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文夫先生的苏北九年
来源:文学报 | 魏列伟 2019年12月07日09:01
陆文夫
上世纪60年代末,作家陆文夫先生曾经有过一段在苏北射阳县生活的经历,但这段经历在陆先生本人的若干著述中鲜有记录。陆先生及其家人在射阳农村前后生活了九年,并与本文笔者的父亲有过交往。用他儿时的眼光看,这是一位“浑身上下都看不出什么文人气质”的父辈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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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陆先生当年农村生活的见证者。
1970年,我七岁那年夏末,父母工作调动,至原陈洋公社南份大队(今射阳经济开发区陈洋办事处南北村)所在地小学任教,全家跟随落脚。南份大队距离公社集镇约1.5公里,位处东西横贯的小洋河以北,来去集镇必经陈家渡口。
开学没多久,就有一位年约40多岁的苏南下放干部到我家拜访,与父亲寒暄,彼此一见如故;其后两人常有走动往来,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个人就是陆文夫先生。他的二女儿是我父亲所教班级里的一名学生。
陆先生约一米七三左右个头,面色不白,身板比较瘦削,发间夹着些许银发,苏北泰兴一带口音,谈吐间偶尔也会带点苏南腔。用我儿时的眼光看,陆先生浑身上下都看不出什么文人气质。印象中,他衣着简单,面孔冷板,且抽烟很多,一支纸烟常常烧着手指才肯丢弃。往往只有与我父亲聊天甚欢时,才会见他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笑容慈祥且又和蔼。
陆先生一家四口,有两个女儿,住在距离学校以西一里多地、靠近小洋河边南份三队的农庄上,新建的三间砖根草盖房屋,外带一间土坯草顶的锅屋,是当时普通下放干部的标准配置。屋址周围有他亲手开辟的一亩多菜地,平常多见陆先生和陆夫人躬身屈膝,在菜地里忙碌。青菜、韭菜、茄子、花生和芝麻、香瓜之类蔬果品种不少,一年四季绿油油的,长势旺盛。
陆先生还擅长挥斧弄锯,打造些小桌子、小凳子之类的木器用具,出手的东西有棱有角,象模象样,周边的人无不惊讶,都夸他是个正宗的木匠师傅。实际上,陆先生并非木匠出身,他只是一个自学成材的木工爱好者而已。
陆先生并不参加当地的农业生产劳动,看上去日子过的风平浪静,十分安闲。天长日久,他也从不自我张扬和标榜,而是安于平常,甘于沉寂,淡泊地过着晋朝诗人陶潜笔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乡居生活。在乡村群众的眼里,他既不是一个已有成就的作家,也不是农村从事农耕劳作的普通一员。大家甚至压根就不知道他是个作家,更不清楚他就是曾以一篇《小巷深处》而活跃于省内文坛的一个分量不轻的人物。
陆先生有一辆崭新的26式凤凰牌自行车,平日经常骑车在田间地头转悠,偶尔跟人打声招呼,站下来聊一阵农事,讨教些果蔬种植知识。当时,那辆自行车在全大队绝无仅有,干净的车身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亮,十分抢眼。据说那是上头专门分配给下放干部的 “计划用品”。于是就有人跟陆先生借车,上趟公社集镇或县城;陆先生也总是立刻掏出一两元钱,对来人说:“车我待会去公社开会要用。这样吧,我出钱,你到别人那里去租个车行吧?”时间一长,再也没人好意思向他借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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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冬季,陆先生自告奋勇当了一名“河工”,难得参加了一次农村集体劳动。当时,南份大队组织社员开挖小洋河东岸的部分淤滩。然而半天淤泥块子挑下来,陆先生就已满身泥浆,肩红腰疼,感觉吃不消了。
中午开饭,有大锅红烧肉吃。大队民兵营长唐俢武拎来一瓶“射阳白酒”,要与陆先生较劲。陆先生也不退缩,两人以酒对垒,一瓶酒很快干了。结果唐俢武不胜酒力,一边打出“免战牌”,一边说:“老陆啊,你还是回去歇息吧。你是喝酒的料,不是挑河的料。”
陆先生有抽烟嗜酒习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有一回,县里的宣传文化部门请他去了一趟县城,几天后回来,几位文友想办法搞了几瓶“洋河普曲”让他带回家。他很开心,特意邀请唐俢武和父亲他们几个到他家做客喝酒。陆夫人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能烧几个拿手好菜。喝到高兴时,陆先生说,他婉言拒绝了县里要他写个剧本的请求。
在蛰居苏北射阳乡村的九年时光里,陆先生自甘寂寞,虽怀才八斗,却未曾动笔写过一篇作品。与我父亲交往甚多,所谈内容也大多是一些天南海北的奇闻趣事。言谈之间,陆先生对苏州的感情溢于言表,尤其谈到苏州的风味美食,更是如数家珍,兴致盎然。这个时候,父亲就成了他的一位忠实听众,不时发出笑声。那样欢愉的情形,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南份,陆先生也曾不断面临现实生活难题。1974年夏天,一场暴风骤雨席卷射阳,陆先生的房屋受损,房顶上铺盖的麦秸被卷走大半,难挡下一场风雨。他找大队请求修缮,大队让找公社。公社说要报县里批准,统一划拨修房资金。
如此一来二去,就是将近两个月。这期间,他数次往返公社无果。每逢下雨,都要把家里大小能用的盆子拿出来,接屋顶上流淌下来的雨水。一家人蜷缩墙角,度过了一个个落魄而又不眠的风雨夜。之后与我父亲说到此事,陆先生露出了一脸苦笑,掸掉手中的香烟灰,自嘲道:“我这样子,差不多能比当年‘茅屋为秋风所破’的杜甫老夫子了。”
当年,南份大队除了接纳包括陆先生家在内的三家苏南“下放户”之外,还设有一个苏南“知青点”。1974年秋,好几个社员家里的鸡鸭先后被盗。大队组织民兵夜巡蹲守了两天一夜,终于逮住了一个叫小马的“偷鸡贼”。那是个身高马大的无锡知青。
