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哈尔滨作为东北沦陷区的政治文化重镇，其左翼文学活动在伪满洲国占有特殊的位置。鲁迅与东北沦陷时期哈尔滨地区的早期左翼思想传播与文学实践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前这一联系并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关注，本文主要就从左翼思想传播、左翼文学启蒙及文学创作等三个方面进行浅论。

一、鲁迅与哈尔滨左翼思想传播

1923年9月，中共决定在哈尔滨建立共产党组织，由陈为人领导的“中共哈尔滨独立组”成立，并创建临时交通线，主要负责护送共产党人员赴苏联的出境工作。1926年中共北满（哈尔滨）地方委员会成立，稳定保障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往来[1]。自此，哈尔滨成为马克思主义与苏俄文化进入中国最早的地方，20世纪30年代，哈尔滨已有30余家俄国书店，是“关内寻找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书籍和苏俄文学的首选之地”[2]。最早的苏俄革命理论及文艺作品的译介也始于哈尔滨，第一本全面介绍苏联文艺论战的书是中共哈尔滨地下党市委书记任国桢翻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这本书作为“未名丛刊”之一由北新书局1925年初版，鲁迅编校并为之撰写了前记。为了校订书稿，两人多次通信商讨，《鲁迅日记》中即有三十一次记录[3]。译著前记中鲁迅写道：“任国桢君独能就俄国的杂志中选择文论三篇，使我们藉此稍稍知道他们文坛上论辩的大概，实在是最为有益的事，——至少是对于留心世界文艺的人们”[4]，充分肯定译作对于红色文化进入中国的积极意义。

关于鲁迅与任国桢的交往，在鲁迅日记与书信中都可以觅得痕迹，这关系着鲁迅与党的联系问题，也成为研究者考论鲁迅与早期左联之关系的重要依据[5]。最初揭示出这一问题的是1926年春来到哈尔滨参与党组织工作的楚图南，他的《关于一九二八年鲁迅和任国桢通信的一些情况》、《鲁迅和党的联系之片断》、《忆鲁迅》等文章均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内容涉及的主要信息几乎重合，在此以影响最大的第一篇文章为例。这篇文章的公开出版本原载于《鲁迅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最初成形于1977年6月28日下午胡奇光、黄乐琴、李兵、王锡荣等人对楚图南的访问记录，文稿后特意注明“记录经本人审阅过。这份编辑文稿，又经本人审阅修改”[6]。这篇文章揭示出几则关于鲁迅与在哈尔滨活动的早期共产党人任国桢交往的重要信息：其一是1927年秋到1928年春任国桢与鲁迅的通讯是经楚图南转递的，并且他都看过；其二是关于1928年春天一封信内容的回忆，其中内容主要有三段：一是鲁迅对上海有些人的围攻“表现很不服气”，二是鲁迅想找些马列主义文论来看，“从理论上加深认识”，“并更比较有把握地进行战斗”，三是鲁迅知道任国桢“现在干的实际斗争工作”，因此希望他能够“介绍一些书”[7]；其三是党的六大代表途经哈尔滨时，楚图南向王德三汇报了鲁迅与任国桢的交往经过，周恩来得到消息以后表示“如果真象鲁迅信里所讲的情况的话，这是不对的，应该团结他，争取他……要把他争取过来为革命斗争服务”[8]。着重强调了鲁迅对任国桢的共产党员身份和无产阶级工作的了解，以及中共领导周恩来表示要求团结鲁迅，对鲁迅成为左翼作家联盟旗手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979年锡金发表于《新文学史料》的文章《鲁迅与任国桢——兼记与李秉中》，进一步详细补充了鲁迅在1925年以前对任国桢向塔斯社和《真理报》寄稿时的指导，并与李秉中等其他青年共产党员相对比，凸显出由于任国桢专为革命而研究革命文艺的专注和坚定甚为鲁迅所青睐。

此外，还有一则资料并未为研究者所关注，那就是分别发表于1987年1月20日和 2月3日《黑龙江日报》上的《鲁迅与哈尔滨（上）》和《鲁迅与哈尔滨（下）》两篇文章，作者为林伊。经笔者查证，林伊为黑龙江日报社报人、黑龙江省地方志撰写者、《黑龙江新闻志》编纂人员，发表文章多为对黑龙江及哈尔滨地方报志史料的考辨。这篇文章在尊重锡金和楚图南两人文章基本材料的基础上，主要补充了两处细节。第一处是任国桢到哈尔滨的时间问题。针对这一细节，此前研究界并未有确切的论证，锡金在文章中写到“1925年（月份不详），党把他派到了哈尔滨市，任市委书记”[9]，林伊通过《鲁迅日记》中记载收到任国桢从沈阳寄到北京信件的时间间隔，推算“任国桢可能与9月10日左右到达哈尔滨；17日，鲁迅收到了他从哈尔滨寄去的第一封信”[10]。第二处是1926年鲁迅收到任国桢从吉林来的信件问题，锡金首次指出鲁迅与任国桢的通信中出现了一次地理位置的变化“1926年间，他的工作又一度被组织调到吉林省，这是可以从鲁迅的3月份日记中他从吉林向北京寄信读到的。——别的材料漏掉了这一点”[11]，林伊进一步指出，此时并不是工作的调度，而是由于张作霖颁布《东省防止赤化办法》以后，任国桢作为中共哈尔滨特别支部的第一份公开发行的报纸《东北早报》的编辑，被捕关押在吉林第一监狱，由此“1926年3月20日，鲁迅在北京收到他‘8日吉林发’的信，可能是任国桢从狱中托人带出来的；鲁迅在28日复信给他，想必也是请人从哈尔滨转到狱中的。”[12]这一推论与楚图南根据1928年通信情况得出的鲁迅了解任国桢的共产党员身份与“现在干的实际斗争工作”相比，则显然更进一步了。在获悉任国桢已经因共产党地下工作被捕后，仍未中断与狱中的他的通信往来。况且能够作为两人传递信件的中间人，应该也与楚图南身份相似或具有中共地下党员身份，这就进而不难推断鲁迅与哈尔滨地区左翼活动的关系之密切、态度之坚定了。

