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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传记写作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如今，鲁迅传总量已接近百部。每一个时期的鲁迅传写作都各有特点。本文以对鲁迅传创作史的梳理为线索，以对历史脉络、作家构成、典型文本的解读为重心，不仅从正、负两方面全面总结鲁迅传创作中的经验得失，并旁及考察内含于其中的文人精神变迁史，也从现代传记学理论与实践角度出发，深入研究各时期鲁迅传作者在文体上的实践状况，以为当代鲁迅传创作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鲁迅；传记写作；“中间物”

在现代作家传记史上，鲁迅传记的数量肯定位列榜首。据张梦阳统计：“鲁迅的传记到90年代末已达27种。其中，半部的4种，未完稿1种，全部的23种。计有5人写过2种，2人合著1种，多人合作、1人执笔2种，总计是23人写出27种鲁迅传。”[1]事实上，这种统计并不准确。再加上各种形态的回忆录、印象记以及带有传记学性质的著作（比如，李长之的《鲁迅批判》），特别是如果再将日俄等国外学者的鲁迅传统计在内[2]，其数量肯定会远超27部。进入21世纪，学者们为鲁迅作传的热情持续高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截止2019年4月，鲁迅传总量已接近百部（含译著）。虽然鲁迅传数量已相当可观，但与传主本身地位、成就以及在国内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相比，目前这些传记的质量与水平尚不足以与之相匹配。鲁迅传写作依然在路上，或者说，在鲁迅传记史上，已出版传记虽都有各自优长，但也有各种缺陷——要么史料误用或错用，相关内容经不住推敲；要么理念老旧，文笔枯索，可读性差；要么远离“鲁迅本体”，“真实”被遮蔽或被改写；要么篇幅杂长，缺乏裁剪，不经转化，把鲁迅传搞成资料集，故与我们理想中的鲁迅传样态尚有较大差距，它们只能作为“中间物”[3]而存在。

1949年以前：片段化、资料性，以及整体架构的初步尝试

鲁迅在生前曾婉拒过友人为己作传的提议，理由是自己“不热心”，且“一生太平凡”。“不热心”或许是实情，但说自己“一生太平凡”，则纯属一句修辞大于实指的客套话。在君子看来，不加自估，便欣然应诺他人之“授”，则实在有失斯文。其实，论成就与地位，鲁迅在当时即已获公认，故鲁迅之为传主，已足堪当。鲁迅传能否有作之必要，已不是问题，问题是，怎么写以及如何写，或许鲁迅所虑即在此。若非，在其生前，他为什么会那么热心接受若干友人有关此话题的问询，甚至过目人家写的初稿呢？更有甚者，在1933年的一次与曹聚仁的对谈中，直接问：“曹先生，你是不是准备材料替我写传记呢？”[4]事实上，能否作传，已由不得他，他的地位、成就与威望决定了鲁迅传以及鲁迅传写作，作为中国名人传记写作的热门选题，已先在性地成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史和“鲁迅学”的标志性课题之一。

鲁迅尚在世时，就有白羽、王森然、李长之等同时代作家、学者，以及H.E.Shapick（英国）、增田涉（日本）、埃德加·斯诺（美国）等外国友人或研究者，尝试着为其作传。由此看来，在新文学经典作家群体中，鲁迅传记写作起步很早。这也与其文学地位以及对同时代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相匹配，同时代学者们争相为之作传，恰逢其时，意义重大。鲁迅生前出现的传记，其价值不容低估。一方面，这些传记皆为短制，其中很多也经由鲁迅阅读、甚至亲自参与修订过。因为有鲁迅的过目与参与，其中很多论述就有了可供后继者参考的文献价值。比如，增田涉有关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关系，特别是有关青年人思想幼稚，陷入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泥淖中而不自知的记述，埃德加·斯诺有关鲁迅“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的观点，都为后人的鲁迅传写作提供了崭新的视点和第一手的材料。另一方面，这些传记虽也倾向于整体性的把握（比如，王森然的《周作人先生评传》），但这方面的努力以及由此而达到的效果显然非常不理想，因为他们大都写得相当简略，且止于就事论事层面，少有也难有深入挖掘之作。反而，在某些局部或细部处理上——即侧重撷取其某一生平片段，某一突出精神品质，或某一为人、为文特质，并予以描述或突出，试图以崇敬之心、真实之笔为其画像，既而呈现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传主形象——显示了该阶段写作的重要价值。比如：王森然在《周作人先生评传》结尾处以不乏幽默之笔，对鲁迅“事母至孝”、“铅笔恒置于右耳上”、“有时畅谈，一小时不动讲义”、“与人力车夫，卖报童叟，共坐一凳，欣然大餐”、“口衔纸烟，囚发蓝衫”等细节、场景或外貌的生动描述[5]，对其形象的刻画就栩栩如生，让人过目难忘。即使今天的鲁迅传写作，这种“传记+文学”的笔法也不多见。

鲁迅生前出现过一部专门的“作家论”，即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李著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经典之作，但李著并非沿袭常见的文学批评思路，而是融传记学方法与学术研究理路于一体，而又尽显现代传记写作样式的综合性实践。也可以说，不同时代的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在阅读李著时，都会获得不一样的知识体验。其中根由似也不难理解：李著所展开的有关鲁迅性格与思想、人生与精神历程、创作得失、诗人与战士形象等方面的分析与研判，无论研究方法，还是论析理路与观点，都可谓新颖独到、自成一家；其行文与研判，皆建立在西式文本细读基础上，且重主体的审美体验，而轻外在的“作者要素”或意识形态依附。故他的那些依凭一己体验所作出的独立判断尤为后人所称道。无论他认为《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端午节》等小说“写得特别坏”，“故事太简单”，“独白而落于单调”，“沉闷而又平庸”，从而得出鲁迅“不宜于写都市”的结论[6]，还是对鲁迅“粗疏、枯燥、荒凉、黑暗、脆弱、多疑、善怒”[7]性格的指认，并认为他在情感上是“病态的”，在理智上是“健康的”[8]；无论对鲁迅贡献所做的辩证分析：“因为鲁迅在情感上的病态，使青年人以为社会、文化、国家过于坏，这当然是坏的，然而使青年敏锐，从而对社会、世事、人情，格外关切起来，这是他的贡献”，[9]还是对鲁迅多层面身份属性的整体感知，对其精神演进过程的划分与论析[10]，特别是对其所作带有一定宿命式观点的结论：“总令人很容易认为是他的休歇期，并且他的使命的结束，也好像将不在远”[11]，李之研判都独立发声，常言人之未言，可谓发人深省，对读者来说，读之不能不深受启迪。更重要的是，在此论析过程中，他始终将西方的精神分析理论、传统的“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说，以及现代传记学方法融为一体，既而论析鲁迅思想、人格及创作得失的批评实践，也堪称方法论上的重大探索与实践。这种批评方法自李之后，似只有瞿秋白、曹聚仁、钱理群、王富仁、汪晖、王晓明等少数学者型批评家，能继承此种理路并在鲁讯研究界产生重大影响。

