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打开一条生路”的另外路径——以朱自清对1940年代新文艺的接受为线索

抗战胜利后，随着西南联大等内迁高校的“复员”，一批原“京派”或接近“京派”的知识分子重又会聚于平津地区，依托《大公报·星期文艺》《益世报·文学周刊》《文学杂志》《文艺复兴》等报纸杂志，一种以“纯正的文学趣味”完成新的文化建设，并由此推动国家重建的意识，似乎成为普遍的共识。1946年10月，杨振声在复员后的《北大文艺》及《大公报·星期评论》上发表的《我们要打开一条生路》，被看作“战后平津文学界建设新文化的第一 声呼喊”1。这一“呼喊”也确实引起广泛共鸣，废名、沈从文、陈衡哲、朱自清、李广田等纷纷撰文回应，就“一条生路”的可能方向、“打开”的方式等问题展开讨论。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回应不只是笼统的表态，而是基于1940年代战时文学与思想的不同脉络，对于“生路”的构想同时也是各自思考的总结，内在分歧自然也是存在的。2在不同的路径构想中，朱自清、李广田的看法比较接近，特别强调“打开”生路的前提，是一种时代意识的获得，即“这是平民世纪”。新文化虽然在时代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但“它的根基得打在平民身上” 3。李广田更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与“民主”乃是今天的文学尺度，文学的“生路”应当打开在这上面，他还谈及当时几种新文艺的样式，如朗诵诗、 漫画、“马凡陀山歌”、《李有才板话》《白毛女》，认为这些作品之所以引发争议，因为这些作品恰好可以看作“打开一条生路”的最初成果。4

在1940年代后期所谓“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的对峙中，朱自清、 李广田对“一条生路”的构想，显然溢出了一般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逻辑，更 为趋近“人民的文学”的立场，代表了“天地玄黄”时刻北方教授群体之中的“进步”路向。但在朱自清这里，“进步”并不一定表现为时代意识的跃进，相比闻一多、吴晗、李广田等友人，他的脚步略显迟缓、沉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得慢慢来”5。对于这种“得慢慢来”的态度，冯雪峰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缺乏“革命的阶级立场”是朱自清“前进途中感到困难的主要原因”。在历史内部各种阶级关系复杂纠葛、思想文化上又有重重牵绊的状况下，这种前进恰恰由于极其艰苦，也才显出“特别可贵的意义” 6。无论是 “慢慢来”，还是转换之“艰苦”，自然与朱自清内敛、低调的个性相关，但从根本上说，意味了新的时代感受与认知翻转，是交错延伸于原有的文学及社会理解脉络之中的。一方面，正如友人和学生反复讨论到的，在历史演变的纵深脉络中，探讨文学或批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他们的史迹” 7，这一方法贯穿了朱自清的学术及文艺批评实践。他在1940年代后期讨 论“文学标准与尺度”的变迁、强调“雅俗共赏”的立场，也都是着眼于中国诗文传统、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内部演进，一切“其来有自”又“自然顺势”。另一方面，置身于抗战前后急骤变动的历史状况中，“一条生路”的浮现及不断清晰化，离不开时代感知的激荡，包括李广田提及的“朗诵诗”、“山歌”、赵树理的小说等新文艺作品，也构成了直接冲击，催化了其文学认知的调整、深化。因而，如果将朱自清当成一个“读者”，考察他对1940年代新文艺的阅读、接受，或许能提供一个特别的视角，帮助我们进入1940年代后期的具体语境，更真切地把握“一条生路”构想背后的问题框架、所依托的个体感知状况，以及其内在张力与尚未展开的面向。

一

自1946年10月“复员”北平到1948年8月去世，这不到两年的短短时间，是朱自清文学批评（研究）的收获期，相继出版《诗言志辨》《新诗杂话》《标准与尺度》《语文拾零》《论雅俗共赏》多本著述。其中，出版于1947年12月的《新诗杂话》，实际于三年前就已编定8，集中主要收录了朱自清抗战时期写下的批评文字，是他多年来有关新诗发展趋势思考的一次总结。1944年10月所作序言中，他对这一组“诗话”的写作缘起，有如下说明：

远在民国二十五年，我曾经写过两篇《新诗杂话》，发表在二十六年一 月《文学》的《新诗专号》上。后来抗战了，跟着学校到湖南，到云南，很少机会读到新诗，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三十年在成都遇见厉歌天先生，他搜集的现代文艺作品和杂志很多。那时我在休假，比较闲些，厉先生让我读到一些新诗，重新引起我的兴味。秋天经过叙永到昆明，又遇见李广田先生；他是一位研究现代文艺的作家，几次谈话给了我许多益处，特别是关于新诗。于是到昆明后就写出了第三篇《新诗杂话》，本书中题为《抗战与诗》。那时李先生也来了昆明，他鼓励我多写这种“杂话”。……感谢厉先生和李先生，不是他们的引导，我也不会写出这书。9

1941年年底，在联大叙永分校任教的李广田迁往昆明总校，后来与朱自清一直来往密切。《新诗杂话》中的大部分文章，确实写于1942年至1943年，仅有两篇《新诗的进步》与《解诗》写于战前。其中，《解诗》一篇通过细读林徽因、卞之琳的诗作，回应了1930年代中期新诗“看不懂”的争议，开启了他著名的“解诗学”实践。10这一努力自然延续到了战后，按照序言中的说法，十五篇“杂话”“多半在‘解诗’，因为作者相信意义的分析是欣赏的基础”，较为著名的如《诗与感觉》《诗与哲理》两篇对卞之琳《十年诗草》、 冯至《十四行集》等复杂精微之作的分析。但在“解诗”的努力之外，诸篇 “杂话”的另外一个问题线索，是探讨抗战前后新诗的整体性、结构性转变， 如从“纯诗化”走向“散文化”的趋势、“大众的发现”与“内地的发现”、 “现代史诗”的构想、“民族形式”采用的评价等。这些思考无不源自对抗战时期新诗作品的有限阅读。