鲁迅的精神和他的作品也成为东北沦陷时期哈尔滨地区左翼活动的重要思想资源，在哈尔滨地区活动的东北抗日联军中有着密切参与文学活动的抗联作家群体，如赵一曼、杨靖宇等，在共同组织领导哈尔滨地下党相关活动的同时，也保持着对于文学阅读和写作的热情。这批抗联作家虽然未能与鲁迅有过实际接触，但无一例外地都热爱阅读鲁迅的作品。曾任哈尔滨市总工会代理书记，并参与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的赵一曼，不仅具有较高的诗才和文学素养，而且热爱阅读鲁迅及新文学作品。在作家方未艾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两人不仅交谈了诗歌写作问题，同时谈到她的阅读偏好和品位：“她对中国作家最爱读鲁迅作品，对苏联作家最爱读高尔基的作品。她到哈尔滨后，常看报纸，很喜欢三郎和悄吟的作品。”[13]曾任中共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市委书记的杨靖宇也“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阅读《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名著和鲁迅、郭沫若、蒋光慈的革命文学作品。”[14]此外，在40年代东北沦陷区文坛“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中，鲁迅的作品也成为凝聚新文学作家和进步活动家的文艺养分。该事件的重要参与者陈隄，曾在80年代的回忆文章中写到他与关沫南、王光逖、艾循、问流等作家被捕的原因：“我们在以高山、小辛为中心人物的启发下，从他们的手里接过并秘密传阅着《马克思读本》、高尔基和鲁迅的作品，以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被查禁的书籍。”[15]显然，鲁迅成为了哈尔滨地区左翼思想传播的重要文学载体。

二、鲁迅与哈尔滨左翼文学启蒙

1931年东北沦陷以后，形成了以金剑啸、舒群、罗烽、姜椿芳等共产党作家为核心的“北满作家群”，这一群体中的代表作家有萧军、萧红、白朗、金人、塞克、唐景阳、方未艾、关沫南、山丁、陈隄、侯小古、叶福、王光逖、支援等。其文学活动主要依托于哈尔滨陷落以后的文艺副刊，包括哈尔滨《国际协报》的《文艺》副刊、《哈尔滨新报》的《新潮》副刊以及长春《大同报》的《夜哨》副刊等，其中《夜哨》副刊虽不在哈尔滨本地，主编为在长春进行文学活动的陈华，事实上却是由在哈尔滨的萧军组稿、北满作家共同创办的。“北满作家群”以画家冯咏秋的家“牵牛房”为活动基地，在戏剧界方面组成了“星星剧团”（1933年），在音乐界方面支持创办了“哈尔滨口琴社”（1935年），在思想方面成立了哈尔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习小组（1937年），最早提供了沦陷区国土上的左翼抗日文学创作实践[16]，他们的思想启蒙与写作实践，与鲁迅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30年代中后期，以萧红、萧军为代表的东北沦陷区南迁作家，在迁至上海后与鲁迅有过或多或少的交往。较为我们所熟知的是，1934年秋萧红、萧军乘坐轮船离开青岛来到上海，在11月30日在内山书店与鲁迅初次会面。次年，鲁迅为《八月的乡村》及《生死场》作序，推动“奴隶丛书”的自费出版，将二萧正式引入上海文坛。此外，与鲁迅有交往的，还包括“北满作家群”中具有共产党身份的几位作家。除却前文提及的曾替鲁迅与任国桢转寄往来信件的楚图南以外，姜椿芳也曾在1936年10月10日上海大戏院放映苏联纪念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时的电影放映现场，与鲁迅、许广平有过一次短暂的会面[17]。此时姜椿芳在大戏院负责苏联影片的翻译与宣传工作，向鲁迅就检察官对中文篇名的庸俗化译法进行了解释，在鲁迅给友人信件中也有记录“今日往上海大戏院观普式庚之Duhrovosky（华名《复仇艳遇》，闻系检察官所改）……”[18]，此处“闻系”指的即是此次会面所闻。舒群在二萧停留青岛时，曾两次来到上海希望拜访鲁迅，却遗憾未能如愿见到。1935年舒群在青岛被捕出狱后，辗转来到上海寻找二萧，曾“要求把自己在狱中写的小说 《没有祖国的孩子》 手稿，转交给鲁迅先生。由于一些具体原因结果没能如愿。”[19]其中的“具体原因”，一方面是当时鲁迅在上海的处境比较微妙，对国民党文艺管制的紧张空气保持敏感和谨慎态度，几度有被“通缉”的“谣诼”。另一方面，与鲁迅交往甚密的萧军，也曾表示“在上海这政治斗争的复杂情况下，我怎么能够把鲁迅先生所不理解的人们，介绍给他认识呢？而且鲁迅先生也必定会拒绝的。后来，朋友们托我又办了几件事，也全没能够如愿以偿”[20]。罗烽、白朗夫妇由哈尔滨到上海以后，也有意愿通过萧军与鲁迅结识，鲁迅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七日给萧军的复信中婉拒：“你的朋友南来了，非常之好，不过我们等几天再见罢，因为现在天气热，而且我也真的忙一点。”[21]非常遗憾的是，一直到鲁迅逝世，舒群、罗烽、白朗等青年作家均未能如愿与鲁迅会面，也未能与他建立稳固的文学交往关系。