鲁迅去世后，各种带有传记色彩的回忆类文章明显增多，但在前四年中，大部头专著并未出现。这些作者大都为鲁迅生前的门生、故交或亲人，为文多以一抒情怀、以表奠念为旨归，很多文章并不注意史料运用上的准确与否，所以，他们写的这些类似记述性散文或随笔体杂感的单篇文章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传记或传记文学。相比而言，周作人的《关于鲁迅》和《关于鲁迅之二》、景宋（许广平）的《最后的一天》和《鲁迅和青年们》、张定璜的《鲁迅先生》、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黄源的《鲁迅先生》、许寿裳的《鲁迅的生活》、内山完造的《忆鲁迅先生》等文章是该阶段接近“传记文学”特质的代表作。如果把这类文章综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其价值和意义当不可小觑。正是这些层出不穷的散文随笔体文章，为四年后大部头鲁迅传写作，提供了方法与史料上的重要支撑。

40年代，先后有平心的《人民文豪鲁迅》、小田岳夫（日本）的《鲁迅传》、欧阳凡海的《鲁迅的书》、郑学稼的《鲁迅正传》、王冶秋的《民元前的鲁迅先生》、王士菁的《鲁迅传》、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林辰的《鲁迅传》[12]等几部初具整体架构形态的大部头著作面世。这些专著的出现标志着鲁迅传写作进入第一个高峰期和收获期。从整体上看，这时期较完整的大部头传记大都从童年生活写起，既而依次述及南京求学、留学日本、回绍兴任职、北京十四年俭事任职生涯、在厦门与广州的经历、在上海等几个“时间单元”内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同时也非常注意对鲁迅所处时代历史背景的交代（王士菁的《鲁迅传》尤其注重这方面的书写），并从此出发试图揭示出鲁迅思想特质，且在重点作品的解读方面比前一阶段有了质的飞跃。以王士菁的《鲁迅传》为代表的这种书写体例基本奠定了在此后几十年间鲁迅传写作的结构模式。这部曾得到许广平盛赞（“比较客观的一部鲁迅传”[13]）但在曹聚仁看来“那简直是一团草，不成东西”[14]的著作，却以其相对明晰的时间线索、切近时代与传主生平关联、初具整体性架构的文体实践，以及在国内首开完整版本鲁迅传撰写之先河，而一跃成为鲁迅传写作史上的重大事件，并对此后鲁迅传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写作，产生了不小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著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众多小册子，在全国得到大量发行，其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一直到了“新时期”，以王著为代表的偏于“神化”鲁迅的著作，才渐趋式微。

40年代，学者们撰写鲁迅传的积极性较高，理念也相对开放、多元。以崇敬心态投入写作，力求客观，旨在真实，成为撰者们的首要追求，所以，他们基本能按照各自理解素描出各自心目中的“鲁迅形象”。而且，其中很多观点、方法、体例，也都具有首创之功或示范价值。无论小田岳夫有关鲁迅是“制造新中国的实质而毕生受着苦痛的人”、“一个寂寞的孤独的时代的受难者”[15]形象的指认，欧阳凡海以学术性思维对鲁迅核心思想（“奴隶观”）或个性意识（压抑、苦闷，以及对这种压抑与苦闷的反抗）的细致研究，王冶秋对少年鲁迅心理样态的考察以及成年后一系列游走经历的梳理，还是王士菁从生活、思想、创作等方面对鲁迅所作出的趋于整体视野、宏大架构的写作实践，在鲁迅传写作史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即使像郑学稼这类以带有嘲讽、挖苦心态投入写作的作者，也会被传主某方面的特质所深深吸引，因而在批评之余，又常不乏真知灼见的光彩。其中，《亡友鲁迅印象记》（许寿裳）记述与老友鲁迅的交往经历，涉及与鲁迅有关的众多生活细节、文坛掌故，特别是交代鲁迅整理古籍，抄古碑，研佛经的内容，从史料价值上来说，都弥足珍贵。

在40年代，郑著是一部很特殊的鲁迅传。特殊之处就在于，它的作者是“反共”、反“鲁迅热”的，而他又力求从学术上投入对鲁迅身份、思想和创作的整体把握和细致研究。然而在内地，如何评价郑学稼及这部鲁迅传，一直以来是一个较为棘手的话题。实事求是地说，作为资产阶级右翼学者的代表，郑学稼在意识形态上对鲁迅、鲁迅热以及“左翼文学”所持有的先入为主的政治意识形态偏见[16]，以及在该著在史料运用上的某些误用、误判和误导，从而导致某些观点的偏离或错判，也都是显而易见的。同时，郑学稼对时人送予他的那些所谓“思想家”、“青年导师”、“无产阶级革命家”等头衔也深不以为然，在当时语境中，这种带有意识形态论争性质的见解必然引起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强烈不满。故内地学界尤其马克思主义学派对郑学稼及其《鲁迅正传》的批判素来严厉、彻底。毫无疑问，内地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对于提高鲁迅研究以及鲁迅传写作的档次和学术地位，可谓功勋卓著，但类似郑学稼这种资产阶级右翼学者的研究方法与成果，亦应辩证对待。其实，郑著中个别观点也同样值得关注。比如，郑对鲁迅文学家身份的认知与评价——“鲁迅真正的价值，就是他以文学家的身份，指摘中国旧社会的残渣。他是这工作的优秀者，他又是这工作在文艺上的唯一完成者。”[17]也就是说，他致力于反映出鲁迅作为常人特别是“文学家”的身份特征和精神特质，反对无端拔高鲁迅形象。

该时期的鲁迅传写作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一、引证过多、过频，且时常有误。过分依赖史料堆积，从而拉长传记长度，素材不经筛选与转化，便被机械地拉入文本，从而使得鲁迅传蜕变为资料集，可读性非常差；二、上述大部分专著只能是传记或准传记，而非“传记文学”。史料匮乏，传记写作理论与经验准备不足，都是根因所在；三、对鲁迅本体的把握与阐释还远远不够。鲁迅传写作刚刚起步，尚存在诸多未涉领域。鲁迅与周作人失和经过与原因，鲁迅与朱安的情感关系，鲁迅在北京抄古碑、研究佛经时期的心理世界，鲁迅与国际友人的关系，鲁迅与后期“左联”的关系，鲁迅与“第三种人”、“现代评论派”等众多文人的论战实况，等等，都少有提及或即使提及也语焉不详；四、在1949年以前的传记写作中，“神化”鲁迅与“人化”鲁迅的写作范式也都初露端倪。前者以王士菁、平心为代表，后者以许寿裳、郑学稼为代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前者成为主流，即所谓官方钦定的“正传”，后者成为支流，遭到压制，所发挥的空间极其有限。

