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鲁迅和郁达夫的关系无疑耐人寻味：他们惺惺相惜，也求同存异。当然，更令人关注的是，他们的身上也相当神奇的笼罩着诸多神似点：比如，他们是现代文学史上极少见的可以凭借稿费和版税自力更生的作家；他们和日本的关系都不可切割且意味深长：比如同在日本留学，都曾弃医从文，[1]然后都回国执教，先后进入过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甚至是连他们的死似乎也和日本人相关，可谓悖论重重、扑朔迷离。[2]

他们二人关系的融洽和长久程度可谓奇迹，尤其，在常人眼里，鲁迅骂人无数、多疑善斗；郁达夫放浪形骸、花天酒地。郁达夫曾经这样评价他们的友谊，“至于我个人与鲁迅的交谊呢，一则因系同乡，二则因所处的时代，所看的书，和所与交游的友人，都是同一类属的缘故，始终没有和他发生过冲突。”[3]而一向回避“创造社里的人物”的鲁迅对郁达夫却印象不错，“我和达夫先生见面得最早，脸上也看不出那么一种创造气，所以相遇之际，就随便谈谈；对于文学的意见，我们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罢，然而所谈的大抵是空话。但这样的就熟识了”。[4]

二人彼此信任，友谊真挚，无论是生活、精神，还是文艺层面的巨大交集都往往令人唏嘘不已。令人震撼的是，在鲁迅逝世后，郁达夫往往更多表现出对鲁迅的高度掖扬、深邃理解，作为鲁迅的至交、知己，他一次次推介鲁迅，并弘扬其精神，他有关鲁迅的回忆性文字更是成为后来的鲁学家不可绕过的精神财富。

值得注意的是，在二人彼此深厚的革命友谊中也有更深层的细节期待更细致的挖掘。比如，如何重新解读鲁迅生前对郁达夫的四次回访？如何理解在1930年代末的马来亚时空，从未到过南洋的鲁迅却和身在星洲的郁达夫发生冲突？作为和而不同的两位现代文学巨匠，他们在文艺观上又有着怎样的分歧？

纵览相关文献，鲁迅和郁达夫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毋庸讳言，在有关二人的传记中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到二人的交流史，二人的关系缕述也因此屡屡得到重视。甚至相关比较业已成书，比如郑心伶著述的《日月双照——鲁迅与郁达夫比较论》（花城出版社，1994），而相关论文更是层出不穷。[5]

上述研究往往开拓了二人关系认知的新视野，也或多或少填充了对他们文化、生活、精神交流的认知。但在我看来，在鲁迅和郁达夫的关系梳理中，我们并未充分论述鲁迅对郁达夫的回访、意义及由此得出的二人的精神差异性和彼此认知关系中的可能暧昧之处。

本文的问题意识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和分析鲁迅在有生之年对郁达夫的4次回访？更进一步，我们又如何看待鲁迅逝世2年多后，在南洋时空中发生的鲁迅与郁达夫的冲突，这是否也可视为鲁迅对郁达夫的第五次回访？为此，本文重点分析鲁迅在南洋时空的回访郁达夫，但在此之前却也会聚焦生前的四次回访：回到历史现场。

一、聚焦生前：回到历史现场

考察1923年2月17日二人开始相识，至1936年10月18日《鲁迅日记》中止，记述鲁迅、郁达夫的交往有213次，其中郁达夫访鲁迅127次，鲁迅回访4次；郁来信27次，鲁迅回信21次；郁达夫邀鲁迅共饮6次，鲁迅邀郁2次等等。上述统计数字只是按照公开出版的二人日记比照统计的，因为有些为有意或无意漏登[6]，目前数字当属不完全统计。

即使我们暂时只关注正式的记载，郁达夫访问鲁迅有127次，而鲁迅的回访只有4次（含一次未遇）。在这个巨大的数字落差背后似乎说明了一些相对显而易见的事实：1鲁迅不喜欢出访，哪怕是对挚友；2在鲁迅和郁达夫之间，后者对前者的仰视和崇敬更多一些。年长15岁的鲁迅在各个方面：年龄阅历、影响力、思考的深度和处事的成熟度等等似乎都是兄长。但同时，疑问也是一目了然的，鲁迅的四次回访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妨重回历史现场。