对于未能与鲁迅有过交往的哈尔滨青年作家们来说，鲁迅及其作品仍然构成其文学启蒙的重要因子。1931年与萧军共同来哈埠参与抗日文艺的方未艾，回忆自己在20年代中后期在吉林时的阅读情况，曾经写到萧军在世界书局买鲁迅的《野草》。萧军在江南公园阅读时偶遇在毓文中学任教员的诗人徐玉诺，交谈中徐玉诺盛赞鲁迅作品的思想之深刻，萧军又“把《野草》细读了几遍，很受感动，从此开始喜欢阅读鲁迅的作品”，并后续购买了鲁迅的《呐喊》、《热风》、《彷徨》和《华盖集》等作品，方未艾则表示，自己“那时也读过鲁迅的一些作品”[22]。在哈尔滨时，方未艾曾到友人杨朔当时位于道里石头道街的太古洋行附近的居所拜访，在书橱里面看到了“新出版的书有冰心的《春水》、芦隐的《海滨故人》和鲁迅的《呐喊》、《彷徨》等，还有一些英文书和俄文书。”[23]幼年与家人一同来哈的作家关沫南，青少年时期在哈尔滨道里区旧书摊主人王忠生的引导下，接受了新文学启蒙，而鲁迅的作品也成为他文学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作家本人回忆，王忠生喜欢“谈鲁迅、高尔基。常向我介绍哪些书应该读……我从他那里读了大量中国和外国作家的作品” [24]。30年代《国际协报·文艺周刊》主要撰稿作家之一的梁山丁，亦“早在1930年就读于开原中学的时候，在他的恩师、中共地下党员边燮清的影响下……读过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乡》《孔乙己》《阿Q正传》……”[25]。显见的是，对于二三十年代活动在哈尔滨沦陷区的青年作家们来说，鲁迅的新文学作品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启蒙读本，影响着他们最初的文学认识和阅读品位。