1949年以前鲁迅传记代表作一栏表

从 “十七年”到“文革”：一元化、神化，以及并不意外的收获

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鲁迅传写作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新创作的带有普及性质的通俗读物。比如林维仁的《鲁迅》、钟子芒的《鲁迅传》、王士菁的《鲁迅》[18]、连环画版的《鲁迅传》[19]。这类传记写得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且大都配有插图，字数也不多（大都在五万字以内）。这类小书的读者主要定位于学生群体和会识字的普通大众，属于旨在普及文学知识的大众读本；二、为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而创作的大部头传记。比如，朱正的《鲁迅传略》。朱著以史料运用的精准、叙述的客观真实，以及对阿Q人物形象的精辟解读和对《野草》的创造性阐释而著称。该著共分十章，后又多次修订，代表了“十七年”间鲁迅传写作的最高水平；三、直接阐释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传记。比如姚文元的《鲁迅——中国文化革命巨人》、石一歌的《鲁迅传》（上）。这类作品借鲁迅来直接阐释政治，书中的“鲁迅”是一个没有了七情六欲、只有革命和斗争的像神一样的存在物；四、按照新中国意识形态规范和要求而再版或新创作的传记。比如王士菁的《鲁迅传》、陈白尘和叶以群等人集体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鲁迅传》。前者在初版本基础上做了较大修改、补充，等同于再创作，强化或突出了配合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后者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即他们首先尝试以电影方式呈现鲁迅形象，尽管不可避免地带着那个时代的政治印痕，但其开创之力，功不可没；五、鲁迅亲人创作的带有回忆录性质的传记。比如，周启明的《鲁迅的青年时代》、许广平的《关于鲁迅的生活》。这类传记在史料处理上较为可靠，但也存在出入（比如许广平的一些回忆录）。总之，第一类写得较为浮浅，第三类和第四类类同政治读本或准政治读本，第二类和第五类最具价值，值得深入研究。而朱正的《鲁迅传略》和周启明的《鲁迅的青年时代》是其中最重要的两部作品。

在“十七年”时期，文学制度与规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极其内在而深远的。鲁迅研究不单纯是学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鲁迅传写作当然也不例外。对于鲁迅传作者而言，并入主流政治轨道，并在写作中融入对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毛泽东在各个时期评价鲁迅的话语，即是鲁迅传写作的总纲领。在毛泽东看来，鲁迅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又因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因此“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学鲁迅的榜样”，那么，如何学呢？“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纲领已颁布，方向已明确，剩下的就是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对于鲁迅传作者来说，在鲁迅传中切实贯彻与阐释这种纲领、思想，才是最根本之所在。具体到鲁迅传作者，早在1948年，王士菁的《鲁迅传》就已初露端倪，至1959年新创作的《鲁迅传》的出版，其模式化、公式化的倾向已清晰可见[20]。王著成为“十七年”间鲁迅传写作紧贴主流政治的模范代表作。即便像朱正这种以追求“真实”为己任的作者，也必须在《鲁迅传》中大量引用毛泽东著作中的原文，以突出“纲领”的主导地位。而陈白尘、叶以群等人在合创电影文学剧本《鲁迅传》时，为迎合政治需要，突出政治的作用，甚至随意虚构情节或细节，从而出现了违逆生活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内容[21]。

鲁迅传写作在理念与实践上被统一为“一元”，即基本是对上述话语的直接或间接阐释。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那些众所周知的基本事实外，可留待作者们发挥的空间就变得极其有限了。由于对资产阶级思想甚至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表达已不符合新中国文艺政策之要求，鲁迅传写作中就必然存在不宜深入表现的领域。比如，对于鲁迅潜意识心理特别是内心的矛盾、苦闷与虚无的表现，对其日常生活特别是私人情感的描述，就要有所淡化或回避。而在普及性更广和传播力更强的戏剧影视领域，这方面的规训或要求，当然也就更严格。陈白尘、叶以群、唐弢等人合编的《鲁迅传》并未表现鲁迅的旧式婚姻之苦（不提鲁迅与朱安的关系），并未展现鲁迅个性化的言行，并未聚焦鲁迅复杂的内心世界，因为这类话语不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时代需要革命的、斗争的、颂歌的鲁迅，以服务于新中国意识形态建设。但如此以来，传记中的“鲁迅”因缺乏作为个体的“人”之属性，而逐渐远离“鲁迅本体”，而到“文革”时期，受极左思潮影响，传记中的“鲁迅”已完全蜕变为干巴巴的政治符号了。真实的鲁迅有诸多面孔与形象：早期鲁迅、中期鲁迅、后期鲁迅，其间差别太大了。“十七年”时期所建构的那种作为革命者、思想家的鲁迅形象仅是其中一种，并不代表那就是鲁迅的全部。

在“十七年”时期，周启明的《鲁迅的青年时代》是一部很具参考价值的小册子。周启明以回忆录形式，以述而不议姿态，记述了鲁迅在绍兴、南京、东京、仙台等地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很多别人所不知道的细节，对于读者认识真实的青年鲁迅将大有助益。在“神化”鲁迅的时代，周专述这些平淡无奇的小事实，似也开了在“十七年”间书写“人化”鲁迅传的先河。

在港台地区，该时期相继有曹聚仁的《鲁迅评传》、苏雪林的《鲁迅传论》、郑学稼的《鲁迅正传》（增订版）、一丁的《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四部（篇）传记问世。

曹聚仁与鲁迅相识甚深，对鲁迅思想、性格与精神体系的认识，就比他人更胜一筹。曹聚仁擅长随笔体写作，文学修为亦高，且与中共保持着密切关系，因而，由他作传，并能写出好传，且能在内地广为传播，自是必然。首先，他把鲁迅当作“大活人”来写的意图，以独立品格、客观立场，力在接近和把握“鲁迅本体”的传记学意识，以及以随笔体写传记的文体实践，堪称创新的急先锋。其次，他对与鲁迅有交集的陈源、徐志摩、顾颉刚、梁实秋等现代文人的正面评价，对鲁迅与“左联”关系的细致论述（涉及“激进主义”、“革命”、“革命文学”的看法），对鲁迅思想、性格和精神体系的系统论析，对鲁迅文笔、文体，特别是后期杂文的独到阐释，都是难得一见的好识见。总之，曹著在鲁迅传写作史上是一个重要收获。

在70年代末，另一香港学者一丁著有《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这部秉承“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解释鲁迅”原则写成的鲁迅传，也以对史料运用的严谨和对真实性的追求，成为继曹聚仁《鲁迅评传》之后又一部产生一定影响力的著作。