（一）首访：个人关怀与集体提携

1924年7月3日，在北京的鲁迅首次回访郁达夫。《鲁迅日记》相关记载如下，“昙。休假。午后访郁达夫，赠以《小说史》下卷一本……夜郁达夫携陈翔鹤、陈厶君来谈。”（第15卷，页519）鲁迅的日记素以精练、实用和理性著称，在这段简短的文字中其实蕴含了两重含义：1跟郁达夫加深私交；2提携后进。

1巩固友情。鲁迅和郁达夫之间的友情既有普通人的实际，也有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群体特征。显然，这个简单日记的表面记录背后也包含了类似的交流。比如（1）以书会友。鲁迅和郁达夫接下来的见面恰恰就是鲁迅的首次回访郁达夫，可见郁达夫在鲁迅心目中的位次不轻。（2）鲁迅恭喜郁达夫乔迁北京，在郁达夫需要温暖和生活指引的时候及时出现。

2提携后进。在鲁迅午后首次回访郁达夫的当天夜里，郁达夫又带着陈翔鹤和陈炜谟拜谒鲁迅。这其中当然显出郁达夫对鲁迅的尊崇，而反过来，他又可以介绍文学青年跟鲁迅相识，也可看出鲁迅对郁达夫的赏识和信任。

（二）再访：避难中的感恩与真情锻铸

鲁迅对郁达夫的二次回访发生在1932年1月28之后的上海，2月25日。在《鲁迅日记》中记道，“晴。午后同三弟造访达夫。”（第16卷，页300）在同样宛如史学家表述事实的文字中，背后其实浮动着鲁迅对真爱的感恩和拜谢。

1友人的挂念。在日军悍然发动“一•二八”事变后，鲁迅不得不逃难，先是在1月30日躲到内山书店的楼上；2月3日，为安全起见，迁居英租界内四川中路与三马路附近的内山书店支店中去。检索《鲁迅日记》，2月1日-5日皆为“失记”，可以想见鲁迅当时避难慌促的情形。

2月4日，设法联系上的郁达夫、鲁迅在逃难处见面，当时也有周建人一家，“十人一室，席地而卧”（第6卷，页299）。而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在鲁迅避难中，郁达夫不仅匿名通过报刊寻人启事查找鲁迅，相遇后更隔三岔五进行探望。

2感念与续缘。2月25日，尚在避难中的鲁迅和周建人二人拜访郁达夫，感谢他在事变发生后的挂念、关心与支持。轻易不访客的鲁迅，在避难中途仍然要回访、拜会老友，从此细节上，我们不难看出鲁迅的真性情。实际上，据《鲁迅日记》，3月14日他们复省“旧窝”，19日在海婴疹愈后，才搬回“旧窝”。

（三）三访/四访：投桃报李

1 三访：提携与报答。在1932年7月12日，《鲁迅日记》记载，“晴。上午……访达夫。”（第6卷，页318）鲁迅对郁达夫的第三次回访，更多是投桃报李的提携行为。

1932年5月间，增田涉由日本来沪，想编一本《世界幽默全集》。鲁迅便致函增田，向其推荐郁达夫的《二诗人》，建议将之编入第12卷“中国篇”，又说，“郁达夫、张天翼两君之作，我特为选入。近代的作品，只选我的，似觉寂寞。”[7]而在7月16日，鲁迅又专门致函郁达夫要求其帮助解答增田翻译过程中的疑难。

2 四访未遇。据《鲁迅日记》，1933年2月8日，“上午……寄达夫短评二则，未遇。”2月9日晚，“达夫来访。”（第16卷，页360）鲁迅的第四次回访郁达夫以未遇开始，却又以达夫次日的回访终，可以看出二人关系的极其密切。

表面上看，鲁迅和郁达夫是性格迥异的两种人，但即使通过鲁迅对郁达夫的四次回访，我们也可窥豹一斑，察觉他们之间在文艺、革命性、私交等诸多层次的精神交汇。鲁迅逝世后，1937年1月1日，郁达夫在厦门接待文学青年郑子瑜、马寒冰等人时说，“人们认为我和鲁迅思想不同，性格迥异，却不知道我和鲁迅是交谊至深，感情至洽，很能合得来的朋友。”[8]

鲁迅的去世并不意味着鲁迅和郁达夫之间友谊的土崩瓦解，也并不意味着鲁迅在和郁达夫的关交往中从此陷入了被动局面。令人惊讶的是，在1939年的南洋时空，鲁迅仍然回访了郁达夫，当然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神”访。