事实上，在抗战初期的迁徙、流转中，置身西南联大的学院空间，朱自清对最新的抗战文艺一度并不十分了解，即如他自己所说：“很少机会读到新诗，也就没什么可说的。”1938年12月，途经昆明的茅盾在与西南联大几位老朋友（顾颉刚、朱自清、吴晗、闻一多）聚会时，也发现这些“外来户”与当地文化界联系不多，很少参加“文协”的活动，对于抗战文艺运动中的问题，虽然也很关注，“只是自己没有参加进去，取了旁观的态度”11。朱自清在日记中一般会对自己平日的阅读和写作，有比较细致的记录。查朱自清1938年至1941年的日记，确实能发现在此一阶段，他对抗战文艺作品的直接阅读十分稀少，甚或全无，虽然一旦接触到抗战文艺的理论动态，他也有极强的认知 兴趣，会详细记录下自己的心得。12在《新诗杂话·序》中，朱自清提到厉歌天、李广田对他的引导作用，这与他1940—1941年在成都的休假经历有关。

1940年下半年起，朱自清离开昆明赴成都休假，这期间与叶圣陶合作编写 《精读指导举隅》等国文教学读物。1941年8月，时任“文协”成都分会理事的 厉歌天，邀请朱自清为“文协”分会主持的暑期文学研究会演讲，由此和朱自清相识。后来厉歌天回忆，当时到朱自清住所拜访，原以为说几句话就走：

可是朱先生很亲热地留住我，问问我这问问我那，问我最近都看了些什么新刊物新书籍，同我谈了很久的时间。……（后来）我曾有好几次去拜访他，同时给他送去一些新出版的杂志、诗刊和诗集，并且常常请教他一些新诗方面的问题。13

从厉歌天这里，朱自清借得一批“新出版的杂志、诗刊和诗集”。在稍后写给厉歌天的信中，他还具体谈了读后的观感，以《诗创作》上郑思的诗作、 臧克家的《淮上吟》、柯仲平的《平汉路上工人破坏大队的产生》为例，就诗歌的比喻与组织、朗诵诗所需要的“音节”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还感叹说 “可惜艾青先生的作品还没读到，将来总要找一本看看，他的著名的作品是哪 一篇？”14应该在不久之后，朱自清便读到了艾青的诗作。在从成都返回昆明的途中，朱自清与在叙永任教的李广田曾多次讨论“抗战文艺，尤其是抗战诗”，二人相谈甚欢，这也直接“引起他写《新诗杂话》的兴致”15 。回到昆明后完成的第一篇“新诗杂话”，就专门谈到艾青的《火把》《向太阳》，以及卞之琳的《慰劳信集》、老舍的《剑北篇》、柯仲平的《平汉路上工人破坏大队的产生》、臧克家的《淮上吟》等。在后续的“杂话”中，他反复提到的战时诗作， 不外上面提到的这几首，其中大部分或许借阅自厉歌天、李广田等友人。

朱自清对战时新诗的接受，应该不十分全面，但就在有限的阅读中，他 还是精准把握到抗战时期新诗的演进趋势，非常耐心地辨析朗诵诗、长篇叙事诗、新诗民间化在形式上的得失，态度开放又审慎。比如，对于新诗取法“歌 谣”的方案，他在战前一直不怎么看好，认为歌谣作为“真诗”，即便有自 然、真切、流利的好处，但在他看来“真”不一定就是最高标准，“大约歌谣的‘风格与方法’不足以表现现代人的情思，所以新诗人并不去参考它们而创 作”16。大概是受了“民族形式”讨论的影响，在“新诗杂话”中，这一态度有所调整。他开始思考新诗民间化的可能，提出歌谣及民间文艺的“复沓”与 “铺叙”，会有助于诗的普及（《抗战与诗》）。然而，这种接纳不是笼统的、无条件的。一方面，他依旧强调新诗“欧化”或现代化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提出“新诗虽不必取法于歌谣，却也不妨取法于歌谣”17，非常具体地分析了“童谣”“山歌”“俗曲”的不同可能性，对于老舍、柯仲平取法唱本或俗曲的长篇叙事诗在音节、表现上的不足，也提出了批评。

有关歌谣的讨论，在“新诗杂话”中不是孤例，其他大部分“杂话”，都会采用一种历史回溯的策略，在新诗自身或他自己原本关注的问题脉络之中， 来接纳、消化战时新诗的诸多新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新诗散文化方向的一贯强调。实际上，自文学批评的早期实践开始，朱自清对于现代的“纯文学”观念，就一直持某种检讨、反省的态度，原因在于他认为“现代”是一个散文的时代，“诗”的散文化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他在课堂及研究中，对于“宋诗”或“以文为诗”这个脉络的关注，就与这一历史化的文学观念内在相关。他在1940年年初翻译的美国诗人阿奇保德·麦克里希的文章《诗与公众世界》中提出的问题，即私人情感、经验在现代历史中不断公共化、政治化的趋向，或许可以读作是整本《新诗杂话》的核心议题。