与“捧鲁派”针锋相对，苏雪林向以反鲁著称。在鲁迅逝世三十周年（1966年）时，她在《传记文学》（台湾）发表长达2.7万字的《鲁迅传论》更是将其“反鲁事业”推向了一个新高潮。苏之贬鲁、批鲁自成体系，其中有些观点如认为鲁迅有“矛盾人格”、“多疑性格”等等[22]，亦堪称真知卓见，但其偏见、极端、不合情理与事理之处也异常明显。以此心理与标准来从事鲁迅传写作，其缺陷也不可避免，特别是其中带有人身攻击的恶毒话语，或者借鲁迅传写作，起而挑拨“反共”情绪，都是不可取的，甚至是有害的。总之，读苏著，当不可被其情绪化语调所误导，而对其中观点亦须仔细甄别、推敲，辩证看待。

与苏相比，同为“讽鲁派”的郑学稼去台湾后，对鲁迅的评价就相对温和了许多。在70年代，他出版了增订版的《鲁迅正传》。在这个版本中，他删除了初版本中那些讽刺鲁迅的话语，调换了一些不合乎事实的资料，使相关论述尽量趋于客观而真实；增订版由原来的十章扩充为二十二章，并附多篇论文于书末，因而，许多章节的论述很具开拓意义。比如，其中有关鲁迅与“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论战的细节，有关“浪子之王”的论述，就颇有新意。其实，如前所述，郑著反对神化鲁迅，尤其反对将之政治偶像化，其姿态并不过激，但郑著在大陆的评价向来不高。比如，张梦阳就认为郑著“代表了资产阶级右翼政治派别的一种鲁迅观，即从政治上攻击和否定鲁迅的左翼倾向，又不得不承认鲁迅的文学天才和文化修养”[23]。这种观点当然也是一家之言。郑著在港台及海外学界颇有市场，常被指定为参考书，而在大陆，有关郑著的客观评价文字，也逐渐多起来。

总之，从“十七年”到“文革”，无论内地还是港台，主流政治对鲁迅传写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内地鲁迅传写作模式渐趋一元，所开拓的空间极其有限，台湾亦未摆脱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操控，以苏雪林、郑学稼为代表的鲁迅传作者，也陷进了党争之泥淖。但是在如此严苛的语境中，依然有优秀鲁迅传面世。在这个意义上，曹聚仁的《鲁迅评传》、朱正的《鲁迅传》、周作人的《鲁迅的青年时代》依然是这个时期的重要收获。但这收获一点也不意外，原因很简单，这些传记家始终未泯灭内心对“真实”（历史之真、生活之真、人性之真、艺术之真）的探求，并始终未离开“鲁迅本体”而作凌空高蹈之态。他们作为优秀学者的主体精神依然存在，在特殊时期，他们根据政治需要对“鲁迅形象”尽管也有所修正甚至部分更改，但总体上并未远离“鲁迅本体”。他们传记中的“鲁迅”依然真实！这也再一次表明，除了充分占有材料外，拥有独立的主体意识、探求真理的勇气和健全的知识素养，是写好鲁迅传的基本前提。

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的鲁迅传记代表作一栏表

“新时期”：回归本体、范式转变，以及多元景观

“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新时期”。80年代的思想解放为“鲁迅传”写作预设了较为自由、宽松的文化环境。在学术界，从回到“十七年”到“回到‘五四”等口号的提出，从“向内转”到“性格组合论”等文学理念的深入人心，“新时期文学”逐渐成为较早介入时代主潮并对时代问题作出有效呼应的急先锋。它不仅加入到了思想解放和文化创生的阵营，还以容纳中西、除旧创新之势，为现代中国的现代性诉求和发展蓝图注入了独属于现代中国文人的文化基因。“鲁迅传”写作当然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有效、有序展开的。伴随“新时期”的到来，鲁迅研究也逐渐步入正轨。80年代也是鲁迅研究的第二个高峰期，根据葛涛的统计，在整个80年代总共有373部鲁迅研究专著面世。各年统计数据如下[24]：

从上表可知，八十年代初期形成了鲁迅研究的热潮，与“鲁迅传”密切关联的“生平及史料研究”、“思想研究”亦达到有史以来创作高峰阶段。它们作为重要依托，为大部头“鲁迅传”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1981年正值鲁迅诞辰一百周年，鲁迅研究特别是“鲁迅传”写作也迎来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本年度共有曾庆瑞的《鲁迅评传》、吴中杰的《鲁迅传略》、林志浩的《鲁迅传》、林非和刘再复的《鲁迅传》共四部鲁传出版。此后几年内，又先后有彭定安的《鲁迅评传》、朱正的《鲁迅传略》（修订版）、陈漱渝的《民族魂——鲁迅的一生》等几部重要鲁传问世，待1989年1月林贤治的《人间鲁迅》（第一、二部）出版，“新时期”的大部头“鲁迅传”写作已经形成了相当可观的局面。如果再将周作人的《周作人回忆录》（1980年）、陈漱渝的《鲁迅史实新探》（1980年）、陈涌的《鲁迅论》（1984年）、周建人的《故家的败落》（1984年）、林辰的《鲁迅述林》（1986年）、钱理群的《心灵的探索》（1988年）、包忠文的《鲁迅的思想和艺术》（1989年）等带有传记或准传记特征的专著统计在内，那么，80年代的“鲁迅传”以年均出版2部的数量，显示了其在“鲁迅传”写作史上的不俗成就。

“新时期”的“鲁迅传”创作首先以几部作品的再版而引人关注。先是王士菁的《鲁迅传》于1979年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继是朱正的《鲁迅传》（修订版）于1982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两部传记的再版标志着“鲁迅传”写作已步入正轨。如果说，王著依然在旧有体例内修修补补，那么，朱著则在初版基础上做了较大调整与补充，字数也由初版的10万字增加到20多万字。朱著修订版除纠正原版史实上和提法上的一些错误和把许多转述的史料改为直接引用外，还根据新材料，补写鲁迅在日本仙台经历，增加“南中国文学会”状况、罗章龙与东方饭店会议以及与他人论战经历等其他重要内容，记述与朱安的婚姻、与许广平的爱情、与二弟周作人失和、与高长虹决裂等重要生活事件，从而大大丰富了传记中的“鲁迅形象”。从朱著传导出的重要信息即是，“鲁迅传”作者们可以大踏步向“鲁迅本体”靠近了，可以深入鲁迅的日常生活世界历史事件了。

