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苦闷的象征》

由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曾作为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高校的课程讲义，不断引发后世的追怀与阐释。但对于鲁迅如何使用该书授课以及是否开设过文学概论课程，则或语焉不详，或言之不确。本文力图通过对于相关史料的爬梳与辨析，还原鲁迅讲授《苦闷的象征》的历史现场。

《苦闷的象征》作为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遗作，在作者罹难后经其弟子山本修二编定，由改造出版社于1924年2月印行。在厨川氏生前，作为该书前两篇的《创作论》和《鉴赏论》曾刊于《改造》杂志，时在1921年1月。该书及其内在各篇章一经面世，即引发中国学人的密切关注，明权（孔昭绶）、丰子恺、鲁迅、樊仲云等先后翻译了单篇或全本。其中，鲁迅的译本更受重视，个中原因，除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逐渐积累的盛名，作为国内最早刊行的全译本，以及译者本人的大力推介外，还与鲁迅将《苦闷的象征》作为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授课讲义有关。借助现代大学教育这一传播途径，无疑进一步扩大了该书的影响，也因此一直为当年的学生和后世的研究者津津乐道。其中，鲁迅在北京大学授课，始于1920年底（是年8月6日接到聘书，12月24日正式开始授课），直至1926年8月离开北京为止，期间“先是自编讲义，讲授《中国小说史略》，后又以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为教材，讲授文艺理论。”《鲁迅年谱》中的这段记述似可证明鲁迅在北京大学开设过两门课程——小说史和文艺理论（文学概论），其中前者显然更受关注。一方面，除北京大学外，鲁迅还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言学校、黎明中学、大中公学和中国大学等院校讲授该课程，听者众多，而且从1920年底首次开课起到1926年8月离京赴闽止，时间跨度长达六年之久。而文艺理论的讲授仅限于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两所学校，受众略少，开设时间则在1924至1926两年间，时长不及小说史的三分之一，其影响自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在鲁迅之前，国内大学从未开设过小说史课程，鲁迅的应聘不仅为北大增添了一门叫好又叫座的课程，更顺应了晚清“小说界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大力倡导小说之风潮，借助现代教育体制使小说逐渐由边缘走向中心，实现了对于文类等级秩序的重建。同时，鲁迅以自编讲义《中国小说史略》授课，打破了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终成一代名著，以之为依托，加上鲁迅在课堂上的精彩发挥，不断引发后世的追怀与阐释。相对而言，有关鲁迅以自译《苦闷的象征》讲授文艺理论的记述较少，各家回忆或语焉不详，或相互间偶有抵牾。本文力图借助相关史料，还原鲁迅讲授《苦闷的象征》的历史现场，并对其在现代中国文学史、教育史和学术史上的意义略加阐释。