在麦克里希看来，在过去的年代，“诗”所代表的“强烈的私人生活”与 “政治改革”代表的“强烈的公众生活”，维持了一种相互区隔的和平局势， 但“一战”以来急骤的社会变化，却使得“我们同在的公众世界已经‘变成’ 私有世界了，私有世界已经变成公众的了”。18对于这一判断，朱自清似乎有强烈的认同，多次在文章中引用其中的说法，在“抗战”这一更大的散文化语境，他时刻留意的，也是“个人的心”与“群众的心”激荡中产生的新诗乃至 新文艺的可能。在《抗战与诗》《爱国诗》《诗与建国》等“杂话”中，他讨论“内地的发现”“大众的发现”之意义，检讨新诗之中国家意识的缺失，构想一种歌咏大规模现代化、工业化建设的“现代史诗”，都不外在于这一整体的问题框架。在同一时期的文章和演讲中，他还不断谈及新闻、报纸、广播等新的媒介，鼓励有志从事文学的青年，从“纯文学”走向更为宽广的“杂文学”的路，投身于新兴的报纸新闻写作中。19他甚至提出“集纳化”（新闻报纸事业），能打通层层壁垒、集中民众的意志和力量，应该是建设“新中国” 不可或缺的一条路径。20

简言之，在抗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语境中，随着文学生产、传播方式的转变，以及作家经验空间的拓展，新文学如何在一个“公众世界”中重构自身的功能和形式，这似乎是朱自清抗战时期文学感知的一条主线。1946年12月，在回应“打开一条生路”的呼吁时，他再一次引述了麦克里希的文章，并列举了“生路”显现的迹象：“农业的内地”的发现、“小公务员”等群体的发现，以及文艺与报章文体的彼此交融。21不难看出，在刚刚复员北平、文化建设正在启动的时刻，朱自清对“生路”的构想，仍立足于抗战时期的文学感知，形成于“诗与公众世界”这一问题意识的延长线上。

二

在《诗与公众世界》中，谈及“私人世界”与“公众世界”的相互贯穿， 麦克里希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在这时代，公众生活冲过了私有的生命的堤防，像春潮时海水冲进了淡水池塘将一切都弄咸了一样。”借助潮水泛滥的形象，麦克里希渲染了“公众世界”对个人身心感受的冲击。同样，朱自清对这 一问题的敏感，也并非抽象地生成于文学思考的内部，或者说，他对战时新诗、新文艺的接受，不只发生在纸面上、封闭的室内，以及与友人的交谈中。置身“民主运动”的现场、新文艺活动的现场，直接感受“公众世界”之春潮激荡，也是一种相当重要的接受方式。

自1944年起，大后方的“民主运动”蓬勃兴起，被称为“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以及复员后的平津高校，都是直接的策源地。自1944年“五四”纪念到 1945年的“一二·一运动”，持续不断群体性活动，对联大的整体氛围及师生心理，形成一种强劲的扰动和组织。与“民主运动”相配合，还有频繁举办的文艺晚会、讨论会、朗诵会，这些“运动”“活动”自然也持续到复员北平之后。与许多联大教授一样，朱自清多次亲身参与这些公共性的集会、晚会，也不时会在日记中记录现场的感受：

1944年5月8日，参加国文学会主办的“五四”文艺晚会。晚会在联 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举行，“几千人席地而坐”，闻一多、杨振声、冯至、罗常培、朱自清、李广田、沈从文等十位教授演讲。22朱自清的讲题为“新文艺中散文的收获”，他在日记中写道：“冯与李讲得很好。我的讲话一点也不全面。一多讲文学遗产，语调激昂，但听众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热烈。他的有些话似乎太过分。”23

1945年5月2日，参加联大新诗社举办的“诗歌朗诵晚会”，并与闻一多、光未然、何孝达、吕剑等一起登台朗诵。闻一多朗诵的艾青《大堰 河》，给朱自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在《论朗诵诗》一文中对此有专门的讨论。24

1945年6月16日，赴五华中学参加诗歌朗诵会，“光未然读其妹之诗作《我们是老百姓的女儿》。闻以为此乃联大朗诵会中成功之作。我试读了达文波特《我的故乡》译文。据说比上次好”。25

1946年5月3日，赴云南大学出席文协昆明分会和昆明学联举办的文艺晚会，晚会的总题目为“人民文艺的道路”，楚图南、李广田、朱自清、 李何林、闻一多等发表演说，朱自清讲的是“关于夏丏尊先生”。26

1947年4月9日，出席清华新诗分社的“诗与歌”晚会，并作“闻一多先生与诗”的讲演。27

1947年5月1日，出席清华“五四”文艺晚会，作“五四时代的文艺”讲演，并“听《黄河大合唱》”。28

……

在这些此起彼伏、持续不断的晚会、朗诵会上，朱自清不仅发表演讲，现场感受朗诵诗、大合唱的冲击力、感染力，有时也会登台朗诵、参与表演，这本身就是一种“个人的心”和“群众的心”的激荡方式。

