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五十年过去了，历史学家陈寅恪的幽灵，并没有隐入历史的荒塚。“他的学理到处流传，这对他的骨灰倒是一种慰安。”（拜伦）漫步在故居的林荫小道，我从内心点起崇敬的香烛，纪念这位志在求真的一代宗师。

和同时代人相比，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并不算多，但有很强的精神魅力。可以说，金明馆的产品，史有诗心（想象力），诗有史笔（判断力），耐人读，耐人想，耐人叩寂寞以求音。三联版的《陈寅恪集》，既是文集又是像集，精编精制，为读者开启了读其书思其人的方便法门，功德无量。我是晚生后学，尽管读过他的书，听过他的课，但领悟甚浅，对其渊深的学理，无力阐发，徒叹奈何。幸好老先生早已夫子自道，金玉之言，落地有声。我就当个不才的“文抄生”吧，庶几免交白卷，见笑大方。

按个人直观的认知，陈寅恪先生的学理，包含理念和理路，抽象与具体兼而有之。早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他已经和盘托出了，照录如后。其一，《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1929年）云：“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其二，《王静安先生遗书序》（1934年）以三目概括治学之轨则：“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如果简化上面的引文，似乎可以说：“脱俗求真”是一个理念，“互证、互补、互参”是三条理路。那么，陈寅恪的学理，就兼有导向性和可行性了。他的一家之言，足供大家共享，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

从学术实践来看，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两项主张，即“预流”和“发覆”，犹如“彩凤双翼飞”，缺一不可。他在《敦煌劫余录序》（1930年）中写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这个著名的“预流”说，为“闭门造车”的陋儒敲起警钟，有力地促进了“敦煌学”在我国的发展。他本人也身体力行，贡献了一批相关论著，如《莲花色尼出家姻缘跋》。至于在学术研究中应当发覆和如何发覆，则无论早年问世之作还是晚年撰写的《柳如是别传》，陈先生都现身说法，不同程度地颠覆俗见和旧说，产生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应。像这样双向治学，非高手不能左右逢源。试问“预流”和“发覆”孰重孰轻，“双翼”不是有主翼、辅翼之分么？比较而言，新材料的发现可遇不可求，治学之士不能停工待“料”，其工作的常规状态只能是“温故知新”，即从旧材料（传世的史籍、诗文、碑铭、档案）找新问题，对旧事物作新解释，从而达到突破和超越，在“钻故纸堆”中化腐为奇，这也同样是“古今学术史之通义”。可惜，此义若明若晦，以致陈寅恪“发覆”名篇《支愍度学说考》虽创获甚多却不入时眼，似乎已被忘却了。说到这里，不禁想起苏轼《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见赠诗》中的话：“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如果将这个“东坡问”套在陈寅恪身上，该作何解？看来，各显神通是一回事，神理相通又是一回事，非我所宜插嘴，还是留待“后世相知”去解答吧。

陈寅恪先生是纯正学人，远离朝市，拒绝媚俗，一辈子读书、教书、写书，不负文化之托命。他的重大关切，是如何去避免思想的停滞和理性的衰退，并非什么现世功利。作为一代宗师，其脱俗求真的表现形式，难免“菩萨低眉”与“金刚怒目”共存，这是没有什么可怪的。面对陈寅恪的精神史，切莫随意浮想，作出非学人化的解释。尽管他的某些撰述有沉痛的身世感，像清初陆崑曾说的那样：“言之所及在古，心之所伤在今。”对此，后人“应具瞭解之同情”！

2019年8月18日，盛暑中写于广州中山大学。时距修读《元白诗证史》，已六十三年矣。举首回望，有感于学缘浅、教泽深，施多报少，愧对陈门，尤其愧对“文盲叟”的形象。现就记忆之所及，敬集先生佳句，于忌辰之日重温“闻道”之言：

读书不肯为人忙，自家公案自家参。从今饱吃南州饭，老来事业未荒唐。

（本文系作者2019年10月12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主办的“陈寅恪与近代中国的学术与思想——纪念陈寅恪先生逝世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