除了将“十七年”时期的“鲁迅传”加以修订并出版外，进入80年代后，为适应新时期时代需要，创作新“鲁迅传”便成为当务之急。而且，新时期也的确为产生优秀的大部头“鲁迅传”提供了充分条件。这些条件至少有：鲁迅研究作为一门显学，已在鲁迅生平、思想、作品的研究，特别是文献史料整理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前三十年间“鲁迅传”写作所取得的经验和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为新时期作者所参照；较之前三十年，此时期学者在知识结构、精神素养、理论准备方面更趋于合理。曾著、吴著、林著、林刘合著、彭著、陈著六部“鲁迅传”，就是在具备这些主观或客观“条件”下诞生的。他们的写作表现出了几个明显的共有倾向：其一，扭转因受极“左”思想直接干预而致使“鲁迅传”写作远离“鲁迅本体”的局面，从而从“教条式昏睡”中觉醒，并努力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追求客观、真实，成为这一阶段所有作者的第一诉求；其二，按照线性时间，尽量将鲁迅每一阶段的人生际遇叙述得周全、圆满，追求传主人生历史脉络的清晰，并且重视细部与细节的营构，尝试揭示出鲁迅作为个体的“人”的属性；其三，都努力追求在体例、方法上的创新，虽结果大都不如所愿，但每一位作者在写作中的具体实践，都对此后的传记写作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其四，每一位作者都特别重视整体性视野，即把鲁迅生平、思想研究、作品论析、时代背景融为一体，力图揭示出各自理解中的“鲁迅形象”。又由于各自知识背景和价值诉求的差异，每个人的“鲁迅传”写作都不一样，这就形成了风格与方法的多样性；其五，客观评价与鲁迅有交集的历史人物（比如章士钊、徐志摩、陈源、梁实秋、林语堂等）、具体的历史事件（比如“女师大风潮”、二周失和等），有针对性地分析鲁迅思想、创作与日俄等国外文艺思潮的内在关联。上述五方面的“共性”，堪称“鲁迅传”写作领域内的“拨乱反正”。

如此以来，在中国内地，一种崭新的“鲁迅传”写作范式的转变便悄然发生，即由“国家政治范式”向“文化启蒙范式”的转变。如果说以王士菁、林志浩、陈漱渝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依然延续自“十七年”以来的理路，并因这理路的部分修正，以及依托根深蒂固的学派传统[25]，而在新时期有了自立于学界的充分合法性，那么，以王富仁、林非、刘再复为代表的偏于文化启蒙的一派，以“回到鲁迅”、“回到‘五四’”为旗帜，秉承文化启蒙意识，在“鲁迅传”或准“鲁迅传”写作中，强化对日常生活、人性人情、心理世界、精神样态等在前三十年中被有意遮蔽或弱化领域的开掘与表达，以从中阐释出崭新的议题，也同样因顺应“新时期”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而亦有了充分的合法性。事实上，早在1982年前后的“鲁迅传”中，兼具生活真实与历史真实的鲁迅形象已初步建构起来。不过，那时“鲁迅传”写作依然以“向外拓展”为主，而“向内转”的取向并不明显。到1985年后，沿此理路，先是钱理群出版准传记性质的《心灵的探索》，后到林贤治提出“民间鲁迅”写作理念，并以《人间鲁迅》（第一、二部）的出版为标志，从而标志着80年代“鲁迅传”写作在理念与方法上有了质的飞跃。

从整体上看，80年代“鲁迅传”写作普遍追求“大而全”，几乎每一部“鲁迅传”在某些领域都有所突破，这当然与鲁迅史料的充足和研究的充分有关[26]。同时，作者们在方法与理念上也有了全新的面貌，尽管实践效果尚不尽人意，但对真实的表现，特别是致力于建构一个“有血有肉的鲁迅”形象的努力，至少在愿景上是相当一致的。而且，作者们也大都在写作中融入一己情感，从而使得主客密切交融，从而出现了像林刘合著的《鲁迅传》、钱理群的《心灵的探索》、林贤治的《人间鲁迅》这类优秀之作。那种依靠堆积材料而拉长篇幅的现象，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以林志浩、陈漱渝为代表的马克主义学派的传记写作也引人关注，但缺陷也明显。他们的“鲁迅传”在表现“三家论”或建构“革命民主主义者”形象方面，特别是在处理鲁迅与中共、鲁迅与苏俄关系方面，依然在视野、方法与行文方面放不开，难有大突破。而且，那种带有先验论色彩的似曾相识的理论话语，那种带有概括性、提纯性特点的行文方式，常常给人以千篇一律之感，从而让笔下的“鲁迅形象”失去生命力。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的“鲁迅传”反不如林非、刘再复、林贤治们的作品更接近“传记+文学”的特质。这么说，不是要否定林志浩、陈漱渝们的“鲁迅传”写作，而是说，他们在延续这一脉写作理路时，有关“怎么写”（不是“写什么”）方面的探索幅度、力度，与前者尚有较大距离。任何写作都忌教条化，“鲁迅传”写作更是如此。传记作家更应当充分吸收中外先进的创作理念，“……反而把鲁迅写成一个超阶级、超党派的虚无主义者，从总体上扭曲了鲁迅和他所处的时代，所以，鲁迅写作的根本原则，实际上并在于是否写出真的鲁迅，而在于怎样才能写出真的鲁迅。”[27]张梦阳评价曹聚仁的《鲁迅评传》时说的这句话就颇有代表性。在80年代，怎么写的确比写什么更重要，但他的前半句中的观点实难服人。从实际来看，用“超阶级”、“超党派”、“虚无主义者”来界定鲁迅的主体形象，肯定是有失偏颇的，但用以指称某段时期内的某种“鲁迅形象”，则是合乎实际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化启蒙者”、“存在主义者”（“虚无主义者”）都是鲁迅形象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鲁迅形象并非某个单一指称。曹聚仁以“虚无主义”指称鲁迅某个时期的思想倾向，正显示了他在鲁迅思想研究方面的真知灼见。在中国大陆“鲁迅传”写作中，有关这一方面的探讨与表现，直到90年代，才在王晓明、吴俊的写作中大放异彩。张梦阳如此评价曹聚仁的写作，正反映了在80年代前半期，一部分学者在理论与观念上，与文学现代性理念有了某种深层隔阂。

90年代：“向内转”，文体多样，以及深度模式的初步尝试

1990年5月，林贤治的《人间鲁迅》（第三部）出版。这为90年代“鲁迅传”写作开了一个好头。“人间鲁迅”，即意味着不是“官方鲁迅”。的确，鲁迅是远远超越官方界定的。事实上，任何假定的阐释或先验的界定，都是对“鲁迅形象”的遮蔽！他的多疑、虚无、孤独、郁结、好斗，他的绝望与反抗绝望，他的永在“十字路”上的“荷戟独彷徨”，他对青年人在信任与不信任之间的犹豫不决，等等，在90年代的“鲁迅传”写作中，都得到充分展开。而类似王士菁、林志浩们的那种写法，已经跟不上鲁研界的发展大势了，读者对这一脉的写作理路已心生厌倦[28]。