经常为人提及的，还有他多次在晚会上扭秧歌的经历，如1947年10月24日日记所记：“晚参加中国文学会之迎新会，学扭秧歌。晚会甚有趣。”291948 年1月1日，他出席中文系新年晚会，再一次加入学生的行列，扭起了秧歌。据学生回忆：“同学们给他化了装，穿上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他愉快地兴奋地和同学们扭在一个行列里，而且扭得最认真。他这种精 神使许多师生受了感动。”30秧歌作为延安群众文艺的代表性方式，在抗战胜利前已传到大后方，左翼文化人士在欣赏的同时，时常会上场参与，因为“扭 不扭秧歌、会不会扭秧歌不再仅仅是娱乐问题，也是一种政治态度”31。在学生及友人的回忆中，新年晚会上的“秧歌”事件，具有某种标志性的意义，如吴晗所言：“这一年他五十一岁了，一辈子严肃认真、不苟言笑的朱自清先生，到了生命结束的前夕，不但思想变了，感情也变了”，“他走在时代的前面，和青年人肩并肩，走得并不慢”。32

从个人气质上看，朱自清属于过度焦虑的类型，在繁重的学术及教学压力下，加上胃病时时发作，常年处于精神紧张、疲惫的状态。参加“秧歌舞”一类的文娱活动，既是一种“前进”的表态，也能带来一时的身心敞开、放松，但这是否意味着朱自清就“走在时代前面”、完成思想与感情的重造，其实是可以讨论的。实际上，面对不断高涨的学生运动，在为年轻人的热情所牵引的同时，习惯了“慢慢地走”的他，时常会感觉困惑、苦恼。包括“扭秧歌”的活动，偶一为之，颇感有趣，但太多了也会不堪其扰。33但“现场”的感受与参与，身心的贯通与谐振，无疑会为认知带来新的层次。他对朗诵诗的评价与阐释，就是可以讨论的一例。

对于新诗的“朗诵”或“诵读”问题，朱自清一直有持续的关注，1930年代中期也曾是朱光潜发起的“读诗会”的常客。当时，众多京派作家、教授 定期会聚于朱光潜北海后门的家中，“兴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诗在诵读上，有多少成功可能？”34抗战时期，“朗诵诗”的兴盛也带动了他的进一步 思考，先后撰写《谈诗歌朗诵》（1939年）、《论朗读》（1941年）、《朗读 与诗》（1943年）、《美国的朗诵诗》（1945年）等文。其中《朗读与诗》， 收入《新诗杂话》中，在动笔写这篇文章之前，他还集中阅读了徐迟的《诗歌朗诵手册》《高兰朗诵诗集》、何其芳《夜歌和白天的歌》、臧克家《泥土之歌》、洪深《戏的念词和诗的朗诵》等与“朗诵诗”相关的作品和理论。35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朱自清似乎没有机会亲临诗歌朗诵的现场，他更多通过纸 面的阅读，或者说以“看”而非“听”的方式，来接近“朗诵诗”的。在1942年8月的《论朗读》中，就有这样一段自述：

作者还没有机会参加过这一类朗诵会，但曾请老舍先生读过《剑北篇》的一段和《大地龙蛇》里那段押韵的对话。听的所得比看的所得多而且好。特别是在看的时候总觉得那些韵脚太显著，仿佛凸出纸面上似的刺眼，可是听的时候只觉得和谐，韵脚都融化在句子里好像没有了一般。36

所谓“听的所得比看的所得多而且好”，朱自清似乎明了“听”比起 “看”，是“朗诵诗”更为正确的打开方式，只是他一时还缺少这样的机会。与此不无关联，他这个阶段对于“朗诵诗”的讨论，大致还是延续了1930年代 京派圈子里有关新诗“诵读”的理解思路，比如，区分“诵”与“读”，强调在现代的散文时代，新诗应该基于一种口语的节奏，“新诗不要唱，不要吟，它的生命在朗读”，要以“上口”为标准。从某个角度看，朱自清此一时期还未挣脱固有的逻辑，即在新诗自身音节、形式的问题脉络中看待“朗诵诗”的可能。在他眼中，“朗诵诗”只是新诗之中一种特定类型，且不能将新诗一概朗诵化，因为在“文化的进展”中“还有些复杂精细的表现，原不是一听就懂的。这种诗文也有它们存在的理由”。37他的这些看法，为“看”的诗、复杂精细乃至晦涩的诗留出了空间，但仅仅在新诗内部来理解“朗诵诗”，也会限制他对这一新文艺实践功能、位置的理解。

在抗战时期兴起的“朗诵诗”，不同于战前文人圈子里进行的新诗“诵读”实验，结合戏剧、表演、舞台的因素，是一种全新的文化政治动员方式。正如上文所列举的，配合“民主运动”的展开，1944年之后西南联大校园里各种集会、晚会、文艺会连续不断，在这些群体性的活动中，朗诵诗也是一个不 可或缺的“节目”。曾和朱自清一起登台朗诵的光未然，当时在昆明经常参加此类民主集会，并为此创作了一批政治讽刺诗。朱自清后来回忆，“往往在 开会的前一天，闻先生（闻一多）写封信来，或者亲自来到我住的小楼上，笑着督促我：‘怎么样？明天的会很重要啊！来一段吧！’”38 在这样的氛围中，朱自清多次现场感受“朗诵诗”的冲击力，还亲自尝试在大庭广众中“朗诵”。在1947年8月所作《论朗诵诗》中，他便讲述了自己感知的变化，特别提 及1945年5月2日参加联大新诗社举办的“诗歌朗诵晚会”的经验：