伪满以前引进的鲁迅作品相对较为容易被作家们发现和阅读，自1932年3月开始，进入文艺管控阶段，伪满洲国政府开始查禁、焚毁进步书籍、报刊、杂志，文艺政策持续紧缩。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事件，就是1933年10月由哈尔滨《五日画报》印刷社正式出版的萧红、萧军合著小说、散文集《跋涉》，在委托书店、商店代售以后不久，即遭到伪满洲国政府和日本特务当局的查封和没收。据相关资料显示，在伪满洲国文教部政策的阴影笼罩下，“凡收藏或传阅有关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著作以及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现代作家的作品和关内进步书刊者，一经发现立即予以严厉处罚，重者收监判刑。”[26]然而事实上，这样的文化政策在推行过程中仍然存在着缝隙和空间。作家梁山丁曾经回忆到：“1933年春天……哈尔滨这个国际都市还没有全部沦陷于敌人手中，私人出版的报纸还在发行，祖国的新文艺书籍还能乘隙渗入东北，鲁迅先生的杂文集和矛盾的小说集还能买到。”[27]有研究表明，在三十年代中后期，哈尔滨的书店及在哈尔滨进行文学活动的作家在东北其他区域开设的书店，都可以看到鲁迅及其他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和刊物：“哈尔滨的笑山书店和寒流书店，道里、道外的哈尔滨书店，精益书店，罗烽在齐齐哈尔开设的中华书店，均经销关内新文学进步书刊和中外普罗文学书刊。如鲁迅《呐喊》、《彷徨》及一些杂文集……和《新青年》、《小说月报》等刊物均在上述书店出售”[28]。青年写作者们不仅能够通过购买、借阅、传抄等方式接触到鲁迅作品，而且也有机会可以直接阅读与鲁迅相关的研究文章。在东三省沦陷区流通的重要报刊如《满洲国》、《盛京时报》、《大同报》、《滨江日报》等，都并未间断对于鲁迅作品的讨论和研究文章的发表。1936年鲁迅逝世以后，各大报纸也相继对鲁迅的生平、创作进行专门报道，亦刊发文人学者的周年纪念文章。1937年以后，伪满弘报处扩大，并由日本关东军宪兵总部主管舆论、文艺、政策发表、宣传、出版物、影片、广播及通讯、情报等九项文化宣传任务，成为日本在伪满洲国全面推行文化专制的思想中枢机构。在日本文化专制霸权下，鲁迅仍然具有一定的“合法化”[29]。除刊发和出版日本人关于鲁迅的研究文章、专著以外，还有日文版鲁迅作品集及日本学者著鲁迅传记的出版和发行，其中影响较广的是佐藤春夫、增田涉编译的岩波书店版《鲁迅选集》，以及作为艺文书坊的鉴赏丛书出版的诗人外文翻译的小田岳夫所作《鲁迅传》（1941年作，1944年译）。鲁迅的作品也在日本和伪满洲国，尤其是沈阳，接连不断的出版选集，如《一代名作全集·小说第一集·鲁迅集》在1943年2月由新京艺文书房出版，内含呐喊、彷徨及朝花夕拾的部分篇目等。梁山丁等受鲁迅影响的作家的小说作品集，如《乡愁》（兴亚杂志社）、《山风》（益智书店）等也仍然可以在文化控制的缝隙中寻得公开出版的机会。1945年北满光复以后，许多青年时代在哈尔滨进行文学活动的作家南下以后仍然保持着对于鲁迅其人其作的关注和尊敬。唐景阳在1956年第10期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又在1959年第5期的《文学青年》上发表了《鲁迅与青年一代》。萧军在抗战初期到达成都后，还将鲁迅先生亲笔题写的条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赠予随东北抗日救亡总会于此抗日的于浣非家。虽然前述东北沦陷时期的哈尔滨作家未能与鲁迅有过直接交往，但其新文学启蒙者的风姿深刻地烙印在他们的文学经验上，影响着他们对于文学的基本认识、最初感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作为“北满作家群”的重要思想启蒙因子，为哈尔滨左翼文学活动的展开和沦陷国土上最早的抗日文学活动的发生，提供了思想准备。

三、鲁迅与哈尔滨左翼文学创作

鲁迅不仅影响着沦陷时期哈尔滨左翼思想的传播及文学观念的启蒙，还影响着当时当地作家们的左翼文学创作实践。其中祖籍河北南宫而在1927年随全家来到哈尔滨谋生的作家金人，就是在鲁迅的引导和推介下进入文坛的。

来哈后的金人任哈尔滨任东省特别地方法院雇员并专修俄语，1928年起担任地方报纸《大北新报》的编辑工作，参与沦陷时期哈尔滨地区文学活动的开展，同时进行文学作品写作。1930年任东省特别区地方法院俄文翻译，并在法政学校学习法律。1933年开始在哈尔滨学习俄国古典文学及现代文学作品的翻译，1935年在萧军的介绍下翻译了苏联作家左勤克、绥拉莫维奇等作家的小说、杂文等文学作品，也参与《东三省商报》、《国际协报》等副刊的编务工作。由于金人并未在现实中与鲁迅有过交往，因此相较于二萧，关于他的文学写作及翻译与鲁迅的关系问题研究可谓屈指可数。《译文》编辑黄源曾经评价道：“金人总算也是鲁迅先生竭力推荐而鼓励出来的优秀译者”[30]《东北现代文学研究》1986年第1期“鲁迅与东北作家”专栏中薛岚的《鲁迅和金人》一文开篇，也有着相似的判断：“金人是鲁迅一手栽培起来的翻译家……由于鲁迅的热情鼓励，精心抚育，金人才坚定地走上翻译介绍苏联文学的道路，并成为优秀的翻译工作者。”[31]金人虽并未与鲁迅有直接交往或通信，但萧军及黄源与鲁迅的多封通信，足以从侧面佐证他的创作成长与鲁迅的关联之密切。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鲁迅复萧军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滑稽故事》容易办，大约会有书店肯印。至于《前夜》，那是没法想的，《熔铁炉》中国并无译本，好象别国也无译本，我曾见良士果短篇的日译本，此人的文章似乎不大容易译。您的朋友要译，我想不如鼓励他译，一面却要老实告诉他能出版否很难予定……”[32]，虽然信件中并没有出现名字，但通过信件内容不难判断，此处“您的朋友”指的即是通过萧军将文学翻译寄送给鲁迅的青年作家金人。《滑稽故事》这一篇译稿最终发表在郑伯奇的《新小说》刊物1935年第1期上，而译作的发表归功于鲁迅的推荐和引介，据郑伯奇在回忆与鲁迅交往的文章中记叙：“他（鲁迅）还给我介绍了几个新的作家。萧军先生的小说，金人先生的翻译，都是他介绍来的”[33]。在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萧军对这封信的注释中，也具体解释了金人译文的发表情况：“《滑稽故事》，《前夜》，《熔铁炉》……这些全是在哈尔滨的朋友金人译得寄给我的……金人的几篇译文，就是经由我请鲁迅先生为他介绍到《译文》发表的。我也代他向别的刊物介绍过几篇。《滑稽的故事》，似由天马书店出版了。《前夜》，可能出版于燎原书店。《熔铁炉》，似乎未能出版。”[34] 需要指出的是萧军在此处的注释有一点疏漏，其中苏联作家李亚什柯的《熔铁炉》译本实际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7月初版，1959年4月作为“文学小丛书”之一再次出版。