从表三可以看出，90年代的“鲁迅传”写作显得较为稳健（年均1部），且以前四年和后三年为生产期。90年代是改革开放快速起步时期，发展是压倒一切的主题，作为文化范畴内的“鲁迅传”写作亦然。如果说，学者们在80年代提出“回到鲁迅”，并能达成共识，且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实践，那么，在90年代，就不单单是共识和实践层面探讨，而是如何落实以及取得何种实效的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鲁迅传”作者们首先要在理念和方法上完成自我更新。如果再延续过去那种老旧的写作套路，或者单纯依靠资料堆积以拉长长度的做法，显然是出力不讨好了。而与那些贪大求全的“鲁迅传”相比，类似陈漱渝《鲁迅》[29]这种经过精心裁剪、抓主放次、字数不超20万字的“鲁迅传”更受读者欢迎。当然，亦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彭定安的《走向鲁迅世界》[30]采用复式结构，以无限接近鲁迅本体为追求，继续把鲁迅当作“人”来写， 从而在90年代的大部头“鲁迅传”写作中脱颖而出。

90年代的“鲁迅传”写作非常明显地显示出了“向内转”的态势。不仅林贤治的《人间鲁迅》、彭定安的《走向鲁迅的世界》、吴俊的《鲁迅评传》等传记在论及鲁迅思想谱系时普遍重视对其心理与精神世界的把握与描述，而且还出现了吴俊的《鲁迅个性心理研究》、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31]这类完全“内转”——聚焦鲁迅内在心理世界——的“鲁迅传”出现。吴著与王著的出现，标志着我国“鲁迅传”写作在体例、理路、范式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无论吴著对鲁迅人格与精神结构（多疑性格、自虐倾向、攻击性心理、性心理）、虚无与反抗虚无的思想、暮年意识（疾病与死亡）的学理性探究与论说，还是王著对鲁迅危机与痛苦、悲观与虚无、呐喊与彷徨、“鬼气”与大绝望、对青年人的戒心等内面心理结构和精神动态的研析，都显示出了十足的原创性。在“鲁迅传”写作史上，这种带有难度与深度的“鲁迅传”写作模式，当具有重大的开拓意义。

90年代的“鲁迅传”在文体探索与实践方面也卓有成效。首先，文体样式多样。彭定安的《走向鲁迅的世界》采用立体结构和复式笔法，使得这部长达66.8万字的传记，颇具“学术+史诗”的大格局气度。唐弢的《鲁迅传》[32]采用书话体和笔记体，首先从文化和民俗角度切入鲁迅世界， 既而以对鲁迅的精神世界和气质的精准把握，而在“鲁迅传”写作中显得卓然不群。朱文华的《鲁迅、胡适、郭沫若连环比较评传》采用连环比较体，对其生平、创作、思想等方面做了对比性分析、论说，文体形式颇为新颖。曾智中的《三人行》与黄乔生的《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也与此类似，巧妙地截取鲁迅与他人在时空中的交集经历，从而切入对鲁迅世界的发掘与描述。其次，普遍重视对文学性与可读性的追求。上述吴俊、王晓明的“鲁迅传”自不必说，其他诸如彭定安富有诗意的拟题方式，林贤治的散文抒情笔调，唐弢的笔记体和书话体，陈平的小说式笔法，钮岱峰的优美文笔，等等，都可表明作者们在“怎么写”方面的探索与实践，也有了长足的进展。

新世纪以来：图像化、比较体，以及大“鲁迅传”写作的尝试

新世纪以来，不仅旧作屡屡再版，新作也层出不穷，这当然与鲁迅研究的持续繁荣密不可分。以下是笔者统计的各年“鲁迅传”出版数量分布情况（单位：部）：

据以上不完全统计，新世纪以来至少有52部“鲁迅传”问世，数量可谓惊人。在这52部“鲁迅传”中，前十年有16部，后九年为36部。可以明显看出，新世纪第二个十年间，“鲁迅传”写作呈现“井喷”态势——年均四部的生产量，这在过去任何时代，都是不可想象的。从整体上看，新世纪以来的“鲁迅传”写作表现出了以下几方面的突出特点：

其一，图像化，即由单纯文字版向着以文字为主的“文字+图像”或以图像（图画、照片）为主的“图像+文字说明”方向发展，既而呈现出“鲁迅传”写作的图像化叙事的转型趋向，是新世纪以来“鲁迅传”写作所展现出的一个突出特征。图传或画传自有其适合阅读与传播，且能便捷表现和呈现鲁迅形象的不可或缺的先天优点。新世纪以来，中国进入“读图时代”，以图像消费为主体的读者群体快速崛起，为适应这种阅读趋向的转型，以图传和画传为载体的“鲁迅传”写作，也在这十几年间猛然剧增。在这52部“鲁迅传”中，以图传和画传形式出现的就多达十几部。虽然自20世纪40年代就陆续有鲁迅图传或画传出现[33]，但真正形成规模，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则发生于新世纪以来的十几年间。余连祥、朱正、黄乔生等人的《鲁迅图传》，王锡荣、吴中杰、林贤治、白帝、罗希贤、李文儒等人的《鲁迅画传》，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显然，“鲁迅传”写作的图像化，正适应了时代发展需要。

其二，比较体“鲁迅传”写作模式，即以鲁迅与同时代某位有过交集的名人合并一起，并予以作传的方式，也成为新世纪以来“鲁迅传”写作中一个突出现象。代表作有黄候兴的《鲁迅与郭沫若》、许京生的《鲁迅与瞿秋白》、孙郁的《鲁迅与陈独秀》、陶方宣的《不是冤家不聚头：鲁迅与胡适》、袁权的《鲁迅与萧红》、孙放的《鲁迅与夏目漱石》、周海婴的《直面与正视：鲁迅与我七十年》。这种出现于90年代，繁荣于新世纪的比较体“鲁迅传”书写模式，不仅进一步拓展了“鲁迅传”写作的领域，也为“鲁迅传”写作在文体上开启了全新实践模式。

其三，大“鲁迅传”，即在篇幅上追求长度，在格局上追求史诗规模，作为新世纪“鲁迅传”写作中一个现象，也引人关注。这种模式早在林贤治的《人间鲁迅》（共三部）、彭安定的《走向鲁迅世界》、陈平的《鲁迅》等“鲁迅传”中已初露端倪。进入新世纪后，又先后有倪墨炎的《大鲁迅传》（第一部）、胡高普和王小川合著的《鲁迅全传》、张梦阳的《鲁迅全传》问世。这都充分表明，创作一部大“鲁迅传”，一直就是作者们的一个伟大愿望。而张著的面世，则标志着我国“大鲁迅传”写作取得了重大突破。这部“鲁迅传”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一、构架恢弘。副标题为《苦魂三部曲》，由《会稽耻》《野草梦》《怀霜夜》三部组成，总字数达116万。这种意图和架构从大处着眼，气度不凡[34]。在以往的“鲁迅传”写作中，极少见到；二、史、诗同构。张著以缜密考证的史实为基础，以写出一个近于真相的鲁迅为目标，全面描写鲁迅的生活史、思想史和精神史，从而立体地呈现鲁迅形象、性情和气质。同时，也以鲁迅为本位，力图反映出鲁迅与他的时代，鲁迅与同时代人的整体风貌。最关键的是，作者在处理这些材料和人物时，始终从审美角度把握和使用之，从而表现出了在“史”的维度上，试图以“诗化”方式激活材料和历史场景的实践向度；三、长篇传记文学笔法。该著在主干事件上严格依据事实，而在细部或细节上适当展开虚构，同时始终以采用长篇小说方式，对这些基本事实和细节进行审美整合、加工与转化，从而另辟蹊径，更接近于“文学传记”的本体特质；四、具有传记学史意义。该著以其宏大规模、文学性笔法和史诗性追求，成为“鲁迅传”写作史上的又一标志性的重大事件。