1939年初，郁达夫南下星洲以后，和在地青年发生了“几个问题”的论争，而其中的主要论题之一就是有关鲁迅的评价问题。现在的研究往往对此论争处理的过于草率，整体说来并不尽如人意。比如，或者从中更看出了郁达夫对鲁迅的“无限敬慕与怀念”，[9]或者为郁达夫的遭人误解叫屈，“只要经过时间的证明，郁达夫才是真正的人，像鲁迅那样真正了解他的人毕竟太少了！”[10]但在我看来，这些观点难免遮蔽了问题的复杂性与更多可能性。

这其实更是一场鲁迅的回访，对郁达夫的第五次回访，虽然鲁迅已经仙逝了，但其拥护者和后继者却和人到南洋的郁达夫形成了一场别有意味的对话。而反思这场回访，有两个层面发人深省：1这是鲁迅和郁达夫和而不同中“异”的一次暧昧重现；2本土情怀：旅行并扎根的鲁迅再生。

二、南洋回访：和而不同的暧昧再现

很大程度上，出于对二人革命性的强调，长期以来，读者/论者往往有意淡化了二人的冲突和矛盾。而实际上，这种和而不同才可能更是真正朋友友情的真实体现，而这次南洋回访不过更像是“旧事重提”罢了。

（一）文艺观的和而不同：以日记体为中心

纵览郁达夫的作品，尤其是小说和散文，自传体可谓比比皆是，很多时候这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一如捷克汉学家普实克（Průšek Jaroslav 1906-1980）所言的“极端主观主义”，“郁达夫集中注意自己的内心生活（感情，精神状态，思想过程），同时应找到了与此相适应的表现形式。他反复运用的是日记、笔记、书信等特别宜于直接交流的形式。”[11]

在1927年夏天，郁达夫写了一篇《日记文学》发表在《洪水》第三卷第32期上，提出文学家的作品多为自叙诗，有许多心理刻画与细节；而且，若以第三人称来写则失去文学的真实性，所以散文作品中最便当的题材是日记体，其次是书简体。这当然呈现出郁达夫对自己所擅长的书写方式的某种洞见/偏见。

在广州的鲁迅读到这篇文章，就写了《怎么写》一文（第4卷，页18-25），批评道，“体裁似乎并不重要。”他认为真实与否其实和不同人称叙述并无必然区别，而日记体、书简体“极容易引起幻灭之感”。他总结道，“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做作的写信和日记，恐怕也还不免有破绽，而一有破绽，便破灭到不可收拾了。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

后来郁达夫对鲁迅的观点表示赞同，“此论极是”。[12]但这并不意味着差异和冲突就此罢休。而联想到此后1939年的几个问题事件，这种时间隔离之后的无意对话似乎更加耐人寻味：某种意义上，郁达夫更强调文学的形式性，而鲁迅则更看重体裁的表达力。

郭沫若在《再谈郁达夫》一文结尾写道，“鲁迅的韧，闻一多的刚，郁达夫的卑己自牧，我认为是文坛的三绝。”[13]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当鲁迅、郁达夫这种殊异的人格相遇的时候，往往在合作中，能散发出更卓绝的光辉。但真正的友人往往和而不同，他们之间的差异，甚至是分歧其实始终存在，不过，可能会在合适的场合适时出现而已。

（二）矛盾暧昧再现

温梓川等槟城文艺青年们主要提出如下几个问题请教郁达夫，包括：

（1）南洋文艺界，当提出问题时，大抵都是把国内的问题全盘搬过来，这现象不知如何？

（2）南洋文艺，应该是南洋文艺，不应该是上海或香港文艺。南洋这地方的固有性，就是地方性，应该怎样使它发扬广大，在文艺作品中表现出来？

（3）在南洋做启蒙运动的问题。

（4）文艺大众化、通俗化，以及利用旧形式的问题。

在回答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时，郁达夫以上海的“鲁迅风”杂文体为例来说明其观点，题目本身不值得讨论。“对这问题，我以为可以不必这样的用全副精神来对付，因为这不过是一个文体和作风的问题。假如参加讨论的几十位先生，个个都是鲁迅，那试问这个问题，会不会发生?再试问参加讨论者中间，连一个鲁迅也不会再生，则讨论了，终于有何益处?”又说，“持这一种态度的问题提出者和讨论参加者，我们只有对他表示敬意，即使那问题是一愚问。我们只有惊叹着他‘其愚不可及’而不能施以谩骂和轻薄。”[14]