一

文学概论（文艺理论）在北京大学的课程体系中出现较晚。在1902年颁布的《钦定大学堂章程》中，文学科目分为七科，“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理学，四曰诸子学，五曰掌故学，六曰词章学，七曰外国语言文字学”，与后世文学科目的设定相去甚远。次年制定的《奏定大学堂章程》有明显调整，中国文学门下设科目中有《文学研究法》一项，与后世“文学概论”课程在内容上略具关联，但远为浩繁驳杂，既涉及字体变迁、训诂、修辞、文体、文法等，还包括文学与人事世道之关系、文学与国家之关系、文学与地理之关系、文学与世界考古之关系，甚至还有文学与外交之关系、文学与学习新理新法制造新器之关系，等等，不一而足，差不多统摄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方方面面。这显然很难用一门课程加以涵盖，以致后来开设此课程的教师，大抵只能删繁就简。如清末民初任教于此的姚永朴曾刊行讲义《文学研究法》，依传统的文章学体系立论，择取了《奏定大学堂章程》中的该课程大纲的部分内容。蔡元培长校并延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后，北京大学的课程体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呈现学科属性的“文学概论”课程渐渐浮出水面。在《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2月2日刊载的《改订文科课程会议纪事》中，中国文学门课程中第一次出现“文学概论”，作为必修课，每周二课时。在一星期后刊载的《文科改订课程会议决议案修正如左》中，“文学概论”仍作为中国文学门的必修课，唯一的变化是周课时缩减为一。在同年年底颁布的《文科大学现行科目修正案》中，周课时又增加至三。课时的反复增减，体现出方案制定者对于该课程的举棋不定。而在1918年1月5日刊载的《文本科第二学期课程表》中，中国文学门所辖科目中新出现了一门“中国文学概论”，每周三课时，任课教师为黄季刚（侃）。这在同年4月12日刊载的《文本科第三学期课程表》中得以延续，并限定为一年级课程。可以判定，这一名为“中国文学概论”的课程即为前述《修正案》中设定之“文学概论”，加上“中国”二字，概源于黄侃以《文心雕龙》为教材，不涉及外国文论。黄氏此举于课堂教学与学术研究而言，均别出心裁，并由此促成名著《文心雕龙札记》的问世，却因独沽中国文论之一味而导致中国文学门声明该课程“当道冠古今中外，《文心雕龙》《诗品》等书虽可取裁，然不合于讲授之用，以另编为宜。”明显针对黄侃的授课方式。黄氏是否因此停止讲授“文学概论”，不得而知。但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该课程一直处于停开状态，确乎事实。事实上，1914年应聘北大的黄侃，次年即讲授《文心雕龙》，依托这部名著开设“文学概论”，可谓驾轻就熟。由于该课程是本科一年级的必修课，中国文学门出于规范性的考虑，希望任课教师提供更为系统全面的文学理论知识，本无可厚非，但因此中断了一门独具特色的课程，却令人遗憾。日后开设“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师可谓多矣，却难以促成《文心雕龙札记》这类学术名著的问世，不能不说有制度方面的原因。

黄侃于1919年9月离开北大后，“文学概论”仍未找到合适的教师。在1919年10月25日公布的《文本科中国文学系第三二一学年课程时间表》中，“文学概论”因此未能列入其中。而在次年10月修订的《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中，“文学概论”属于“本系特设及暂阙”科目，并特别说明“本学年若有机会，拟即随时增设”。这一状况直到1922年才获得转机，是年5月25日公布的《中国文学系教授会启事》声明：“本系现请张黄教授担任文学概论，戏剧论，外国文学书之译读（戏剧及诗），诸科。本学期先行讲授戏剧之译读。”张黄即张定璜（凤举）。“文学概论”虽然未能立即开设，但张氏受聘北大，使该课程重新拥有了任课教师。据北大《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记载，张定璜首次开设“文学概论”课程，时在1923年。在《指导书》开列的选修课名录中，有周树人开设的“小说史”。在之后两年的《指导书》中，两名课程仍分别归入张定璜和周树人名下，前者为必修，周课时三，后者为选修，周课时一。不过，这一情形仅仅持续了三个学年。查1926年《指导书》，两门课程均不在其中。综上可知，鲁迅在北大只开设过一门课程，即“小说史”。“文学概论”的讲授者或另有其人，或暂时告缺。在“文学概论”因缺乏师资而停开的1921—1922年，鲁迅正以自编讲义讲授“小说史”，即使在1924年秋以自译《苦闷的象征》为教材，也发生在“小说史”的规定课时之内，并非另行设课，而与张定璜讲授的“文学概论”同时进行，各司其职，更不存在以讲授《苦闷的象征》充作“文学概论”课程之可能。

在鲁迅使用《苦闷的象征》为教材的另一所大学即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其授课情况与北大近似。鲁迅于1923年7月接到该校（时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聘书，担任国文系小说史科兼任教员，直至1926年8月离京南下，期间一直在该校任教，讲授“小说史”。但据当时就学于女高师的陆晶清回忆：

鲁迅先生应聘担任女高师国文科二、三两班讲师，每周讲课一次，每次一小时，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三日星期六上午开始第一次讲课，课程名称是“小说史”。但在讲授《中国小说史略》之前，曾讲授过一学期多些时候的文艺理论，是以所译日本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著的《苦闷的象征》为教材，着重讲了“创作论”和“鉴赏论”两章。