其四，常规“鲁迅传”创作也成果丰硕。辛晓征的《国民性的缔造者——鲁迅》、陈越的《鲁迅传论》、项义华的《人之子——鲁迅传》、高旭东和葛涛合著的《鲁迅传》、陈漱渝的《本色鲁迅》等“鲁迅传”，以及（俄）波兹德涅耶娃著、彦雄译的《鲁迅评传》、林辰的《鲁迅传》、曹聚仁的《鲁迅评传》、朱正的《鲁迅传》、许寿裳的《鲁迅传》等旧作再版或修订后出版的“鲁迅传”，都是这个阶段的重要收获。而像王彬彬的《鲁迅的晚年情怀》、林贤治的《鲁迅的最后十年》这类专注某一阶段或从某一侧面表现鲁迅形象的写作，也别具特色，成果卓著。

其五，该阶段的“鲁迅传”作者也进一步多元化，老中青三代同场竞技，各有优长。老一代作者延续已有理路，热衷于建构深度模式，以表现各自心目中的“鲁迅形象”，而对于一些中青年作者来说，视点进一步下沉，首先把鲁迅当作一个常人来写的观念，更是得到不折不扣的实践。像程争鸣的《360度鲁迅》、赵瑜的《小闲事：恋爱中的鲁迅》、萧无寄《在民国遇见鲁迅》、李静的《大先生》（剧本）这类“鲁迅传”中的鲁迅就显得更平凡、鲜活、有趣，特别是那些有关亲情、爱情、友情，以及性感、言行、心理的讲述，较之大部分“鲁迅传”，就更多了一点“人间烟火色”。这种不追求深度模式、面向大众写作的普及性文本，也代表了“鲁迅传”写作的一个重要方向。

结语

自王士菁的大部头“鲁迅传”问世以来，我国“鲁迅传”写作也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七十多年来，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总共有九十多部“鲁迅传”面世。然而，由于我国现代传记学观念与实践起步较晚，尽管“鲁迅传”写作已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就，且在观念、理路上已有了重大突破，但诚如张梦阳在十九年前的认定——“又不能不承认至今仍然没有出现一本与传主鲁迅相称、达到世界传记文学高水准的鲁迅传。”[35]——时至今日，我国的“鲁迅传”写作依然没有出现与司马迁的《史记》、斯特雷奇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茨威格的《三大师》、罗曼•罗兰的《名人传》等世界经典相媲美的传记作品。当前，有关“鲁迅传”写作的基本材料已不是问题——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那一卷卷研究资料已足够支撑传记作家们写出一部“大著”或“巨著”了——那么，什么样的作者才能担此重任呢？笔者认为至少以下几条不可或缺：1.他必须是一个具备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2.他必须是一个人文素养极高，知识结构完备，对鲁迅与“鲁迅学”有精深研究的人[36]；3.他必须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能以文学家的思维与能力，创造性地整合与转换那些卷帙浩繁的材料，并做到化腐朽为神奇；4.他必须是一个在现代传记学理论与实践中有自己独到认识或发现的人。第一项是基本前提；第二项是保证，如若不是“鲁迅通”，即使写出新“鲁迅传”，那也难有超越性；第三项是能力，如果不是“学者+文学家”型的作者，便无从处理那些客观材料（所有鲁迅有关研究资料，包括文字、照片、影像，等等），并从中获得灵感，从而将传主、作者、材料、时代等基本要素融合为一体，既而借助文学性的语言，写活鲁迅形象；第四项是必要条件，若没有起码的传记学理论与实践，“鲁迅传”写作也难有新气象。以前那种把“鲁迅传”写成“资料长编”，或写成“传记”而非“传记+文学”的实践，早是前车之鉴了。在当代中国，同时具备上述四项的作者极其少见。后三项姑且不说，单第一项就已把大部分作者拒之门外了。退一步来看，从“鲁迅传”创作史来看，凡是在当时以及此后持续产生一定影响力的，基本具备前两项标准[37]。再退一步来看，同时具备前三项的，不能说没有，只能说，即使有[38]，其实践也与理想状态相差很大。[39]那么，伟大的“鲁迅传”作家的出现，也只能寄托于将来了。作为“中间物”的“鲁迅传”写作，无论正面的还是反面的经验，都值得细加考究，以警示未来“鲁迅传”写作少走弯路；作为“大著”或“巨著”的“鲁迅传”写作，我们只能寄托于未来。“鲁迅传”写作依然在路上，依然任重而道远！ 

注释:

1张梦阳：《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回顾（一）》 ，《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3期。

2根据日本汲古书院的统计，80年代以前，就有十几部各种样态的鲁迅传记问世。袁韶莹：《战后日本出版的鲁迅传记书目》，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83年第6期。

3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中说：“大半也因为懒惰罢，往往自己宽解，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中间物”一词屡屡出现于鲁迅笔下，是一个带有极强理论色彩和丰富涵义的关键词。与之类似的概念还有“桥梁”，比如：“但祖父子孙，本来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决不是固定不易的。现在的子，便是将来的父，也便是将来的祖。”（《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只将所说所写，作为改革道中的桥梁，或者竟并不想到作为改革道中的桥梁。”（《古书与白话》）关于鲁迅“中间物”思想，已有汪晖、王得后、郜元宝等众多学者从鲁迅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语言观、文艺观等多个角度予以深度研究、阐释，此不赘述。

4曹聚仁：《鲁迅评传》，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61年版，第1页。

5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北京）杏岩书屋1934年版，第288页。

6这些引文见李长之：《鲁迅批判》，北新书局1936年版，第116-119页。

7李长之：《鲁迅批判》，北新书局1936年版，第198页。

8李长之：《鲁迅批判》，北新书局1936年版，第200页。

9李长之：《鲁迅批判》，北新书局1936年版，第203-204页。

10指出鲁迅有“虚无主义”思想；“他不够一个思想家，因为他不够一个思想家所应有的清晰以及在理论上建设的能力”；他也不是杂感家，“因为对鲁迅并不能以杂感家来概括”；将鲁迅精神发展划分为七个阶段，并对每一阶段特质做出论析。

11李长之：《鲁迅批判》，北新书局1936年版，第55页。

12发表于《民讯》第四、五期，仅发表了两章：《家事及早年生活》、《无需学校的学费》。2004年5月，完整版的《鲁迅传》才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13景宋：《鲁迅传序》，见《鲁迅传》，王士菁著，新知书店1948年版。