如果仔细阅读郁达夫的这个判断，显然其中包含了一些俯视和火气，尤其是，它对本地青年们的热情与渴望缺乏足够的尊重和理解。毕竟，当地青年尊敬和崇拜鲁迅，要求学习鲁迅的杂文风格，借此发扬鲁迅先生战斗精神。

所以耶鲁撰文《读了郁达夫先生的《几个问题》以后》反驳，“他不知道导师鲁迅一路来那种反托反汉奸反洋场恶少反颓废分子的战斗精神，在今天是有着怎样积极的意义；他更不知道和这种内容相配合的他那种类似轻骑队的形式，对于今天在炮火紧张下的祖国写作者又怎样是一种多么宝贵的遗产”，然后斥责郁对青年们态度的反问是“取消主义倾向”。其实我们不难读出，这是本地青年自尊心受伤害后的一种本能排斥并反驳心理，这种反驳本身有些上纲上线倾向。

而编者楚琨也附言批评，指出我们要学习“鲁迅先生那种泼辣的英勇的战斗精神”。同时，他也点评了郁达夫的功绩与不足，“郁达夫先生是中国文艺界的老前辈，他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如《沉沦》、《迷羊》虽然充满了肉的颓废的气息，却也反映了当时另一部分不健全的苦闷青年的倾向，在文学史上占着相当地位。抗战要求每一个文化人参加统一战线，因此，即使是以颓废文人著称的郁达夫先生，我们也希望他能本其热情与正义感，动员他的笔和口，为民族服务，这便是郁达夫先生到新加坡来虽然声称是‘慕南洋风光’，而南国文化青年们仍不减其热诚希冀的原因。不过郁达夫先生开场第一炮，便使我们失望。”[15]

不难看出，无论是在编者那里，还是读者那里，郁达夫的文化角色定位以及文学史地位是无法与鲁迅媲美的，郁达夫有其颓废倾向，这帮青年的背后恰恰是自己设定的强有力的鲁迅文化支撑。换言之，他们的提问其实更是设问，无非想获得另外一位中国著名（虽然不可与鲁迅同日而语）的大作家的肯定答复罢了。

对此，郁达夫撰文《我对你们并没有失望》[16]进行解释，他并非“对鲁迅的人格与精神有所轻视”，并以关心鲁迅遗孀和后人作为论据。“我说讨论的人个个是鲁迅的话，则那场讨论或者可以不必的，这是对死抱了鲁迅不放，只在抄袭他的作风的一般人说的话。这一点，我希望耶鲁先生应该看清。鲁迅与我相交 20 年，就是在他死后的现在，我也在崇拜他的人格，崇拜他的精神。前些日子，报传鲁迅未亡人许女士沪寓失火，我还打电报去打听，知道了起因是有一点的，但旋即扑灭，损失毫无之后，我才放心。并且许女士最近还有信来，说并没有去延安，正在设法南迁，我也在为她想法子。所以我说用不着讨论的，是文体，作风的架子问题，并不是对鲁迅的人格与精神有所轻视。”

从上述回应我们不难看出，郁达夫在此时所强调的其实更是鲁迅创作的风格问题，属于文体问题，而青年们其实更关心的是这种文风的革命性、战斗性功能，这其实是在两个侧重点上互有攻守的。

楚琨又通过刊登读者来信方式予以反驳。齐兰、李苹在《关于郁达夫先生》中认为，郁达夫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不能在国家危急时候领导青年参加抗战，却用风凉话嘲讽青年，奚落青年，即使天天捧住鲁迅的神主哭泣流涕，也终于事实何补！”而编者楚琨在《编者答书》中答复说，郁达夫先生搬出“光荣的历史”，掩盖目前所暴露的弱点，“实在不高明”。[17]同样可以理解的是，按照前述青年们的思路，郁达夫把他对鲁迅的崇敬以及彼此之间的深厚友情当作一种遮蔽，乃至炫耀，这无法掩盖他革命的合法性不足的现状。

郁达夫又写了《我对你们还是不失望》进行辩解，同时指出要多做事，少说话，“有一点须注意的，就是‘文艺’不是‘武艺’，‘时论’不是‘抗战’。我自信正因为有了‘过去的历史’，与鲁迅、郭沫若、史沫特莱、鹿地亘、或周恩来、吴玉章等的交情，所以觉得用不着五窍生烟。”[18]不难看出，郁达夫在辩论时又搬出了更多位知名人士作为光荣史，在表面陈述事实的过程中又部分降低了南洋青年所认为的鲁迅的神圣性。这当然更是火上浇油。