校之以《鲁迅日记》，可知陆晶清所记鲁迅第一次授课时间无误。但在讲授《中国小说史略》之前曾以所译《苦闷的象征》为教材讲授文艺理论则存疑。在鲁迅开始讲授“小说史”课程的1923年10月，厨川氏的著作尚未出版，鲁迅不可能接触到这本书，更不可能着手翻译。陆晶清很可能记错了鲁迅使用教材的先后次序。可见，鲁迅应聘该校讲授“小说史”课，先使用《中国小说史略》，待讲完后，再以自译《苦闷的象征》为教材，而不是在“小说史”之前或之后另开设“文学概论”。

以上对若干史料加以爬梳和辨析，意在说明，鲁迅在北京各院校，包括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均只开设了“小说史”一门课程。在其他院校甚至没有以自译《苦闷的象征》为教材。“文学概论”在北大的开设虽然历经波折，但并未邀请鲁迅临时救场。鲁迅在“小说史”课堂上讲授《苦闷的象征》，绝非以此填补“文学概论”课程之空缺，或纠正黄侃只及“古”“中”、忽视“今”“外”之“偏失”。个中缘由，主要是《中国小说史略》已正式出版，不希望在课堂上照本宣科，而正在翻译的《苦闷的象征》恰逢其时，实现了对于这门课程的精彩延续。而日后鲁迅离京南下，在中山大学短暂的任教经历中，对于“小说史”和“文学理论”课程则分别讲授。

二

鲁迅于1924年4月8日购得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日文原版，同年9月22日开始翻译，至10月10日完成，历时19天。期间随译随将稿件交予孙伏园，由后者编辑，连载于《晨报副刊》。鲁迅1924年10月3日日记中曾记述：“得伏园信二函并排印讲稿一卷。”可见鲁迅在翻译之初即有将译稿作为课程讲义的计划。请孙伏园编印，既用于向《晨报副刊》投稿，又作为讲义发放给北大和女师大的选课学生。

鲁迅从1920年底开始在北大开设“小说史”课程，最初采用自编讲义，经油印本和铅印本，不断增补修订，并于1923年12月和1924年6月由新潮社分别出版《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至1924年秋，鲁迅已连续讲授了四个学年，依照刚刚出版的自家著作，可谓驾轻就熟。但讲义既然已经正式出版，学生不难获取，继续依照，难免自我重复。《中国小说史略》从油印本到铅印本改动较大，铅印本到新潮社初版本也有明显增补，此后各版本大多进行局部的调整，不再有整体性的修改。可见，该书至新潮社初版本，内容基本确定，用于课堂讲授也不易出新。何况，不乏有学生一而再、再而三地随鲁迅听课，这也促使鲁迅调整授课内容，在“小说史”的课程框架内，引入《苦闷的象征》，既涉及精神分析学和象征主义文艺理论，内容有所拓展，又依照厨川氏原书每每以小说为例证的写作方式，延续自家“小说史”课程以史实连结小说文本、理论牵引创作实践的讲授思路。加之讲授鲁迅当时密切关注、再三译介的厨川白村，更是别有会心。这从当年听讲的学生在日后的回忆中可略见一斑。

时为北京大学德文系学生和“沉钟社”重要成员的冯至回忆：

这本是国文系的课程，而坐在课堂里听讲的，不只是国文系的学生，别系的学生、校外的青年也不少，甚至还有从外地特地来的。那门课名义上是“中国小说史”，实际讲的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有人听了一年课以后，第二年仍继续去听，一点也不觉得重复。一九二四年暑假后，我第二次听这门课时，鲁迅一开始就向听众交代：“《中国小说史略》已印制成书，你们可去看那本书，用不着我在这里讲了。”这时，鲁迅正在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他边译边印，把印成的清样发给我们，作为辅助的教材。但是鲁迅讲的，也并不按照《苦闷的象征》的内容，谈论涉及的范围比讲“中国小说史”时更为广泛。