14曹聚仁：《鲁迅评传》，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61年版，第3页。

15小田岳夫著、范泉译：《鲁迅传》，开明书店1946年版，第2页。

16比如：曹聚仁认为郑著是在侮辱鲁迅，张梦阳认为郑对某些史料的处理“孤陋寡闻，连最起码的资料都没有掌握，就竟然妄作什么传记。然后又道听途说，信口雌黄，谬以千里。”对鲁迅作品的评述则“简陋、浮浅”，在写法上“也是非常简陋，不入堂室的”。（《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回顾（一）》，《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4期）

17郑学稼：《鲁迅正传》，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1954年版，第112页。

18常见的版本主要有三联书店版（195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1958年）、作家出版社版(1962年)。这三个版本在文字及体例方面都不一样。

19广州鲁迅纪念馆等单位合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77年1月版。

20其大众普及版《鲁迅》（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的副标题即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

21比如，1926年，鲁迅离京南下的主因是寻求与许广平的结合，而非剧中共产党人李大钊的政治性动员；1927年，鲁迅离粤赴沪的主因亦出于个人原因，而非剧中共产党人的主使。这种改动显然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22这方面的论述在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中有所涉及，但并未充分展开。直到1993年1月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出版，才标志着这方面的探析有了实质性突破。

23张梦阳：《鲁迅传记历史写作的历史回顾（一）》，《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3期。

24.葛涛：《鲁迅研究著作出版状况的调查与分析（1980—2010）》，《中华读书报》2012年5月16日。特此说明：本文表格中部分数据均采自该文。

25.这一传统上承瞿秋白论断（最早提出鲁迅由“进化论”向“阶级论”转换的思想），下接毛泽东思想（“鲁迅方向”、“三家说”，等等），并在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间，成为主导“鲁传”写作的唯一合法范式。“文革”结束后，该范式遭到质疑、批判，但其基础依然坚实。在80年代，他们依然是“鲁传”写作中一支不可忽视的主力军。

26.比如：朱金顺的《鲁迅演讲资料钩沉》、北京图书馆编的《鲁迅研究资料索引》、薛绥之主编的《鲁迅生平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编的《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1913—1983）》、袁良骏编的《鲁迅研究史》。另外，不少传记作家还亲自参与《鲁迅全传》点校工作，也掌握大量的一手资料。比如朱正。

27.张梦阳：《论七种新版鲁迅传的新进展》，《学习与研究》1984年第11期。

28.历史早已明证，“把鲁迅捧到神庙里去”，或者说，“神化”鲁迅，等于害了鲁迅。后来王朔、冯骥才分别写《我看鲁迅》《鲁迅的功与“过”》，对他们赋予鲁迅的某些“伟大”予以质疑、拆解。同时，一部分青年学者也随之附和，借势攻击鲁迅及那些“造神者”。其实，他们对鲁迅的喜爱或敬佩是一以贯之的，他们质疑的是那个被无限歪曲了的或被符号化了的“鲁迅形象”。

29.这部“鲁传”是在八十年代《民族魂》基础上增删、修订而成，初版11.9万字，修订版13.8万字，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版，为《名家简传书系》之一种。删去“二十八 一份珍贵的情报”，新增第十章“阿Q的诞生”、第十一章“东有启明 西有长庚”、第十九章“景云深处是吾家”、第二十章“妻子 秘书 学生”、第二十一章“两人世界到三口之家”，同时，将“二十六共产党人的朋友和同志 ”改为“第三十一章 共产党人的诤友”，内容也有所变动。新增章节进一步丰富了生活细节，加强了作品分析，特别是对二周失和、鲁迅与许广平婚后生活等方面的考证与分析，颇显功力。

30.这部“鲁传”是在1982年版《鲁迅评传》基础上修订而成，全书68.8万字，1992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该著新增内容约计50多万字，仅保留初版本中的十几万字，近于再创作。主要变化有：注意对鲁迅自身心态的描述；大大强化鲁迅后期的生活、思想和作品（特别是杂文）的记述与评价；对鲁迅的艺术思维和艺术世界做出了精到的分析；对鲁迅和同时代人的关系作出了较为客观的论析。

31.王晓明的《鲁迅传》是一部在中青年读者中产生很大影响的著作。笔者认为，自80年代提出反对“神化”鲁迅、“回到鲁迅”以来，该著堪称是实践最彻底、效果最明显、创新性最超前的一部经典之作。即便在资料使用上，王著也做出了开拓性的示范——不直接引述原文，而是采用整合或转述，并注明出处。这是一种更切近传记文体特质的资料使用方式。张梦阳认为该著“态度新”、“思维新”、“体式新”、“话语新”、“感悟新”。（见张梦阳：《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回顾（五）》，《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7期）

32.这部传记为未完成稿，原作拟写40—50万字，但作者仅写到第十一章，即从鲁迅出生到从日本归来这一阶段的经历。这十一章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5-10期。

33.比如，1981年，陈漱渝等人合编的《鲁迅画传》就颇有代表性。但这类画传仅是个案，属于个别现象。

34.作者在前言中说：“《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选择鲁迅一生的早、中、晚三个点，分为《会稽耻》《野草梦》《怀霜夜》三部曲。是力图全景式地再现鲁迅和他那个时代的长篇文学传记，旨在刻画鲁迅作为中国20世纪最痛苦的灵魂的心灵史，以及他周围各色人物的社会众生相，展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35.张梦阳：《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回顾（六）》，《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8期。

36.我国大部分鲁传作者，也就仅具备这一条的标准，即由于精通“鲁迅”，既而写鲁传。但把这一条做到极致，也能成为优秀传记作家，也能写出备受读者喜爱的优秀鲁传。朱正、陈漱渝、彭定安等可为代表。

37.比如，40年代的许寿裳、60年代的曹聚仁、80年代的林非与刘再复、新世纪以来的林贤治，基本合乎前两项标准。

38.90年代的王晓明和吴俊似展现出了这方面的天赋与可能，只可惜，他们此后不再涉足鲁迅传记，非常可惜。

39.张梦阳的《苦魂三部曲》之所以取得不俗口碑，与对上述四项标准的躬身实践密不可分，但对第四项的探索与实践依然稍显薄弱。另外，“三部曲”长达一百多万字，此前也出现过七八十万字以上的鲁传——比如林贤治的《人间鲁迅》（再版本）86万字、陈平的《鲁迅》90万字，彭定安的《走向鲁迅的世界》近70万字。而一些20万字以内的鲁传——比如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仅17.4万字，陈漱渝的《鲁迅》13.8万字——同样备受读者欢迎。看来，鲁传写得如何，关键不在篇幅有多长，而在如何写、怎么写。当然，张著的确在这方面用力不少，比如采用文学笔法，对某些细节展开适当虚构，等等，但在文体上可探索的空间似乎还没有完全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