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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督其过，死而哀怜其贤，世有昆弟者之恒情邪？若余之于君，吁可恸已。”这是光绪十四年（1888）陈三立追述亡弟遗事时发出的哀叹。此时，弟弟三畏告别人世业已两年，其子已释服，“遗腹女已能嬉戏弄枣栗”，身为长兄的三立却怎么也无法淡忘弟弟英年早逝带给他的彻骨之痛。痛定思痛，痛何如哉？弟弟三畏的猝死，可以说是陈三立光绪六年（1880）鼓盆之戚后，上天降临在他身上的又一次痛入骨髓的折磨。

与三立相比，三畏的童年要幸运得多。咸丰六年（1856）三畏出生时，竹塅一带已大体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凤竹堂前父亲中举时树立的旗杆，也很自然地恢复了从前的作用：不断激励着子侄们发愤图强，早日蟾宫折桂。为了尽早实现祖辈的梦想，三立六岁时便在父母的督促下正式开始了严格的学习生活。而三畏出生不久，祖母李太夫人念及夭折的次子观瑞，便提议将三畏兼祧观瑞之后。加上三畏生性警敏、顺于父母，所以自幼就得到特殊照顾。即使是家族代代相传的耕读之事，三畏也因身体羸弱，很早便被父母作了另外的安排。隐隐担心之余，家人自我宽慰道：一切俟其“自至”也。

三畏七岁时，也曾和哥哥一同来到父亲修筑于深山的四觉草堂读书，但从三立的追忆中不难看出，此时的三畏全然是一幅闹学顽童的形象。等到三畏真正懂事，这才幡然悔悟，一心向学，“蕲以发名成业，弭吾父母无涯量之思”。不料最终因漂泊早逝，未能一展其才，留下了无穷遗憾。

弟弟去世后，弟媳张氏（有目疾）和三个孩子一直由三立照顾。光绪二十四年（1898）冬，陈家自长沙迁徙南昌，张氏母子数人同船而行。二十六年（1900），三立移居金陵，张氏又携子女随行，以此才会有“郑叔夜”（陈三立影射名）耽于吟诗误入弟媳房中的笑话。而侄儿覃恪（陟夫）的教育、婚姻和事业，也一直由三立负责。

另一段同胞情，同样浸透着心酸的泪水。三立、三畏兄弟原本有两个妹妹，长妹名石龄，幼妹名金龄。金龄小三立六岁，“生而端好，机敏绝人”。“父与兄外归，施施迎于门，而乃奔告祖母：‘父归矣，兄归矣。’母病，守床隅，终夜不肯寐。群儿嬉，惊祖母、母寝，常呵止之。”“其殁也，得厉疾，以医弗良，遂不救。”死时，“年才三岁”。

金龄病死前，宝箴夫妇担心两个儿子哀伤致疾，于是“引之他室，再宿而还”。到了次日，甫一入门，三立、三畏就急切地问起妹妹的去向。面对兄弟俩的追问，母亲强装笑脸，“则曰：‘为长姑负去，经三年而后得归，后慎勿问，问则有神击妹，妹痛即不瘳’”。一心盼着妹妹早日返回的兄弟二人，从此“不敢复问妹”。妹妹一去无消息，小兄弟俩每次外出回来时，在门外却总能听见母亲的哭声。带着疑惑，更带着期盼，三立和三畏把对妹妹的思念藏在心里。

一转眼，几年过去了，直到三立即将入试州学的前夕，父母亲才把妹妹的死讯完完全全地告诉他。哀伤之余，三立忍痛来到妹妹的坟前哭祭。金龄的墓旁原来有一道清泉高挂于半空，“音如鸣球”，金龄落葬不久，四季常流的鸣泉竟然断流了，三立坚信那一定是妹妹的灵魂又回到了她依依不舍的亲人身边。

陈三立六岁时，已经和从姊德龄（伯父树年之长女）一起在邻近的村塾中寄读。每次上学，家中总是派一个健壮的男佣，将姐弟俩安放在左右肩膀上，一路欢声笑语而去；傍晚时分，男佣“又共负以归”。德龄与三立同年出生，兼之同窗数载，姐弟之间的情谊自然是“诸弟妹莫能及”。

十余年后，德龄与义宁州学生黄韵桐结为夫妇。怀远陈姓、黄姓，“通婚数代”。黄家向来穷困，三立之母黄夫人“岁时常资给之，曰：‘德儿愿默，绝可怜’”。德龄生子四人、女二人，幼子希咏最为娇憨可爱，时常被留在竹塅凤竹堂由黄夫人照管。

光绪二十三年腊月十八日（1898 年1 月10 日），黄夫人病殁于湖南巡抚官署。次年（1898）正月，德龄从义宁“奔数百里来哭”，“留数月”。不久，叔父和堂兄获罪遭遣，举家迁往江西南昌，德龄一路随行，同舟共济。抵达南昌后，又因为家里的两位主妇——三立之妻俞氏及儿媳范氏——相继病倒，德龄又多留了几个月。一直到将黄夫人安葬在西山，延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七月，德龄才辞别叔父一家。“将归，大哭连昼夜，别时遍与家人相向哭”；辞别叔父时，德龄更是拉着叔父的衣裾“拜哭，尤绝哀不止”。归途中路经黄夫人墓地，德龄“又往哭焉”。到家未及三月，竟“以病死”。噩耗传来，陈三立痛不欲生，联想到从姊临行前哭别众人的凄凉场景，这才醒悟到：“其哭也，果为之兆邪？将非复向者之病，而别有所大戚于心而死邪？”