这段回忆提供了颇多可堪玩味的细节。对于鲁迅开设的“小说史”课程，学生最初可能是慕名而来，但能够吸引其反复听课，而且每次都有新的收获，证明鲁迅的授课之所以大受欢迎，并不是源于知名小说家的光环，而是言之有物且能够不断讲出新意。鲁迅使用《苦闷的象征》作教材，确实是因为《中国小说史略》正式出版。然而教材也仅仅是辅助或参照，更换教材并不意味着更换课程。以《苦闷的象征》作教材，对“小说史”有所拓展，但仍以讲授“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为基本内容，授课思路和方式没有改变。

在北大旁听鲁迅授课的许钦文回忆：

鲁迅先生在北京大学讲完了《中国小说史略》，就拿《苦闷的象征》来做讲义；一面解释，一面教授，选修的人很多，旁听的人更多。无论已毕业在各处做事的，或者未毕业在工读的，到了这一点钟，凡是爱好文学的总是远远近近的赶来，长长的大讲堂，经常挤得满满的。这在当时固然是很难得的关于文学的理论功课，而且鲁迅先生，同讲《中国小说史略》一样，并非只是呆板的解释文本，多方的带便说明写作的方法，也随时流露出些做小说的经验谈来。

作为小说家的许钦文，在听课时显然有所侧重，所关注的不限于理论，更在“写作的方法”和“做小说的经验”。这段回忆也证明鲁迅授课依照、却不依赖教材，能够结合历史、文化、理论、创作等因素不断延展和发挥。这种对于教材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的讲授方式，才是其吸引学生的魅力所在。

1924年下半年在北大旁听鲁迅授课的刘弄潮回忆：

鲁迅先生站在讲台前面。他神情沉着而刚毅，用夹杂着绍兴乡音的北方话，从容不迫地、娓娓动听地讲授《苦闷的象征》。他善于深入浅出地联系实际，如随口举例说：“如象吴佩孚‘秀才’，当他横行洛阳屠杀工人的时候，他并没有做所谓的‘诗’；等到‘登彼西山，赋彼其诗’的时候，已经是被逼下台‘日暮途穷’了，岂非苦闷也哉？！”先生的话音刚落，全场哄堂大笑不止，因为当时北京各报，正登载吴佩孚逃窜河南‘西山’，大做其诗的趣闻。

时在北京从事各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宣传工作，日后成为中共党史研究者，刘弄潮在1980年撰写的这篇回忆文章中，着力刻画鲁迅作为革命者的形象，涉及课堂举例也着重突出鲁迅讥讽吴佩孚的细节（个别细节似乎增添了革命话语的色彩），展现鲁迅面对封建军阀毫不妥协的斗争姿态，自是题中应有之意。但刘氏的回忆也体现出鲁迅授课不滞着于理论，能够结合现实、甚至时事充分发挥的特点，于回眸古代的《中国小说史略》如此，于关涉现实的《苦闷的象征》更如是。

时就读于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并在北大旁听的荆有麟回忆了鲁迅讲授《苦闷的象征》的若干细节：

曾忆有一次，在北大讲《苦闷的象征》时，书中举了一个阿那托尔法朗斯所作的《泰倚思》的例，先生便将泰倚思的故事人物先叙述出来，然后再给以公正的批判，而后再回到讲义上举例的原因。

这段回忆虽简短，却涉及鲁迅在授课过程中对于教材内容的处理。很显然鲁迅是尊重教材的，但又有明显的拓展，并注重保留自家判断。这样，教材既可以作为参考，避免授课时一空依傍，又不会对讲授者造成束缚。