一九三五年四月四日鲁迅复萧军的信中，进一步谈到了鲁迅对于金人译左勤克稿的意见：“金人的稿子已看过，译笔是好的，至于有无误译，我不知道，但看来不至于。这种滑稽短篇，只可以偶然投稿一两回，倘接续的投，却不大相宜。我看不如索性选译他四五十篇，十万字左右，出一本单行本。这种作品，大约审查时不会有问题，书店也乐于出版的，译文社恐怕就肯接受。”[35]这里面暗示了几个细节，其一是鲁迅向杂志社及出版社投金人译稿似乎并不甚顺利，由此托萧军转告金人，总翻译这种单篇滑稽短篇小说“不大相宜”；其二是此时段译稿审查比较严格，由此建议集结出版，以规避书报审查的问题；其三是充分认可金人的翻译水平。需要注意的是，鲁迅本人小说译稿的发表也曾出现诸多阻碍，鲁迅在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六日给《译文》编辑黄源写了两封信，表示自己翻译的巴罗哈的短篇小说《捉狭鬼莱哥羌台奇》原本要在良友公司编辑郑伯奇的《新小说》月刊发表，但似乎受阻不能如愿，由此嘱托黄源在《译文》杂志上发表。实际上，最终这一篇的确发表于《新小说》1935年第3期上，据郑伯奇回忆，这一处理是“因为顾虑环境”，只能“将那篇稿子压了两期，没有发表”[36]。鲁迅的作品况且如此，更不用说当时还在文坛反响平平的青年作家金人，由此便不难理解鲁迅建议金人译一本“滑稽故事”集，想必是事出有因。四月二日鲁迅写信致《译文》丛书编辑黄源，也特意提到了这件事：“左勤克的小篇，金人想译他一本，都是滑稽故事，检查是不会有问题的，销路大约也未必坏，就约他译来，收在丛书内，何如?”[37]可是，在四月十三日鲁迅致萧军信中，就撤回了这一建议：“金人译的左士陈阔的小短篇，打听了几处，似乎不大欢迎，那么，我前一信说的可以出一本书，怕是不成的了，望通知他。”[38]此处的“左士陈阔”指的就是左勤克，无论是鲁迅、萧军或是黄源，都没有对“滑稽故事”集的出版受阻做过多的解释，黄源仅写了这样一句：“他（鲁迅）对我和金人，都说得比较灵活，万一不能如愿，便于收束”[39]，虽然我们不能够从中得知确凿原因，但此时段苏联作家译文出版的困难重重也是可想而知了。

除却前述几篇译文外，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四日鲁迅复萧军信中有：“金人的译文看过了，文笔很不差，一篇寄给了良友，一篇想交给《译文》。”[40]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五日鲁迅给《译文》编辑黄源的信中写道：“又左勤克小说一篇，译者(他在哈尔滨)极希望登《译文》，我想好在字数不多，就给他登上去罢。也可以鼓励出几个新的译者来。”[41]十九日鲁迅致萧军信中又有：“十八日信收到。那一篇译稿，是很流畅的，不过这故事先就是流畅的故事，不及上一回的那篇沉闷。那一篇我已经寄给《译文》了。”[42]其中，鲁迅寄给《译文》的一篇金人译文是左勤克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根据编辑黄源的回忆，该篇发表于《译文》杂志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上面[43]。四月十三日鲁迅致萧军信中还写道：“这回我想把那一篇Novikov--Priboi的短篇寄到《译文》去。” [44]“Novikov--Priboi的短篇”指的是诺维科夫·普里波依的短篇小说《退伍》，这一篇最终也顺利在《译文》月刊发表。鲁迅对于这位素未谋面的青年充满鼓励和劝慰，虽然在肯定他现在从事的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和难度之外，又提醒他对作品的出版状况不要过于乐观，但是事实上却尽心尽力为促成金人译文的发表而奔波。从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到九月二日的信件中，金人的文学翻译及相关事宜在鲁迅笔下被不断反复提及，大约有十封信有余，而其中五月二十二日及六月三日两封短信，金人的稿件和稿费问题则几乎成为信件的全部主要内容。一方面能够体现出萧军对于友人与鲁迅文学交往方面的热忱，另一方面也源于鲁迅对于金人翻译才能和文学天赋的认可，同时，通信这段时间，鲁迅也在进行果戈里的《死魂灵》的翻译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与同从事苏俄文学翻译的金人有着文学共鸣。此后，金人还翻译了英倍尔的《伊万诺娃》、彼尔沃马衣司吉的《怀疑者》、梁士珂的《海边》、涅悦洛夫的《饥饿》等作品，都在《译文》杂志上发表。由此，从哈尔滨走出的青年作家金人也在上海文坛有了相对稳定的作品发表平台，这与鲁迅最初的指引与提携密不可分。