笔者过去也怀疑朗诵诗，觉得看来不是诗，至少不像诗，不像我们读 过的那些诗，……它看来往往只是一些抽象的道理，就是有些形象，也不 够说是形象化；这只是宣传的工具，而不是本身完整的艺术品。照传统的看法，这的确不能算是诗。可是参加了几回朗诵会，听了许多朗诵，开始觉得听来的诗歌跟看来的诗歌确有不同之处；……笔者这里想到的是艾青先生的《大堰河》（他的乳母的名字）；自己多年前看过这首诗，并没有 注意它，可是在三十四年昆明西南联大的五四周朗诵晚会上听到闻一多先生朗诵这首诗，从他的抑扬顿挫里体会了那深刻的情调，一种对于母性的不幸的人的爱。会场里上千的听众也都体会到这种情调，从当场热烈的掌声以及笔者后来跟在场的人的讨论可以证实。39

“朗诵诗”看来不像诗，或者说不是一般的传统的诗，它只有在朗诵中才能完整、在朗诵中才能实现，这种感知的转变，自然也促生了新的问题视野。“复员”北平之后，朱自清有关诗歌朗诵的文字，也逐渐挣脱了1930年代新诗 “诵读”讨论的逻辑，尝试在一个更开阔、也更具整体感的视野中，来把握 “朗诵诗”的功能、位置。如对抗战前后诗歌朗诵的不同，他也有了更明确的说明：在战前，“那时似乎是注意诗歌的音节的试验”，“这种朗诵运动为的要给白话诗建立起新的格调”；而战后的朗诵诗运动，“目的扩大得多”，可以起到宣传、教育，尤其是团结的作用，“边诵边表情，边动作，又是带有戏剧性的”。40刚才提到的《论朗诵诗》一篇，更是1940年代“朗诵诗”运动的 一篇具有总结性质的文献，在论述朗诵诗的群体性、戏剧性和政治功能之外， 此文还接续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要把诗做得不像诗”的思路，引述马雅可夫斯基的主张，进一步将朗诵诗定义为“行动的诗”，一种“新诗中 的新诗”——“它活在行动里，在行动里完整，在行动里完成。这也是朗诵诗 之所以为新诗中的新诗”41。从“看”的诗、“读”的诗，到“听”的、在朗诵中完成的诗，再到“在行动里完成”的诗，朱自清对朗诵诗的关切看似连贯如一，其实包含了如此不同的阶段和层次。在渐次展开的“民主运动”中， “个人的心”与“群众的心”之间的真实激荡，也让他跃出以往的认知模式， 得以在一个更扩大的文化政治空间去想象新诗的未来。

三

抗战胜利前后，延安及解放区的新文艺，如赵树理的小说、《白毛女》、 《黄河大合唱》、“秧歌剧”等，通过不同的渠道传播到了解放区以外，让国统区的读者、观众、知识分子有了接触、体验这些新文艺的机会。同时，国统区兴起的一些新文艺，如风行一时的“马凡陀山歌”，也引起极大的关注和争议。这都为辨析文艺的历史动向、抑或构想“一条生路”提供了契机。据朱自清的日记，他在1947年上半年，比较集中阅读了这些最新的文艺：1947年2月2日，他在日记里写道：“晚阅读，深感落伍。”究竟读到了什么，让他有此感慨，不得而知；但2月15日，他“读完《板话》及《马凡陀山歌》”；3月17 日，“读《白毛女》（贺敬之、丁一、王斌）”；3月28日，“读完赵树理的 《李家庄的变迁》，这是一种新体裁的小说”。到了5月，他又在北大文艺晚 会上听到了《黄河大合唱》，与他过从甚密的学生朱谷怀与何孝达，还“借给书籍多册，多系胡风的评论”42。与上述阅读交替相伴，在1947年连续写出了 《文学的标准与尺度》《论通俗化》《论严肃》《论标语口号》等一系列重要 论文，有关“一条生路”的构想也似乎有了新的幅面。

如果说“复员”之初，朱自清对“打开一条生路”的回应，还是延续了抗战时期有关“诗与公众世界”之关系的考察，那么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结合对 新文艺的阅读，他更明确表达了变动时代一种文化重造的自觉。在《文学的标准与尺度》中，从传统的“儒雅风流”到五四时代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他 梳理了文学的“标准或尺度”演进的历史，进而提出：在抗战胜利之后的“动 乱时代”，民主运动在发展，由此“‘民主’成了广大应用的尺度，文学也在其中。这时候知识阶级渐渐走近了民众。‘人道主义’那个尺度变质为‘社会主义’的尺度”。43李广田后来正是引述了这一判断，将这种尺度的变更理解 为“打开一条生路”的前提。在这种全新的“民主”视野中，对于当时新的 文艺动向，他也保持了强烈的认知兴趣。比如，在集体的行动与表现里，他将 “标语口号”作为一种特殊文体去分析，强调其现实性、迫切性，而大家之所 以会厌弃“标语口号”，恰恰是因为某些标语口号失去了“修辞立诚”的所谓 “标语口号性”44 。再比如，“百读不厌”向来是文学评价的一个标准，他却将此标准相对化了，认为当“意义和使命压下了趣味，认识和行动压下了快 感”，“百读不厌”便不能成为主要的标准了。45 这些论述都体现了一种突破常识、通达自如的阐释活力。与此相关的是，在“新诗杂话”等论述中，他不 断重申的文学现代化立场，在这一阶段也有所修正，指向了民主时代打破社会等级之后普遍的文化政治参与，即“所谓现代的立场，按我的了解，可以说就是 ‘雅俗共赏’的立场，也可以说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场，也可以说是近于人民 的立场”46 。