翌日,已被关押了半夜的小马,一双胳膊被反转朝后,五花大绑,由三个民兵大汉押着,在全大队“游乡示众”。此事惊动了陆先生。他闻讯后急忙去找大队民兵营长唐修武,为小马求情。他说,知青们背井离乡,生活艰苦,荤腥不足,偷只鸡鸭解馋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教育一下,再赔偿社员损失,也就起到作用了。
唐修武也算是个人粗心善的开明人,当即采纳了陆先生的意见。陆先生便拉过小马,给唐营长致谢。早已痛哭流涕的小马竟双膝一软,“啪”的一声直接跪下了。唐修武边一面拉起小马,给他松绑,一面当众粗声训斥:“年轻人要做正大光明的事,再苦再累也得忍。今天的事,只是个小小的教训。你以后一定要好好改造,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听清楚了没有?”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据说,这位小马日后回城,与陆先生成了“忘年交”,常去苏州看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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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当我不断读到陆文夫先生书写的现实生活作品,但却从未在他的字里行间找到射阳九年漫长生活哪怕一丝一缕的文字记录时,我渐渐陷入了困惑和思考。慢慢地,通过一个时期以来“顺藤摸瓜”和“抽丝剥茧”般的探究,我才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问题答案。
把时光倒回六十多年前的1957年,年轻的陆先生不期迎来了人生命运的拐点。虽然,这是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但对于陆先生,在苏北的九年,正是他才情勃发、人到中年的黄金时期,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九年?何况又是发落出局、从此沉寂偏僻乡村,整日空怀一腔抱负、只能坐看闲云翻卷。可想而知,那是一种怎样的痛苦和郁闷。
所以,对后来复出文坛的陆先生而言,一来,九年淡泊的苏北生活经历固然难忘,却如同一块难以痊愈的心灵“疮疤”,让他一直深感疼痛,在此后的日子里一直不忍揭开。
二来,历史的车轮总是前进的,一如过眼烟云的前尘往事,过去也就过去了吧;过去了的就再难追忆,毕竟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不提它也罢。
如果是后者,能够拥有这样的心态,则恰好映衬了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对于风云变幻时代和社会的一种包容的胸襟,和一种“向前看”的气度。
如今,斯人已故,我的答案不过是一己之见,是否确证,不得而知。
我的父亲没能等到陆先生的人生云开雾散的那一天,于1976年因病去世。他和陆先生的这段将近七年的缘分,也到此画上了句号。
1977年春,陆先生奉调射阳县文化部门,全家搬离南份,开启了新的人生旅程。行前向我母亲道别,并安慰母亲,说社会肯定在不断进步,大家的生活也一定越来越好。
搬离南份村的那天午后,陆先生在十几位群众的帮助下,把全部家当搬上停在二中沟河面上的一艘机动船,其中包括多年来由他自己亲手打造的凳子、椅子、柜子什么。年少的我也夹在河岸上的人群中。从南份出发到县城,沿小洋河水道向东,一路三十多里,只需一个多小时。
大队干部和群众簇拥着陆先生来到河边,但陆先生并没作太多停留。唐修武握着他的手,半玩笑半认真地说:“假如有机会,我还想和你喝一杯。”陆先生大笑,说:“一定,一定。”陆先生言毕,便“噗哧”一脚登上了船头,对船工说:“开船吧。”然后回过身,和陆夫人一道,向岸上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
斯时的他,难掩离别的伤感,显得凝噎无语;两行清亮的泪,从他清痩的面颊滚落下来。陆夫人在他身旁,也以一方手帕掩面,抽泣不已。岸上送别的人无不动容,不少人眼睛红了。
陆文夫先生的南份一别,终成永诀。事实上,从他49岁离开,直至2005年7月,78岁病故苏州,他再也没有回南份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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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年届五十的陆文夫先生离开射阳,如愿回到了苏州。这年四月,《人民文学》发表他的作品《献身》。其后,又陆续发表《小贩世家》《围墙》《美食家》等一系列优秀文学作品,获国家级文学大奖;他曾任苏州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并亲手创办了《苏州杂志》。
1978年12月,又一个寒冷的冬季里,我坐在家中昏暗的油灯下,阅读南份小学订阅的一份《人民文学》杂志。翻开扉页,一篇叫做《献身》的作品标题下,作者“陆文夫”三个字赫然入目。那是陆文夫先生复出文坛后的首篇作品;同样,也是我今生读到的首篇陆文夫先生的作品。从那时候起,我成了陆文夫先生的一名忠实读者,并逐渐萌生了一个念头,写出陆先生下放苏北农村的所见所闻。
前不久,我携妻儿特地重回老南份,试图寻找记忆中的碎片与点滴。但让我想不到的是,老南份已与邻村合并,改称南北村。不仅名称变了,就连村容村貌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来的小学校舍已经消失,变成了田陌。去往陆文夫先生旧居的路道,也不知从何下脚。
临别时,我的小学同学、曾多年提任南份村书记的陶德春说:“陆文夫老先生在我们村生活的时间的确不短,但说到底,这里毕竟是他歇脚避风的地方。苏州那边,才是他真正的归宿。”
我回到家,心中感慨,甚至有些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