此外，“东北效仿鲁迅笔锋的人很多” [45]，鲁迅的作品也是沦陷时期哈尔滨地区作家进行文学写作时的重要资源，对其文风、语言乃至于故事情节的模仿，成为部分作家文学创作时的尝试方向。祖籍山东的作家杨朔是金人在法政学校时的同学，他在1927年随舅舅来到哈尔滨，时任英商太古洋行办事员。据杨朔的弟弟回忆，他在最初尝试文学写作的时候就显露出对于鲁迅文风和精神的偏好：“杨朔读高小时，就编写过小周刊。他喜欢鲁迅那种用辛辣笔调讽刺时弊的精神，试写了篇讽刺小说《白士弘》”[46]，这篇小说虽然以杨蕴山的笔名发表于烟台的《威克莱》杂志，但这篇处女作是创作于迁居哈尔滨以后的第二年，因此杨朔仍可以视为从哈尔滨走上文坛的青年作家，而他最初的文学尝试就是对于鲁迅笔法的模仿。

此外，对鲁迅作品继承与模仿更为直接与具体的，应属随军迁哈的重要作家关沫南。关沫南14岁的时候与哈尔滨道里七道街一位旧书摊主王忠生熟识，其实际身份是中共地下党活动者。在王忠生的引荐下，关沫南结识了关姐（关毓华，原名陈紫）等人，在逐渐深入交流之下，他们“知道我崇拜鲁迅，受左翼文学影响较深”[47]，便受邀参与了哈尔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习小组的文学交流和活动。关沫南在回忆自己于40年代在长春与友人创办杂志《新群》时，也写到当时3期杂志前后发表过介绍宣传中共的相关文章，同时“也评介过鲁迅、高尔基、罗曼·罗兰，包括美国的海明威这样一些作家” [48]。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关沫南早期的文学创作实践也在不自觉地模仿与接近着鲁迅。此前，也有个别青年学者曾提及关沐南《古董》有模仿鲁迅《孔乙己》的成分[49]，而目前学界可考研究关沫南与鲁迅文学创作方面关系的学者周玲玉在研究中论及：“《蹉跎》是关沫南创作生涯中的第一个里程碑……这个作品集在题材的选择、人物的塑造、白描手法的运用、幽默讽刺的笔调等各方面都明显地存在着模仿鲁迅小说的痕迹。”[50]关沫南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蹉跎》是1938年由哈尔滨精益印书局初版的，里面收录七篇短篇小说，其中《偏方》、《古董》、《老刘的烦闷》原载于1937年《大北新报》，《醉妇》、《父子》原载于1937年《滨江日报》，《妻》、《在夜店中》是首次发表。这些篇目与鲁迅的多篇小说在诸多细节方面都有着相似之处，遗憾的是，前述学者并未展开对文本的具体分析。首先，在题材选择方面，《妻》与鲁迅的《伤逝》、《在夜店中》与鲁迅的《在酒楼上》、《偏方》与鲁迅的《药》、《古董》与鲁迅的《孔乙己》、《阿Q正传》都有着或隐或显的相似性。其次，在语言方面，小说中充满了X县、A埠、F埠、S中学等，及称女子为“伊”的表述方式，都是鲁迅小说语言方式的模仿痕迹。而且，故事环境的铺陈与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有着鲁迅的影子，以小说《古董》为例，故事发生在近似“咸亨酒店”的“老鼎酒店”里，主人公“毛癞头”与《阿Q正传》里的“阿Q”、“邢老夫子”和《孔乙己》里的“孔乙己”都有着明显的相似性。毛癞头在进酒店以后故意找茬似的与切肉的李二瞎子争吵：“瞎驴贼，老子不给你钱吗？切得这么慢……妈妈的，没好，最多过不去三天，没好！”[51]在李二瞎子举起拳头以后，“毛癞头照量一下，拳头太大，上面尽是黑毛，而且尽油……知道有些不妙了……于是嘴里不得不软了下来”[52]。酒店里穿长衫，带着青色小帽头，顶上有个大红疙疸的邢老夫子“抛两个茴香豆到嘴里”，然后不无讥刺地暗讽道：“毛癞头，知进知退，随机应变颇有大丈夫之谋，可惜有谋无勇，故而油捶没有上身，亦不幸中之大幸也，毛癞头勉乎哉！”[53]无论是毛癞头的“妈妈的”，还是邢老夫子的“之乎者也”，都是对鲁迅小说人物典型语言的模拟。而毛癞头的欺软怕硬与精神胜利，及邢老夫子的“穿长衫”吃“茴香豆”等细节，更是模仿鲁迅人物塑造的体现。