在这些新的论述形成过程中，他所阅读、接触的新文艺作品，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参照和启发作用。像对“标语口号”的分析，灵感很有可能就来自与学生有关此类作品的互动讨论。47对赵树理的小说，朱自清更为青睐，他对“百读不厌”的重释，就源自一次讨论会上有位青年读者对《李有才板话》的评价。在《论通俗化》中，他对《李有才板话》《李家庄变迁》，也有过简短却不失精当的评论，比如认为“板话”不简单是旧的民间形式，旧瓶中已装了新酒，赵树理采用“改变中的农民的活的口语”，体现了人民的觉醒；而《李家庄的变迁》故事复杂，却能灵活运用民族形式，文体和语言“庄重，简明，不啰唆”，“的确是在结束通俗化而开始了大众化”。48所谓“通俗化”与“大 众化”，是朱自清一种特别的区分：“通俗化”还有雅俗之别，而“大众化” 则指向一种全新的“民主文化”的创制。这不是单向的俯就、启蒙、动员，而 是双向的改造、新生；目标并非“二元”的沟通，更是知识分子与民众“打一片”，构造“一元”的公共性，用他的话来说，“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 只有‘共赏’的局面”49。可以比较的是，对于何达、朱谷怀极力推荐的胡风，朱自清却有相当的距离感。虽然在日记和书信中也表示可以理解，但评价并不很高。50除了代际感受、个人性情方面的原因，大概在朱自清眼里，胡风 一系对主观精神的强调，还是依托于“个人主义”“欧化”的尺度，而他所期 待的文学“生路”，需要在另外的“民主”方向上打开。

在1940年代后期的言论空间里，“民主”似乎是一个最大的“公约数”，不同党派、群体的理解却大相径庭，其意涵也散播于经济、政治、社会，以及 所谓“文化模式”“意识状态”等诸多层面。在这里，袁可嘉有关“诗与民 主”的论述，或许可以作为某种参照引入讨论。众所周知，袁可嘉1940年代后 期的“新诗现代化”论述，被看作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一次理论总结，而他更具原创性的做法，是将瑞恰慈“最大量意识状态”之说，转置于“民主文 化”的理解中：既然“人生价值的高低完全由它协调不同质量的冲动的能力而 决定”51，那么“民主文化”的真谛也就在于“从不同中求得和谐”。因而， “写一首我所谓现代化的好诗不仅需植基于民主的习惯，民主的意识……而且本身创造了民主的价值”52 。这种以“文学”形塑“意识”并最终影响“政治”的思路，与沈从文等人提出的“文化建国”方案颇多呼应，其实也代表了后期京派知识分子对“一条生路”的主动构想。53

有意味的是，对于瑞恰慈的批评理论，朱自清并不陌生，多年来一直持续阅读，甚至也有十分精深的体认。但在“民主文化”理解上，他的思路却 与袁可嘉的迥异。简言之，袁可嘉关注的重点，是现代社会内在差异性、矛盾性的包容协调，即“不同中求和谐”，其中不乏自由主义的精英色彩；而在朱自清这里，“民主文化”则指向固有文化体制的打破、普通民众的文化政治参与，使文学获得“生活的高度深度或广度”，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种全新的文化公共性。事实上，对于所谓“新诗中的新诗”，即1940年代后期新兴的文艺形式，袁可嘉不是没有感知。如《新诗戏剧化》一文在阐述“戏剧化”创作方法时，最后也谈及朗诵诗、秧歌舞，认为“朗诵诗与秧歌舞应该是很好的诗戏剧化的开始；二者都很接近戏剧和舞蹈，都显然注重动的戏剧的效果”。虽然从“反感伤”的角度，他还是批评这一类文艺“太迷信热情的一览无余”，但也意识到问题并不简单——“这问题显然不是单纯的文学问题，我还得仔细想过，以后有机会再作讨论”。显然，如何扩充“民主诗学”，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和历史行动中，去把握这些新的文艺、新的感知模式，这是袁可嘉当时尚未及思考的问题。54

当然，对于来自延安及解放区的新文艺，国统区的作家、批评家最初的反应，往往集中于“板话”“秧歌”自然质朴的活力，不一定能准确把握“讲话”确立的延安文艺逻辑。55同样，置身于北平的学院空间中，没有具体的生产斗争知识，朱自清自然也缺乏革命的、阶级论的认识装置，“他的长处或许 也就是他的短处”，正如冯雪峰指出的:“朱先生还只从时代推移的表面的征候去说明文艺的现象，而没有从社会和社会思想于阶级对立的根源去分别文艺派别和文艺现象的根本意义。”56比如，在《论雅俗共赏》《论严肃》等文章中，他也提及的“人民性”问题，但他对“人民性”的理解，还是更多与雅俗共赏的文化理想相关，针对知识分子自身意识状况的开放。“人民”只是作为普通人、常人看待，没有理解其内在的政治意涵。在“标准与尺度”的翻转 中，他也试图保持某种论述的弹性，维护“群众的心”与“个人的心”之间的 平衡，这也招致了激进左翼批评家的责难。57 然而，换个角度看，或许正是因 为“执滞”于自身的问题脉络，滑行于激烈斗争的现实之表面，对于“人民性”基于常识的理解，也包含了一份特殊的敏感。

