他说尼采的思想,不过是高出常人“一个头地而已”。这种识度,足觇译者的少年老成。

青年徐梵澄一直为鲁迅的理想所激励所驱使,有着更高更远的目标。鲁迅在1907年写的《摩罗诗力说》篇首引言便是尼采的话:“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他开篇即云:“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新声。……凡负令誉于史初,开文化之曙色,而今转为影国者,无不如斯。使举国人所习闻,最适莫如天竺。”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取回彼邦古老的大经大法,是梵澄先生早已立下的宏愿。果然,他在抗战胜利以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飞赴印度讲学。郭沫若在他临行时曾谆谆嘱托“要取真经回来!”其时梵澄先生36岁,正与玄奘西行的年龄一般。

梵澄在泰戈尔国际大学讲学期间,于1947年,从梵文译出《安慧〈三十唯识〉疏释》,并撰写《〈唯识二十论〉钩沉》。于1949年,编写梵汉字典《天竺字原》(遗失)。于1950年,前往贝纳尼斯(今瓦拉纳西)重修梵文,并先后译出印度圣典《薄伽梵歌》和《行云使者》(又译《迦里大萨》)。二书出版(1957年)以后,唐君毅先生得之并大加赞赏,说:“日来匆匆。唯拜读尊译《薄伽梵歌》译序一篇。先生平章华梵之言,一去古今封蔀之执,感佩何似!弟在昔年亦尝有志于道,唯皆在世间知解范围中逞臆揣测,旧习殊难自拔。视先生之栖神玄远,又不禁为之愧悚。”

1951年初,梵澄先生来到印度的室利阿罗频多学院,院母“密那”氏(1878—1973)接待了他。她对梵澄先生说:“留下来吧!我们的研究院成立一个华文部,你把中国文化介绍过来,把阿罗频多介绍到中国去!”于是,梵澄先生在学院一驻就是27年。20世纪50年代,梵澄先生翻译梵文古典《奥义书》50种,并阿罗频多英文著作多种,如《神圣人生论》《薄伽梵歌论》《综合瑜伽论》和《社会进化论》等,还有院母的法文语录《母亲的话》多种。60年代,他开始向印度和世界介绍中国文化菁华,以英文或著或译若干种,有《小学菁华》《孔学古微》《周子通书》《肇论》和《唯识菁华》。70年代,他着力于文化精神的对话工作,有三大古典思想之比勘会通的《玄理参同》。

在翻译他国经典和介绍吾华宝什的过程中,梵澄先生始终立稳中国本位立场,他对中华传统文化充满了深沉的肯认和饱满的挚爱。如他在《薄伽梵歌论》“案语”中说:“论博大为万世法,终无过于孔子。”在《小学菁华》“序言”中说:“根据过去的发展来判断,基于一种文字形体的语言,可延续的时间更为长久。一个不断向前行驶的永恒的舟楫所传送的牢靠的知识——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可以是人类之最大的保护者。”在《玄理参同》中说:“此书末段提出了宇宙本体之悦乐一方面……但说此宇宙本原之‘真’即是‘乐’,这是印度的独创……此只可求之于孔子之‘仁’中,可谓2500余年前,孔子已勘破之秘密。但未此以为教,凡人所谓仁与义,是下推了一层,要上到体会宇宙万事万物皆寓乎一大‘仁’中,则‘阿难陀’出现。”

1978年底,梵澄先生69岁,他离开印度,回到祖国。而这年纪正与孔子还乡的岁数契合, 1979年初,梵澄先生来到北京。根据老友冯至叮嘱,梵澄先生着实读了一阵子冯至所开出的书单,有这样的心得:“今之为哲学界及普通思想着想,更于当今之局势下,充分发挥唯物论思想至于其极,是唯一路途,而且在这基础上建立新底更深远底哲学,由于以此观点而研究而考验以往东西派哲学,正大有发挥余地。”

于此要换一副“观念”的眼镜,就是要以“知觉性”或“力”的概念,来看待物与心(灵)的区别。果若二者各自扩大,而“至于其极”或“至于其大”,则合一。正如梵澄先生在《老子臆解》中说道:“而至大(极)者必在遍处,遍无不在,遍无不往也……然大者非多而为一,必还于自体而为一。”

梵澄先生将自己的《陆王学述》称之为“一系精神哲学”。笔者也在崇文书局版的繁体《老子臆解》“再版后记”中说:是书乃“通释之作……是用了精神哲学的眼光,超别异,求会通,因为物理真理是一,而精神真理亦是一。其与知(认)识论即对概念的读解不同,它是对真实(理)的观照。此‘真实’,乃多为深沉的心理经验,故此学也被称之为实用心理学”。“实用心理学”,也即是实践学,亦如康德所说: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而这“实践”过程,非是指实体性的对象,而是指功能性的程度,即从“低等知觉性”向“高等知觉性”转化,它的目标是“教养”,是“君子”,这就是鲁迅“立人”“改造国民性”的理想。这一“理想”不含物化的功利,是一“纯粹理想”(康德),它要造就的是“完善的人”,而“完善的人”也是“天国的孩子”!(赫拉克利特)这就是中、西、印三大文化“神圣之泉”处之共同的“天人之论”。

1999年,是梵澄先生与我们相处的最后一年。他留下最后的短文,是为族侄编写的《石鼓文书法》作的“序言”,其末句:“……因叙述渊源之所自。且进三言曰:‘守传承,求进步,多读书。’皆凡俗语。学固无止境也。”关思后起,期望殷殷。他留下最后的诗文,是《国庆二首》,前诗末句:“瀛海具瞻新约剂,峥嵘岁月启长途。”后诗末句:“周宜过历秦何羡,大衍弘开亿兆春。”——祝福祖国,一往情深。他留下最后的话头,是“儒家真好!中国文化真好!”——醍醐灌顶,浃骨沦髓。今天,在他110周年诞辰之际,笔者尝试着对他作一极简约的概括,那就是:在整个20世纪,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将中、西、印三大古典思想菁华融合与擢升得那么深入,并且,他一生都在践行着儒家的理想,他确信那理想也是人类进步的方向。

笔者在《徐梵澄传·绪言》中写到的:“我们未能窥其背影,已没于远方。”但是,“我们能见其足迹,仍清晰可辨”。其实,“后学”只要能锲而不舍,前进不已,就一定会有“见到其人”的那一天——因为他老人家仍是在去往“神圣之泉”的路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