在论争的第二个星期，郁达夫在一篇答辩文章中追述自己在上海时曾对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说过，“I am not a fighter，butonly a writer”（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这句话本身其实并无太大的问题，也部分表明了作为一个作家创作的相对独立性，但不仅在上海引起风波，甚至被“左联”开除，而且，到了日本人全面侵略中国后的1939年的南洋语境中，当地人的反应更是大不相同。《狮声》的投稿者和编者则具有浓厚的“感时忧国”精神，认为无论在革命年代或抗战时期，作家都应该是战士，要为抗战尽心尽力。这自然无形中又将鲁迅的大无畏斗士形象和彼时的郁达夫做了高下的比较和判断。但其实我们知道在1932年日军侵略时的上海，无论鲁迅还是郁达夫都强烈谴责日寇的暴行。

该事件最后以《晨星》出了一个“不严肃”的专号（1939年2月7日）作为结束的前奏，其中不乏对《狮声》编者的斥骂；《狮声》编者对此进行回应，做了收场白：“昨天《晨星》出了一个谩骂与攻击的专号，目标是《狮声》及编者个人，全版充满吹、捧、骂、意气，把‘乞丐儿、浪人、伪君子、小人’之类的骂语都扯上，……我愿再诚恳地正告郁达夫先生：我们要讨沦问题，就得抓紧主题，采取严肃而诚恳的态度……万万不能把精力浪费在无原则的意气之争。”[19]

最后1939年2月28日《星洲日报·晨星》发表了人在香港的楼适夷的《遥寄星洲》。文章评价说，郁达夫与鲁迅是不同的类型，然而他的纯真的性格，强烈的正义感，为民众喉舌，值得给他很高的评价，南洋的进步青年应该汲取他的优点，对一个新来者不应苛责。此后，论战才完全停止。

稍微总结郁达夫与南洋青年的论争[20]，在你来我往的辩论中，排除报纸之间（《星洲日报》、《南洋商报》）的竞争关系带来的紧张，这种辩论恰恰反映出鲁迅南洋后继者和郁达夫的冲突。也许因为郁达夫和鲁迅走得太近，有着更多的精神交会和通达之处，使得郁达夫在回答问题时更强调鲁迅的文体创造性，同时，又为了鼓励青年们更多独立自主，不要人人抱了鲁迅不放。这种观点有其放眼长远的独特之处，但也部分暧昧再现了当年郁达夫对鲁迅的某种误解和郁本身的局限性。

三、本土情怀：旅行并扎根的鲁迅再生

鲁迅在新马的传播、接受、经典化和去经典化[21]过程，其实有着郁达夫难以体验和察觉的本土化历程。作为一个隶属于华文文学/文化世界，乃至是世界文学/文化的一个伟大文学巨匠和思考者，鲁迅的地位尊崇，无疑在各地也有着各自的传播和崇高化过程。萨伊德（Edward Said）有一个很著名的“理论的旅行”（Traveling Theory）的概念，理论可以旅行到不同的场景和场域中，也往往因此会受到扭曲和篡改而丧失其反叛性，因此理论的变形完全是可能的。[22]如果将之挪用到鲁迅的旅行中，也是可取的。在南洋，远在郁达夫抵达之前，就有这样的一个被传播和定位的旅行并扎根的鲁迅。

1920年代，鲁迅在新马有着相当的知名度，但由于新马当时的左倾作家相当激进，加上受到后期创造社、太阳社等人对鲁迅的大力批判乃至攻击影响，他们也有人认为鲁迅不够激进，比如署名陵的作者就指出，“我觉得十余年来，中国的文坛上，还只见几个很熟悉的人，把持着首席。鲁迅、郁达夫一类的老作家，还没有失去了青年们信仰的重心。这简直是十年来中国的文艺，绝对没有能向前一步的铁证。本来，像他们那样过重乡土风味的作家，接承十九世纪左拉自然主义余绪的肉感派的东西，哪里能卷起文艺狂风”？[23]

在当时的新马文坛上，“新兴文学”（普罗文学）的风气成为一种热潮，唤起了热情澎湃的年轻写作人的激情和盲目自信，所以，在1930年代以前，相当一部分文坛青年并不把鲁迅当作是最神圣的模仿偶像。毕竟，鲁迅那时候更多象是彷徨于酒楼上、醉眼朦胧，看不到革命的伟大前景和胜利的老骨头。