在1947年8月的《论朗诵诗》一文结尾，朱自清提到“北大那回诗歌晚会散场之后”一位朋友和他的讨论。那位朋友认为朗诵诗只是当前时代需要的诗，“不像别种诗可以永久存在下去”。借用郭沫若评价“讲话”的措辞，在这位朋友看来，朗诵诗只是一种“权”，而非诗歌之“经”，这种理解方式在当时的自由知识分子中或许并不鲜见。1947年7月，袁可嘉在《大公报·星期文艺》上发表《“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从分析比较寻修正，求和谐》，就试图将“人民的文学”理解为“人的文学”的一个阶段、一个支流 （“终必在‘人的文学’的传统里溶化消解”），以此求得和谐，回应1940年代新兴的人民的文艺的挑战。58朱自清不同意这个看法，他再一次援引了麦克里希有关“私有世界”与“公众世界”的观点，提出：

笔者却以为配合着工业化，生活的集体化恐怕是自然的趋势。……集体化似乎不会限于这个动乱的时代，这种趋势将要延续下去，发展下去， 虽然在各时代各地域的方式也许不一样。那么，朗诵诗也会跟着延续下去，发展下去，存在下去，——正和杂文一样。59

显然，在朱自清这里，“朗诵诗”不是一种特定时期的“权变”，而是现代社会工业化、组织化（集体化）之后的必然产物。他所关注的重点，也不仅是 “朗诵诗”的前途，更是扬弃“私人”与“公众”之别后，某种整体性文化重造的前景。联系这个阶段的其他论述，如“正和杂文一样”所暗示的，除了“雅俗 共赏”的局面，这种重造也涉及不同文艺形式、不同媒介的生成与碰撞，如朗诵诗、杂文、新闻、秧歌剧、山歌、“板话”等，都兴起于抗战动员、民主运动的浪潮中，它们彼此联动又可保持独立，无不具有一种全新的“公共性”特征。朱自清似乎热烈关注着这些新文体、新形式的涌现，他的不断论说，不过是反复表达对这一“历史动向”的理解以及对未来“生路”的迫切想象。

从这个角度看，在1940年代后期所谓“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的对峙中，可能存在了更为丰富的光谱。不同于“五四”以来“个人之发现”的新文学，也有别于乡村革命中产生的解放区文艺，朱自清、李广田等基于“民主时代”文化公共性的构想，作为一条可能的“生路”，可否单独成立，指 向“人民的文学”的另一种形态60，抑或只是“人的文学”向“人民的文学” 趋近的产物？其中尚有哪些可待展开的面向？这些问题大概都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注释

1段美乔：《投岩麝退香——论1946—1948年平津地区“新写作”文学思潮》，秀威资 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74页。

2比如，废名在1946年11月1日《大公报·星期文艺》发表《响应“打开一条生路”》， 提出“一条生路”要寄托在民族精神的发扬上，而孔子之道就是民族精神的代表，这显然与他战时在故乡黄梅生活期间的思考相关。对于废名的这个提法，李广田提出了批评，认为今天要为新文学打开一条生路，“如果不能给以新的意义”，就不必借用古人的话，“以免给人以错误的观念”。黎地（李广田）：《论怎样打开一条生 路》，1947年5月4日《大公报·星期文艺》。

3 21朱自清：《什么是文学的“生路”？》，《标准与尺度》，文光书店1948年版，第71、 72～75页。

4黎地（李广田）：《论怎样打开一条生路》，《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年5月4日。

51948年7月23日，朱自清参加《中建》杂志组织的“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座谈会，在发言中谈及知识分子改造的不容易，说道“所以我对学生说，要教育我们得慢慢地来”。《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本刊座谈记录）》，《中建》第3卷第5期，1948年8月5日。

6 56冯雪峰：《悼朱自清先生》，朱金顺编《朱自清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8，第87～88、239页及第238页。

7王瑶：《纪念朱自清》，朱金顺编《朱自清研究资料》，第33页。

8依照李广田的说法，此书编订交给书店后，便如石沉大海，甚至一段传说书稿已被遗失，朱自清为此颇为伤心，不料三年后此书竟然出版，这让他喜出望外。（李广田：《最完整的人格——哀念朱自清先生》，《观察》第5卷第2期，1948年9月4日）

9朱自清：《新诗杂话·序》，《新诗杂话》，第3～4页，作家书屋1947年版。

10这两篇“新诗杂话”分别为《新诗的进步》《比喻与组织》，发表于《文学》第8卷第 1号，1937年1月1日。第二篇在收入《新诗杂话》时，标题改为“解诗”。

11茅盾：《我所走过的道路》（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7～88页。

121939年1月2日，茅盾在文协云南分会发表演讲，介绍抗战文艺的基本脉络，朱自清担任主持，在当天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演讲设计的四方面问题，包括：1．战时文学的质量 和数量。2．文学的大众化。3．读诗运动。4．活报剧。1940年2月8日，他在日记中记 下了读《大公报》上《民族形式之讨论》一文后的心得，分析了语言“欧化”与“通 俗化”的辩证关系。参见《朱自清全集》第10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 82～83页。

13牧野（厉歌天）：《朱自清先生谈诗片段》，《文讯》第9卷第3期《朱自清先生追念 特辑》，1948年9月15日。

14朱自清：《关于诗的比喻和组织——致厉歌天》（1941年9月2日），《朱自清全集》 第1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217页。

15李广田：《朱自清先生》，《李广田全集》第5卷，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177页。

16朱自清：《歌谣与诗》，《歌谣》第3卷第1期，1937年4月3日。

17朱自清：《真诗》，《新诗杂话》，第126页。

181940年1月12日，朱自清在日记里写道：“读几种杂志的文章，《大西洋》月刊内《诗 与公众世界》尤为有趣，打算把这篇翻译出来。”这篇文章译出后发表于香港《大公 报·文艺》，作为附录收入《新诗杂话》中，引文见第170页。

