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安忆与父母合影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像茹志鹃、王安忆母女二人同为当代重要小说家的例子，想来想去想不出之二。从我在大学期间听当代文学课程时起，就是这样，不过那时候母亲茹志鹃似乎是重心，《百合花》是课堂上必讲篇目，我也从图书馆借来《高高的白杨树》读了。而作为女儿的王安忆，彼时还是一位“新秀”，以成名作《雨，沙沙沙》被介绍到课堂上来。大学毕业我去做中学语文教师，《百合花》风采依旧，也是高中生必学的课文。但是到1985年我返回母校讲授当代文学课程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尽管也还要讲《百合花》，而谈到茹志鹃，则增加了《剪辑错了的故事》作为反思文学的一例，此时女儿王安忆的《小鲍庄》《三恋》已然后来居上，成为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标志性作品之一，课堂讲授的重心也就渐渐倾向女儿这边了。至于90年代以后，如同大家所熟知的那样，母亲从容淡出，女儿的园林则蔚为大观，再也无法叫人忽视了。

我目睹这神奇的星云交替万千气象，其实内心里也一直保持着一份宁静的好奇，抛开名声、地位这些表面和世俗的因素，我真的很想有机会，听一听母亲说说眼中的女儿，或女儿说说心中的母亲。如此感性和私密性的口述“文学史”，一定会格外有些味道的吧？

现在，女儿开口了。2019年10月14日晚，在浙江工业大学屏峰校区图书馆报告厅，王安忆从母亲的祖籍绍兴说起，说到曾外祖父从绍兴到杭州创业且在杭州普安街建起大宅院的往昔。而提及外公，王安忆则以“不争气”三个字形容，家业便是在外公手里“败落”的，大宅院更是在1949年后搬入好多人，成了大杂院。母亲出生在上海，那是因为家业败落，不得不到上海投奔外婆的姐妹们，其实外婆祖籍在浙江南浔，姓庞，后来去了上海天祥里。

母亲三岁时外婆就去世了，故而母亲的经历中有寄身于杭州的“孤儿院”一段，这是让我感觉惊讶的。我只是通过《百合花》，猜测茹志鹃应该是军人出身，现在听王安忆介绍，才知道其母之所以有新四军生活积累，乃是因为其大舅后来进了苏北的新四军部队，母亲茹志鹃不过是在走投无路时投奔大舅才神奇地成了新四军。王安忆对母亲的离家有“不能寄人篱下”的评语，且将母亲的身世与张爱玲小说《多少恨》比较，认为就跟小说里写的非常像。说到这里，王安忆提到母亲留下的日记，流露出对这部日记的无限珍惜，甚至说：“连陈思和都有点不舍得给他看！”而出于种种原因，日记迄今没有公开面世。

在王安忆看来，母亲从来喜欢文学，有着“凤凰山下读红楼”的回忆。在部队里经历了战争与和平，随部队过江，再后来进上海，这一切都蛮顺利，然而世事难料，到了20世纪50年代，身为新四军的父亲因为说了“国家养不起国营剧团，需要个人剧团”这些话而遭遇顿挫。父亲出身南洋华侨，性格大约是极为耿直的。这时候也是母亲茹志鹃《百合花》发表的时期，幸有茅盾先生在文章里对《百合花》作了非常高的评价，才似乎扭转了局面，不但是对母亲本人的肯定，也几乎是对全家的拯救。王安忆也由这个话题谈到个人和时代关系，对母亲写作的“家务事，儿女情”也作了自己的思考。她谈到了母亲恢复写作后的“自我平反”，也为母亲后来的“不写了”觉得“有点可惜”，而在她看来，母亲这一代人，“他们的人性比我们深刻得多。”虽然这其中的确也有着一些“局限或命运”的问题。

讲述母亲生活经历和小说写作的同时，王安忆也不断地穿插她自己对生活、对写作的看法，最后也对在场几位学生的提问作了积极的回应。比如她引述香港女作家黄碧云的话，提到“即便不写小说，还要生活”这样的观点。也通过个人去台湾访问时，诗人痖弦对人细微的照拂，批评大陆男性的不懂规矩，或者所谓“没有样子”的那种傲慢无礼。又如谈到80后这代作家，王安忆大度地表示“他们才是主流”。但她也有着自己的理解，认为“文学不是青春饭，需要长期积累，慢慢形成自己的形象”。对长篇小说，她觉得不宜轻易触碰，甚至说长篇是个陷阱。而每种形式都有周期，小说的黄金期已过。有学生问到日记，王安忆回应说：日记是内心需要，不是写给别人的，没有价值。还谈到自己当年作为知青在苏北时“插队生活很苦”，但是，“写作使人愉快，是一种乐趣。”她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了那天的演讲。或许从这句话里，读者可以发现作为小说家的王安忆似乎永不懈怠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