1930年代后，鲁迅就任“左联”盟主，成为了无产阶级文学最知名的代言人。当然，之前猛烈的攻击也出于联合革命的考量因此作古，其时大力攻击鲁迅的左倾文学青年也接到相关指示。而在当时南下新马的中国知名和不知名作家也对鲁迅宣传得力，比如，当时知名的，洪灵菲、老舍、艾芜、许杰（1927-1937）等。[24]而本土知识分子则将鲁迅视为不可替代的文化与精神“导师”（Mentor）。

真正巨大的推动和神化来自于鲁迅的逝世。在他逝世后3天左右，新马本地报纸反应热烈而迅速，隆重而庄严，纷纷开辟专版进行悼念。毫无疑问，新马文化界如此隆重、热烈、庄重与沉痛地追悼一位文艺作家，这是空前绝后的一次，章翰（韩山元）对此有着相当详细的描述，如《鲁迅逝世在马华文艺界的反应》、《马华文化界两次盛大的鲁迅纪念活动》[25]就记录了当时的空前盛况。

如果考虑到当时的现实因素——马来亚共产党[26]在初创期，相当活跃，它的华人（文化）居于主导地位的构成也推动了鲁迅的急速本土化和宣传。所以，鲁迅慢慢成为对马华文艺影响最大、最深、最广的中国现代作家。不仅是文学创作，而且在社会运动的各条战线都有其巨大和深远影响力。经过这样的沉淀、催化和经典化，鲁迅成为当时文艺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

如王润华所论，“鲁迅在1936年逝世时，正是马来亚共产党开始显示与扩大其群众力量的时候，而新马年青人，多数只有小学或初中教育程度，所以鲁迅神话便在南来中国文化人的移植下，流传在新马华人心中。”[27]当然，需要指出的是，鲁迅能够被推广，首先也来自于其作品自身的独特性和迷人魅力。

可以更进一步加以说明的是，即使是到了新加坡（1965- ）、马来西亚（1957- ）各自建国，慢慢培养自己国民的政治认同时，鲁迅也仍然具有不可忽略的领袖作用和价值。他似乎不仅仅是左翼、激进倾向的象征，到了新加坡独特的华、英语言政治环境中，他甚至也变成了华文文学、文化的标尺，成为维护华校生自尊的文化借重。后起的很多新马作家在文学创作，尤其是杂文创作上，往往以鲁迅传承者自居或者是仍然视鲁迅为榜样，韩山元（1942- ）可以作为一个1960-70年代的代表，而英培安（1947- ）[28]则是1980年代以来的优秀代表。

郁达夫很难预料的是，在他来新马以前，当地华人已经将鲁迅视为一个巨大的文化、道德、精神之父的符号象征，具有神圣性和崇高性，这也可视为鲁迅旅行并被本土化的理论实践。而初来乍到的郁达夫，由于还缺乏足够的时间将自我本土化[29]，未能充分理解青年们的内在需求，因此，自然也难免上述冲突了。

需要指出的是，在此论争之后，郁达夫对鲁迅的推介更是不遗余力了，无论是种种纪念场合积极发言，还是纪念日报刊上的组稿活动、撰文等等，他此后真正呈现出对鲁迅各个层面尤其是精神层面的高度礼敬与尊敬。在《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一文中，郁达夫写道，“总之鲁迅是我们中华民国所产生的最伟大的文人，我们的要纪念鲁迅，和英国人的要纪念莎士比亚，法国人的要纪念服尔德•毛里哀（莫里哀，朱按）有一样虔诚的心。”[30]这种表示和定位算是论争/第五次回访之后的一个精妙总结。

结语：

重新再现、思考鲁迅先生对郁达夫的五次回访，尤其是第五次回访，不仅仅可以让我们发掘郁达夫、鲁迅两位文坛巨子交往的鲜活性、复杂性和灵动性，而且，也可以唤醒被论者所忽略的和而不同中的真实可能。更进一步，通过南洋回访，我们也可以看出鲁迅的逐步国际化、本土化（当然，其中也有可能被本土拒斥的张力，比如过分强调本土的时候，鲁迅也可能被视为外来文化压迫）。