有学者断言：“在伪满洲国的文人，只能效仿鲁迅的修辞风格，不可能效仿鲁迅的精神”[54]，那么，鲁迅与沦陷时期哈尔滨作家之间的文学联系是否仅限于对语言表达、辞藻运用及修辞风格的简单效仿呢？显然，“我们不能因为它的模仿而抹杀它的价值”[55]。在承认其模仿鲁迅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发现他们的特质与新质。关沫南在模仿鲁迅笔法之外，也有着自己特殊的创作价值。《古董》一篇的故事结尾是留洋归来的新派人物周克璧对“老古董”邢老夫子施以“文明杖”，尾句写道“从开天辟地到现在，就靡听说文明杖会打到红帽疙疸上去”[56]，颇有以荒诞闹剧式的结尾来暗喻时代进步与破旧立新的必然性，也是作为沦陷时期哈尔滨地区中共地下活动者及新文学倡导者对于时代发展前景的坚定预言。《醉妇》一篇则跳脱了模仿鲁迅笔下绍兴风物的局限，关注到属于东北沦陷时期哈尔滨地区生活的特殊人群，即落魄白俄女性流民的生存状况和悲剧命运。更不容忽视的是，小说出版的年代是1938年，此时由于日伪势力的渗透和钳制大量作家离开哈尔滨流亡关内。他的作品集《蹉跎》正在此时进入日渐萧条的哈尔滨文坛，并且既带来了鲁迅作品的遗风，又展露对于未来的坚定信念，同时还关注到现实生活的残酷与悲剧性，这就更为难能可贵了。正如作品集出版之际，艾循（原名温成筠）以郑平为笔名，在出版感想中写到的那样：“他们的勇气，以及不屑于立于一般空喊的人们队里的苦干的精神，确是很可佩服的……是很给北满添色的，也使我们庆幸，庆幸北满居然能有了和南满文艺相媲美的东西。”[57]萧红、萧军等与鲁迅交往甚密的作家，虽然没有对鲁迅作品的显在模仿，但对其国民性批判题旨及精神的坚守与继承是不言而喻的。聂绀弩在回忆1938年与萧红交流对于鲁迅的认识时，记录了这一段对话：“（萧）‘……说我不会写小说。我气不忿，以后偏要写! ’（聂）‘写《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之类么? ’（萧）‘写《阿Q正传》、《孔乙己》之类！而且至少在长度上超过它们! ’”[58]显然，萧红仍然是以鲁迅小说作品的高度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而在回溯自己此前的小说创作时，萧红也提到《生死场》与鲁迅作品中人物塑造和情感基调的共性与差异。其中有两处细节值得注意，其一是“鲁迅小说的调子是很低沉的……(《生死场》)也是低沉的”，其二是“鲁迅以一个自觉地知识分子，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我也开始悲悯我的人物”[59]，都谈到了她自己创作小说时对鲁迅的学习与继承。此后她创作的短篇小说《逃难》、中篇小说《马伯乐》及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等，亦都在延续这一重要思想资源，这难道不是在“效仿鲁迅的精神”吗？

以萧红、萧军为代表的“北满作家群”流亡关内以后，哈尔滨的左翼抗日文学活动逐渐衰落。1936年“黑龙江民报事件”后，作家金剑啸被捕并于8月处以死刑，大批哈尔滨作家纷纷南迁，只余下关沫南等少量作家仍留守哈埠艰难生存，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伪满抗日文艺活动落下帷幕。30年代中后期至40年代，以二萧为代表的哈尔滨文化界与上海文化界对接，鲁迅为沦陷时期哈尔滨地区作家在上海文坛获得话语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已经为研究界之共识。然而鲁迅与沦陷时期哈尔滨地区左翼文学活动之关系这段前史，涵纳了左翼思想传播、左翼文学启蒙、创作实践及文学活动的展开等诸多面向。重新打捞与梳理相关史料及文本，有助于重新认识这批青年作家的文学史意义，也能使得我们对于鲁迅的了解更为具象和丰满。

注释：

[1] 资料来源：乔勇主编，中共满洲里市委《简史》编写组编：《中共满洲里市地方简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2] 姜玉田、丛坤主编，曹力群、王为华副主编：《黑土文化》，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6页。

[3] 锡金：《鲁迅与任国桢——兼记与李秉中》，《新文学史料》1979年02期。

[4] 任国桢译：《苏俄的文艺论战》，北新书局1925年版，前记。

[5] 参考张广海：《鲁迅与早期“左联”关系考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01期，第一部分“团结鲁迅何以可能？”的相关论述。

[6] 楚图南：《关于一九二八年鲁迅和任国桢通信的一些情况》，丹东市史志办公室，振安区党史办公室编：《任国桢》1988年版，第152-154页。

[7] 楚图南：《关于一九二八年鲁迅和任国桢通信的一些情况》，丹东市史志办公室，振安区党史办公室编：《任国桢》1988年版，第153页。

[8] 楚图南：《关于一九二八年鲁迅和任国桢通信的一些情况》，丹东市史志办公室，振安区党史办公室编：《任国桢》1988年版，第154页。

[9] 锡金：《鲁迅与任国桢——兼记与李秉中》，《新文学史料》1979年02期，第218页。

[10] 林伊：《鲁迅与哈尔滨（上）》，《黑龙江日报》，1987年1月20日第四版。

[11] 锡金：《鲁迅与任国桢——兼记与李秉中》，《新文学史料》1979年02期，第218页。

[12] 林伊：《鲁迅与哈尔滨（上）》，《黑龙江日报》，1987年1月20日第四版。

[13] 方未艾：《我所认识的赵一曼》，选自赵杰主编，《辽宁文史资料·总第五十三辑·历史珍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