19朱自清：《文学与新闻》，《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27页。

20朱自清：《新中国在望中》，《朱自清全集》第4卷，第436页。

22该晚会本由联大《文艺》壁报社发起，在5月4日举行，后因现场秩序混乱，延至8日改由国文学会主办，参见张源潜《回忆联大文艺社》，《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67～371页。

23 25 29 42《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290，351，476，442、444、448、449、452、456页。

24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42～843页。

26《闻一多年谱长编》，第1015页；姜建、吴为公著：《朱自清年谱》，光明日报出版 社2012年版，第260页。

27姜建、吴为公著：《朱自清年谱》，第276页。

28《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453页。朱自清将此事记入5月2日日记，应为误记或补记， 参见《朱自清年谱》，第277页。

30柏生：《纪念朱自清师逝世二周年》，《人民日报·人民文艺》1950年8月13日；引自 《朱自清年谱》，第293页。

31参见刘奎《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 368～372页。

32吴晗：《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朱金顺编《朱自清研究资料》，第59页。

331948年4月8日晚，朱自清与冯友兰等受邀参加学生集会，他在日记中写下：“他们还请我们在临时搭起的台上扭秧歌。大众的压力确实不得了，使我整晚上感到不安。” 《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501页。

34沈从文：《谈朗诵诗》，《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47页。

35参见朱自清1943年11月2日、5日、12日日记，《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266～267页。

36朱自清：《论朗诵诗》，《国文杂志》第1卷第3期，1942年11月15日。

37朱自清：《朗读与诗》，《新诗杂话》，第133～137页。

38光未然：《五月花·后记》，《五月花》，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第178页。

39 41 59朱自清：《论朗诵诗》，《论雅俗共赏》，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34～35、37、 42～43页。

40朱自清：《论朗诵诗》，《标准与尺度》，第97～98页。43朱自清：《文学的标准与尺度》，《标准与尺度》，第31页。

44朱自清：《论标语口号》，《标准与尺度》，第48页。

45朱自清：《论百读不厌》，《论雅俗共赏》，第13页。

46朱自清：《论雅俗共赏·序》，《论雅俗共赏》，第2页。

47在回顾与朱自清的交流时，何达就指出朱自清不会讨好学生，不赞成的时候会明确表示，但对于好的意见会主动吸纳，“你会看到一篇他写的文章，采取了与你相同的观点，只是比你原来的意见，丰富万倍也结实万倍”。他在选修的“现代文学讨论及习作”课上，就提交一篇两万多字的论文《谁说标语口号不是诗？》，朱自清也认真评阅了此文。何达：《我的老师朱自清先生》，秀实编：《何达作品评论集》，香港文学评论出版社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76～78页。

48朱自清：《论通俗化》，《标准与尺度》，第42～43页。

49朱自清：《论雅俗共赏》，《论雅俗共赏》，第7页。

501947年5月17日，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喜欢胡风，远过茅盾，颇喜路翎的现实主义作品。此来欲启发我同意其观点，然恐最后令其失望，因我毕竟是头脑冷静的人。我愿受启发，因我要永远保持宽阔的胸怀”（《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456 页）。1947年8月1日在致黄今映信中，他又称：“这里的青年人似乎还是相信胡风先生的多，但是像我这样岁数大些的人，倒觉得荃麟先生等的话似乎更切实些。不过胡风先生和他赏识的作品确是热情的，青年人的崇拜也是有理由的”（《朱自清全集》 第11卷，第222页）。

51袁可嘉：《谈戏剧主义——四论新诗现代化》，《大公报·星期文艺》1948年6月8日。

52袁可嘉：《诗与民主——五论新诗现代化》，《大公报·星期文艺》1948年10月3日。

53有关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理论与沈从文、朱自清论述的比较，参见姜涛《“民主诗 学”的限度——比较视野中的“新诗现代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9年第4期。

54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诗创造》第12期，1948年6月。后来收入1988年版《论新诗现代化》时，这一段被整体删掉了。事实上，这段文字实际相当重要，表明当时袁可嘉的阅读并不封闭。参见邱雪松《呈现与建构：关于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的思考》，《文艺争鸣》2017年第9期。

55参见郭文元《1946—1947年赵树理小说在解放区外的传播与回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11期。

56冯雪峰：《悼朱自清先生》，朱金顺编《朱自清研究资料》，第238页。

57在《论严肃》中，朱自清提出“人民性”的尺度不必过分紧缩，还可兼顾“艺术 性”。1948年2月，阿垅在《〈新诗杂话〉片论》中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强调“人 民性”不是概念、口号，而是与主观的战斗精神相沟通的。阿垅：《诗与现实》第三 分册，第284～296页，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年版。

58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从分析比较寻修正，求和谐》，《大 公报·星期文艺》1947年7月6日。

60在最近的文章中，罗岗指出“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的差异，蕴含了基于对 “中国国情”不同理解而产生的两套“政治规划”和“文学想象”，分歧之一就表现在“人的文学”对应的是文化上的“印刷资本主义”；而“人民文艺”对应的则是文化上的“印刷文化”与“口传文化”杂糅的复合形态（罗岗：《“人民文艺”的历史构成与现实境遇》，《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这一论述颇有启发性，在1940年代国统区的抗战动员、民主运动的浪潮中，新文艺形式的淬炼的确突破了印刷文字的限制，却也并未限于民间“口头”资源的利用，而是在一个公共性的空间中，朝向多种媒介的碰撞、融合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