同时，更进一步，这也说明，我们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书写更要兼顾更多的区域与可能流变，单纯以大陆为中心或唯一来俯视、删减和概括是有其缺憾和武断性的。当然，这已经远远超出了鲁迅回访郁达夫的意义了，而是涉及到20世纪中国文学和其他区域华文文学交叉地带的处理问题，或者是我所强调的“华语比较文学”[31]的问题。

注释：

[1]关于鲁迅、郁达夫留学日本及艺术个性比较可参夏晓鸣《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留学日本及艺术个性之比较》，《学术研究》1987年第3期，页79-85。

[2]比如周海婴对鲁迅的死则抱有疑惑，认为主治医生须藤可能有责任，具体可参周海婴《一桩解不开的心结须藤医生在鲁迅重病期间究竟做了些什么？》，《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11期。而有关郁达夫的死，虽然铃木正夫在他著述的《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进行了辩证，但仍然有疑点，比如并未见到郁的骨殖。在新马民间，也有另外一种说法，郁达夫很可能死于自己人之手。姑且存疑。

[3]陈子善 王自立编注《郁达夫忆鲁迅》（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页36。

[4]鲁迅《伪自由书•前记》，见《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页3。以下所引鲁迅作品，如无特别注明，皆是引用此版本。引用时注明卷数和页码。

[5]有着直接关联的就有，张恩和《鲁迅与郁达夫：小说创作之比较》，《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6期，页29-36；刘炎生《永恒的感情——郁达夫尊崇鲁迅事迹评述》，《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5期，页52-61；吴建华《郁达夫与鲁迅》，《长沙电力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页81-85等等。

[6]郑心伶认为，有些交往有“漏记或故意不记”的情况。具体可参郑心伶著《日月双照——鲁迅与郁达夫比较论》，页179，注释45。

[7]鲁迅《320522（日）致增田涉》，《鲁迅全集》第14卷，页211。

[8]陈子善 王自立编注《郁达夫忆鲁迅》，页98。

[9]郑心伶著《日月双照——鲁迅与郁达夫比较论》，页111。

[10]陈福亮著《风雨茅庐——郁达夫大传》下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页1179。

[11]普实克《论郁达夫》，见李杭春等主编《中外郁达夫研究文选》（下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页584-585。

[12]郁达夫《再谈日记》，《郁达夫日记集》（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页406。

[13]郭沫若《再谈郁达夫》，《文讯》第7卷第5期，1947年11月15日。

[14]郁达夫《几个问题》，《星洲日报•晨星》1939年1月21日。

[15]上述两文皆发表在《南洋商报•狮声》1939年1月24日。

[16]《星洲日报•晨星》1939年1月25日。

[17]上述两文皆发表在《南洋商报•狮声》1939年1月26日。

[18]《星洲日报•晨星》1939年1月27日。

[19]《南洋商报•狮声》1939年2月8日。

[20]当事人张楚琨先生1982年11月回顾了这场论争，具体可参张楚琨《忆流亡中的郁达夫》，《文化史料》第6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页1-24。

[21]去经典化主要发生在（后）冷战时期，当鲁迅被视为左倾的文化政治代表以后，新马同样也有去经典化倾向。

[22] Edward Said, The World, The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 1983), pp.226-248.

[23]陵《文艺的方向》，《星洲日报》之《野苑》副刊1930年3月19日。

[24]具体可参林万菁著《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修订版）（新加坡：万里书局，1994），页1-22。有关鲁迅及作品在南洋文学的影响叙述还可参李志《鲁迅及其作品在南洋地区华文文学中的影响述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25]分见章翰著《鲁迅与马华新文学》（新加坡：风华出版社，1977），页11-35，44-49。

[26]有关马共的研究，争议很多，资料也不少。具体可参陈平的回忆录《我方的历史》（新加坡：MediaMasters，2004）和《沿着完全的民族独立的道路前进:马来亚共产党文件选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等等。

[27]王润华著《鲁迅越界跨国新解读》（台北：文史哲，2006），页83。

[28]有关介绍和论述可参拙著《本土性的纠葛》（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和《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上海三联书店，2008）相关章节。

[29]具体可参拙文《丈量旁观与融入的距离——郁达夫放逐南洋心态转变探因》，《香港文学》2002年11月号，修订本后收入李杭春等主编《中外郁达夫研究文选》（下卷），页471-486。

[30]郁达夫《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1939年10月15日。

[31]具体可参拙文《华语比较文学：超越主流支流的迷思》，《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页171-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