[14] 姬少华：《杨靖宇在信阳》，选自邓来法，贾英豪主编：《杨靖宇纪念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3页。

[15] 陈隄：《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始末》（一）、（二），《黑龙江日报》1984年5月9日、5月14日。

[16] 黄万华：《中国现当代文学·第一卷·五四—1960年代》，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22页。

[17] 杨哲，宋敏：《中国现代百科全书奠基人——姜椿芳传》，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版，第70页。

[18] 陈梦熊：《<鲁迅全集>中的人和事—— 鲁迅佚文佚事考释》，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86页。

[19] 方朔：《回忆舒群叔叔的几段往事》，《文学教育》2015年第12期，第12页。

[20] 萧军：《住过的故址和三张画片》，选自《萧军近作·一九七九年诗文选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9页。

[21] 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的信简注释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4页

[22] 方未艾：《我和萧军六十年》，选自赵杰主编，张建军、孙景光副主编：《辽宁文史资料·总第五十三辑·历史珍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23] 方未艾：《青年时期的杨朔》，选自赵杰主编，张建军、孙景光副主编：《辽宁文史资料·总第五十三辑·历史珍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

[24] 关沫南：《奇雾迷蒙——忆“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选自《抗战时期黑土作家丛书·关沫南集》，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9页。

[25] 徐塞：《山丁乡土文学的主张及其实践——兼谈<绿色的谷>的评价》，引自陈隄，冯为群，李春燕等编：《梁山丁研究资料》，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7页。

[26] 高峻：《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选自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编：《抗日战争史及史料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1页。

[27] 梁山丁：《文学的故乡》，原载于《哈尔滨日报》，后经作者补充载于《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2辑，转引自陈隄，冯为群，李春燕等编：《梁山丁研究资料》，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2页。

[28] 董兴泉：《“五四”运动与东北沦陷区文学》，冯为群、王建中、李春燕等著：《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阳：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页。

[29] 谢朝坤：《鲁迅在伪满洲国的传播、接受与影响》，《名作欣赏》2016年第26期。

[30] 黄源：《鲁迅书简追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34页。

[31] 薛岚：《鲁迅和金人》，《东北现代文学研究》1986年第1期，第91页。

[32] 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的信简注释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页。

[33] 郑伯奇：《最后的会面》，原载1936年11月1日《文学》第7卷第5号，转引自范诚编：《鲁迅的盖棺论定》，上海：全球书店1936年版，第133页。

[34] 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的信简注释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3页。

[35] 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的信简注释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6页。

[36] 郑伯奇：《最后的会面》，原载1936年11月1日《文学》第7卷第5号，转引自范诚编：《鲁迅的盖棺论定》，上海：全球书店1936年版，第133页。

[37] 黄源：《鲁迅书简追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页。

[38] 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的信简注释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2页。

[39] 黄源：《鲁迅书简追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页。

[40] 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的信简注释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5页。

[41] 黄源：《鲁迅书简追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页。

[42] 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的信简注释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0页。

[43] 黄源：《鲁迅书简追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页。

[44] 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的信简注释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2页。

[45] 刘晓丽：《异态时空中的精神世界——伪满洲国文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页。

[46] 杨玉玮：《忆胞兄杨朔》，选自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东文史集粹（修订本）（下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606页。

[47] 关沫南：《奇雾迷蒙——忆“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选自《抗战时期黑土作家丛书·关沫南集》，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1页。

[48] 关沫南：《在长春找党》，《吉林日报》1983年5月23日。

[49] 范庆超：《抗战时期东北作家研究1931-194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1-72页。

[50] 周玲玉：《试论关沫南的小说创作》，选自彭放主编：《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资料总汇》，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7-218页。

[51] 关沫南：《古董》，选自《抗战时期黑土作家丛书·关沫南集》，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

[52] 关沫南：《古董》，选自《抗战时期黑土作家丛书·关沫南集》，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

[53] 关沫南：《古董》，选自《抗战时期黑土作家丛书·关沫南集》，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38页。

[54] 刘晓丽：《异态时空中的精神世界——伪满洲国文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页。

[55] 周玲玉：《试论关沫南的小说创作》，选自彭放主编：《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资料总汇》，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8页。

[56] 关沫南：《古董》，选自《抗战时期黑土作家丛书·关沫南集》，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

[57] 郑平：《对<磋砣集>出版的一点感想》，选自周玲玉：《关沫南研究专集》，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94页。

[58] 聂绀弩：《序<萧红选集>——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选自《聂绀弩全集（第九卷）·序跋·书信》，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73页。

[59] 聂绀弩：《序<萧红选集>——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选自《聂绀弩全集（第九卷）·序跋·书信》，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7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