手足情深，历来是义宁陈氏孝悌家风的重要体现之一。义门陈氏代代相传的家法三十三条、家训十二则，也一直被竹塅陈氏奉为圭臬。义门陈氏家训的第二则“笃友恭”有如下规定：“《诗》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盖以同气连枝根，夫天性当思手足之义，毋贻父母之忧，顾或听妇言而致参商，重赀财而伤友爱，是自剪其枝叶，何以庇其本根？既伤天和，必招外侮。吾宗子弟，如有以弟犯兄、以兄陵弟者，即经族长责处。”

义门远祖的事迹暂且不作挖掘，即使是陈三立曾祖辈的兄弟情已足以令人感动。三立之叔曾祖克调，“年二十时，读书去家六十里清凉山中，殊依恻，不忍别”，克调之兄克绳身携襆被相从，“与偕食息半岁乃还”。“别时犹相与惘惘，若适异域，盖友恭至性然也。”克绳兄弟将家从崇山峻岭间迁移到了较为平坦开阔的泰乡竹塅，自此才有“竹塅陈氏”之称，创业中的同甘共苦自然为同胞情赋予了特殊含义。子孙生活安宁、家道日渐殷实之后，年事已高的兄弟二人越发感念手足之情。克绳所居新宅与克调相距数廛许，两位老人“日扶杖数相过从，非大风雨不少间”。有时克绳刚告别弟弟，尚未踏进家门，回头又望见弟弟急匆匆地找上门来了。此情此景，许多年后仍在竹塅传为美谈。

克绳、克调棠棣之切，的确异乎寻常；记述这段往事的孙辈宝箴闻诸父老、刊诸墓碑，未必全然可信。不过，留存于竹塅四房分家关书里的两条协议，却让后人在分家析产的经济文书中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其一是对长房克绳的酬报：“父母年迈，弟辈幼稚，一切教读婚配，悉兄佐理调停，经营家事，甚费心力。一丝一粒，出入无私；不唯守成，且多添置。今奉母遗命，特酬长兄劬劳田租共五拾石。”其二是对三房克藻的扶助：“比日议定众共存有租谷三十五石七斗四升，目今因三房克藻家计略艰，众将零租五石七斗四升拨与克藻收管十年。十年之内，克藻积有赢馀，其租仍归众受；倘无赢馀，永付管业。”

义宁竹塅陈氏的手足情谊，很自然地延续到陈三立及其后代身上，甚而曾经被陈三立设计为“三纲”之外的第四“纲”——“兄弟纲”。据陈三立友人缪荃孙（筱珊）记载，三立曾称：“举世欲破三纲，吾欲加‘兄弟纲’益之，以为治家之法。”其时正当潮激波荡、新旧难容之际，三纲五纪遭遇亘古之奇变，保种保国之重压一如既往，陈三立依然主张“变其所当变，而不变其所不当变”，故而有此明显不合时宜之言论。陈三立并无标新立异之爱好，推究个中缘由，除却应激状态使然，“昆弟之恒情”应该是其如此立论的根源之一。

三立诸子皆擅文艺，长子衡恪与次子隆恪就经常以诗画唱和，兄唱弟和，如埙如篪。衡恪屡屡以自作的扇面精品任随隆恪挑选，还时常为弟弟精心制作石章、铜印。隆恪极其珍视长兄的书画，同时，因受长兄濡染，“工书法，偶兴至，亦染毫作小幅丹青”。

如果说翰墨情缘在诸恪的诗文中留下了缕缕清香，那么更为浓郁甘醇的还是诸恪之间的手足深情。隆恪留存于世的千余首诗作中，陈声聪《荷堂诗话》于“其为兄弟家人作者数首”情有独钟，也正是缘于从中可见“其性情之真”。即便是看似不食人间烟火的陈寅恪，于手足之情也同样刻骨铭心。

民国三十五年丙戌（1946），隆恪由庐山牯岭赶赴南京，与暌违九载的弟妹同聚于萨家湾妹倩俞大维家中。乱后重逢，悲喜交集，劫后余生的兄妹六人摄影一帧，永志哀乐。寅恪每于饭后建议道：“我们一道去‘煮粥’吧。”“煮粥”者，谓“话家常时之唧唧咕咕声如煮粥”。于是，“择一静谧之室，六人围坐，共话家常”。寅恪行六，“六弟”屡屡见于隆恪诗中。1949年（己丑）之后，兄弟相见日稀，栖息于上海的隆恪对于流落各地的弟妹依然牵挂不已。1950 年（庚寅），寅恪自广州寄示新诗，隆恪依韵和作。次年（辛卯）春，隆恪又有诗笺远赠广州，抒写白头人同病相怜之意。而1952 年（壬辰）隆恪所作《病榻书寄诸弟》尤能代表诸恪此时的共同感受，诗云：“不识家乡各散飞，笑人局促赋来归。沉疴已负肱三折，万语难凭手一挥。禅智山光今日累，匡床夜雨此生违。荔枝垂实樱桃熟，更想鳊鱼缩项肥。”1960 年（庚子），寅恪仍有《题先大兄画桂花册》等感念手足情谊的动人诗篇。

（选自《陈寅恪家史》，东方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