同样作为北大旁听生的孙席珍对于鲁迅授课的回忆最为详尽。作于1980年的《鲁迅先生怎样教导我们的》一文，以极大的篇幅记述了半个多世纪前的课堂景况，而且将鲁迅的讲授内容置于引号之中，体现出保存“原话”的现场实录效果。若非孙氏记忆力极佳，就是有课堂笔记作支撑，并参考了鲁迅的相关著作。当然其中也可能不乏回忆者的踵事增华，但大意当不差，可供参考。孙席珍从1924年秋季开学起正式成为北大旁听生，旁听鲁迅授课，到1925年暑假为止，“整整一年，从未缺课”。恰好赶上鲁迅在“小说史”课程时间内以《苦闷的象征》为教材。在孙氏的记述中，包括鲁迅“由中国古典短篇小说讲到近代外国短篇小说”和讲授唐宋传奇时把话题引到对于“精神分析学”的批判：“近来常听人说，解决性的饥渴，比解决食的饥渴要困难得多。我虽心知其非，但并不欲与之争辩。此辈显系受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或为真信，或仅趋时，争之何益，徒费唇舌而已。”这些内容或与“小说史”相关联，或明显溢出了《苦闷的象征》的论述范围。据此不难判断鲁迅不仅在“小说史”课程时间内，还在其框架内讲授《苦闷的象征》，与讲授《中国小说史略》一以贯之。这样的课程，有史有论，而不囿于其中，时时向创作、向现实、甚至向每一位听众的灵魂深处弥散，给学生带来极大精神触动，赞之曰“先生给了我对社会和文学的认识上一种严格的历史观念，使我了解了每本著作不是一种平面的叙述，而是某个立体社会的真实批评，建立了我此后写作的基础和方向”，“大家在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并非过誉。

以上试图借助史料，还原鲁迅在“小说史”课程时间内讲授《苦闷的象征》的历史现场。从当年听课学生日后的回忆中不难看出，鲁迅在“小说史”课程中先后以《中国小说史略》和《苦闷的象征》为教材，两书一著一译，一涉及古代，一涉及外国，内容虽不同，但讲授思路、方法及背后隐含的文化精神却高度一致。如前文所述，“小说史”课程的开设，原本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作为新文化倡导者的鲁迅，借助大学课堂促进新文化的传播，无论是讲授小说史还是文学理论，其目的都是实现对于历史、社会和现实的贯通。这样，在文学研究与教学体系中各有侧重的小说史和文学理论，在鲁迅的讲授中获得了更大限度的融合。作为学者的鲁迅，在学术著作的撰写中追求严谨；而作为教师的鲁迅，在授课中注重学理，同时也融入小说家的艺术体验与现实关怀，从而避免了对于教材的过度恪守、亦步亦趋，而体现出在课堂上天马行空、自由驰骋的勇气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能力。同时，“小说史”作为选修课，也赋予教师更大的自由度，可以将自家的研究兴趣与心得、甚至在学术研究以外的成就——如小说创作——纳入课堂讲授的范畴中。这样更有助于发挥鲁迅的特长，促成因小说史研究而闻名的周树人和因创作现代小说而获誉的鲁迅在课堂上的“相遇”——作为小说家的鲁迅，观察小说史的眼光更为独到；作为小说史家的周树人，在小说创作中获得了新的艺术资源。这促成鲁迅的文学研究、教学与创作之间的互动，从而使课程超越了单纯的知识传授，实现了学院体制内外的融会贯通。

结语

综上可知，鲁迅以自家翻译《苦闷的象征》为讲义，既保证了《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后“小说史”课程的顺利进行，也借助大学课堂推动了厨川白村著作的传播。而《苦闷的象征》的翻译和讲授，意义不限于此。在该书译本问世的前后，鲁迅还撰写了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小说集《彷徨》和散文诗集《野草》中的部分篇章。《苦闷的象征》《中国小说史略》《彷徨》和《野草》虽然文类归属和现实功效均有所不同，但彼此间却存在明显的文本关联 ，体现出“互文性”的特质。这也促使对于作为讲义的《苦闷的象征》的研究，除对于历史细节的钩沉和事件真伪的辨析外，还具有深入探究鲁迅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文学文本世界的独特意义。将《苦闷的象征》作为一个关键性的文本枢纽，有助于考察鲁迅小说由《呐喊》到《彷徨》的演变、小说创作和小说史研究之互动关联、散文诗集《野草》的创生，以及《苦闷的象征》的翻译选择等问题，从而全面揭示这一错综复杂却又有迹可循的文本互动生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